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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之一，在学科萌芽的时候就已经产生 [1] 。早在1896年，路易-保尔·贝茨在其论文《关于比较文学史的性质、任务与意义的批评研究》中指出，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评价问题：“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相互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 [2] 虽然彼时尚不存在“形象学”这一专门的术语，但贝茨的具有“起源”色彩的意义描述，至少表达了关于后来的形象学三重内涵。
首先，异域形象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或原初学科规划的一部分，因为它思考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如何互相理解的问题。借用狄泽林克的话说，就是：“何况这里所说的实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作为一种可能的比较文学专门研究，它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见之于本学科的发展设想。”
这种“天然”的“比较文学性”，暗示了作为研究领域的形象学的未来，将与比较文学学科一样，有一个开放而包容的视野，甚至其领域边界最终会模糊到消亡的地步。这在当代诸多学术实践中，已成为事实。所以，刻意地把形象学的领域边界划定并局限在可见的“……形象研究”，将对形象学造成扭曲和窒息。形象学的领域身份不必冠以“……形象研究”的标签，正如在当代比较文学的前沿思考里面，既不见“比较”亦不见“文学”一样。
第二，贝茨的界定，明确了异域形象研究的基本要点。“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这一组彼此对立的表述的潜台词是：形象是流动不居的，不同的言说立场上可能呈现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形象。那么，形象学的要旨即在于逆向思考：何以有如此形象，形象背后的话语结构如何，而不是顺向追认某种形象/民族性为何。因此，从跨文化对话的角度看，形象学是批判性的、反思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是辨析、梳理、提炼、概述某种文本里面的异域形象，真正的形象研究事实上还没有开始。如果一项形象研究在此止步不前，将是对形象学最严重的误解。这可以视为形象研究的最基本，也是最严苛的尺度，还是该领域在其开放包容的当代姿态中，最为斤斤计较的一面。
第三，贝茨的表述暗示了异域形象研究的两种学术范式。就贝茨的论述本身所呈现的知识立场而言，显现出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真伪区分——“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这的确是形象学起步时的研究范型。该表述在一系列二元对立项中陈述一民族对他民族形象的认识，前提是假设了一种绝对客观的认知尺度，在此前提下对形象进行分类处理，形成真伪两大类别。但是，这一区分依赖的前提和尺度，似乎在这种表述模式中也面临着坍塌的窘境。比如，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指责”、“抵制”、“歪曲”、“不理解”和“虚与委蛇”属于“伪”的类别，而且是可证“伪”的，那么，这一证“伪”的过程势必依赖了与其相对应的一系列对立项，“赞赏”、“接受”、“模仿”、“理解”与“口陈肝胆”。但这一系列具有肯定意义的对立项也必须是可证“真”的，才能属于“真”的类别，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不证自明的，否则就是在滥用双重标准分别对待形象所再现的“真”和“伪”。“伪”尚可在“真”的对照下被证“伪”，但“真”就不能再折返“伪”作为对立面来证“真”，因为这在逻辑上属于自我循环，在效果上是对“伪”的重新确证。那么，“真”该如何证“真”？所以，无法自明的“真”也终将是“伪”，但这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早期的异域形象研究似乎多在真伪的二元框架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形象进行价值辨析，区分某种形象是某个文化群体的真实反映还是蓄意歪曲，这种学术范式坚信语言及其他媒介是透明的，经验是可靠的，叙述是客观的，因而形象是再现的。这种研究立足于假定的真实和正确，批评某种被扭曲呈现的民族形象，以表达身份政治的诉求。
当“真”自身也无法外在于以真辨伪的逻辑而自足，再往前一步，“真”就会显得十分可疑。因此，贝茨的表述暗隐的自反性逻辑本身，又预示了此后的形象研究终将摒弃囿于真伪之辨的研究范式。对纠缠于真伪之辨的反思与超越，需要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知识系统作为依托。有着近乎“天然”的“比较文学性”的异域形象研究，与学科一道发端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确立的时代，在根源上就被深刻地植入了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想。早期形象学研究的真正命题是确立观察的（民族）主体，即谁在观察谁或谁被谁观察；与此相应，其知识立场则是一种现代的、经验的形象真伪区分。假定存在着某个确真的民族形象，并以此辨别被歪曲的形象，事实上依赖的是符号系统中，能指、所指和被指涉之间完美连续的一致性。
彼得·伯克曾区分了“信息”和“知识”这一组概念：“用‘信息’一词来特指相对‘原始的’、特殊的和实际的，而以‘知识’一词表示通过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
这一区分对当代的文献认知尤其重要，曾经被视为“信息”的东西，后来可能发现它们其实不过是“知识”。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真伪”研究范式中，形象是作为客观、可靠的信息而存在的，其中被指涉的民族是可以真实在场的。这种一致性至少在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开始松动，但它真正得到质疑，则是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兴起之后。既有的饱含民族国家热情的欧洲中心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多元文化批评理论的兴起，受到了有力的挑战。指涉的中断与延异（différance）
[3]
的运作，成为语言和意义的条件时，表征（representation）就出现了危机。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开始深刻反思既有的知识范式，在观念与方法上求新求变。比较文学形象学亦不例外。在这一知识脉络中，形象学研究的知识立场从此前的现代的、经验的形象真伪区分，转向对表征本身的分析，异域形象开始作为“文化他者（other）”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此类研究不仅不再关注形象真伪，而且把形象视为一种人为的知识（状况），其中无所谓真伪，需要思考的是异域形象中被投射了观察者的何种文化心理；与此同时，异域形象中被指涉的民族是不在场的。
中国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发展，基本与西方同步，同样也经历了从真伪之辨到表征分析的范式转换。自20世纪20年代始，陈受颐、郑振铎、钱锺书、方重、范存忠等前辈学人的开拓性努力和建树，逐渐使形象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形象”研究作为当代中国诸多人文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正是人文专业对时代命题的一种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应中国的经济崛起与中国进入全球化国际秩序引发的文化焦虑，以及媒介批评理论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思潮旅行至中国，域外的中国形象研究遂成为人文学界的学术热点之一。前者作为核心问题，后者作为理论方法，域外的中国形象研究与相关著作的翻译热潮大范围波及了传播学、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与国际汉学等诸多领域，甚至在政治学与法学界也出现了相关研究。因域外，特别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现代中国文化反思、文化自觉以及文化输出等重大战略问题，它将继续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最热门的学术领域之一。在比较文学界，研究者们探讨西方不同国家文学的中国形象，乐黛云、孟华、钱林森、王宁、刘康、方维规、卫茂平等学者，都对该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波关注域外中国形象的学术热潮中，起步较早、成果较多的当属周宁的一系列研究。周宁从观念史层面，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做出了全面而系统的意识形态分析。周宁系列研究中体现出来的鲜明的问题意识、系统的理论方法、恢宏的全球视野以及清晰的跨学科分析框架，使之成为林林总总的形象学成果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从而受到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瞩目。
周宁对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八卷本《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于2004年在学苑出版社出版
[4]
。这八卷著作分别讨论了从13到20世纪西方不同时代不同主题的中国形象以及跨越不同时代的中国形象的四种刻板印象或原型。这套著作中的每一本都由导论和文选两大部分构成，前者系统分析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某种中国形象的主题类型的意义结构与演变过程，后者选译了13到20世纪末期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形象论述文本。该丛书出版后，受到国内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界的关注和好评，被认为是中国形象学的奠基之作。乐黛云教授在第17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的发言《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高度评价：“这部巨著相当全面地汇集了有史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们所塑造的各色中国形象，为形象学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上下卷面世，意味着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已经走向理论的自觉，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思想立场、理论方法与学科范型基本形成。这部著作中，周宁提供了一种形象研究的历史格局与逻辑框架，继续深入、系统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揭示其中稳定的、类似于类型或原型的文化程式，并且进一步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研究中国形象，探讨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自我的“他者”参与构建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解释中国形象生成的潜在机制与意向结构。魏敦友曾高度评价：“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对理解中国最为有益的著作。它可以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汪晖教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相映成辉，都是当代中国自我理解最为成功的著作。”
如果说《天朝遥远》的重心在于从西方七个多世纪的中国形象史中纵向梳理出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六大形象类型/知识范式，并解析其生成与演变机制，那么，2007年的《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
重心则是思考西方的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横向的世界的中国形象网络的形成机制问题。在《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的“前言”里面，周宁细腻、深入地绘制了一幅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图谱，并且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探讨了这一“形象图谱”与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结构的关系。周宁认为，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周宁提出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三个相关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2011年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
则继续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思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问题。并且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形象跨文化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进行系统地清理、总结、深化，并拓展出跨文化形象学的三组问题，即西方的中国形象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问题，以及域外的中国形象塑造与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塑造的问题。至此，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问题、知识立场与研究范型得以确立。
[1] 关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历史，中外很多学者都做过梳理，笔者在此不再重复。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下列各有侧重点的研究：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25页；Leerssen Joep.“Imagology: History and Method”. Beller, Manfred andLeerssen, Joep eds. Imagology :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A Critical Survey . Amsterdam: Rodopi, 2007: 17-26；以及笔者在为《文化研究》第42辑“跨文化形象学”栏目撰写的“主持人语”中，对形象学观念与方法变迁做出的粗线条勾勒。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4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8-79页。
[2] ［德］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3] “延异”描述了指意实践中的符号“在区分各延迟的代替链中无休止地自我脱位”的运动。See Dreeida, Jacques. Margins of Philosophy .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26.
[4] 具体包括《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世纪中国潮》、《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孔教乌托邦》、《第二人类》和《龙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