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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被称作“人类世”的新地质时代，人类作为一种地质力量持续不断地改变着地球，并对之施以不可逆转的影响。在“人类世”语境下，人类只是地球上众多生命形式中的一种，人类历史也只是地球上生命历史的一部分，这对人类中心主义构成巨大挑战，并促生了新的历史哲学，强调要模糊人与非人之间的历史界限。
诚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写，“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但就历史学而言，“纯粹”的动物史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动物自身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描述动物外形和记录动物行为的都是人类文献，这决定了很难对动物做经验主义的研究，而只能作后结构主义的分析。这也意味着对动物的研究仍要回归到“人类史”的路径中，只是将以往历史叙事中作为背景的动物从幕后搬到前台，构建以动物为论述核心的历史书写。
人与动物共享自然与社会空间，相互塑造。动物不仅属于生物学范畴，也属于社会学范畴，如对动物的驯化、饲养、献祭、食用等；此外，动物还可以作为权力的媒介或文化的象征符号和隐喻。研究具有多重性质的动物，将有助于丰富历史世界的认知图景。
博物学本是现代西方学科概念，可追溯至古希腊老普林尼“自然志”传统，经18世纪林奈、布丰等人推动，博物学学科范式基本确立，概括而言是指对包括动植物、矿物和人体在内的自然界物种进行辨识、命名、分类、描述性状、搜集及展示的一门学问。但中国古代的“博物”传统，乃指“博学洽闻”，并不像近代西方博物学那样有着一系列严格的工作步骤，而是更注重对“知识素养”的强调。
余欣在《中古异相》中曾这样定义“博物学”：“博物学是指关于物象（外部事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的整体认知、研究范式与心智体验的集合。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中国博物之学的关切点并不在‘物’，不是一堆关于自然物的知识，而是镕铄‘天道’‘人道’与‘物象’的直面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和情感体验”（余欣，2015），并在《敦煌的博物学世界》导论部分进一步论述该定义（余欣，2013）。古代文献和图像中对动物的展示，并不存在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旨趣，而必定是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背景下描述。从这一层面而言，古代动物研究与博物学传统若合符节。
除了归入博物学传统，对中国古代动物的探讨亦可纳入“知识史”的学术脉络中。西方知识史研究发端于1924年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提出的“知识社会学”。彼得·伯克在完成《知识的社会史》之后，出版《什么是知识史》一书，对“知识史”做了详细的概念厘定。全球史与后殖民研究越来越着眼于非西方的“科学”传统，在近代早期或非西方的研究中，“知识”成为“科学”的替代词。
显然，中国古代并无“动物科学”，只有“动物知识”，这里的“知识”不仅包括文本中的学术性知识，也包括实用性、社会性和“日用而不知的”隐性知识。在古人观念中，知识与非知识的界限并不明确，其内涵和外延是流动的。
德国学者西蒙尼·莱希格（Simone Läsing）认为将“知识”作为历史分析工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一者可以促使学者思考结构与能动性的复杂关系，注重知识跨越边界的流动；再者可以关注到复杂多样的“空间”中知识的创造、证明、正典化，以及被质疑、反对和去合法化的过程；三者更加注重知识的变迁与转化，及其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作用。这一阐述为我们处理古代动物史料提供了可能性的方法，颇具启发意义。
在博物学传统和“知识史”框架中，以“动物”作为透镜重新审视古代史，既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亦是构建中国古代动物史书写理论的初步尝试。
动物本身并没有自觉的历史分期意识，但“制造”动物史料的人会受时空条件的制约，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范围的人群对动物的认知、描述、利用方式等不尽相同，这便是动物史断代研究的依据所在。虽然知识、观念的变化发展并不与朝代更迭同步，但整体上却总会与时代的精神面貌、学术风气相吻合。
以笔者熟悉的中古史研究为例，将中古作为动物史断代之一，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汉唐帝国大力开拓岭南、西南、西域等地，其政治版图和影响力远超前代；同时，伴随着交通、贸易的发展，中外交流程度加深，大量域外动物传入，拓宽了人们的认知视野，如骏马、鹰隼、猎犬等对当时的统治者和文人墨客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自是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可谓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当时文人和画家亦成就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动物“留影”作品。
第二，在汉代经学之后，学术风气丕变，推崇“博物”知识的潮流迅速兴起。在这一氛围刺激下，魏晋时期“尚博求异”观念甚为流行，涌现出一大批“博物之客”。《晋书·张华传》载“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郭璞遍注《山海经》《方言》《穆天子传》诸书，“博学有高才”；陶弘景“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与此相应的是各类炫博求异著作大量出现，如万震《南州异物志》、张华《博物志》、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王嘉《拾遗记》、崔豹《古今注》等。虽然隋唐出现了所谓“盛世的平庸”，士人对动植异物等博物知识的兴趣较前代逊色，但仍有段成氏《酉阳杂俎》、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孟管《岭南异物志》、刘恂《岭表录异》、段公路《北户录》之类的作品作为魏晋博物高峰后的余波陆续出现。这些中古“博物”著作中保留了丰富而庞杂的动物记载，为动物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本资料基础。
第三，中古时期农学和医学发展，对动物饲养及药用等实用性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度。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农学巨著，书中对动物的畜养、选育、管理方法的叙述占较重分量，类似的还有唐代《四时纂要》。在动物药用方面，据统计，西汉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等古医书中记载药物394种，其中动物药达116种；《神农本草经》罗列动物药上中下三品共66种，是中国药用动物学的“首选书”。唐代苏敬等编撰《新修本草》，可惜图在宋代全部失传，部分文字散见于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新修本草》（《唐本草》）为官方颁布的药典，其中亦涵盖了兽禽虫鱼等动物类药物。此外，伴随中古时期外来物种涌入，中国传统医药学进入一个大发展期。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引用天竺名医耆婆的理论“天下万物，无非药者”，无疑极大地拓展了医者的视野。因而在研究中需注意到外来物种、医方及药学理论对本土动物药用认识的影响`。
第四，中古时期佛教的传入与盛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本土动物观。动物除了在畜牧、狩猎、运输、饮食、药用等人类活动中发挥实用功能，还可作为祭祀的媒介或充当象征符号参与政治、宗教等社会性权力模式的建构。动物在塑造佛教思想与意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早期佛教三藏中就有大量涉及动物的譬喻故事，白象代表降生，狮子喻指法力，龙、孔雀、鹦鹉、鹿、猕猴等常为菩萨化身，“为人所贵”。动物史的研究亦离不开对其背后所蕴含动物观的关照，即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人如何认识自身在物种中的地位，如何划定人与动物间的界限。佛教倡导众生平等、慈悲为怀，宣扬六道轮回，这些都是在讨论动物观变迁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当然，其他古代时段的动物研究也具有物种、观念、史料上的独特性。要言之，动物知识是古代信仰、思想的重要组成，其体系非常庞杂。文本和图像中的动物形象如何生成？不同群体对动物的认识有何不同？不同地域对动物的认知有怎样的互动？古代动物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动物知识如何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个目前较少措意的课题，动物史研究至少丰富了我们对古代知识、学术、思想和日常生活的认知，甚至能够刺激新的学术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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