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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阴历八月初三，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了。
这一百年间，中国经历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和几次里程碑式的历史性大事变。鲁迅亲历了也参加了第一次伟大的革命，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今年也是这次革命的七十周年。这次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鲁迅毕生铭记和称颂着这次革命领袖人物和先烈们的精神，但对于这次革命没有使旧中国得到根本的改造，他是非常失望的，也怀着极深的苦痛。革命后不到一年，他就看到了“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鲁迅：《哀范君三章》）的政治形势，失望了；他也看到革命后的新官僚一批一批像空肚子鸭一样吸吮着人民的膏血，失望了。但是他的失望比这些要广泛得多，也要深刻得多。一九二五年三月，鲁迅讲过这么一段话：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
这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前途的预言。
其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鲁迅是“思想界的权威”；虽然，另外也有人以此作为“纸糊的假冠”而给鲁迅以冷嘲，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事。在充满斗争的历史时代，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各不相同，一位思想家由利害互相冲突的人们所一致公认，反而不平常了。虽然，对于思想家的鲁迅，我们至今也许还远远没有充分认识。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是历史证明了的。历史还将不断证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鲁迅思想的伟大现实意义会越来越为有志于社会改革者所认识，并利用它的生机勃勃的力量来促进人们改造自己和自己所生存的社会。
鲁迅独特的思想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概括：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的哲学，或者说是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鲁迅著作的精华是对于现代中国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心理的精确描绘和批评。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现代中国民情和民心的科学史。鲁迅的著作是有志于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革命者认识中国民情，认识自己和自己的同胞的气质、品性、心理和命运的教科书，也是从中吸取如何改造中国的思想力量的指南。鲁迅著作，特别是鲁迅的杂文，是打开曾经是文明古国的现代中国的钥匙。鲁迅思想属于谋解放的被压迫的人民，属于有理想的脚踏实地为中华民族谋生存和发展的实践者，属于鲁迅逝世前郑重宣言“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国共产党人。当多数中国人自觉地认真地根据现实人生和社会改造的需要参考鲁迅著作的时候，将是中国人整个解放历史过程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起飞的新的信号。
普列汉诺夫有一个观点，认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 社会心理 （着重点原有，下同）；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历史科学不能把自己局限成一个社会经济解剖学；它所注意的是 直接或间接 为社会经济所决定的 全部现象的总和 ，包括思想的作品在内。没有一件历史事实的起源不能用社会经济说明；不过说没有一件历史事实不为一定的意识状况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也同样正确的。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等科学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就很可以帮助我们领会鲁迅思想的巨大意义。鲁迅早就说过：“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习惯与改革》）且看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几年工夫，社会风气何等好啊！社会心理何等健康、向上！也就是几年工夫又开始变化，待到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横扫四旧”，社会风气又何如？社会心理又何如？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着，鲁迅说得很中肯，很科学。
我觉得鲁迅思想有一个独特的体系。本文只在说明：“立人”的思想贯穿于鲁迅一生始终，遍及鲁迅著作的各个方面，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自己毕生为在中国实践“立人”这一思想而斗争。因此之故，鲁迅是一位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谨以此就教于前辈，就正于同志，贡献于中国社会的改革者之前，作一点参考，并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鲁迅诞生在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大进步的历史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蒸汽机和机器引起的划时代的产业革命已经实现了二百年。在这个长期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使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并取得了巩固的政治统治。大工业建立的世界市场席卷了各大民族。西方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发展，用殖民贸易，用残酷的战火，用狡诈的政治摧毁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崩溃，也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革命因素的发展。西方先进国家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自然科学的伟大发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创立的一套哲学社会学说，它那种战胜封建主义文化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和建立一个人类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的理想主义，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幡然醒悟，不仅感到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且开始具有世界性的眼光，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历史性的大发展。二十七岁的鲁迅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作了这样一个估计：“观于今之世，不瞿然者几何人哉？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以百祀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科学史教篇》）这和下面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概述，不是很相像吗？“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虽然鲁迅还没有从中得出这样的科学的抽象：“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对社会问题的观察，是多么注重事实，注重实际；他的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和发展的眼光，是多么卓越。
青年时期的鲁迅，虽然还没有关于生产力的这一系列的科学概念，但他确看到了生产力的划时代的巨大发展；虽然还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系列的科学概念，但他确研究了“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文化偏至论》）的历史。鲁迅一九〇七年作的《文化偏至论》，实质上是对“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的人的解放的历史考察。鲁迅指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即人得到了解放。鲁迅从“立人”的角度对这次革命的结果作了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是使人“渐悟人类之尊严”、“顿识个性之价值”，发扬了人的“自觉之精神”，人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一方面又“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使人的解放受到新的束缚和压迫。
鲁迅认识到这在欧洲是历史的必然性的发展，“为不得已，且亦不可去”。鲁迅强烈反对这样的历史发展“横被之不相系之中国而膜拜之”，他热忱呼吁中国的“明哲之士”“去其偏颇”，“别立新宗”，他希望在中国实现不同于欧美而且优于欧美的人的解放。鲁迅的“立人”的思想，他关于只有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才能救中国的独特的思想，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背景上，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中提出来的。
鲁迅第一次正式提出如何改造中国的理论，是在一九〇七年。他这一年写的四篇文言论文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立人”的思想。这是鲁迅思想产生的起点。
这时候，鲁迅已经弃医从文，并在这前一年的三月离开仙台回到东京，恰赶上《民报》和《新民丛报》的大辩论，身处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保皇派的理论斗争的旋涡中心。鲁迅后来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和自己的思想状况。
鲁迅反对保皇派，支持民主派，并且参与秘密的革命活动，在政治上，无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边。但是，在怎样“救国”、“兴国”的理论问题上，和当时《民报》的宣传比较，他是独树一帜的。他考察了近代中国史上出现过的各种主要的“救国”的主张，他明确批评了“竞言武事”、“制造商估立宪国会”或“金铁国会立宪”都不是根本，都不过是“抱枝拾叶”的主张，他提出唯有“立人”才是首事，才是根柢。这一思想在《文化偏至论》中作了详尽的论述。他结论说：
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芧食欤？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
十分清楚，在鲁迅看来，人世间最重要、最基本的是“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是一切的根本。
鲁迅正是以“立人”为出发点和归宿来审查和批评各种救国的主张。针对“竞言武事”，他指出“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针对“制造商估”，鲁迅全面抨击他们的利己主义。针对“立宪国会”，鲁迅指出他们中的多数“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而且这种制度有“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的摧残“人”的发展的弊害。归根结底，鲁迅提出了建立“人国”的命题。断言“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鲁迅也正是从“立人”的崇高理想出发，弃医从文，决定从事文艺运动。他当时认为文艺是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的武器。这里表现出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一个本质特点，即他的实践性，他毕生执着于现在，脚踏实地，从事一点一滴的切实的改良这人生的工作。他永无止境地革新的要求和努力，他奋不顾身地反抗一切黑暗、战取光明的斗争；在政治上，参加推翻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在社会革命方面，始终一贯地站在被压迫的人民一边，为人民摆脱奴隶的历史地位，争取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在思想革命方面，坚持除旧布新，与封建传统彻底决裂，批评资产阶级，批评一切损人利己的人生观和伦理道德，使他无愧为一个伟大革命家。鲁迅不是属于书斋的，他深恶痛绝与实人生离开的一切，鲁迅是最富于血性和活力的一个人。
鲁迅的“立人”的思想贯彻于一生的始终，但是其中有重大的发展。一是关于人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是有一个从建立“人国”到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发展，这是从空想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
。
一九〇七年鲁迅提出“立人”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注意；计划创办的《新生》也中途夭折。鲁迅于一九〇九年从日本回国，即埋头于学校教育和教育行政工作，直到一九一八年才又感应时代的风潮，应运奋起，重新拿起笔来，为“立人”，为“改良这人生”而创作。
五四运动前夕，鲁迅接受朋友的劝告，打破沉默，重新从事创作的时候，讲过一种顾虑。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在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这是深深蕴藏在鲁迅内心的对于改革者的大爱，也是对于人类最闪光的生命的热爱。“三一八”、“四一二”和“四一五”，二十年代，每当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实行屠杀的时候，鲁迅都爆发过对反动派的无比憎恨和对改革者的无比热爱。鲁迅笔下哀悼文字那么富有深情，具有那么震撼人心的力量，和他“立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鲁迅说：“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医生〉译者附记》）
一九一八年，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控诉和反抗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指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呼吁“救救孩子”，命意的焦点就是“立人”。这决不是偶然的信笔一挥，而是鲁迅长期深思熟虑的命题。
五四时期，“立人”是鲁迅的论文和随感录的主要内容。比如好几篇文章谈家庭改革，反对封建主义的人伦关系，要求人的解放，要求父亲是“‘人’之父”，孩子是“将来的‘人’的萌芽”（《随感录·二十五》）；谈对于爱情的渴求，“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随感录·四十》）。《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圣武”》、《不满》、《恨恨而死》、《“与幼者”》、《暴君的臣民》、《生命的路》，单是从题目也可以看出是对人的论述。鲁迅反对国粹，立意在国粹没有“保存我们”中国人生存的力量（《随感录·三十五》）。鲁迅赞成世界语，是因为“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渡河与引路》）。鲁迅目光所及，焦点都在人，在有益于人，有利于人的改造和发展。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前后，鲁迅认为中国文化界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思想革命”（《华盖集·通讯》），也就是说仍然是做启蒙的工作，仍然是要“立人”。这时候鲁迅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六》）二十天之后，鲁迅对此作了重要的解释：“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北京通信》）这是鲁迅关于人及其社会生活条件的一个纲领性意见，是“立人”思想的重要发展。“立人”就是谋求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日益合理的社会条件，人也正是在这种谋求的过程中“立”起来的。一切阻碍人的解放的东西全都要“踏倒他”。这一时期鲁迅以极大的注意力具体批评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的弱点，严厉抨击了中国人的“苟活”和“卑怯”，其思想之深刻，文字之辛辣，至今令认真的读者读了如芒刺在背，不敢苟且。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揭发，是鲁迅思想最杰出的成就之一，也是鲁迅对中国人得到改造的最大贡献之一。在将来的无阶级大同世界，鲁迅著作中对中国人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气质、品性、心理和命运的准确而生动的描绘，也必将作为人类学历史的宝贵文献而受到珍视。
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的范围。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大普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论争，其主要功绩，是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界的威信，信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成为一时的风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批判，既有生气也有规模。这次论争的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和故作激烈的空谈。鲁迅在这一论争中既坚持而又发展了自己的“立人”的思想。这一年八月十日，鲁迅作《文学的阶级性》，明确宣称：“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这表明鲁迅已经把人的阶级性这一科学的概念引进自己关于人的思想之中。这标志着鲁迅已经把自己关于人的思想、“立人”的思想，安放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上。这是鲁迅思想的一个巨大跃进。
一九三一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总结了“革命文学”论争的一些基本经验。鲁迅之所以发表这次讲演，并不是在左联已经成立、进步文艺界已经团结起来的时候，重算旧账，挑动宗派情绪，而是为了真正弄清思想，把团结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鲁迅所总结的经验，其中有一条是批评一些同志“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里讲的革命观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文学范围内的问题，它包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而是整个革命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和“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两种革命观的斗争，在文艺界还不过仅仅是个人的创作生命的问题，思想上的“落伍”和“投降”的问题，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却果真是人头落地的淋淋鲜血。“文革”十年中，从“革命者跟我来，不革命的滚蛋”到“喷气式”、“关牛棚”，私刑泛滥，给人以非人的虐待，除反革命的阴谋外，不就是“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的又一次重现么？鲁迅的“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鲁迅这一革命观正是他的“立人”思想的必然的内涵。
一九三二年，鲁迅评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强调指出，当时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同年，鲁迅再次强调，“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揭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知识分子就要饿死的谣言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我们不再受骗了》）
一九三六年，鲁迅又一次指出：“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逝世前的一个月作的《“立此存照”（三）》中，鲁迅表示：“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总之，“立人”的思想就是这样贯彻于鲁迅一生。自然，鲁迅关于人的思想（概念）和“立人”的思想，在他的一生中又是有重大发展的。一九〇七年鲁迅从《人之历史》开始，考查了人种的起源，把自己关于人的思想建立在坚实的自然科学唯物论和进化论的基础上。作为生物之一，鲁迅是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即生物性的。一九一九年鲁迅论述自己的幼者本位和利他主义的父子关系的道德的时候，说明“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道理并不错误，只是不全面，不完善，不深刻，因为人是社会的生物，还带有社会性。鲁迅在同一篇论文中是看到了人的社会性的，他指出改革父子关系的“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人的社会性是最普遍的现象，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鲁迅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的早期论文中，虽然没有指出“社会性”这名词，实际上是很清楚的。他在《破恶声论》中甚至已经论述了“在上者”和“在下者”、帝和平民的“人性”之不同。前者有驱人民于侵略的“兽性”，后者有爱和平、爱劳动的人性。这就是人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不同而有不同的品性，就是一种社会性。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还论述到中国人的传统的父子伦理思想和现代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这实际上就是人的民族性，民族的特异气质、品性和心理。这一点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曾经着重研究过。那时一般叫国民性。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许寿裳：《怀亡友鲁迅》）一般讲来，国民性或民族性，是要在不同民族的比较中才能区别和发现，它们是在世界市场已经形成，各民族打破了一国一民族的狭隘眼光，看到了他民族以后形成的概念，它比社会性要更难于认识。前面已经讲到，鲁迅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才把人的阶级性的概念引进自己的关于人的思想之中的。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是最深刻的属性，是影响、制约、决定民族性、社会性和生物性的，也是最难认识的属性。从鲁迅关于人的思想中对这四种属性的认识过程和形成来看，可以设想为由生物性、社会性、国民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组成的结构层次。从自然序列和人的认识由易而难、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顺序来说，生物性在最底层。一般讲来，由上而下，一层比一层的圈子要小，阶级性在最上层的中央。从与经济关系的靠近与疏远来说，和上述层次相反，阶级性在最底层，它的影响、制约和决定的力量也最大；同时这种影响、制约和决定的力量，在纵向和横向都渐次减弱。在一般条件下，它们并不总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发生排斥，而由更高一级的属性起影响、制约和决定作用。比如鲁迅所说：“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致娄如英》）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屈服于生物性的本能，贪生怕死，则是人的品格低下的表现。鲁迅所说，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性格感情等“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的关系，可以从这种结构层次得到说明。人成为人以后，其社会性也是发展的，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人性不可能复归而为兽性。人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是历史性的属性，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也必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这也是鲁迅“立人”思想的理想境界，是他理想中的“人国”和“真的人”的境界。鲁迅坚信进化没有止境，因此鲁迅思想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鲁迅关于人的思想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如果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那么，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则在于，他总是直接以人为对象，透过人的各种社会活动的表现、他们的言行思想来揭露人的气质、品性、心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社会性质。鲁迅把文学艺术、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归结为人的本质的表现。因此，人是根柢，其他都是枝叶。“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论秦理斋夫人事》）这是鲁迅观察和批评人的一切活动诸如文学艺术、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抓住“立人”二字，就抓住了鲁迅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基本观点。试举一些例证：
文学艺术。文艺是什么？“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文艺与革命》）“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鲁迅有一句名言，说他之所以写小说“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对于文学的阶级性，真是一语道破，令人无可逃遁。对于文艺的性质、意义和作用的问题，鲁迅直截明快地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当鲁迅苦心孤诣提倡的现代木刻初初兴起的时候，有人问它的最后目的和价值，鲁迅答道：“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 最后 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 最后 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 最后 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 也许 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 一定 要死，却还要吃饭也。”（《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致唐英伟》）鲁迅论述文学艺术的意见非常丰富，除了文艺之所以是文艺这本身的特性以外，大凡文艺与政治、文艺与宣传、文艺与阶级、文艺与作者、文艺的典型创造、文艺与生活、文艺的风格等等问题，八九不离十，鲁迅大多是从人出发并以人为归宿来论述的。
教育。鲁迅是主张教育应利于发展人的个性的。他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两地书·四》）鲁迅严厉批评教育上的“坚壁清野主义”和“寡妇主义”，批评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思想和方法，是出自对于一代一代新的儿童的成长的伟大的爱。
政治。鲁迅一生除了极短暂的一瞬生活在辛亥革命成功建立的临时革命政府统治下之外，主要是生活在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下。鲁迅从一九一八年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实际的社会改革中，越来越感受到反动政治的压迫。“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两地书·三四》）鲁迅坚定地、巧妙地对各个时期对内对外的反动政治进行了大量的抨击。鲁迅的政治评论的特色，他最着力也是最宝贵的思想遗产，是关于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术及其心理，以及这种统治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所造成的影响的论述。鲁迅谈皇帝，谈儒术，谈吃教，谈包围新论，谈二丑艺术，谈文字狱，谈大内档案，谈可恶罪，谈隔膜，无一不是中国人民血的经验的结晶。
历史。读鲁迅著作，大都惊叹他的历史知识渊博。鲁迅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人之一，其关键即在于鲁迅特别注意历史人物的言行思想，一时代的风尚、社会心理。鲁迅读史的体会是：“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忽然想到·四》）鲁迅给朋友的儿子开书单，一一指出读什么可以了解“汉末之风俗迷信等”、“晋人清谈之状”、“晋末社会状态”、“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开给许世瑛的书单》），也可以看出他自己的注意之所在。鲁迅不止一次谈到这样的意思，即“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晨凉漫记》）。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熟悉了一个人之后，你就多半可以猜到在什么情形下他将有什么样的言动。鲁迅得之于历史的预见能力，不是出于事件的比附，而是看透了某种人物的性质的缘故。
这样的例证可以举出不少。鲁迅的杂文就是这样：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看似散漫，实则其中贯穿着一条明晰的思路，这就是对于人的性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分析、批评和赞扬。鲁迅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又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致王冶秋》）。原因就在于他写的都是人生相和世态，没有阅历就没有人生经验，对世事没有实感，难以把文章和生活结合起来，领会其中的奥秘。鲁迅杂文之所以深刻，是因为他思想明敏，文笔犀利，深于世故，而又敢于“抗世违世情”（《题〈呐喊〉》），揭发平常人所不敢揭发，或不能揭发，或不愿揭发的人间隐秘和病态。本来没有隐秘，也就无所谓深刻。这种揭发是为了疗救。归根结底，这就是鲁迅“立人”思想的光辉表现。
鲁迅毕生憎恶空谈，崇尚实干。老子以五千言传世，注家蜂起，号称大思想家。鲁迅批评他“是‘无为而不无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出关〉的“关”》）。韦素园不过一介书生，又厄于短年，仅仅译成几本书，只因为他不仅有“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而且实干，鲁迅深情地赞美他，认为“在中国第一要他多”。（《忆韦素园君》）这很能反映鲁迅的一种气质，憎恶空谈、崇尚实干的气质。
的确，在中国思想史上，鲁迅不仅以其独特的思想占有一席崇高的地位，像他那样把理想和实干结合起来，像他那样认真而坚韧地以实践自己的“立人”的思想是务，像他那样不怕压迫、不怕围攻、不怕造谣笑骂诬蔑、顽强地密切联系实际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也是稀有而卓异的。鲁迅不好作离开人生、离开世事的，以思想和思维为对象的“紧抓住纯粹的思想，并运动于纯粹思想之中”（黑格尔：《小逻辑·导言》）的抽象思维，而极善于透过纷繁的、无论巨细的社会现象概括出某种人生哲理，揭示人的心理状态，予以充满人间味的褒贬抑扬，激浊扬清，引导人们进行切实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 世界，而问题在于 改变 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鲁迅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了。鲁迅是以其独特的思想认识人生并从事改良这人生的实践型的思想家。
鲁迅既以“立人”为目的，随之而来的就有一个如何“立人”的问题。鲁迅对这个问题是作过探讨的，也有过重大的发展和质的飞跃。
最初，一九〇七年，鲁迅认为“立人”的“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更具体的表述，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
怎样理解这种“立人”的方法呢？先看鲁迅提出这种方法的背景。首先，鲁迅是在批评“竞言武事”、“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的同时，提出“立人”和“立人”的方法的。由此可见，当时鲁迅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主张和不同的方法。“立人”和“尊个性而张精神”是一套独立的主张和方法。其次，当时正是《民报》和《新民丛报》大辩论的时期。鲁迅自己回忆过他是非常注意这场大辩论并且非常崇敬《民报》的主编章太炎的。当时《民报》的主张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报》的纲领是进行流血的革命推翻清王朝。鲁迅在政治立场上和《民报》是一致的。但是鲁迅在自己阐述“救国”、“兴国”的论文中，却一字不涉及三民主义，一字不涉及流血的革命斗争；他从不同于《民报》的角度对洋务派、维新派和保皇派提出了批评，独立地提出了“立人”和如何“立人”的主张。这个主张是政治性的主张，因为鲁迅是把它放在“救国”、“兴国”、建立“人国”的意义上提出来的。由此可见，和革命民主派比较，鲁迅当时也持有独特的思想认识。他并不认为流血革命、改革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根本，根本还是在人。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引证丁达尔的话说：“止属目于外物，或但以政事之感，而误凡事之真者，每谓邦国安危，一系于政治之思想，顾至公之历史，则立证其不然。”鲁迅当时是同意这样的观点的。
“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包括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物质和灵明的关系，一是个人和众数的关系。“掊物质”的主要意思是反对对“物质文明”“崇奉逾度”，反对“林林众生，物欲来蔽”；而强调“张灵明”，即人要有一点精神，“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人才能自觉，才能独立自主。“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要意思是反对“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均见《文化偏至论》），而强调发挥各人的个性，自强不息，与庸众无所顾忌。鲁迅当时设想：“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栝；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寂寞旦愈甚矣。”（《破恶声论》）可见“任个人而排众数”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由个人自觉而导致众数自觉的手段，最终目的并不是只要少数自觉的个人，而是要多数自觉的群众。要之，鲁迅这时所主张的“立人”方法，是自我精神解放，发扬自我内在的精神力量，既不为“物欲”所蔽，也不为多数所囿。至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远没有估计在内。这是一个根本的缺欠。就已经考虑的两种关系来说，强调人要有自觉性，要有一点精神，是对的，有道理的，也是必需的；但总的情况，是没有看到物质和灵明、个人和众数的辩证关系，只简单地强调了一面，带有片面性。
但是，这样的方法是办不到的，这条“立人”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因为第一，人之立，即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教育者一定是先受教育的。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 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通常不可避免地将发展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鲁迅希望在中国避免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别立新宗”，是不可能的。第二，人和社会的一致，不可能使个人离开社会而实现自我精神解放。把“立人”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就必须找到社会改造的物质力量，在阶级社会就是一定的阶级力量，鲁迅当时没有看到这种力量。第三，没有革命政权不可能打垮反改革者的破坏与阻挠，不可能大规模地清除根深蒂固的旧文明。鲁迅当时是轻视政治斗争、轻视国家政权制度的改变对“立人”的重大作用的。这是他当时的“立人”的思想之所以是空想的根本原因。
鲁迅认为文艺是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也就是善于“立人”的工具。他翻译外国小说，筹备出版刊物，但都没有什么影响。一九〇九年即回国，为了谋生放弃了文艺。所以鲁迅早期并没有机会实践自己的“立人”的主张。
一九一八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夕，鲁迅应运而起，继续自己“‘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夙愿，再次从事文艺运动，这次是一发而不可收了。实践的经验使鲁迅切身感到：“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时鲁迅注意到必须首先改革内政，“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革命时代的文学》），循此继进，鲁迅认识到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无阶级社会，“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关于妇女解放》）。把人的解放和阶级的消灭和全人类的解放统一起来了。
鲁迅“立人”思想这一发展的意义在于：第一，克服了自我精神解放的片面性，把“立人”和社会的改造合理地理解为统一的过程，掌握了人和社会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第二，克服了建立“人国”的空想，树立了唯一科学的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阶级社会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大同境界的科学共产主义观。第三，放弃了独立的、实际上不存在的“立人”的方法，而把“立人”作为一个崇高的目的贯彻于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整个工作之中，换句话说，各种改造社会的工作，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法律的、文艺的、教育的、哲学的和自然科学的等等，除了具有本身的专门目的而外，还应合理地理解为“立人”，即为了人和人类的解放。鲁迅后期认为“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知识分子的工作和工农相比较，不应特别看轻，也不应特别看重（参看《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都是和这个看法一致的。自然，各种各样的改造社会的工作，就“立人”的作用看，有直接间接、轻与重的差别。鲁迅对如何“立人”的认识有过变化和发展，但他的实践方式是终生一贯的，即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主要是写杂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两地书·八》）。这恐怕与文艺之善于改变人的精神的特殊性质是有关系的吧？第四，这在两个方面提高和加深了鲁迅杂文的思想性。一方面，在分析人的行为时着重指出社会环境对人的作用，比如他指出：“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 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方面，鲁迅从对于一般人的分析深入到分析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不同的气质、品性和心理，揭露他们在同一种现象中所蕴藏的不同内容和性质，比如《说“面子”》之类。
总之，当我们把如何“立人”的问题作为实践问题来考虑的话，是很有兴味的问题，它将把每个人动员起来反省自己之为人。
历史昭示我们：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发表，不仅引起了文学界的震动，而且引起了思想界的震动，号称“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就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发挥《狂人日记》的命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就已经推崇鲁迅思想，注意到它的光彩。这样的事实表明，鲁迅思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历史产物。中国正处在历史大变革关头，社会条件已经成熟到向思想界要求对这个大变革作出解释和推动。鲁迅思想是切合客观实际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渴望而产生的。“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鲁迅思想那么重视人，反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反对人吃人，反对“一味收拾弱者”的“害人利己主义”，认为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是吃人，中国的文明史是人民“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一治一乱”（《灯下漫笔》）的历史；要求“立人”，建立“人国”，得到“真的人”，正是中国彻底铲除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及旧礼教旧文明的历史使命的反映。鲁迅所批评的中国国民性的阴暗面的中国人生的病态——比如前期批评的“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那种“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随感录·四十八》）的品性和后期所批评的“西崽相”[《“题未定”草（二）》]——正是彻底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的反映。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的着眼点在人。
要了解鲁迅思想的独特性，主要在于研究鲁迅思想本身，即鲁迅思想的内容、方法、性质，和鲁迅思想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原因。
任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启示，也不是思想者头脑中固有的内在物的外化。虽然，一定的思想与思想者的天赋即生理条件是分不开的，但决定的还是他的社会地位和利害，他的社会实践。人们的思想决定于人们的社会存在。每一种思想都是人类思想发展总过程的一个环节。思想一经产生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思想的发展决定于社会存在的发展，又有其大体与社会存在的发展相平行的独立的承前启后、吐故纳新的过程。青年鲁迅曾对中国的“明哲之士”提出这样的希望：“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文化偏至论》）鲁迅一生表明，他自己实践着这一夙愿。
鲁迅思想葆有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固有之血脉”。这最鲜明地表现在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旧文明的批判。批判是发展的一种形式，是以承认被批判的对象之存在为前提，并在实质上以否定的形式接受其影响而向前的发展。譬如走路，人们搬开或绕过拦路的巨石向前走去，这条新路并不是和那块巨石毫不相干的。形而上学地理解批判，是导致思想贫乏和绝对化的认识根源。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的采取，也是很多的。鲁迅对于《韩非子》的“不耻最后”的肯定，对于苏武的苦节、玄奘的舍身求法、诸葛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的肯定，对于孔子“不教民以战，是谓弃之”的思想的肯定，等等，都是适例。鲁迅赞美柔石“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为了忘却的记念》）。人们常常怀疑鲁迅在这里提到的“旧道德”和“损己利人”的原则，甚至予以批评，认为鲁迅搞错了，其实这恰恰是鲁迅思想辩证和深刻的所在。最突出的一点，鲁迅思想集中于考察人生的苦痛及其解除，考察“立人”，而不作纯粹思想的考察，也是中国哲学思想主要特征的继承和发展。
鲁迅思想又是近代世界先进思潮的继承和发展。人们曾经提出，鲁迅思想是“托尼学说”，是“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这里所说的托尔斯泰、尼采、达尔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都是外国人。他们的思想对中国来说，都是外国的思想。不仅仅是他们几位，鲁迅对于近代世界思潮，不断地学习、研究，吸取于自己有用的营养，这是确凿的事实。鲁迅曾歌颂“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看镜有感》）。鲁迅生活的时代岂止仅仅是边患，那是帝国主义恣意侵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在孱王孱奴和西崽之群中，鲁迅和先进的人们实行“拿来主义”，其民族自信心之坚强伟大，思想魄力之宏大，何等卓绝。
但是，这种评论有一个共同的缺失，就是没有把握鲁迅思想的独特性，这就产生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鲁迅思想有没有独特性？
孙伏园回忆说：“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托’是指托尔斯泰”，他的学说是指“大爱主义”；“‘尼’是指尼采”，他的学说是“超人论”。（孙伏园：《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刘半农和鲁迅这样的交往，是在二十年代。姑不论鲁迅后期的思想，即使是前期，难道就是“托尼学说”的混合物么？很显然不是这样。
鲁迅很早就注意到了托尔斯泰的“恶兵如蛇蝎，而大呼平和于人间”的思想，注意到了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这在《破恶声论》中有详细的评述。但鲁迅认为“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鲁迅称赞托尔斯泰对农民的爱，对弱者的爱，称赞他敢于写信直斥横暴的沙皇。但是鲁迅从来不赞同他的“不抵抗主义”。可见鲁迅对托尔斯泰的学说是有所赞同，有所剔除，是取来为我所用，作为营养自己思想的成分。
鲁迅也很早就注意到了尼采的思想，注意到了他的“超人说”，鲁迅赞同尼采关于人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观点，赞同尼采强调发挥个人自觉，争做强者，而以“末人”为鉴戒的观点。但是鲁迅指出，“尼佉（今通译尼采）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文化偏至论》），语含保留，显而易见。特别是鲁迅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站在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弱者一边，而向强者抗争，这和“尼佉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摩罗诗力说》），讴歌以强凌弱，恶“愚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可见鲁迅对尼采学说，也是具体分析，明白取舍的。
值得学习的是，鲁迅对古今中外的著作，从不因人废言，从不看招牌行事，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也从不从概念出发，以字面作比附，玩肤浅的思想游戏。鲁迅认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思想·山水·人物〉题记》）。鲁迅总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根据自己的原则进行取舍的。鲁迅的原则就是怎样有利于“立人”，即审查他们于认识人和人生、改造人和人生、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是否有用和有益。
恩格斯曾经惋惜，费尔巴哈全看到了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不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评价，从而限制了他的思想的发展。鲁迅却相反，他在投身社会改造之前，在思考着“立人”问题之前，已经接受了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训练，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在他早期论文中都有反映，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了鲁迅巨大的启蒙教育。鲁迅决定参加社会改造、从事改变人的精神的工作的时候，第一篇论文是《人之历史》，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鲁迅“立人”思想的自然科学基础的起点。人类进化无止境的思想鼓舞鲁迅对人类的远景发展充满了希望，而在现实的黑暗与绝望中坚韧地作着勇猛而悲壮的抗争。鲁迅思想接受、包容了进化论的基础原则，但是即使在前期，也不仅仅是进化论，也不等于进化论，因为基本的事实是，鲁迅关于人和人生的思想，一开始就不仅看到了人和人类的自然属性，而且更有决定意义的是，看到了人的社会性和国民性（民族性）。鲁迅的“立人”、“救国”、“兴国”和立国的一整套思想，远远不是进化论所能包括的。思想的基础完全不同了，思想的对象本质上不同了，思想的性质也不同了。关于鲁迅后期“轰毁”了进化论，在我看来是一种误解，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说明我的看法。
在实际斗争中，主要由于事实的教训，由于鲁迅思想内在的矛盾的发展，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毫无疑义的。在这个转变、发展过程中，对于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这都是事实。鲁迅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过去未来的文明”“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同意对于普列汉诺夫“没有理解无论如何，有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的必要”（《〈艺术论〉译本序》）的机会主义理论的批评；坚信无产阶级必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达到无阶级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鲁迅对待马克思主义，固然也注意学习基本观点，但尤其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消化、融合为自己的思想。对于号称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鲁迅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的评价。他说：“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夜致徐懋庸》）这是鲁迅作为思想家的优异品质，鲁迅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之所在。鲁迅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解决他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比如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展的问题，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雄辩地说明鲁迅是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以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区别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分为前期和后期是可以的。既然分期，相应就提出一个问题，前期和后期有没有一贯性？还有，有没有独特性？
我的理解，鲁迅思想是存在着一贯性的，鲁迅后期的著作表明，“立人”和对旧文明的批判，仍然是贯彻在他的著作中的一条中心线，把他的一篇一篇千字左右的杂文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但是，理论基础不同了，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世界观也不同了，是共产主义的了。
我的理解，鲁迅思想后期仍然具有独特性，这就是他仍然直接考察中国人的气质、品性、心理和命运，记录中国人的人生，描绘中国人的灵魂，激扬奖惩，着力于改造。但是，这个时期的考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的，所以更科学更深刻地概括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社会心理。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国务活动家等等，像鲁迅这样的伟大思想家至今仍然是唯一的一个，这就是鲁迅思想独特性的表现。鉴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经典作家，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像鲁迅这样进行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并且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鉴于中国幅员如此之辽阔，人口将近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中华民族尤其是人类文化最悠久的古文明民族之一，鲁迅思想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理应得到科学的评价。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也是生活”》）这是鲁迅逝世前重病向愈时的声音。这声音将永远回荡在活人的心里，唤起人们对人类的美好希望。
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