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正教会

俄罗斯东正教会是世界上现有最大的地区自主教会，是俄国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最重要体制之一。自988年古罗斯接受基督教（1054年后为东正教）洗礼以后，它在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职能。“最高政权由神授产生”（沙皇登基必须通过受膏仪式）的思想促进了大公政权和沙皇政权的巩固。俄罗斯东正教会于1448年获得了自主权，1589年确立了牧首制。拜占庭衰败以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实际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阶组织机构是消除中世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古罗斯封建割据和形成政治团结一致的重要因素。信仰和崇拜活动及家庭日常生活和劳动由东正教教历规定了统一体系，促成了俄国信奉东正教的各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形成。中世纪古罗斯教会的执掌者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这对保持社会和睦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当时，大公文书通常以“受我们父—总主教的祝福……”开头，并且末尾要有总主教的签名和盖章。总主教在国家事务中起着调解者的作用。在金帐汗国统治时期，总主教们在莫斯科公国大公统治权封诰这件事上也鼎力相助。从16世纪中期起，总主教（1589年起改称“牧首”）和主教受邀进入沙皇杜马并出席国民代表会议，城市的军政长官在遇到重要问题时要与教区主教商量，市民在受到官吏的欺压时也会向主教寻求护佑。17世纪下半期教会陷入分裂状态，彼得一世进行宗教改革，废除了牧首制，终止了教会自治的大公会议制度，建立了服从于国家行政机关的至圣主教公会。

自东正教会产生至彼得一世18世纪初期的改革这段历史时期，以主教为代表的东正教会始终是世俗政权的独立程度不同的伙伴。教会的这种作用是由它的财产状况和司法特权决定的。从12世纪中期起，教会就开始拥有动产和不动产，包括土地，主要来源于公们和大贵族的赐予、富有剃度修士的捐助以及教会自己的财产。与此同时，教会还拥有庞大的司法部门，以往基于普通法律审理的案件（主要是家庭婚姻关系）也进入它的监管范围之内。教会所在地区居民的所有案件都归主教法庭来审理，包括教会全体工友以及寡妇、残疾人、乞丐等需要教会物质救助之人的案件。教会的财产状况和它的法律豁免权，使其成为独特的“国中之国”，从15世纪起，这与形成政权统一中心的需求间的矛盾日渐尖锐。莫斯科大公和俄罗斯沙皇（从16世纪中期起）逐渐压制了教会圣统的反抗，限制了教会修道院占有的土地数量。而从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颁令之时起，教会的土地开始实行国有化。1648—1649年国民代表会议做出决定：法律的准则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教会神职人员，每个人都应按照世俗法律的民法和刑法进行审理和裁决。不过，沙皇政府的这一决定只有到18世纪初期彼得一世改革时才完全执行。依据彼得一世对教会管理的规定，主教法庭只有审理违背信仰的罪行的权力。教会的此项司法职能一直保持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

随着经济独立性的丧失和法律特权的取缔，教会从国家的伙伴变成了它的仆从。牧首制被废除，教会机构成为“东正教信仰部门”。1721年取代牧首制的至圣主教公会实际上成为了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彼得一世宣称他是教会的最高裁判者。保罗一世将神职人员视为特殊的官吏，鉴于他们也在为国效力的岗位上，因此决定对他们实行勋章授予政策，这使得神职人员有权获得世袭贵族的爵位。尽管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地区教会的教堂在古罗斯、中世纪和近代在俄国人的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教堂不仅是宗教的，而且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中的所有最重要事情都与堂区教堂相关联，当局的所有最重要决定也都在这里宣布；贸易活动使用的尺和秤的标准样件都保存在大教堂里；教堂门前的广场是人们聚集和商讨各种问题的场所。后来，教堂附设了学校和养老院。堂区教民的生活还与土地所有者和村社密切相关。土地所有者经常推荐自己的奴隶去做司祭，名义上称其为自由人，村社通常都会将其作为候选人。这样一来，堂区司祭选举的人选就局限在神职人员和他们的后代范围内。堂区神职人员的物质生活一般都很贫穷，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土地所有者或村社划分给他们的份地，还有教民为圣事、复活节、圣诞节和其他大节等缴纳的钱或物。由于神职人员数量过多，他们之间经常会有竞争。农村和部分城市的司祭通常文化水平低下，有的甚至不识字。他们在主持圣礼时只凭记忆，而不讲道。有文化修养的司祭和辅祭逐渐开始承担某些社会职能，诸如参加村社法庭审判，以村社的名义向当局递交呈文，其中辅祭还会为村社起草国民代表会议的文书。从18世纪初期起，教区的神职人员逐渐成为封闭的享有特权的阶层，越来越脱离教区的信众。教会的职位由选举变为继承，到19世纪则由主教区主教直接任命。神职人员脱离教民还引起一个后果：他们实际上是在为国家供事，必须承担实质上由警察承担的职能，向当局禀报堂区教民政治方面的不法行为，包括他们在忏悔时所说的事实以及种种越轨行为等。东正教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歪曲了教会宗教使命的意义，用形式上的礼仪偷换了真正的宗教生活，造成了对宗教的冷淡态度和怀疑论的广泛流行，促使一些教徒成为分裂派或异端。这一切导致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教会出现的深刻危机。

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中，修士生活是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修士生活的使命是完成重要的社会道德职能—成为高尚道德原则的承载者，将这些原则从学说的理想标准转化到现实生活层面，为人们提供道德定向标，促进社会的精神升华。俄罗斯东正教修士苦行修道的典范为洞窟修道院的费奥多西（11世纪）、拉多涅日的圣谢尔盖（14世纪）和萨洛夫的圣谢拉菲姆（19世纪）等。但不可否认，修道院和修士的灵修生活中充满了人的宗教理想与尘世物质生活享乐诱惑的悲剧性冲突。从14世纪起，修道院远离城市，迁到僻静的无人之地，可以说是俄国开拓无人地区的先驱。由于修道院的土地免征税，那里很快就住满了农民；又由于修道院从国家和大贵族那里获得了许多经济支援并善于合理组织各种生产和致富活动，16世纪东正教的修道院已成为俄国的强大经济力量，其所占有的土地已占俄国农业用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修道院这种理想和务实精神的最忠实体现者是禁欲派的修士，如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尼尔·索尔斯基和伊凡·帕特里克耶夫等。与他们形成对照的是修道院里那些贪欲很强的修士，他们是约瑟派。最终，约瑟派占了上风，因为他们的主张更符合教会作为社会机构的作用。由于国家对农业用地和财政收入的需要日渐增长，政府开始限制修道院的占地面积，并且减少了修道院的数量。在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关闭了约500座修道院，相当于其总数的二分之一。但到了19世纪，尤其是下半期，修道院又得以复兴，到1917年总数已达到816座，修士和见习修士约有103 000人。

教会在古罗斯精神文化和教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它的文字可能出现在10世纪初，图书文献只是随着接受基督教才产生。11—12世纪之交，在翻译教会书籍的同时，也开始翻译世俗的希腊文献。12世纪初期，古罗斯第一部编年纪事文学《古史纪年》问世。随着接受基督教洗礼，古罗斯产生了书本知识，它首先满足了教会的需求。11世纪中期，基辅索菲亚大教堂已经收集了许多书籍和文献，可以说，这里形成了古罗斯图书馆最早的雏形。基督教在古罗斯的传播还促进了教堂建筑业的发展，带动了造型艺术（圣像、壁画、马赛克等）的广泛应用。金帐汗国的统治给古罗斯的宗教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所以，14—16世纪俄罗斯展开了对已中断的传统文化的恢复工作，此时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画家和圣像画师等。17世纪的宗教文化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教会开始失去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世俗的现实主义情调渗入到教堂的艺术中。尽管如此，教会不仅保持而且强化了在民众教育方面的作用，18—19世纪的教会教区学校是普通民众孩子受教育的主要形式。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传教士活动。它的规模和性质一方面与国家对新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开发相关，另一方面还与传教士的数量和质量有关。15—17世纪传教士在一些地区和民族，如伏尔加河沿岸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东西伯利亚的佛教徒和北方的萨满教徒及多神教徒中，强制性地进行布道活动，迫使他们接受东正教洗礼。拒绝接受洗礼的人会被赶到特殊的村镇里去居住，接受洗礼的人则享受免于纳税和赋役的待遇，以及许多其他优惠。这造成了一种假相：许多人都皈依了东正教，信徒数量大为增加。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有一些人公开进行反抗，甚至聚众起义，如众所周知的伊凡·博洛特尼科夫领导的起义（1606—1607）和斯捷播·拉辛领导的起义（1670—1671）等。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传教士活动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传教士团要按地区一站一站地进行活动，如高加索、西伯利亚、阿尔泰和外贝加尔等地区。1814—1823年东正教礼仪书和《新约》已翻译成鞑靼语、楚瓦什语、莫尔多瓦语、卡尔梅克语和卡累利阿语等。同时，传教士团还担负了重要的社会职能：在自然条件允许的地方帮助人们定居，教他们种植蔬菜和饲养牲畜；为非俄罗斯教徒的孩子开办学校，运用他们的本族语言进行教学，同时教他们俄语；建立医院和疗养院；等等。这样一来，传教士们促进了俄国各民族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一体化，为加固俄国的多民族社会提供了精神思想前提。

在苏维埃政权时代，东正教会不仅失去了国家地位，而且完全丧失了从事传统宗教和社会活动的可能。尽管如此，对于相当多的居民而言，它依然是道德权威、文化民族传统的承载者和人民历史记忆的保存者。这一切在卫国战争年代有特别鲜明的表现。近几十年来，人们对教会作用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他们希望教会在后苏联时期的精神复兴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对俄国传统价值的重建产生决定性影响。

但与此同时，教会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众多教区活动的恢复需要大量神职人员，而俄国目前没有这样的储备；教堂的凄惨状况给教会带来物质财政方面的困难，并且教会还未准备好同其他基督教教派在传教士活动领域的竞争；社会上的民主化对教会生活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削弱了教会的戒规，降低了圣统的威望，有些神职人员离开自己所在的教会而进入另一个司法管辖范围的东正教会，包括境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苏联的解体引发了教会的离心倾向，在一些重新成立的主权国的领土上，逐步建立起脱离莫斯科牧首辖区的民族教会组织，诸如隶属于基辅牧首辖区的乌克兰东正教会、爱沙尼亚使徒东正教会，以及试图归入罗马尼亚东正教会管辖的摩尔多瓦的一些教区等。俄罗斯东正教会把当今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等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人心灵的疾病，因此，教会的使命首先是人的宗教道德复兴。在目前四分五裂的社会环境中，教会应成为和解和凝聚的力量，而不应该只支持哪一派政党及其运动，也不应该倾向于哪一种国家制度。教会现在正积极地恢复和发展各种传统的社会活动—教育、慈善募捐和生产等。为了有效地保证这些活动顺利进行，莫斯科牧首辖区成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其中包括：宗教教育和教义阐释部，其宗旨是协助主教区建立东正教儿童和成人教育体系，为实现宗教启蒙教育培养教师并从事出版活动；教会慈善和社会服务部，其宗旨是为难民和被迫移民的人、自然灾害受难者提供帮助，组建募捐机构，协调主教区的社会工作；军队和司法机构协作部，其宗旨是协调恢复忠实为国家服务的传统工作，为退役老兵、战争牺牲者家属等提供社会援助，组织神职人员去军队探望信仰东正教的官兵，以及去劳教机构探望劳改犯等。为了保障教会社会服务的最大效益，莫斯科牧首辖区还与许多联邦机构，如卫生部、教育部和内务部等签订了合作协议。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东正教会同俄国其他宗教组织一样，经历了一个全面复兴的过程，建制更加完善。从2002年出版的权威性工具书的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1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会共有130个主教区（1989年仅有67个），13 000多个教区（1988年仅有6 893个），569座修道院（1980年仅有18座），其中有两座—圣阿封山上的庞德雷蒙男修道院和耶路撒冷近郊的戈尔年斯基女修道院—在国外。俄罗斯有120个教区分布在国外，它们组成了3个监督司祭管区和5个主教区。到本世纪初，俄国已有5所神学院（1991年仅有2所），30所神学校（1988年仅有3所），45所宗教学校（1990年以前没有此类学校）；新开设了2所东正教大学和1所神学院，3所主教区女子宗教学校；此外，还创办了7所教义师学校、3所女诵经士学校、11所合唱指挥学校、4所圣像画绘制学校和分部，以及仅在莫斯科开设的123所教会堂区礼拜日学校。传教活动和出版活动也在积极展开。

直至今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首领依然是莫斯科和全俄牧首。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历史上共有16位牧首。1990—2009年担任第15任莫斯科和全俄牧首的是阿列克西二世（阿列克西·米哈伊洛维奇·里季格尔），在他谢世以后，由基里尔（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贡佳耶夫）于2009年2月1日继任莫斯科和全俄牧首。 GsIS/6wszJsRikltORvV4A4vnYBFuQNDN5/9AHpiIacJGaD01QgmGAgTHbcKox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