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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辑的第二篇文章《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写于一九八一年七月，是为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这一次学术讨论会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鲁迅研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鲁迅研究的新格局。得后的这篇论文在会上一发表，即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但公开响应者并不多。当时的鲁迅研究权威陈涌连续在两篇文章里，指出得后的“鲁迅立人思想论”是对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挑战；而他的批判似乎也无人响应。这样的像鲁迅说的“如一箭之入大海”式的无力与寂寞，就几乎成了得后独立、独特的鲁迅研究的命运。但无论如何，得后这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还是成了他的鲁迅研究的代表作。
尽管得后解释说，他没有把文章中的主旨“立人思想”写进文题，是因为当时思想禁锢依然很多，必须“避免刺激我们中国的‘阶级论者’”（《写在〈鲁迅教我〉后面》，收《鲁迅教我》）；但“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这一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明确提出鲁迅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关于现代中国人的哲学”，是“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这显然包含了对鲁迅的一个全新理解与概括。如得后所说，许多人都把鲁迅归于“为人生派”，其实并不准确；鲁迅更注重于“改良”与“改造”。这正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一个本质特点，即他的实践性”，“他毕生执着于现在，脚踏实地，从事一点一滴的切实的改良这人生的工作。他永无止境地革新的要求和努力，他奋不顾身地反抗一切黑暗、战取光明的斗争”，这样的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于一身的“精神界战士”的品格正是鲁迅区别于书斋的思想者，格外有魅力之处。更具鲁迅特色的，是他对“人的改造”与“社会改造”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他明确把“人”放在“社会”前面，显然大有深意；但他同时拒绝离开社会改造，把人的改造变成纯粹个人的修养，也就具有了鲜明的“变革时代”的特性。应该说，这样一个“人—社会—改造”的思想与实践格局，对正处于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之中、迫切要求寻找新的出路的我们这一代是有特殊吸引力的。这样，得后对鲁迅思想的这一新的概括与揭示，就具有了一种学术研究的目的论与方法论的意义。我自己就是由此得到启发，决心用学术研究的方式，通过对鲁迅思想的研究与讲述，投身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造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之中。我在第一部研究鲁迅的专著《心灵的探寻》首页就明确提出：“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这样的“把自己的人生选择与学术选择，做人与治学融为一体”的选择，自然来自鲁迅的影响，但也确实受到了得后研究的启发：这是我对得后研究的价值的一次亲身的体认。（参看钱理群：《我的“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与实践》，收《八十自述》）。有意思的是，得后在其所写《钱理群〈心灵的探寻〉读后》（收《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中，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肯定；其实，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具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自觉追求学术研究与改造人和社会的实践相结合的鲁迅研究者，人数不多，却自有人在，他们彼此相濡以沫，却从不拉帮结派，虽形不成什么力量，更谈不上构成什么传统，却永远让人怀想。
再回到《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一文的主旨上来：得后一直强调，他阅读、辑录鲁迅作品一开始，就有一个想法：“首先要梳理清楚他有什么？是什么？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特别是要问一个‘为什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要研究鲁迅思想了，“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都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可鲁迅有什么思想呢？”当时鲁迅研究界的主流，都认为“鲁迅只有别人的思想”，“早年有朋友说……他是‘托（尔斯泰）尼（采）思想……’……后期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不就没有独立的属于鲁迅自己的思想了吗？”“更有人认为鲁迅根本没有什么系统的思想可言，鲁迅根本就不是什么思想家。”得后“决定冒险，提出我的读鲁迅的心得”，对“独立的属于鲁迅自己的思想”体系作出自己的概括和回答，提出了“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归宿和中心”这一命题。（《写在〈鲁迅教我〉后面》）。
得后的这一研究思路，正是反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鲁迅研究的时代需要。得后特意提到王富仁在八十年代初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那是代表了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的共同追求的。我在《心灵的探寻》的“引言”里也这样明确表示，“用任何一种曾经影响过鲁迅的思想来概括这崭新的思想，都是片面的，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叫做‘鲁迅思想’”，我也根据对鲁迅作品里的“单位观念和单位意象”的梳理与研究，提出了“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天上看见深渊”、“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等一系列鲁迅式的命题。这都可以看作是这一代学人中的一部分人开掘鲁迅独立的思想体系的努力。
得后在这方面是高度自觉的，这也与他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道路的独特选择直接相关。得后在准备写他《关于鲁迅对“人”的探索》（《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一文的原拟题）时和王瑶先生有过一个研究方法与写法的讨论。王先生说，这类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梳辫子”，以如实全面梳理作者的原文原意为追求；另一种是“以自己所要阐述的论点作为框架”，更强调研究者的理解与发挥。得后毫不犹豫地表示，“我走着‘梳辫子‘的路”（《王瑶先生》，收《垂死挣扎集》）。他一再强调，自己所写的只是读鲁迅作品的“笔记”，还处于“‘述而不作’的阶段”（《〈两地书〉研究·几句说明》）。他也据此坚持要将本书命名为《鲁迅研究笔记》。不能简单地把得后的这些申说视为谦辞，这里确实有他的方法论：“我的方法是只读鲁迅，通读鲁迅。在通读中发现问题，根据问题再从通读中收集相关的议论，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补充，是进一步发挥，还是相互抵牾，乃至相反？相反，是相成还是别立一说？然后归纳成为心得。我深知我还远没有读通鲁迅；不懂的地方也还多。不懂就是不懂，我存疑；但决不断章取义，用摘句搭建‘一家之言’，强说鲁迅‘有什么’和‘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更知道，我充其量只是一个祖述鲁迅的人。”（《〈鲁迅教我〉题记》）他反复强调，对鲁迅的“发现”，“只能从鲁迅的文本和他的作为中求索”，要“从三百万字鲁迅著作中搜索、汇集鲁迅对于某一问题的看法；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针对什么，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进而分析为什么这么说，才可望‘逼近’鲁迅，达到‘尽可能’懂得鲁迅的原意”；而且要注意它的“多面”的、“多层次的结构”与“系统”，“需要由表及里，层层深入，这决定于眼力和识见”；还“必须把鲁迅同一意义所使用的不同的‘词’、‘概念’搜索汇集起来加以分析和归纳”。（《对于鲁迅的发现和解读——和钱理群学兄讨论》，收《鲁迅教我》）得后在鲁迅博物馆所做的最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就是在一九八七年与北京计算机三厂合作制作“《鲁迅全集》微机检索系统”，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检索的便利。得后也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主要成绩。
正因为得后下足了这样的笨功夫、死功夫、硬功夫，他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发现与梳理，就真正做到了全面、深入、客观、实在，可信可靠。他的《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不但揭示了“‘立人’的思想贯彻于鲁迅一生的始终”、“‘立人’的思想遍及鲁迅论述的各个方面”，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立人”确实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又全面梳理了“鲁迅对如何‘立人’的认识和实践”、“鲁迅思想的独特性”：真可谓高屋建瓴的提纲挈领之作。而他的《鲁迅思想中的人性问题》则对“鲁迅关于人的思想的基本组成”与“基本观点”的“人性、人道和人道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既显示了鲁迅“立人”思想的深度，也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思潮的一个及时的回应。而具有总结意义的《〈鲁迅教我〉题记》，将鲁迅的“立人思想”概括为二十条，“每一条都有鲁迅的原话作证据，都是可以复按的”：得后实际上是在鲁迅“原话”基础上提供了一个“鲁迅立人思想的体系”。可惜得后自己并没有将这二十条全面展开论述，这本是可以写成一本“大书”的，确实是一大遗憾或不足。不知道得后对他总结的这二十条，还有什么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深入的思考？这或许对后人的继续研究，会有所启发。
王瑶先生当年在和得后讨论鲁迅立人思想研究方法时，还提出“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水准：“最高成就，是得出定论”；“其次是自圆其说。不一定正确，不一定深刻，不一定人家同意，自己提出和人家不同的见解，说圆了，也不错”；“最没有用的是人云亦云，东拼西凑，没有自己的东西。这种文章写了等于没有写，不应该写的”。（《王瑶先生》）以此评价得后的“鲁迅立人思想”研究，应该说，它已经成为“定论”。如孙郁的评论所说，得后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文章，“近四十年间，一直被学界引用”，“我们现在讨论鲁迅思想的原色，都在引用他的看法”，“他在鲁迅研究转型期的笔墨，带有独思者的勇敢”。（《在鲁迅的词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