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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企业家朋友发来信息，希望我就网络上热议的一个观点发表点看法。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提出政府补贴搬家费支持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引起了舆论躁动，网络上有一种极端的观点是：疫情之后，全球将会出现一个“去中国化”的浪潮。言下之意是，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会再跟我们“玩儿”了。中国将被迫关上门，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闭关锁国”状态，不是我们主动关门，而是别人逼着我们“锁国”。
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这不过就是一个美国政治家的个人观点而已。它是一个信号，也许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值得企业家们关注，但是，也大可不必为此而惊慌，而见风就是雨。
我们还是要有基本的定力，同时要能够穿透这些纷乱的信息迷雾，把握种种现象背后的大逻辑。
2020年1月底的时候，“华夏基石e洞察”公众号邀我就“疫情下企业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应对”写一篇文章。当时我写了篇文章，题目为《危机时期，拒绝悲观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讲到一个判断——全球的经济危机即将到来，也可以说已经到来了，冬天已经到来了。这篇文章在两个月前发表，受到了一些质疑。现在看来，我那时的基本判断应该是有点道理的。
我认为，这次疫情提前了，或者说加速了，同时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换言之，无论有没有疫情发生，经济衰退都会出现，只是疫情加速和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到来。这是我基于经济盛衰周期律的一个大致判断，这两年我在多个场合也表达过这样的认知。我对各位企业家朋友的建议是：我们在看一些信息、观察某些现象的时候，一定要有理性思考，把握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
基于市场经济的逻辑前提，我们再看所谓疫情结束之后，美国企业或者其他国家的企业会大幅撤出中国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我的观点是，任何违背市场规律、违背资本本性的说法，无论它来自个别政治家还是知名的学者，或者一些所谓著名机构，都不足为信。
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企业无不是在一个全球比价系统中决定自身的投资意志的，是在比较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税负成本，以及社会稳定系数、制度成本等多种综合因素之后，尤其是基于成本与收益、收益与风险的权重分析和预期判断，决定到哪里去投资，或者从哪里撤资的。如果库德洛先生这样的政治人物可以决定美国企业的投资取向，那无疑是在背离西方和美国经济赖以强大的制度根基，是对市场规律的扭曲，也是行不通的。
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制造业重返美国的计划，被称为“奥巴马新政”。2010年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中国需要长期坚持实业立国的发展战略》，对此表达过担忧。现在来看，无论是奥巴马当年的宏大战略，还是特朗普如今霸王硬上弓的威逼利诱，都没有也很难阻挡资本趋利的意志，阻挡企业家的战略意志。2019年中美贸易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个信号很特别，埃隆·马斯克把特斯拉电动汽车制造厂落户于上海，落户于中国。这就是资本的意志，是一家美国企业的战略判断与战略选择。
美国企业、欧洲企业，包括日本企业会不会撤出中国，每家企业的战略认知和战略决定一定是不同的。这家企业来了，那家企业撤了，这反映的是企业家的意志，是企业和企业家对所投资地区、拟投资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行综合比较之后做出的进与退的选择，是基于趋利避害法则的选择。
由此可见，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库德洛说了什么，担心政治人物的几句话会掀起什么变化，我们国家应该把更大的关注点放在营商环境的建设上。客观地讲，我们当下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有好有坏、有优势有弊端。好的方面有：
第一，14亿人口所带来的庞大的消费市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成长，大众的消费能力比过去强了许多，这是我们吸引内外投资者得天独厚的优势。
第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充足的劳动力。
第四，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
但是我们的问题也是突出和尖锐的。比如实体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税负过重。还有就是房地产所带来的土地成本、租金成本也偏高。我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显然是高于周边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但是劳动力成本也比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很多。另外，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老大难问题，而且融资的成本偏高，甚至相当高。
种种因素，客观上都冲淡了我们营商环境中好的方面，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也当然会对外资企业的投资意向、投资力度、长期投资带来负向的影响。在上一次大萧条的时候，凯恩斯讲过：经济萧条期，只有依赖企业家的动物精神，才能将经济从萧条带向复苏。什么是企业家的动物精神？是指企业家冒险的冲动力，是企业家发自其生理、心理本能的使命感，探索和征服未知的动机力量。
对我们国家来说，就是要更进一步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精神，全面构建一个“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以激发企业家的投资活力、创造精神。
什么是市场化？就是要充分放权于企业和企业家，让企业家依据市场规律，进行自主投资、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主承担市场风险。过去我们的产业政策的确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产业政策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诸多弊端。比如，对市场信号的扭曲，对GDP（国内生产总值）质量的扭曲，进而扭曲了企业家精神。这样一种产业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政策导向，往往带来一窝蜂式的三五年的某一个行业的过热，接着就是一堆后遗症，再开始运动式的纠偏，接着又一刀切，击垮一批企业。光伏产业、互联网金融就是典型案例。
解决这种弊端的出路，还是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让市场的主角企业家们充分施展才能。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法治环境。从企业家或者企业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所谓的法治环境，就是企业在市场的舞池里要尽兴地跳舞，但必须戴着镣铐跳舞。这个镣铐是指什么呢？是指市场自由是有边界的、有秩序的、有规则的，企业和企业家要遵循“舞场”规则，遵循市场的规则，把自主经营建立在市场规律之上，把市场自由构建于秩序之上。但是这个规则只能是法律法规，而不是某个人的几句话，比如库德洛的几句话。
政府之手的强大，应该充分体现在营商环境的建设上，体现在法治化、市场秩序和规则的建设上，体现在以体制的优势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上。营商环境建设的另一面是，进一步简政放权，而简政放权的目的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充分释放企业家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冒险精神。
从长远的战略视角看，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一次危机所带来的机遇，在长期战略层面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下大力气抓好基础教育。这是国家未来强盛之本，怎么重视都不为过，没有几个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是在教育落后的基础上达成目标的。我们国家这些年的教育是有一定发展的，尤其从受教育人口的数量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离我们要迈向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强国这样的战略目标，还是有非常大的距离。我们必须从人口大国走向人才大国，必须在教育的整体质量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格外重视乡村教育。
第二，加大力度并且持之以恒地推进基础研究。我们的GDP是世界第二了，这是在40年间达成的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们GDP的质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个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基础研究上，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决定了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决定了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
第三，社会风气的全面改善。过往的20年左右，随着整个社会物质水平的迅速提升，表面繁华带来的另一面是整个社会变得浮躁，我们在浮躁浮华的氛围中沉迷得太久了。但愿这次疫情能够让全民，尤其是官员阶层、企业家阶层、学者阶层，进行一种普遍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警醒，向浮华、奢华、浮躁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告别，不忘初心，重回脚踏实地，重回艰苦奋斗，重回勤奋与节俭、朴实与朴素。
回到主题：危机时期，企业家应该怎么办？
首先，我强烈建议各位企业家，从微博、微信，包括推特之中把自己解放出来。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真相和真理稀有的网络时代。企业家最好还是选择与网络世界保持必要的距离。
你怎么能指望那些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知识的人，告诉你疫情什么时候结束，疫情的走向如何？你怎么能指望一个没有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训练的人告诉你，疫情后世界关系的走向如何？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指望一个没有任何企业管理经历和危机应对经历的“网红”告诉你，如何度过衰退期、度过萧条期？
而且，网络上的声音充满了互相对立和非理性的渲染与宣泄，你怎么去识别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珍珠呢？所以，企业家，尤其是企业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家，要有一套自己的理性、靠谱、系统的信息获取通道和方式。
唯有强大的理性精神，才能让我们明辨是非，在层层迷雾中找到坚定和自信，找到战胜危机的出口。
其次，企业家要从浮华世界中回到企业内部来，从大量的无谓社交、无谓应酬、无谓“表演活动”中解脱出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动，必须、已经从机会主义导向逐渐走向市场导向。一家企业能否活下去，并活得好，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管理能力和管理进步。不会有什么风口了，也不能有所谓的风口经济了，所以企业家们必须凝心聚神于企业管理和企业的经营，把百分之百的身心能量聚焦于自身企业的文化建设、制度建设、战略思考、队伍建设和市场开拓。
这才是我们应对寒冬最紧要的选择。抓管理、抓经营，是最好的过冬棉袄。至于怎么控制成本、怎么抓现金流，我觉得这都是术层面的事，是危机管理的基本举措而已。
最后一点建议就是在危机时期，要更充分地展现企业家精神，展现领导力。丘吉尔说不要浪费好的危机，我加上一句，既然危机不可避免，不如将其当作上帝送来的礼物，虽然这个礼物有点苦涩，有点沉重。
危机时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比拼已经退居在后了，不少企业都面临着活下来和如何开展自救的严峻挑战。冬天会让一些衰弱的“病树”倒下去，也会让一些管理不善的企业垮下去。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的寒冬扮演了一个市场清道夫的角色。对某些行业来说，冬天持续得越久，市场竞争的烈度会越低，市场秩序也越会得到一定的改善。而对我们单个企业来说，能否在大危机中活下去，本质上取决于企业家精神的张扬，取决于企业家信念的力量、意志的力量、感召团队的力量，以及在重大危急关头、重大战略关头的决断能力。
最后特别推荐给大家一部电影——《至暗时刻》，讲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国家危亡关头所展现的卓越的领导力。我也推荐大家读王树增先生的长篇纪实著作《长征》。从这本书中，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到中共第一代领袖，尤其是毛泽东非凡的、出神入化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