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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20世纪下半叶西方民族运动、妇女运动、去殖民运动和左翼思潮的影响和推动，继“后现代转向”“语言转向”“文化转向”“身体转向”后，从哲学、神学、文学，到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各学科内部均出现了所谓的“动物转向”，历史学自然也不例外。动物史的兴起与动物解放运动密不可分，持有一种明显的现实改造意图，其发展模式亦与“妇女史”“环境史”“后殖民史”相类，是在超越阶级、性别、民族后，在物种上的又一次跨越。
除外部理论刺激外，就历史学内部学术理路而言，动物史亦是全球史与后人类史学深度发展的结果。陈怀宇的两篇文章《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对史学的“动物转向”进行了详尽梳理，讨论了动物史研究的合法性及其在当代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指出动物史与博物史、科技史和文化史传统的内在关联，并强调历史学的“动物转向”对于去人类中心主义意义重大，开辟了后人类史学的新路径（陈怀宇，2019）。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的沈宇斌博士选取近年来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在《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一文中分析了欧美学界全球史研究中的动物转向，认为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书写全球动物通史和历史分期、探寻全球网络联系形成过程中动物的角色以及比较不同时空背景下人与动物关系的异同这三个议题。总体而言，动物史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真正迅速发展则是在21世纪初，其在欧美学界研究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和理论日益精细，有从边缘进入史学界主流的趋势（沈宇斌，2019：122—128）。
西方史学的“动物转向”也影响到中国学界。仅以学术期刊为例，2019年3月《史学月刊》同期发表陈怀宇与沈宇斌关于动物史的文章，即因敏锐地察觉到史学理论发展的新动向；2020年《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设有“动物史学”专栏，台湾《成大历史学报》在同年6月份刊出“动物史专号”等。这些均是对当下动物史热潮所作的自觉响应。
郑丽榕《台湾动物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对近20年来台湾学界的动物史研究进行了梳理，以功能为取向将主题分为经济动物、陪伴动物、野生动物、流浪动物、实验动物与动物保护等。虽然这些成果均被冠以“动物史”之名，但事实上多数研究或许涉及动物，但并非是对动物史自觉认同后书写。考察它们的研究源流，将其归入诸如贸易史、经济史、宗教史、生态史、物质文化史等其他史学领域可能更为合适（郑丽榕，2020：233—251）。
有学者担心，动物史似乎“怎么做都可以”，似乎只要有动物现身，研究便可挂上“时髦”的“动物史”标签，而实际上动物只是一个串场的配角。加之动物议题本身具有趣味性与大众魅力，使得动物研究去政治化、琐碎化、消遣娱乐化，可能最终沦为人类中心思维的结构共犯而非瓦解力量。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研究才能称为（新）动物史，它与以往的动物相关研究区别何在？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形成较为统一、定义明确、范围清晰的动物史研究范式。总体而言，动物史的根本目标在于“去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有两种研究拓进的方向，一是具有边沁式关怀的“纯动物”研究，研究者有着鲜明的伦理立场，强调动物的经验、主体性和能动性，但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叙事策略上事实上很难实现；二是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探讨，即在“多物种史观”下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存在，并承认其对历史的塑造作用，自觉构建人与动物协同演化、相互塑造、共促文明演进的历史图景。因此，当我们讨论动物史时，一般特指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
欧美学界的动物史研究成果，前引学者们均有很好的述评，在此本不必再赘述。不过，为直观展现动物史研究的具体理论与方法，摘举两例略作说明。动物史的重要开创者瑞特沃（Harriet Ritvo）视动物为“历史研究民主化趋势下最晚近的受惠者”，其于1989年出版的《动物产业：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人和其他动物》一书被认为是该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作者将动物史放入帝国史和殖民主义的分析框架中，通过分析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对动物的分类、态度及处理方式等来构建英国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说瑞特沃的研究仍延续着“人对动物施加影响”的路径，那么安德森（Virginia DeJohn Anderson）的《帝国的造物：家畜如何改变早期美洲》便在人与动物的关系层面实现了突破，阐释了旧大陆家畜对征服和改造美洲的作用，以及它们与欧洲殖民者和土著的互动，凸显了动物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转化力量。
到目前为止，或许将动物史理解为“动物转向”更为允当，其给史学界带来的最显著亦最有益的方面实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将动物置入现有的历史框架中，当然是一个合理且方便的途径，但不应该仅满足于此，还应对通过探究动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补充、丰富甚至改变对以往历史的既定认知有所期待。
回归正题，如何理解这股“动物转向”潮流之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意义呢？显而易见，其最重要的价值便在于增辟了众多有前景的研究方向，诸如动物养殖史、宠物史、动物在军事中的作用、地理与野生动物概念变化、动物对世俗及神圣世界的塑造、动物对城市和居家空间布局的影响、动物医药、动物娱乐等，均是有趣而有潜力的议题。正如南斯（Susan Nance）所言，动物史应避免执着于特定的伦理目标，因其建立所仰赖的，正是物种上和观念上的“多元性”与“包容性”（Susan Nance, 2015: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