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虎在墓葬中的角色及功用

为了更好地讨论老虎在墓葬中的作用，我们必须先介绍方相氏在古代葬仪中扮演的角色。 《周礼·夏官》“方相氏”条曰：“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这段话是说，方相氏蒙披熊皮，头戴金色四目面具，上身穿黑衣，下身着红裙，手执戈与盾， 率领群隶每年按时节演行傩仪，巡索宫室中疫鬼并驱逐之。若有大丧 ，出殡时居前引导灵柩车。至墓地，棺柩入穴前，方相氏先下墓圹内，执戈扬盾、击打穴室四方，借此驱逐方良。引文谈到的“方良”，或作“罔象”“罔两（魍魉）”，乃是出入陵墓、专食亡人肝脑的鬼怪。 方相氏就是将墓穴中的坏东西、破坏分子——方良驱逐出去，从而确保亡者在地下世界中得享安宁。

而世人眼中的猛虎，则是方相氏驱逐方良（魍魉）任务的后续执行者。东汉应劭撰《风俗通义》（佚文）云：“墓上树柏，路头石虎。……魍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或说：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蝹，常在地中食人脑，若杀之，以柏东南枝插其首。’由是墓侧皆树柏。” 又，唐代李善注张衡《东京赋》引《汉旧仪》云：“于是以岁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黄金四目，玄衣丹裳，执戈持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中而殴疫鬼也。” 方相氏以虎皮装扮，足可揭示二者的密切关系。有鉴于此，方相氏纵虎噬鬼之图案屡见于汉代墓室装饰中，猛虎俨然成为方相氏麾下百隶的化身。譬如，1973年河南邓县长冢店东汉墓出土的“驱魔逐疫”画像石（详见图版4），表现了方相氏（画面右侧一熊，人立状）双臂前推作纵虎状，猛虎则张开大口，扑向一怪兽。 而这个仰面跌倒的怪兽，应该就是潜入墓中偷食亡人肝脑的方良（罔象）。无独有偶，1972年河南唐河针织厂西汉墓出土的“虎吃女魃”画像石（详见图版5）正中刻画一熊，人立（代表方相氏） ，伸出双臂推纵二虎（右虎有双翼，左虎则无）扑向倒地挣扎的女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面中原本应是主角的方相氏均退居陪衬地位（石工刻画方相氏时，或将其置于边缘位置，或所占篇幅甚小，或线条粗糙、面目不清），而将重点放在突出虎的凶猛可怖及噬食鬼魅的搏斗场景。有些汉画像石甚至将方相氏省略不刻，直接绘以猛虎食鬼的场面。这番设计理念，包含了特殊的含义。

秦汉时人相信：虎能噬食鬼魅。据《风俗通义·祀典》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又《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云：“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有形，故执以食虎。” 故而，这类“虎食鬼魅”题材，在河南等地汉代墓葬画像石（砖）中大量出现。 如唐河针织厂西汉墓出土的二块“虎食鬼魅”画像石（详见图版6）， 1957年南阳市区东汉墓出土的“天马·虎食鬼魅”画像石（详见图版7） 。上述画像石中均未刻画方相氏（熊），而是以一只或数只猛虎撕咬鬼魅来表现对入侵棺椁的外来邪鬼——方良（罔象）的驱逐和震慑。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天水放马滩秦墓（M14）板画中的猛虎图像。在木板上画一只猛虎，并将其放置于亡者胸腹部，用意显然是防止方良前来偷吃肝脑。此外，画中猛虎被绳系于树下，乃系表达一种意愿：欲将此虎牢牢地拴住、永远镇守棺室，从而为亡者尽职尽责地履行护卫使命。对于系虎之树，我们虽然无法确凿地判定其树种，但有理由相信画工在构思创作时所依凭的模本或许就是松柏之类（画面中树木笔直挺拔、枝叶呈针状，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1] 原因诚如前引《风俗通义》所言：“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古人认为，方良（魍象）最害怕两件东西——猛虎和柏木。 ^[2] 换言之，虎、柏具有劾慑方良的神奇力量，这就应验了那句俗话“一物降一物”。故而，在松柏质地的木板上勾勒出猛虎的形象、将之随葬，乃系将二物的神力合二为一，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增强对方良的震慑力。此外，天水放马滩十四座秦汉墓中的“棺椁均以松或柏木制作”（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9：129），可见当时天水秦人已普遍接受松柏木可威慑魍魉的礼俗观念。

198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武威市韩佐乡红花村五坝山七号墓，该墓系西汉末期的土洞墓，墓室内东、南、北三面壁的土墙上绘有壁画（现残存约16平方米），有宴饮、舞蹈、狩猎、羽人等图案（何双全，1985：245—246）。其中，南壁（上部残缺）正中的主体部分是一只猛虎和一棵树（画面为100×200厘米 ）。画面中的猛虎略显丰满，全身以暗灰色调为主 ，间以浓墨勾勒出线条和花纹，虎头高昂、瞠目怒视（眼球涂以鲜亮的绿色），额头斑纹交错，虎颊两侧绘有白色髯须，大张虎口、露出森白利齿，四足撑开、蹬地，呈行走状，并以绿色标出四只虎爪的尖部，虎尾似鞭、超长且翘举，双耳耸起、高过头顶（耳廓以黄色涂抹，耳孔绘以黑点），似在捕捉一切可疑声响，充满了警惕的味道。猛虎身侧中央位置绘有一棵树木，树的上部残缺，但从树干下端笔直、粗壮及夸张的树皮纹理来看，极似松柏类。（详见图版8 ）关于这幅壁画的含义，以往学界多解读为“开明兽与不死树”，即将虎视为“开明兽”，树为“不死树”。 我们将这幅汉代墓室壁画与放马滩秦墓板画中的系虎图案比较，不难看出二者是何等相似。

“开明兽”是传说中的异兽，最早见载于《山海经》，卷二《西山经》云：“（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袁珂，1992：55—56）卷十一《海内西经》云：“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袁珂，1992：349—350）由此可知，九头（尾）、人面、虎身，是开明兽最显著的体貌特征。这一点，也得到了汉代画像石的证实。 据此检视五坝山七号汉墓壁画中的虎状异兽，它显然与《山海经》描述的“开明兽”形象相去甚远。换言之，这幅汉代壁画所欲塑造的恐非开明兽与不死树之题材，而是一只猛虎立在或拴在松柏树下（壁画并没有反映出系绳的细节，但从树与虎身的位置判断，画师显然要暗示虎与树的某种特殊关联），借此守护墓室及亡魂。从这幅壁画所在的位置来看，这面绘有虎、树图案的墓室南壁乃系“迎着墓门的正壁，是较狭的一壁”（张明川，2006：120）。换言之，这幅虎、树图案的壁画恰在正对墓门的位置，似乎印证了前述把门、镇墓之意。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这幅以虎、树为题材的汉代墓室壁画所隐含的象征含义，恐非有关学者所言：“这幅画当是描绘开明兽与不死树的神话故事，表达了墓主人企望死后升仙，过美好生活的幻想，亦有祥瑞之意。” 这幅汉代墓室壁画虎树图案与放马滩秦墓系虎板画应是一脉相承的，二者不仅有相同的内涵和宗旨，且均承担了驱逐侵扰墓地的外来鬼魅之功用。有趣的是，这两件考古实物均发现于今甘肃地区（天水、武威），是否说明秦汉之季西北边陲民众中流行以虎、柏等图案镇守墓室及亡魂的丧葬风俗？而这一习俗乃是源于中原及西北汉人所奉行的猛虎及柏木可以镇劾和驱逐外鬼（方良、罔象）的传统思想。

耐人寻味的是，天水放马滩秦墓中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均与M14号墓较为相似的M1号墓“棺内尸体手、脚、头、腰部以下及棺外四周置有长五厘米圆木棒；相同位置撒有制作棺木时遗留的木屑；边箱内散布粮食等，表明下葬时的祭祀习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9：1116）。考古报告根据棺椁内外散落的圆木棍、粮食判定，下葬时墓室中当进行过祭祀仪式。就思路而言，这一推测是正确的。不过，笔者并不赞成“祭祀仪式”的说法，而认为应当是前述方相氏入圹驱方良仪式的遗留物。首先从位置上判断，这些物品是无规律地散落在多个边侧及角落，故不应属于对亡者的供祀，而更贴近于傩仪中的施法物品。东汉蔡邕撰《独断》卷上：“方相氏……从百隶及童儿……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疾殃。” 据上述傩仪流程的描述，笔者认为可以大胆推测：这些长约五厘米的细短圆木棍或系“棘矢”之类，其以“桃弧”射之后散落于棺椁内；而那些散落的粮食或许就是“以赤丸、五谷播撒之”的产物。根据M1墓的葬俗情况，我们可以反推M14墓原本也有木棍、粮食等物品，但由于“该墓水浸严重，随葬品多无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9: 116），故已不见了谷物的踪迹，残存下来的木棒数量也不及M1墓多。

据发掘报告介绍，天水放马滩十四座秦汉墓中共计三座大型墓——即M1、M13、M14，均系一棺一椁制秦墓（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9: 116—117）。这一方面反映出墓主人的资金财力，同时也说明入葬者生前在家族中的身份和地位是比较特殊的。换言之，鉴于M14和M1墓中亡者的年龄辈份、身份地位等因素，其后人以“大丧”规格在墓地举行方相氏傩仪及其他仪式活动是完全有可能的。

---

[1] 战国及秦汉时，天水地区乃盛产松、柏等树木。这不仅从天水放马滩十四座秦汉墓中棺椁均系松柏质地得以证明，而且据M1秦墓出土的四块松木板地图（出土时原本断为六块，经缀合为四块七幅）中第三块木板（M1·12）A面绘有山脉、水系、关隘、道路、地形，并在相应位置标注地名，部分地名下则“标出木材种类五种： 木、灌木、杨木、柏木、楠木”，借此表明当地植物的分布情况。（《天水放马滩墓葬发掘报告》，第119—121页）据统计，这组木板地图标注的树种中，“松”计有6次，“柏”计有2次，可见当地盛产松柏之木。（详见王子今：《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生态史料研究》，收入《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2：秦简牍研究论文集》，举办单位：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地点：武汉大学珞珈山宾馆，日期：2012年11月17—19日，第193—194页）对于木板地图的绘制时间，发掘报告认为：“它的绘成时代早于墓葬时代，当应在公元前二三九年之前，属战国中期的作品，距今约二千三百年左右，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地图实物。……基本上可以说是战国时秦国邦县的部分政区地理图，其范围大致位于现今天水市麦积区之位置。”（同上，第131页）有关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之研究，详见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第12—22页；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第78—85页；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161页；雍际春、党安荣：《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版式组合与地图复原新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0第4期，第179—192页；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其实，汉代人相信柏木及柏木制品不仅可驱逐墓中方良（魍象），对其他鬼怪也具有震慑效力。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谈到“颓”（ ）疾的巫术性治疗时，“柏杵”就是重要的劾鬼法器，如第195—197行文字曰：“颓（ ）：操柏杵，禹步三，曰：‘贲者一襄胡，濆者二襄胡，濆者三襄胡。柏杵臼穿，一母一□，□独有三。贲者潼（肿），若以柏杵七，令某颓（ ）毋一。’必令同族抱□颓（ ）者，直（置）东乡（向）窗道外， 椎之。”（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图版第24页，释文第49页） SH3TSrqJaOgijq696XB0Vi74boe3UJvQzTbdWcbEZW+PE3bU5Tdb9ZXS2SbdOE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