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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的小亚细亚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实力强大的城邦已不满足于仅控制本城及周边的土地，而是通过军事同盟、合邦（sympoliteia）等多种外交和军事手段吞并小城邦或将中小城邦收拢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尤其在小亚细亚的地中海沿岸一线，随着罗马于公元前191——前190年联合当地盟友大胜东方的塞琉古王安条克三世，罗马的两个盟友别迦摩（Pergamon）和罗德斯（Rhodos）大致以迈安德罗斯河（Maiandros，今土耳其中部大门德雷斯河[Büyük Menderes IrmağI]）为界，河北归别迦摩控制，河南属罗德斯势力范围。 [1]
但这样的划分却让迈安德罗斯河沿岸的几座城邦陷入权力真空。因山路不顺，别迦摩的势力很难深入此地，只能依靠刚刚从安条克三世手中得到的萨摩斯岛隔海对河口施加影响；在南方的罗德斯虽然在海上与河口的米利都（Miletos）常有联系，但立足未稳。而在河口的城邦米利都本身也因海上贸易、控制附近的宗教圣所狄底玛（Didyma）以及掌控丰富的雇佣军力量而维持一定的独立势力。在河流上游，同样颇具势力的玛格涅西亚（Magnesia）则和米利都关系不睦，并且拉拢了和米利都隔海湾相望的经济重镇普里埃涅（Priene）。在这个罗马及其盟友逐渐掌控整个小亚细亚西部海岸的大背景下，米利都希望拓展自己的势力，就不得不在远处迎合罗马和罗德斯两大势力，在近处利用多种外交技巧，对周边其他城邦施加压力或予以拉拢。本文选译的史料就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本文涉及的另一座城市名为赫拉克莱亚（Herakleia），因希腊世界有多处同名的城市，通常因其坐落于拉特墨斯（Latmos）山麓而被称为拉特墨斯山下的赫拉克莱亚（Herakleia at Latmos）。该城是米利都所在拉特墨斯海湾最内侧的一座城邦。在米利都扩张自己海上影响力的背景下，海湾南岸的伊俄诺波利斯（Ionopolis/Ionia Polis）和北岸迈安德罗斯河口的密乌斯（Myous）两座城邦均在公元前3世纪末被并入米利都辖境。这两处领地南北连线，挟制了赫拉克莱亚的出海口；但也让米利都领地之间的陆路交通必须通过赫拉克莱亚领地，海路船运也要被赫拉克莱亚收税。与此同时，赫拉克莱亚也沿着拉特墨斯南麓一线不断扩张，威胁了米利都的领地和盟邦。考虑到这份铭文的和约性质，米利都和赫拉克莱亚应该是因领土争端等原因起过冲突，但在罗德斯的调解下达成了盟约。
图1 米利都及迈安德罗斯河口附近诸城邦 [2]
图1中重要城邦及地理术语译名
Milet 米利都 Priène 普里埃涅
Myonte 密乌斯 Mylasa 密拉萨
Samos 萨摩斯 Didymes 狄底玛
Iasos 亚索斯 Tralles 特拉勒斯
Mer Égée 爱琴海 Latmos 拉特墨斯山
Cerd Osman kalesi / Pidasa （古）皮达萨
Iôniapolis 伊俄诺波利斯
Héraclée du Latmos 赫拉克莱亚（拉特墨斯山下的）
Magnésie du Méandre 玛格涅西亚（迈安德罗斯河畔）
Méandre 迈安德罗斯河
Golfe Latmique 拉特墨斯湾
本铭文是一份两座城邦间签订的合约，其中规定了两城公民都可以在满足一些要求后分有另一城邦的公民权，可以参选、任职、获得公民才能获得的免税或优惠税率，获得另一城邦协助管控奴隶等。这种在城邦层面上规定的大规模公民权共享，在铭文中被称为“同公民权”（isopoliteia），并是赫拉克莱亚对整份合约的总结词。这种“同公民权”合约在米利都共有至少七例。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末，“同公民权”合约也出现在小亚细亚西海岸、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尤其克里特岛上各小城邦、希腊中部的埃托利邦联（koinon tōn Aitōlōn,Aitolian League）均有丰富案例。但“同公民权”文本的地理分布并不平均：伯罗奔尼撒半岛至今未发现“同公民权”协定，即使这里和克里特的地缘政治结构很类似；即使在碑铭文本最为丰富的雅典，最多只有三例能被框定为“同公民权”协定，并且这三例的另一方都在小亚细亚。
[3]
另外，几乎只有波里比阿一位传世史家提到了类似的政治实体间交换公民权现象。
但他似乎把“合邦”、“互不侵犯”（asylia）等在铭文上有区别的概念混淆起来。我们因此无法确定他所说的 isopoliteia 是否就是我们在铭文上看到的“同公民权”。
[4]
总之，“同公民权”这种政治举措，与其相关的史料几乎完全出自希腊化时期的碑铭，并有较强的地域性。
为什么希腊化时期的这些城邦要和其他城邦分享公民权呢？我认为，分享公民权是城邦“软政治”的手段之一，亦即城邦可以利用这些不属于军事威慑或土地割让的手段，在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际关系舞台上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影响力。对于一些小城邦来说，扩展公民权的范围，尤其是互相减免税赋，对当时日渐发展起来的区域贸易和规模农牧业至关重要。另外，能够获得另一方公民权的往往在本城地位较高、比较富庶，这些人如果能承担两座城市的公职，就能为两座城市都带来不菲的收入，对这些富有公民来说也能增强其地区影响力。克里特岛内诸多小城邦之间的“同公民权”协定，往往同时也涉及土地、官职或税赋方面的规定，很可能就是出于这种原因。
[5]
两座地理距离较远的城邦签订“同公民权”协定，可能会让双方公民把对方城邦作为贸易口岸，或者在一方陷入地方冲突时出力或出兵。
希腊拓殖时期相互有联系的两座城邦，在希腊化时期签订“同公民权”协定时，也常会援引两座城邦既有的历史亲缘（oikeiotēs），并因此建立双方稳定的经济政治联系，甚至构成形式上的血缘同盟。例如，米利都的竞争对手玛格涅西亚在公元前3世纪末和“克里特邦联”（koinon tōn krētaieōn）签订了“同公民权”协定。在文本中，“克里特邦联”构建了一套关于玛格涅西亚建城的虚假历史，以时间倒错的历史叙事为基础，应许玛格涅西亚以“同公民权”。
[6]
米利都似乎同样很重视软外交在扩大势力时的作用。与其他城邦签订“同公民权”协定不仅能获得实在的经济收益，更能作为一种外交工具或谈判筹码，用来确认与友邦的盟友关系，或者用来缓解与邻邦的紧张关系。毕竟，“同公民权”也可以是一种让利，比较强大的米利都人可以借此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好处。例如，米利都人早年在北方建立了城邦基齐科斯（Kyzikos）、在马尔马拉海中岛上建立了城邦基俄斯（Kios），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米利都和当时因扼住海上通道而颇具影响力的基齐科斯和基俄斯分别签署了“同公民权”协定，并诉诸“祖传”（kata ta patria）的友好关系。 [7] 当时，基俄斯面临经济困境，便提出以让自己的公民能成为米利都公民为条件，让米利都免除一笔宗教贡赋（phialē）。米利都欣然同意了前者，但以需要敬奉神为由，只让基俄斯缓期交钱。米利都利用“同公民权”谈判这一筹码，稳固了自己在北方马尔马拉海的政治影响力。
即便雇佣军已经十分流行，但公民在希腊化时代仍然是重要的兵源。因此，“同公民权”也同样意味着两座城邦之间至少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军事互信。毕竟，签订“同公民权”协定就意味着自己的公民兵中会出现另一座城邦出身的公民。在克里特，城邦之间的“同公民权”协定通常是军事同盟协定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小亚细亚不大常见， [8] 但米利都似乎是小亚细亚的例外。本文协定中的第一条就涉及军事同盟（symmachia）：米利都和赫拉克莱亚都与罗德斯有军事同盟，因而它们之间也要共有敌友（auton echthron kai philon），倘有一方被攻击，另一方得出兵援助。但比这份铭文早将近四十年的公元前215/前214年，当赫拉克莱亚威胁其东南方的城邦密拉萨时，密拉萨向米利都提出了“同公民权”协定，以牵制赫拉克莱亚的扩张；而这对米利都来说也是好事，后者也因此向密拉萨提供了宗教优先权（proedria）。 [9] 密拉萨人因此得以加强自己的海上贸易，而米利都也能更容易推进自己在南方的影响力。
总之，米利都灵活运用同公民权这一外交措施，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前2世纪初扩大了自己的地方影响力，与诸多城邦维持了长期合作关系，并在其中获得了不少权益和潜在权益。 [10]
这份铭文有纪年：“时值墨南德洛斯为桂冠官之年，陶瑞翁月；得墨忒里俄斯在赫拉克莱亚（之年）后第十四个神之年，伽墨利翁月”（25—27行）。和诸多希腊城市一样，米利都和赫拉克莱亚都以“某人为桂冠官之年”的方式纪年，但现存的米利都桂冠官名录（Milet I,3,n°122-128）和赫拉克莱亚相对破碎的史料却无法确定当时的那一年是公历哪一年。1903 年首次出版时，编者通过一段沙上建塔的计算，将这一年算成公元前181/前180年；但早有学者指出其计算错误。 [11] 因此，必须要回到政治地缘背景中，才能大致确定本文的年代。
前文已述，米利都和赫拉克莱亚长期不和。在拉特墨斯湾附近，米利都的领土几乎包围了赫拉克莱亚，而赫拉克莱亚也向山南的米利都盟邦皮达萨（Pidasa）、密拉萨方向扩张，因为那里土地肥沃。公元前200年，马其顿王腓力五世插手两城周边事务，将大片迈安德罗斯河口以南的土地划给玛格涅西亚，让米利都和赫拉克莱亚都吃了亏，种下了三方后来不和的种子。 [12] 在罗马与塞琉古的战争中，米利都站在罗马一边，而赫拉克莱亚则一度支持塞琉古王安条克三世。 [13] 罗马胜利后，在公元前188年阿帕梅亚和约中规定“将先前在历次战争中被夺去的圣地还给米利都” [14] ，其中的圣地很可能就是在战争中被玛格涅西亚及其盟邦夺走的密乌斯领地及其上的黄连木阿波罗圣所（78行）。但赫拉克莱亚人却主张这片土地属他们所有，因为马其顿王也把他们的土地划给了玛格涅西亚。根据本文所示，双方的争夺必定引发了战争，并导致了一系列公私指控，直到本合约才告缓和。因此，可以确定这份铭文必定晚于公元前188年。
酿成米利都和赫拉克莱亚人冲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米利都与皮达萨的合邦（Milet I,3,n°149）。 [15] 皮达萨这座非常靠近赫拉克莱亚的小城，提出“将皮达萨人的城市、土地和取得的收入”归入米利都（47—49行），而米利都不仅同意了，还要维护皮达萨的城防并且驻军（15—18行），并在“将军们”（stratēgoi）还给皮达萨的土地产生争议时，代表他们发声出力（37—39行）。注意到这里的“将军们”在希腊化晚期的希腊文本中经常用来翻译罗马的政务官，加上还给皮达萨的土地容易引起争议，我同意诸多学者的看法，认为这里“归还的土地”（chōra apokathestamenē）是罗马人在阿帕梅亚或其后不久推翻了先前公元前196——前193年塞琉古划给赫拉克莱亚的土地。 [16] 这样的合邦协定针对谁，已是昭然若揭了。
对于我们关注的赫拉克莱亚合约来说，皮达萨协定也提供了定年的上限：这块合邦铭文中提到的桂冠官帕西克勒斯（Pasiklēs），非常可能是本铭文中最后监督赫拉克莱亚人宣誓的菲利达斯之子帕西克勒斯（Pasiklēs,son of Philidas）。
而在帕西克勒斯与本文的桂冠官墨南德洛斯（Menandros）之间，能推算出两任桂冠官，且这四个人都没有出现在米利都桂冠官名录上。
[17]
考虑到桂冠官名录在公元前2世纪初的部分中断于公元前190/前189年，
帕西克勒斯做桂冠官最早也要是公元前189/前188年。因此，比帕西克勒斯做桂冠官晚至少三年的米利都与赫拉克莱亚合约不早于公元前186/前185年。更进一步，如果上面归还土地与阿帕梅亚和约有关这一假设成立，那我们可以将皮达萨合邦协定后推到公元前188年7月17日以后。
因为米利都的历法以现行公历3—4月（陶瑞翁月）为岁首，故帕西克勒斯做桂冠官因此最早要到公元前188/前187年，导致赫拉克莱亚合约不早于公元前185/前184年。
那么下限呢？几乎可以确定，一份米利都与玛格涅西亚的和约（Milet I,3,n°148）比本文要晚，因为其中提到了赫拉克莱亚已经成了米利都的盟邦（synmachoi,59行），甚至还有赫拉克莱亚人在战争中被玛格涅西亚俘虏（74行）。但玛格涅西亚和约这一年米利都“神戴桂冠”（stephanēphoros theos），并不能帮我们确定年代。
赫拉克莱亚的一份铭文（SEG 37-859 a&b）却能帮助我们：塞琉古王安条克三世和将军宙克西斯（Zeuxis）分别致信赫拉克莱亚，因赫拉克莱亚支持安条克三世，故而塞琉古要给赫拉克莱亚多种好处。 [18] 这份被刻于雅典娜神庙的铭文定年于“得墨忒里俄斯后第三个神戴桂冠之年”，即比我们的合约早了十一年。安条克三世的信中提到了与他共治的儿子安条克（文本a第1行）：这位小安条克在公元前193年秋季英年早逝，因此这封信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93年；考虑到我们对赫拉克莱亚的历法所知甚少，“得墨忒里俄斯后第三个神戴桂冠之年”最晚有可能对应到公元前192年；这样米利都与赫拉克莱亚的合约就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82/前181年。
综上所述，我们能得到公元前185/184——前182/181年这样一个很短的年代范围。
这份铭文镌刻于一块长方形大理石碑之上，碑高3.015米，宽0.76—0.85米，厚0.22—0.28米。石碑起先可能背靠一面墙。
刻字部分留眉0.15米，刻字区高2.75米，接近底部。字高0.012米，下段字符渐小。据初版记录，诸多字母并不按基线镌刻，字母Ο、Θ、Ω等大小不一，字母Ρ时有低于基线，字母Φ比其他字母更长，字母Π右脚短于左脚。铭文中多处留有短空白。 [19]
石碑于1903年由普鲁士考古队发现于米利都的阿波罗·德尔菲尼俄斯圣所区（Delphinion），编目号inv.670，随后与诸多米利都文物被运往柏林。现藏别迦摩博物馆（Pergamonmuseum）的柏林古物藏（Antikensammlung），但未展出。
Milet I,3,n°150;Syll. 3 n°633;Staatsverträge Ⅳ,n°644;Ager,Arbitrations n°108;Saba,Isopoliteia n°7.
中译底本采用Staatsverträge Ⅳ,n°644,pp.152-164，并参考了Herrmann （1997）186—189 的德译和www.attalus.org的英译。以方括号内数字标注大致行号：注意，因希腊文刻石不分词连写，故行号仅供大致参考。
[1] Livy,38.39.7-17;Polyb.,21.46.1-12 （Dindorf,Büttner-Wobst 编号，下略）； Staatsverträge Ⅳ,n°626.
[2] 图片引自 Christophe Chandezon, L'élevage en Grèce (fin V e -fin I e s.a.C.,) Bordeaux:Ausonius,2003,图 8。
[3] Sara Saba, Isopoliteia in Hellenistic Times, Leiden:Brill,2020,收集了诸多铭文案例，并判断一些案例并不属于“同公民权”协定。
[4] Kent J.Rigsby, Asylia:Territorial Inviolability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Gary Reger, Sympoliteiai in Hellenistic Asia Mino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两者分别讨论了互不侵犯和合邦这两项制度；Saba, Isopoliteia 附录2辨析了波里比阿的用法；限于篇幅，无法详细讨论。
[5] Angelos Chaniotis, Die Verträge zwischen kretischen Poleis in der hellenistischen Zeit, Stuttgart:Franz Steiner,1996,pp.101-104.
[6] 文本见 I.Magnesia 20，铭文内容似乎应被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克里特人初次殖民玛格涅西亚时，但“克里特邦联”这个机构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拼写和字母形态也与克里特不符。见 A.Chaniotis,“Empfängerformular und Urkundenfälschung:Bemerkungen zum Urkundendossier von Magnesia am Mäander”,R.G.Khoury ed., Urkunden und Urkundenformulare im klassischen Altertum und in den orientalischen Kulturen ,Heidelberg:Universitätsverlag C.Winter,1998,pp.61-66。
[7] Milet I,3,n°137（基齐科斯）； Milet I,3,n°141（基俄斯）。
[8] Chaniotis, Verträge ,p.102论克里特；Saba, Isopoliteia ,p.131论小亚细亚。
[9] Milet I,3,n°143.限于篇幅，请参考（细节上有些问题的）Reger, Sympoliteia ,pp.168-169。
[10] 非常遗憾的是，现存史料无法说明究竟有多少人确实获得了其他城市的公民权。例如，米利都的“桂冠官”名录（ Milet I,3,n°122-128）中有一些外邦人名，但因为米利都也有其他授予公民权的方式，故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外邦人（或其长辈）是如何获得公民权的。
[11]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系年争议，参见P.Herrmann 在 Milet Ⅵ，1，A,pp.185-186 的总结；对旧定年的详细批评，见R.Malcolm Errington,“The Peace Treaty between Miletus and Magnesia （ I.Milet 148）”, Chiron 19 （1989）,pp.279-280。
[12] 这段非常复杂的博弈涉及在罗马与塞琉古战争前，马其顿王腓力五世给玛格涅西亚的赠礼，限于篇幅无法展开。见John Ma, Antiochos Ⅲ and the Cities of Western Asia Mino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pr.2005,pp.80-81、344-345 对这段前史的还原。
[13] 安条克三世曾出资修复赫拉克莱亚水利等（ SEG 37-859）。“征阿非利加者”大西庇阿则于公元前190年致信赫拉克莱亚，保证“绝对忠信于我们”（ ἐπιτροπὴν ἔδωκαν,dedicatio in fidem ）的赫拉克莱亚能得到自由（Syll. 3 618）。见Michael Wörrle,“Inschriften aus Herakleia am Latmos I:Antiochos Ⅲ.,Zeuxis und Herakleia”, Chiron 18 （1988）,pp.421-423 的讨论。虽然他本人后来试图推翻自己，但理由并不充分，见M.Wörrle,“Der Friede zwischen Milet und Magnesia:methodische Probleme einer communis opinio”,Chiron 34 （2004）,pp.45-57。
[14] Polyb.,21.46.5: Μιλησίοις δὲ τὴν ἱερὰν χώραν ἀποκατέστησαν,ἧς διὰ τοὺς πολέμους πρότερον ἐξεχώρησαν .
[15] 关于这次合邦，Philippe Gauthier,“Les pidaséens entrent en sympolitie avec les Milésiens:la procédure et les modalités institutionnelles”,A.Bresson et R.Descat eds., Les cités d'Asie mineure occidentale au Ⅱ e siècle a.C. ,Bordeaux:Ausonius,2001,pp.117-127 之前的研究俱不足观。
[16] Wörrle,“I.aus Herakleia I”,p.445 n.92;Gauthier,“Pidaséens”,Aurélie Carrara,“Prevention or Cure? Tax Exemptions in a Warfare Context:Miletus and the Low Valley of the Maeander （early second century BCE）”, CHS Research Bulletin （2014-08-08）,https://researchbullet.wpengine.com/2014/08/08/tax-exemptions-in-a-warfare-context/（访问时间：2021年3月23日）,2§2 等。
[17] Milet I,3,“Die Chronologie der Listen”,p.248的推算没有错误，见Wörrle,“I.aus Herakleia I”,pp.437-439;Errington,“Peace Treaty”,p.287。
[18] 这两封信刻在同一块石上， editio princeps :Wörrle,“I.aus Herakleia I”，但 Ma, Antiochos Ⅲ ,Document 31的分析最充分。
[19] Milet I,3,n°150,Vorw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