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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纽带，经典则堪称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历劫火而复兴，文化传统和儒家道统的作用自不可忽视。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人文之厄，每一次都有冒死私藏私抄禁书的人，如“鲁壁出书”的典故，如明代方孝孺弟子章朴因辑集老师遗著被处死，如清朝查继佐在文祸后仍秘藏《罪惟录》……老聃曰“上善若水”，家正老部长倡论“文化如水”，其间当也蕴含对传扬文化之仁人志士的肯定，赞其如水之润泽万物，也如水之渊默潜流，永不停息。
宋周密《齐东野语·书种文种》，引黄庭坚语：
士大夫子弟，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
书种和文种，这里都是指读书种子，兼亦指儒家典籍，指《红楼梦》之类优秀作品。其庸先生就是一个读书种子，他对经典的敬重熟稔，他过人的禀赋才情与刻苦用功，都是冒死抄录禁书的注脚，出乎自然，接续前贤。
在冯先生府上，我们亲眼看到这部抄本，全两函，蝇头细楷，朱、墨二色，评语较多的页面密密匝匝，又整饬雅致，真称满纸灿烂。单是从书法上论列，也是罕见的艺术杰构。常见时下一些人喜欢作擘窠书，巨笔匹纸，笔走龙蛇，俗不可耐。其庸先生为当世文人书法一大家，雅擅行草，笔墨间自具一种醇正明洁，秘抄《红楼梦》，或也是先生书风的一大进阶。
感谢青岛出版社别具慧眼，征得先生同意，决定将庚辰别本影印出版，实学术界、书法界一件幸事！其庸先生于病榻上专为此写了序和跋语，叙及自己的书风之变，曰：
我从小就学小楷……开始抄这部庚辰本《石头记》时，是想用晋唐小楷风格来写的，但毕竟因为多时不练，笔已生疏笨拙，后来写了一段时间，就慢慢接近以往的书风了。特别是抄到十回以后，我自觉前进了不少，也改变了以往的书风。本可以一直以此书风写到底的，但忽然传来要下干校了，我怕抄不完，就改用行书小楷，一直到抄完。
下干校的传闻，自是无风不起浪。而实际上又经过一年多的监督劳动，迟至1970年春才乘车往江西，落户余江县李下基村。先生曾在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未下连队，经过几个月的集中学习，便被分配工作；这次则被编入三连二排五班，当起了大头兵。与所有的干校相同，这里也是“劳动+运动”，开荒整地，加上政治学习。先生心情郁结，几次患病，靠着小时候吃苦打下的底子，倒也挺了过来。1972年11月，其庸先生回到北京，始得以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尤其留意于《琵琶记》和《红楼梦》，再过半年，人民大学被解散。
庚辰别本，也可视为一所大学的校史别录。风雨飘摇的时期，能有这样的书种文种，当然是学校的骄傲，是今人所谓“大学精神”的真实范例。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著名学府，早期几任校长如吴玉章、郭影秋均是大学者，对其庸先生青眼有加。而“文革”期间的人民大学成为重灾区，别本附记中所谓“大风”“大风雨”，皆隐指该校的武斗，年轻学子抛却课本书卷，由口沫飞溅的辩论到红着眼厮杀，真刀真枪，直杀得天昏地暗。先生的跋文题为“十年浩劫劫余身”，记录了几件当年旧事，可见受伤害之深。先生所记，转瞬便历半个世纪，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扼腕叹息。
2016年5月26日写成于海淀西山在望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