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注的博物学考证

乾隆帝在组诗的最后一首《水泽腹坚》结尾写有“ 七十二章吟以全 ” （清高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七） ，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完成整整七十二首诗文创作之后如释重负的心情。虽然这组诗诗意寡然，但穿插其间的诗注可谓精彩，它们直接反映了乾隆帝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和文献考据功底。七十二候中出现的物候现象，动物生理现象有四十次，植物生理现象十三次，气象变化现象十九次，因此乾隆需要具备充分的博物学知识储备才能够顺利完成这组诗歌的创作，实际上他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获得了这些知识（乾隆帝在诗注中标示了参考文献），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七十二候中提到的许多动植物都有过实际观察。乾隆帝通过文献学习和实践调查对许多物候现象提出新的见解，也修正了记载中的错讹之处。乾隆帝在诗序中说：“ 或为闢谬砭讹，仍复引申触类 ” （清高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七） ，这或许也是他创作这组诗歌的原因之一。他的观点都记录在《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的诗注中，分析考察这些诗注，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乾隆帝的博物学考证过程。乾隆帝在《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中的博物学考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对物种的辨识，其二是对讹传物候现象的否定，其三是对前人错误思想观点的反驳。

七十二候对应的物候现象中出现了大量的动植物名称，许多名称在历史传承中已为人所混淆。对于这种现象，元代的吴澄解释为：“ ……然其禽兽草木多出北方，盖亦汉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江南老师、宿儒亦难尽识…… ”（吴澄，1997：316）乾隆帝在创作诗歌时发现前人的注解中出现了许多名称混淆的现象，对此他通过文献考证和实际调查对物种名称进行了辨析，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王瓜”的考证。

乾隆帝在宝亲王时期就曾作过一首题名为《王瓜》的诗作，在诗注中他考证了各种文献：“ 《嘉祐本草》作胡瓜，《拾遗录》作黄瓜，今以其最先出名王瓜，非《月令》王瓜也。 ” （清高宗弘历，《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十五） 当时他已经确定黄瓜就是王瓜，但还不能确定《月令》中提到的王瓜就是黄瓜。乾隆帝晚年创作《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中的《王瓜生》一首时参考了更多的文献：“ 《尔雅》蔩菟瓜，郭璞注云似王瓜，而王瓜自谓藈茹，又谓之钩茹，盖别是一种也。郑康成《月令》注云王瓜萆挈也。考《衍义》云王瓜体如栝楼，七八月间熟，红赤色，令人谓之赤雹子，与陶隐居言王瓜生篱落间者相合。至郑注萆挈，本草作菝葜，江浙多有之，秋结黑子如樱桃，似非王瓜也。 ” （清高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七） 在诗注中，他通过周密的考证，发现古人对王瓜具体是哪种植物看法不一，在他看来这些考证都不准确。他结合实际观察确定了《月令》中提到的王瓜即黄瓜（ Cucumis sativus ），他在诗注中说：“ 余以为王瓜即黄瓜，每于四月进鲜。《学圃余疏》云：“王瓜，燕京人种之火室中，逼生花叶，二月初即结小实，中官取之以贡”。唐人诗云二月中旬已进瓜不足为奇矣云云，足为王瓜即黄瓜之证…… ” （清高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七） 古人更多认为“王瓜”即葫芦科栝楼属的王瓜（ Trichosanthes cucumeroides ），但如果细究“四月立夏三候王瓜生”应该是指这个时间段“王瓜”结果，现在所指的王瓜结果需要等到农历六七月以后，反倒是乾隆提出的黄瓜可以在四月份结出鲜果，由此可见乾隆帝考据“王瓜”为黄瓜也有一定的道理。

另一个例子是他在“鹰始挚”中对隼形目的鹰、鹞、鹘、隼等猛禽的辨识，首先他记录了鹰在野生状态和家养状态下不同的换羽情况，之后又解释了这些猛禽名称混淆的原因：“ 良由书生目不识鹰，唯据纸上陈言，互相传会，设叩以鹰鹞之所长，其茫然莫对者几希矣 ”。其后他对各类猛禽按照捕猎对象的不同进行了区分：“ ……试以鹰鹞各种言之，鹰则用以取雉者也；鹞小于鹰，止能搏鹌鹑；鹘较鹰为大，善搏兔，故亦谓之兔鹘，又有一种捕食野鸭者谓之鸭鹘；惟雕之大数倍于鹰鹘，故狍与獐皆可攫而致之；隼则今无其名，然曰小而鸷则于海东青为近，其飞最高，故能擒天鹅，第产于黑龙江，故注《禽经》者未之知…… ” （清高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七） 按照以上描述大致可推测乾隆帝所说的能捕食雉鸡类的“鹰”应为中等大小的鹰或隼（图5—6），而体形小于鹰只能捕食鹌鹑的“鹞”可能是体形较小的雀鹰（图7），体形大于鹰而能捕兔的“鹘”可能是大型的鵟，体形最大的“雕”可能就是鹫类（图8），但这类动物鲜少捕食大型哺乳动物，只是常采食这类动物尸体而给人错觉。“隼”为隼形目中较小的一类猛禽，其中满人常驯养的海东青即矛隼（ Falco peregrinus ）。（图9—10）

乾隆帝能清晰地辨识这些猛禽，这与他在宫廷中饲养鹰隼有莫大的关系。这种亲身观察的经验也使他对古书中记载的鹰鸠互化的讹传物候现象进行了否定，他首先观察到宫中常年饲养的鹰和斑鸠并没有互化的现象，明确两者是不同的物种。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荒诞的说法，是因为“ ……鹰之类不一，鸠之类亦不一，世人各予以名，注释者传闻无据，甚有以鸟之小而鸷者皆曰‘隼’，大而鸷者皆曰‘鸠’之说，尤为倒置，故《禽经》《鸟疏》聚颂纷如，难以殚辨…… ” （清高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七） 。由此他感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也能看出乾隆帝在研究学问时具有着很强的实事求是精神，不盲从古人。乾隆帝对“獭祭鱼”（图11）、“鹰祭鸟”等具有迷信倾向的物候现象也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对古人将这种动物捕食行为异化成人类祭祀行为很不以为然，提出了具有科学观察倾向的解释：“ 夫獭祭鱼乃既得鱼而围圆列于水澨，有似于祭耳。《埤雅》乃谓獭为自祭其先，实理所必无。鹰更不然，飞而搏鸟，得则玩弄而食之，亦如猫之捕鼠戏攫少顷，待其将毙而即啖，与獭之围圆陈列已绝不相类，更安得有祭先之谬 说乎？使如所云，鹰与獭皆能祭，何以不闻虎之能祭兽也，且以常理而论，胎生者灵于卵生，卵生者灵于化生，如犬马皆能会人意而禽则不能，然鸡鸭犹可呼之而至，若鱼虾虽呼亦不至矣。 ” （清高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七） 乾隆帝采用类比方法层层推进反驳这种讹传的物候现象，如果说这只是他对现实事物的一种实践探索，那么他对一些指导性的思想观点也进行反驳和批判，这一点在“虹始见”的诗注讨论中有清晰地展现。

在“虹始见”的诗注中乾隆帝对朱子认为彩虹是天地相交产生的淫气、对理有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 虹乃日光、雨气相薄而成，并无淫义，即如天地氤氲万物化生，乃阴阳二气妙合而凝，皆正道非淫气也。若相合即以为淫，是夫妇人伦之始亦当以淫目之，则《鲁论》所云关雎乐而不淫，孔子论定岂亦不足征耶？总由朱子说诗不免拘而过当…… ” （清高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七） 在此，乾隆帝首先认可了阴阳相交的合理性，实际上即承认人欲的合理性，反对朱子一味否定人欲的做法。程朱理学在清代被视为正统的官方儒学，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乾隆帝能够对朱子的思想提出批评实在是难能可贵。朱子反对人欲，认为其与天理相悖，所以为了维护纲常伦理，朱子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天理作为礼教纲常的道德准则，使人们在摒除人欲的同时达到物欲未染、天理长存的理想境界。但在乾隆时代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家猛烈抨击朱子的这种理欲说，他们主张天理存乎人欲中，承认人欲的合理性，只要把人欲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就是天理；他们呼唤人性自由，批判压抑人性的封建伦理。随着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开始编纂，乾隆帝之前尊服理学的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的一些作品中出现了对理学的批评和质疑，相反开始对汉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夏长朴，2005：173）此时，乾隆帝对汉学考据给编纂工作带来的益处深有感触，也逐渐受到四库馆中诸位经学大家义理思想的影响。很显然，乾隆帝受到了戴震“理欲统一说”的启发，因此批评朱子对“淫”的不当解释，这足以证明当时汉学界流行的文化思潮对深宫中的乾隆帝也有一定的影响。

乾隆帝在创作这七十二首组诗时旁征博引，但他对其中一些典故仍抱着质疑的态度，比如在“ 大雪三候，虎始交 ”中他引用了《后汉书·刘昆传》中的典故：老虎因为感念刘昆施行仁政而负子渡河离开他的管辖之地，乾隆帝认为这个故事明显是作者依据“苛政猛于虎”的典故杜撰出来的。对古人记载有类似的质疑时，乾隆帝只要从现实观察中获得反证，就会进行有力的驳斥。久而久之，他的这种自信也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认为古人对“麋”和“麈”的混淆。古人认为鹿在仲夏解角，而麋鹿在仲冬解角，这本无争议，只是到了清代因为麋鹿的减少，人们已经将梅花鹿误认为麋鹿，而真正的麋鹿因为数量稀少，仅存于北京南苑的麋鹿被称为“麈”。（王钊，2017：32—33）因为以上动物名称的历史变化，乾隆帝虽然知道有冬季解角的“麈”，但他并不清楚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麋”，反而以为是古人将“麋”和“麈”两种动物搞混了。他自己通过实际观察，终于明晰了这种错误。之后，他洋洋洒洒地写了《鹿角记》和《麋角解说》两篇文章来辨明这一历史“错误”，他甚至让画家给文章配上了描绘鹿解角的插图，也正是因为这些绘画，我们才能知道他说的“南苑之麈”正是麋鹿（图12—14）。在《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中他将《月令》中的“麋角解”更换为诗题“麈角解”，在这首诗的诗注中他甚至写道：“ 注疏家沿伪袭谬，无有辨证之者，乃至以鹿为山兽，麋为泽兽，而不知其实皆一类也。因命改正《灵台时宪》而《月令》则仍其讹，以传行已久，不必改也，并为之说，以示信解惑焉。 ” （清高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七） 实则麋鹿本就是生活在沼泽湿地的鹿类，乾隆的解释更加暴露了他的错误，但在当时他却将这一发现看作重要的考证成果，基于此还修改了沿用数千年的文献典籍。

《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一方面反映着乾隆帝的文学趣味，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他对物候文化的关注。实际上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之前张若霭就已经为乾隆帝完成了一套有关节气物候的绘画册页《二十四气图》，之后这套册页收在了大型绘画集册《墨妙珠林》中，按照地支编号为卯册。画家张若霭正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对应的物候现象将其描绘为自然山水的景致，有时为点明主题还会添加农人劳作的场景。在每幅画面左侧题上每个节气对应的三候，正好七十二候。数年之后，乾隆帝在四十四年（1779）完成《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可以看作对《二十四气图》的进一步补充。有意思的是，乾隆帝按照自己对“麋”和“麈”的新认识，命于敏中重新对多年前完成的这套图册的《冬至》文字进行修改，（图15）这足以表明乾隆帝对自己这项新发现的重视。（王明玉，2014：76—77）

乾隆帝在创作这组诗歌时对相关物候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既有通过文献资料获得的知识，也有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观察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质疑流传已久的七十二候知识中出现的错误，并通过详细考证的诗注和文学化的诗文，对七十二候知识进行了更全面的修改和勘误，这也是乾隆帝创作这组诗歌最大的贡献。此外他还能够对朱熹理学思想中的不足提出质疑，并通过自己的阐述指出问题所在，这既有赖于他对当时汉学思想的接受和学习，也在于他不迷信于古人的权威，通过自己的认真思考获得真知。可以说《御制七十二候诗》正是乾隆帝接受当时汉学考据传统，注重实际观察和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全面的学术成果展示。 y5NAmxC8Vw4VpHSpjUwzO8AEQ7i6og7Pxlf3rOb1pc1dFwZmm+rvERr9Mx6xMj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