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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动物史或动物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存在诸多困难之处。首先，古代动物史这个核心议题，基本上可以看作一项全新的工作，目前暂未见到以“古代动物史”或“古代动物研究”为题的论文和著作；另外，研究中涉及动物的又太多，并非所有关于动物的研究都能称为“动物史”研究，将那些但凡与动物有涉者全面纳入学术史回顾的视野既无必要亦无太大意义。基于这种较为“尴尬”的局面，在此不得不先申明学术史梳理的原则：
第一，对受到“动物转向”影响而自觉进行的中国古代动物史研究成果进行重点分析，管见所及，仅有两部相关的研究论著。
第二，适当筛选多个史学领域中涉及动物的研究成果，以较为全面地把握“动物研究”的学术理路。
第三，抽取一些精彩的动物史个案研究，这部分梳理无法在综述中面面俱到地完整呈现，有些出色的具体研究只能今后在专题研究中有针对性地介绍。
胡司德（Roel Sterckx）的《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是国外学者系统阐述中国古代文献如何描绘动物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以文化史切入，着重讨论先秦两汉的动物观念，并借此观察中国古代世界观及人与动物的关系。其研究视角广阔、问题意识鲜明，不同于一般动物文化史以探讨动物崇拜或象征意义为主，而是全面解读了动物命名、分类、变化、收藏、展示的文化意义。
在胡司德看来，典型的中国世界观认为人类、动物和鬼神等生灵间并无清晰的本体界限，动物是阴阳五行分类体系的组成部分，古人在对动物进行分类时，“求同”的倾向压倒了“辨异”的倾向，从而展现了自然的动物知识如何受到文化和社会的塑造。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注重“语境化”地搜集、解读材料，将动物置入现存相关文献的整体情况和个别文献的组织体例中进行分析，以此判断动物知识在当时学术话语中的地位。
无论在视野、观点还是方法上，这部力作都颇具启发性，某种程度上别出心裁地延续了李约瑟的思考。但遗憾的是，其研究时段至汉代结束，这也意味着将中古时期动物观念的变化排除在外。正如书名所示，该书主要探讨“礼仪性的动物”，故并未涉及动物的其他实用价值；另，在动物命名和动物地域性等问题上处理得较为笼统，未具体分析不同身份和地域的人群对动物看法的异同，亦未具体呈现政权内部各地域之间、与外部其他文明之间动物知识的流动性。
另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古动物研究成果当推陈怀宇的《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讨论动物如何成为人类社会构建政治和宗教（佛教）秩序的媒介，该书或是第一部突破人类社会框架，将注意力放在人类社会以外界域的中文论著（孙英刚，2015：403—413）。
动物在政治或宗教中常以譬喻式的、想象的、象征的方式出现。陈怀宇通过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动物在社会关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讨论中，作者指出皇帝、文人、庶人、僧人、在家信徒等不同身份之人群构成多重政治秩序、宗教秩序和社会秩序，从而注意到动物以不同面貌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细致地展现了动物扮演角色之丰富性和复杂性。论著中另一闪光之处在于，重视不同传统与文明的互动，较为深刻地剖析了地域因素对动物认知造成的局限，关注到动物知识的“流动性”并精彩地呈现动物知识“在地化”的过程。
虽然主要处理的是佛教文献，但作者所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已溢出佛教之外，跨文化的视野和在政治和宗教史层面理解人与动物的关系，突破了以往讨论动物的模式，可以说对政治或其他宗教中动物角色和意义的探讨作出了较高水平的示范。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作者仍将动物作为抽象的“象征”和“隐喻符号”，顺理成章地将动物的“生物性”轻轻抹去，实乃延续着“人—动物”路径。沿此思路，从逻辑上，我们研究植物对政治宗教秩序的塑造意义是不是也可以？若此，又该怎样体现“动物”之于研究的特殊意义和“动物研究”的合法性呢？
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事动物史研究的多为科技史或生物史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郭郛、邹树文、文焕然等。郭郛与李约瑟、成庆泰共同编著的《中国古代动物学史》至今仍是最全面的动物史论著，主要探究动物分类、遗传、进化、驯化等问题，并提及众多关于动物的资料，是一部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邹树文是昆虫史大家，其《中国昆虫学史》一书按年代编排，全面清晰地梳理了古代昆虫知识，其中还涉及昆虫养殖、虫灾的治理、昆虫的食用和药用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文焕然则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利用文献、考古、碳14断代法、孢粉分析等多学科方法，对中国历史时期的动植物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分析，为我国历史生物地理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此外，罗桂环等人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卷》是中国古代生物史的系统性论著，不仅纵向整理了各历史时段动物知识的积累和利用情况，还特别提及中古时期南方动物的相关记载，内容详实，提供了不少可供深挖的研究线索。科技史研究中强调动物的“生物性”，主要侧重动物习性、培育、繁衍、养殖、实用功能等，少有文化史视野。
环境史也关注动物，特别是环境变化对动物生存造成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国内环境史研究悄然兴起，经过近30年发展，中国环境史研究已成相当规模，相关介绍可参看王利华主编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一书。就涉及中国古代动物的环境史研究而言，最具代表性的为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标题十分吸引眼球，若作者能精细地探讨大象如何从中国中心地带逐步往南退缩，直至消失无踪，并从中展现人类与大象互动关系的话，将会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可惜除第二章“人类与大象间的三千年搏斗”外，该书其他部分完全脱离了“大象”主题，且章节之间既无内部逻辑联系，也缺乏实际论证，未免有“标题党”之嫌。不过这部著作提供了不错的思路，比如类似“老虎的退却”“鳄鱼的退却”“长臂猿的退却”等有趣又有意义的动物史话题完全可以展开深度讨论。历史上的环境变化大多由人类开发造成，可归结为经济动因，《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或可称为“经济史视角下的环境史”。该书分析明清两代岭南地区在农业、商业活动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变迁，揭示了人类垦荒导致岭内森林日渐碎片化，生态系统消耗使以华南虎为代表的物种不断消失的现象。中国学者中，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较具代表性，不仅从环境史角度研究对犀牛、野象、鹿、虎等及灵长目野生动物的地域分布，而且从文化史角度讨论了人类使用这些动物的情况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视野开阔，资料详实。张全明的《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是又一部断代环境史力作，其中亦涉及犀牛、野象、虎等动物的分布与变迁，可与王著连读，从而大致推断和勾勒出这些动物在中古时期的生存状况；此外该书还特意探究了孔雀、鹦鹉等珍禽，而这类动物在古代人的认知和日常生活中均扮演重要角色。
汉代西域之路开通以来，异域动物亦随之从西传来，不仅以实物形式进入中原，亦通过文献记载以“概念”或“形象”的方式进入汉文化。对异域动物的入华研究，当代学者一向颇为留意，如张广达先生就十分重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动物主题。他在1997年发表《唐代祆教图像再考》，提示了犬在琐罗亚斯德教葬仪中的作用，即以犬视方式吓阻恶魔。其后又利用丰富的中外文献和图像材料，在《唐代的豹猎》中讨论了豹猎这一唐代宫廷贵族的娱乐活动如何从中亚传入中国，通过对具体个案的精细考证来把握中古多元开放的时代风貌。其他中西交通史中涉及中古动物的研究成果暂无法全面展示，在此先稍做提示：薛爱华《撒尔马罕的金桃》详尽考察了唐代犬马、大象、狮子、犀牛、鹰鹘、鹦鹉、鸵鸟、频伽鸟等动物的来源、饲养与管理状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提及狮子、猧子、阿滥堆和汗血马等西域动物的传入；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论述了犬马、狮子、活褥蛇、鸵鸟、却火雀等物种的引进及其对唐人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史》涉及唐代外来的犬马、狮子、鸵鸟等物种及以狮子舞为代表的胡舞、胡戏的引入等。事实上，中西交通史中的动物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即出现大量重复性讨论，在动物种类选择和理论方法上并没有实质性突破。
除中西交通史外，对具体动物的个案研究一般还集中在文化史、民俗学和博物学领域。较早关注动物文化史的学者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他通过长时间亲身饲养、观察长臂猿，指出中国古人对长臂猿存在的认知误区，并贯通文学、史学、动物学和艺术学等学科方法，分析古代士人的崇猿理念及长臂猿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其著作《长臂猿考》虽篇幅不长，但匠心独运、饶有趣味，是动物文化史代表之作。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在《朱雀》一书第十一、十二章，讨论唐代南越地区的动物和作为南方象征的朱雀，揭示了中古动物文化的重要意义。司马德琳（Madeline Spring）沿着中古文学的动物研究路径，重点考察了唐诗中鹤、猫、鼠、牛、马等动物的寓意，在具体方向上做出开拓性贡献。
中国学者研究动物文化史，一般从图腾崇拜入手，或与民俗学结合，论题以古代四灵信仰为多，如吉成名的《中国崇龙习俗》对我国龙文化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探讨了崇龙习俗之产生与演变，并对中西龙俗进行比较。其指导的三名研究生延续此思路，分别以凤、龟、麟作为硕士论文的考察对象。王小盾的《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体系形成》结合传世文献、考古和民族学资料，论述中国上古各种动物崇拜与图腾崇拜间的联系，进而分析了龙、凤、玄武等虚构动物及其组合形象产生的原理。所用材料相当丰富，但不少观点的得出稍显草率，尚待商榷。熊钿的《麒麟与玄武：北宫象的文化史考察》则从星象入手，对麒麟、玄武等北宫象生成、演变背后的文化现象进行过讨论。另，类似《中国虫文化》《中国虎文化》等动物文化史论著自20世纪末开始大量涌现，时至今日，出版市场对这类图书的兴趣依旧不减，但大多以通俗性读物为主，学术价值并不太高。
研究具体的动物也是博物学的应有之义。罗佛（Berthold Laufer）是西方少有且较早对博物学有自觉意识的汉学家，其动物研究著作有《独角兽考》（ History of the Rhinoceros ）、《麒麟：历史与艺术》（ The Giraffe in History and Art ）、《鹈饲：中国与日本》（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Cormorant in China and Japan ）等。据余欣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博品社曾组织专家将这些书译成日文，卷尾附译者后记，对罗佛治学理路多有抉发，颇有参考价值（余欣，2013）。余欣是国内较早推动古代博物学史研究的学者，其高度肯定博物学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认为是“构筑古代中国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基底性要素”，并利用中古写本和出土文献对相马、相牛、相狗、相鹤之法进行了精细考证。博物学视野下其他代表性的动物个案研究还有赖春福的《鱼博物学：鱼的社会科学》、易华的《龟的博物学：兼谈博物学与自然史》、陈元朋的《传统博物知识里的“真实”与“想象”：以犀角与犀牛为主体的个案研究》、刘军的《基于博物学文献出发探寻中古中国的鬼车鸟》等。特别是陈元朋的《传统博物知识里的“真实”与“想象”：以犀角与犀牛为主体的个案研究》一文，选取犀角和犀牛这组典型实例来讨论博物学传统下古人知识的复杂层次：“犀角是真实的犀角；犀牛却是想象中的犀牛。”以此展现古代真实与想象交糅并存的认知脉络和某种“知而未详”的思维模式，论证颇富见地，对“博物知识”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以上对中国古代动物研究进行了“择要”式梳理，相关问题总结如下：
第一，大陆学界对“动物转向”思潮的反应相对滞缓，目前仅呈现个别学者呼吁的状态，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气象，更不论“在地化”学术理路和范式的建立。正如前文所论，这一转向能够刺激众多史学领域新课题，在具体研究的拓展上，还有相当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二，传统的动物研究多集中在科技史、文化史、民俗学、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且呈现较为明显的同质化趋势，在具体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未有大的突破。一般而言，研究中将动物“抽象化”居多，较少强调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分析思路和视角较为单一。
第三，动物无论是在古人观念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古代史研究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造成事实与研究的某种不平衡。
第四，因受研究时段限制，目前几部讨论中国动物的专著均未涉及动物观变迁问题。如中古时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胡汉交融，对动物观念具体造成何种影响，是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暂无对这一论题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