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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机理论源于《内经》提出的升降出入学说。其要点有三：一是指自然界。《内经》认为天地之间的五运六气、阴阳相对、上下相召、升降相因、期而环会、寒暑交替等相互运动，促成了万物的生长。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帝曰：善。《论》言天地者，万物之上下；左右者，阴阳之道路。”《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二是指所有物体。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三是指人体内。在生理上是清阳升发，浊阴降泄，阴阳相交，升降有序为生理之机。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这说明：在人体内的生理上是清阳升发，浊阴降泄，阴阳相交，升降有序为生理之机。而在病理上是阴阳升降反作，清浊相干，导致各种疾病。正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从《内经》以后，《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没有发现“气机”这个术语。以后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时期，对“气机”的研究也很少见到。
宋代最早见到“气机”的是《圣济总录·卷四·治法·导引》云“一气盈虚，与时消息。万物壮老，由气盛衰……盖斡旋气机，周流营卫……升降无碍……身体轻强。”宋代正是“气一元论”发展的鼎盛时期，《圣济总录》在导引中把气机理论引入了中医学，进一步发扬了《内经》气机升降出入学说。
宋以后金、元、明时代对“气机”研究也不多，可能是《圣济总录》在靖康之变中被金人掳掠至北地，使此书未能很快流行之故。但丹溪独具慧眼，他在《局方发挥》中指出：“夫周流于人之一身以为生者气也。阳往则阴来，阴往则阳来，一升一降，无有穷已。”他还强调：“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夹相火。”
清代、民国时期“气机”学说盛行，此期很多学者推崇气机升降出入理论。清代大医黄元御就非常提倡气机理论，其在全部医著之中，诸凡生理、病理、药理、处方、遣药之意旨，无不以气化为本。如他在《四圣心源·天人解》中曰“阴阳未判，一气混茫。气含阴阳，则有清浊，清则浮升，浊则沉降，自然之性也。”他对中气的生理病理认识精彻，他说：“清浊之间，是谓中气。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所谓土也。枢轴运动，清气左旋，升而化火；浊气右转，降而化水……水、火、金、木，是名四象。四象即阴阳之升降，阴阳即中气之浮沉。”黄氏此论，源于《内经》之义而发挥，至为精湛。华岫云、顾松园、周学海都对气机学说有深入研究，认为升降出入为病机之紧要、要领，是百病的纲领。周学海明确提出：“升降出入者，天地之体用，万物之橐籥，百病之纲领，生死之枢机也。”叶天士、王孟英等在病案中记叙了“气机流行不通”“气机窒塞”等术语。至此，“气机理论”逐渐为中医所关注，并渐从临床需要而发展为病理研究。
总之，“气机理论”始于《内经》，气机术语初见于宋代，流行于清代和民国时期。
五脏及各组织在人体上下各有部位，位有高下，气有盈虚；高则下降，下则上升；盈则溢出，虚则纳入，因体内有高下盈虚的阴阳对立，就必然会产生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故《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其中升，指气行的方向是向上；降，指气行的方向是向下。出，指气行的方向由内而外；入，指气行的方向是由外而内。
升降出入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如呼吸运动、水谷运化、津液代谢、气血运行等，无不赖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得以实现。由于升降出入存在于一切生命过程的始终，所以《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死生之机，升降而已。”这是对生命规律，即气机运动规律的高度概括。
由于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只能通过脏腑经络的生理活动才能具体地体现出来，所以脏腑气机升降的规律，就是观察气机运动道路的重要指征。总体来说，五脏贮藏精气，宜升；六腑传导化物，宜降。心肺在上宜降，肝肾在下宜升，脾居中而连通上下为升降的枢纽。
关于左右，古人对此的认识，首先是通过《素问·五运行大论》所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认识到自然界的气机升降规律。真正把气机运动全面和人联系起来的应为黄元御，他在《四圣心源·卷一·天人解》中曰：“阴阳未判，一气混茫。气含阴阳，则有清浊，清则浮升，浊则沉降，自然之性也……人与天地相参也。阴阳肇基，爰有祖气……祖气之内，含抱阴阳，阴阳之间，是谓中气。中者，土也。土分戊己，中气左旋，则为己土；中气右转，则为戊土。戊土为胃，己土为脾。己土上行，阴升而化阳，阳升于左，则为肝，升于上，则为心；戊土下行，阳降而化阴，阴降于右，则为肺，降于下，则为肾。肝属木而心属火，肺属金而肾属水。是人之五行也。”
以上说明：左升应为清阳之气，当从人体气机运行通道的左侧升；右降应为浊阴之气，当从人体气机通道的右侧降。出入应为实则当出，虚则当入，即：气实则浊出，气虚则清入。从病类上看，外感病多因出入受阻；内伤病多因升降失常。由于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之间互为因果，故《读医随笔》之气血精神论曰：“无升降则无以为出入，无出入则无以为升降，升降出入，互为其枢者也。”在病情进展中，升降出入也可相互影响。
由于“气机”的“气”实际包含了真气、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等，自然也就包括了脏腑之气，气血津液精神之精气，以及经络腑腧之气等，所以气机运行的道路当有血脉网络、三焦网络、经脉网络、玄府网络、精髓网络等共同构成气机运行的通道。在此通道上，气机运动的形式是左升右降、实出虚入。
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是人和自然界的共同生化规律。万物的化生都是在阴阳之气不断升降相召、相互交感变化中实现的。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素问·天元纪大论》曰：“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气机运动形式就是气的运动规律，即升、降、出、入四个字。而这四个字是人和自然界共同的变化和发展的推动力，故《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人体正是由于气的升降出入的相互协调，不断运动，促进了阴平阳秘，生命活动才得以正常进行。所以《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气以升降出入为运动形式，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的机体内阴阳消长、互根互用、动态平衡的运行规律。“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指出了阴阳二气由于清浊性质不同，从而产生了升和降不同的运动形式，形成了天与地。故石寿棠《医原》说：“若是阴阳互根，本是一气，特因升降而为二耳！”“天地之道，阴阳而已矣。阴阳之理，升降而已矣。”阴阳二气的升降出入，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形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内经》以阴阳升降之理，揭示了人体饮食水液的摄取、消化、吸收、输布与排泄的生理过程，成为人体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生理基础。
气的升降出入也反映了机体脏腑间的五行生克制化的运行规律，脏腑间通过生理功能的生克制化，保证了机体系统的平衡规律。清代名医何梦瑶《医碥》曰：“五脏生克，须实从气机病情讲明，若徒作五行套语，茫然不知的，实多致错误。”我的导师麻瑞亭经常告诉我们，临证一定要明白，肝气升而肺气降，心火下蛰于肾，肾水上奉于心，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心肾为升降之根，肝肺为出入之本，脾胃居中州，斡旋气机，交通水火，为升降出入之枢。
脏腑间通过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实现了五行的生克制化联系。何梦瑶《医碥·气论》曰：“藏属肾，泄属肝，（升则泄矣），此肝肾之分也。肝主升，肺主降，此肺肝之分也。心主动（志一则动气也），肾主静，此心肾之分也。而静藏不致于枯寂，动泄不致于耗散，升而不致于浮越，降而不致于沉陷，则属之脾，中和之德之所主也。”指出了五脏之气通过升降出入运动达到生克制化，共同维持机体正常的生命运动。
以上两条说明，气之升降出入运动与阴阳动态平衡及五行生克制化的内在一致性，成为应用气机理论探讨人体生理病理的指导理论。
气包括真气、元气、宗气、营气、卫气。
气血津液精髓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其中气为无形物质，而血津液精髓均为有形物质。气与血津液精髓的相互化生与转化，体现了在生命活动中，形化为气，气化为形，形气相互转化的气化过程。其中气为血帅，血为气母；精血同源，津血同源；精化为髓，髓亦能生精；精津液均可化而为血，而血中又蕴含精津液与髓。
气机运动升降失常、出入失序则会出现一系列病理变化，如气滞、气逆、气闭、气郁、气虚、气脱等。
临证时可从疏肝调气来治疗气机异常引起的脏腑疾病。所谓疏，即疏通、疏畅、疏调。肝气不畅时，疏肝行气谓之疏；肝火旺盛时，清肝降火谓之疏；肝气不足时，补肝益气谓之疏。凡不足及有余均可应用疏肝调气之法，疏肝调气也是肝病及杂病治疗中极为重要的学术理念和治疗疾病手段之一。在突出肝主疏泄，调畅气机的同时，可将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融入疏肝调气之中。通过疏肝调气的方法来治疗诸脏之病，使脏腑气机运动正常，脏腑之间相互协调，机体处于阴平阳秘的平衡状态。
气机为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气机运动贵冲和，升降出入有序，运行不息，周流全身而百病不生。如气机运动失常（气机失调），引起郁滞内生或气机逆乱，进而影响津、液、精、血的生化输布，从而引起湿阻、水停、痰凝、血瘀、血虚、出血等，形成各种疑难杂症。正如《丹溪心法·六郁》：“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可见，气机失调是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目前社会变化迅速，竞争激烈，容易导致七情失常，进而导致气机失调，百病由生。《素问·举痛论》：“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景岳释云：“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凡表里虚实，逆顺缓急，无不因气而至，故百病皆生于气。”即对七情与气机的变化做出了生动的描述。周学海《读医随笔·升降出入论》指出：“升降出入者，天地之体用，万物之橐籥，百病之纲领，生死之枢机也……则内伤之病，多病于升降……外感之病，多病于出入，以出入主外也……升降之病极，则亦累及出入矣；出入之病极，则亦累及升降矣。”可见，气机运动在人体生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气机失调也是人体疾病的关键所在，故而调畅气机在中医调治中尤为重要。
“肝性好动而易犯及他脏。”李冠仙在其《知医必辨》中说：“其他脏有病，不过自病，亦或延及别脏……惟肝一病，即延及他脏。”指出了肝的特性为可致他脏为病，肝气不调可致多脏发生病理变化。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亦云：“盖肝者，将军之官，善干于他藏者也。”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曰“肝和则生气……若衰与亢，则能为诸脏之残贼。”唐容川《血证论》云：“木之性主于疏泄……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即所谓“土得木而达”。如果肝胆的疏泄失职，致使脾胃的运化发生障碍，即为“木不疏土”。在《读医随笔·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云：“凡病之气结、血凝、痰饮……皆肝气之不能舒畅所致也。或肝虚而力不能舒，或肝郁而力不得舒，日久遂气停血滞，水邪泛滥。”以上这些陈述均指出肝失疏泄条达可致诸脏之疾，故黄元御曰：“风木者，五脏之贼，百病之长。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
肝主疏泄，可以舒畅气机，调畅运化。如肝气不足，则可出现肝虚之证。肝为刚脏，寄相火，应风木，故凡言其证多谓实证与热证。论治之时，也多以清肝泻肝为主，很少有人谈及温补肝气肝阳。钱仲阳曾云：“肝有相火，有泻无补。”而刘完素云：“凡病肝木风疾者，以热为本，以风为标。”也指出肝病以热为主，治疗当以清泻为主。明清之后，温病学说盛行，医家更以火热立论。肝病之治，也以攻伐、苦寒为主，成为清肝泻肝之时弊，而肝虚之证罕见论及。其实肝虚之证早在《内经》已有论述。在《素问·脏气法时论》云：“肝病者……虚则目疏疏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灵枢·天年》曰：“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这些均表明，肝气不足导致的肝虚之证确有发生，且在临床中并不少见。
肝主疏泄，调畅气机，气行流畅则诸病皆除。调畅气机，关键在于疏肝。疏，意为通、疏导、开通之义。清·黄元御《四圣心源》曰：“木以发达为性……风动而生疏泄……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以肝木主生，而人之生气不足者，十常八九，木气抑郁而不生，是以病也。”周学海《读医随笔》：“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藉肝胆之气化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病。”其意则本《内经》“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之论。木不升发，则心血不生，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胆不能化相火，胃不能下降而收纳，肾无以藏精。若肝胆生气失布，枢机不利，人体升降出入之机阻滞，气血无以化生，五脏六腑则难以受气，则生机难以维持。故肝胆调和，气机生化有序，则五脏安和，故而疏通肝气在治疗之中尤为重要。肝气实则清，郁则宣，虚则补。张山雷在《脏腑药式补正》说：“肝气乃病理之一大门，善调其肝，以治百病，胥有事半功倍之效。”指出疏肝调气为治肝及气机异常致病的重要法门。正如周学海所言：“医者善于调肝，乃善治百病……又曰：疏其气而使之调。”
疏肝调气乃治疗气机失调诸病之法，临证之疏有多种方法，虚者补之为疏，实者泻之为疏，瘀者活之为疏，痰者化之为疏。分别采用疏肝行气解郁、疏肝行气化瘀、疏肝行气化湿、疏肝行气健脾、疏肝行气利胆，以及补肝气、益肝血等治法。
人体的精神情志活动与肝有着密切的关系。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可使气的运行通而不滞，散而不郁。气机通畅，气血调和，则表现出心情舒畅、精神愉悦。若肝疏泄失常，气机不能条达舒畅，形成肝气郁结。或精神受到刺激也可导致情绪抑郁，出现悲思忧虑、患得患失、胁肋胀痛、易太息，还可出现气滞之胸胁疼痛、周身疼痛或关节痛、嗳酸、腹胀等气机郁滞之象。《丹溪心法·六郁》：“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将，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情志分属五脏，但与肝的疏泄有关。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云：“肝脏病者，愁忧不乐……头旋眼痛，呵气出而愈。”意指肝病能使气机郁滞，气出则气机畅达而愈。治疗以疏肝行气解郁为主，临证多用醋柴胡、郁金、陈皮、合欢皮、佛手、木香、玫瑰花、香附、荔技核等药。可应用四逆散疏肝健脾，或越鞠丸疏肝行气、解郁散结，或柴胡疏肝散等行气疏肝解郁。我对此证自拟疏肝理气汤：柴胡10g，白芍10g，枳实10g，甘草6g，青皮10g，郁金10g，丹参10g，香橼10g，川芎10g，苍术10g，栀子10g，神曲10g。此方为四逆散加青金丹香散、越鞠汤化裁而成，重在疏肝理气，解郁散结。若郁久而化热者，予自拟解郁汤：合欢皮15g，夜交藤15g，郁金10g，茜草15g，佛手10g，白芍10g，麦冬10g，甘松10g，大枣10g以疏肝解郁，养阴凉血。
血为气母，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如《血证论·阴阳水火气血论》“而况运血者即是气”，气滞则血瘀。如肝疏泄正常，则血液运行顺畅而无瘀滞。王冰注《素问·五脏生成》时指出：“气行乃血流。”若肝气条达，气机调畅，则血行不怠。如疏泄失调，气机紊乱，或气滞不畅，则血瘀不行。指出肝气郁结是血瘀的重要原因。临证以局部刺疼为主，如针扎状，且疼有定处，痛在深处，按之更甚，夜晚或安静时疼痛较剧，面部多晦暗，可有红血痣，唇舌可见暗红色瘀点。以舌质淡，舌体两边有紫色瘀点或舌下脉络迂曲增多、黑、紫，舌苔薄白，脉弦细涩为特点。女性还可见痛经、经血中夹血块、月经不调。治疗以疏肝行气化瘀为主，多用醋柴胡、枳壳、白芍、青皮、香橼、香附等以疏肝行气，应用丹参、桃仁、泽兰、蒲黄、红花、生山楂、三七、大黄等以活血化瘀。还可用木香、片姜黄、川芎、郁金等活血行气。对此证自拟了疏肝化瘀汤：醋柴胡10g，枳实10g，白芍10g，炙甘草6g，丹参15g，香橼15g，青皮10g，郁金10g，醋鳖甲15g （先煎） ，鸡内金10g，青黛1g，白矾1g。此方气血同治，由四逆散合傅青主喜用青皮、郁金、丹参、香橼等药及《伤寒直格》之碧玉散加减化裁。该方以活血化瘀而不伤正、疏肝理气而不耗气为特点。
肝主疏泄，肝气郁结可致气滞而不通，气滞不通则可引起痛证。肝主疏泄，为气机运行之枢机。肝失疏泄则气机郁滞，可以出现各脏腑气机不畅、郁滞之证。临证可见：胁肋胀痛，或痛无定处，时痛时止，与情绪活动有关；胃痛伴气逆，胸闷，食少，纳呆、恶心，厌食，便秘等气机不畅之症。治疗本病多以疏肝行气止痛为主。临证除用疏肝行气止痛之延胡索、青皮、郁金等药之外，还常应用《医学心悟》之推气散（枳实、郁金、桂心、炙甘草、桔梗、陈皮、生姜、大枣）。方中枳实能疏肝气，桔梗能调肺气，陈皮可醒胃气，桂枝善调心气，郁金可调胆气，实可谓调理脏腑气机之大全。凡中焦肝胆脾胃之气滞诸症，均有行气止痛消胀功效，可使各脏之气条达，故能用于治疗脏腑气机不畅诸痛。
肝气易郁，气郁而痰生，痰气互结。痰性黏滞，易阻于身体各处，引起气血津液运行失调。结于咽喉，则为梅核气；阻于脑络，可见癫狂；阻于肺络，为肺气郁闭，可见胸闷咯痰；阻于胸中可见胸阳不振，胸胁胀痛等证候。化痰必须疏肝行气，气行则痰自消。在治疗时，采用疏肝行气化痰之法。临证常用郁金、瓜蒌、木香、桔梗、旋覆花、枳壳、佛手花、玫瑰花、薤白等疏肝行气，使气行痰消。还常应用白术、浙贝母、牛蒡子、鲜竹沥、香附等以健脾行气，化痰燥湿，使脾运痰消。顽痰难消之时，可加用海浮石、海蛤粉、胆南星、天竺黄等以涤痰开结。
肝主疏泄，气行则津行，若肝失疏泄，则津液代谢障碍，气滞湿阻，生成痰饮、水停等。若气机升降失常，湿与热结，可出现中焦湿热壅滞，肝胃不和，胆胃上逆，肺胃不降等病证。临证可见：头面满闷不适，口唇红肿胀痛，眼睑红肿胀痛，双眼视物不清，耳鸣，胸胁痛胀，胃脘痞满，不思饮食，口苦，舌质红，苔薄黄，脉濡等症状。除常用疏肝行气之四逆散合用砂仁、厚朴、白豆蔻、木香等化湿行气之品外，我常喜用吴鞠通所创三香汤（瓜蒌皮、桔梗、山栀、枳壳、郁金、香豉、降香末）以疏肝行气，芳香化湿。本证发病原因多为其人素有肝郁，且喜膏粱厚味或辛辣，加之感受外湿之邪，内外相合为病，病机为肝郁夹湿热。本证情势尚浅，病位在上焦及中焦气分，故可使邪从上焦而走。采用枳壳疏肝行气，郁金、栀子疏肝行气清热，桔梗开宣气郁，瓜蒌皮涤痰泄浊，香豉、降香芳香化热，宣散郁热。诸药合用，旨在使湿热之邪从上焦宣散而解。用此方化裁治疗多例眼睑红肿、口唇肿胀、耳部红肿等证属湿热在上焦者，均取得较好疗效。
肝气易郁，肝失条达而横乘脾土，则脾运失健，肝郁脾虚在肝病患者之病机中最为常见。《血证论·脏腑病机论》云：“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设肝之清阳不升，则不能疏泄水谷，渗泻中满之证在所难免。”指出肝郁脾虚之症状。李冠仙在《知医必辨·论肝气》中对肝气乘脾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曰：“肝气一动，即乘脾土，作痛作胀，甚则作泻。又或上犯胃土，气逆作呕，两胁痛胀。”临证可见：胸胁胀痛，精神抑郁，脘腹胀满，嗳气吞酸，食少纳差，四肢倦怠，便溏，舌淡边有齿痕，苔薄白，脉弦等。本证病机为肝郁脾虚，治疗当以疏肝理气健脾为主。治疗此证时，常应用四逆散以疏肝调气，仲景此方疏肝理气解郁，调和气机不畅，可恢复人体气机正常的升降出入。人体气机运动为升降出入，而四逆散之四味药物便具备一升一降、一出一入之效，故为调理人体阴经枢机名方，用于治疗肝胆病引起的气机郁滞诸疾，确为良方。然脾虚为甚，仅四逆散难达预效。仲景于《金匮要略》之开篇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说明肝脾关系最为密切。指出既病防变，当先实脾，在治疗中应先安未受邪之地。而实脾如何“实”？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虚湿盛是脾病最为重要病机。且脾贵在运，肝病易于乘脾而脾失健运，故而应该注意脾的运化功能。临证时可用枳壳、佛手、山药、白扁豆、炒苡仁、神曲、麦芽、莲子肉等以健运脾胃。仲景曾言治肝虚之证“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指甘能益脾，调和中气，使脾胃俱旺，使脾防肝侮，且化源得充，肝虚得养。在此理论指导下，以“甘能益脾”之原则，自拟金砂散：鸡内金15g，砂仁8g （后下） ，茯苓15g，炒薏苡仁15g，白豆蔻15g （后下） 健脾化湿以实脾。但凡肝病具有脾虚之象，纳食不佳，大便溏薄，舌边齿痕明显者，均可加用。在肝郁脾虚证治中，以四逆散合用金砂散以疏肝行气，健脾化湿。若脾虚湿盛著者，还可加用健脾醒脾之药，如白术、山药、荷叶、厚朴等，使“四季脾旺不受邪”。此正如周慎斋云：“万物从土而生，亦从土而归，补肾不若补脾，此之谓也。治病不愈，寻到脾胃而愈者甚多。”
胃居中焦，主受纳，消化水谷，赖肝之疏泄才得以正常运化。胃主降，以通为补，以下行为顺。如肝失疏泄，肝气犯胃，则见胃失和降之证。临证可见：胃胀、胃痛、纳谷不香、呃逆、恶心呕吐、泛酸、口臭等症。在治疗之时，采用疏肝理气和胃之法。临证多用枳实、陈皮、厚朴、木香、香附、乌药、桔梗、砂仁、莱菔子、旋覆花以疏肝行气，和胃降逆，止痛。常用自拟之和胃汤：枳实10g，佛手10g，香橼15g，香附10g，木蝴蝶10g，连翘15g以疏肝和胃止痛。也可应用四逆散合用半夏泻心汤、二陈汤等。若兼饮食停滞，则可加入莱菔子、陈皮、神曲以行气和胃；山楂行气和胃，还有散瘀之效。
胆与肝互为表里之脏腑，胆赖肝之余气滋养。若肝气郁滞，日久郁而化热，肝失疏泄，胆汁排泄不利，胆汁壅阻，蕴而为肝胆湿热之证。临床可见：右胁剧疼，呈阵发性，饮食不节时疼更显著；伴烦躁易怒，口苦多梦，溺赤便秘，舌质红，苔黄厚，脉弦数。治疗以疏肝理气、清胆利湿为法。方选《通俗伤寒论》之蒿芩清胆汤加减（青蒿、黄芩、陈皮、半夏、茯苓、甘草、枳实、竹茹、青黛、滑石、郁金、鸡内金、金钱草）。
若肝疏泄正常，则胆汁正常分泌排泄。若肝失疏泄，则胆汁不循常道，溢于肌肤，发为黄疸。或结为胆石，阻塞胆道。同样，若湿热阻于肝胆，或瘀热之邪阻于肝胆，也可导致肝失疏泄，胆液外溢。临床可见：右胁疼痛，呈阵发性，饮食不节则疼痛更显著，或皮肤黄染、眼黄、小便黄，舌质淡，苔薄白，脉弦。病机为肝胆疏泄失司，治以疏肝行气利胆。常用自拟疏肝利胆汤：醋柴胡10g，香橼10g，白芍10g，炙甘草6g，青蒿20g，郁金10g，青皮10g，元胡10g，黄芩10g，金钱草15g，丹参10g，枳实10g，滑石10g，大枣18g以疏肝利胆。此方乃用四逆散加青皮、郁金、丹参、香橼等疏肝理气，并加青蒿、黄芩、金钱草等利胆利湿之品。
肝为刚脏，肝火易动，肝火多旺。“肝气实则怒”，可见肝气升发太过，肝阳上亢，肝经实火之证。在《素问·脏气法时论》中记载：“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指出肝实证的症状。临证可见：头痛头晕，烦躁善怒，亢奋激动，失眠，小便黄，大便秘结，舌红苔黄燥等症。治疗当以清肝调气泻火为主。临证可用柴胡、黄芩、川楝子、丹皮、黛蛤散、降香等清肝调气泻火之品，菊花、刺蒺藜、桑叶、决明子等疏肝清热。此外，还可应用《景岳全书》之化肝煎（青皮、陈皮、丹皮、栀子、浙贝母、白芍、泽泻、甘草）以清肝泻火。若肝火过旺，出现木旺侮金，出现肝火犯肺，肺失清肃的症状：干咳，胸胁疼痛，心烦易怒，口苦，目赤，甚或咯血。在临证时多使用泻青丸（龙胆草、大黄、栀子、川芎、防风、羌活、当归、青黛）合泻白散（桑白皮、地骨皮、粳米、甘草）以清肝泻肺。
《素问·六节藏象论》说：“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灵枢·本神》：“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在肝气郁结，肝失疏泄之时，可导致魂魄不安，而出现惊恐、心悸，甚则梦游等精神异常之症，多采用疏肝解郁、安魂定魄之法。常选龙骨、牡蛎、炒枣仁、远志等安神镇惊之品，或采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柴胡、龙骨、牡蛎、黄芩、生姜、人参、桂枝、茯苓、半夏、大黄、大枣）以疏肝清热，镇惊安神。
年老体虚或肝病日久，便可出现肝气、肝阳虚之证，给予补肝气、益肝血治疗。关于肝气虚之证早在《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到：“丈夫……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而金元时期医家多重视肝实，以肝气肝火论治为多。到张介宾、缪希雍等医家才开始重视肝亦有虚证。在王旭高的治肝四种补法及张介宾均提到补肝气和补肝阳之说。蒲辅周认为：“肝阳虚则筋无力，恶风，善惊惕，囊冷，阴湿，饥不欲食。”提出肝气虚、肝阳虚的存在，但具体证治方药却罕见。纵观历代医家对肝虚论治较少，仅有的补肝之说也多在于肝血虚与肝阴虚，而对肝气虚和肝阳虚则论述较少。
五脏各有其气血阴阳，脏腑也都有虚实寒热之证。肝气虚久，势必造成肝阳之亏虚。肝虚证表现为肝的活动功能下降，疏泄无权，肝用难展，失其条达作用，即失其“用”。肝气虚，疏泄不及，木不疏土，脾运不健，气之升降枢机不灵，阻塞不通。症见胁肋满闷，上逆嗳气，四肢乏力，善太息，腹胀，不思食，食则胀甚，四肢厥冷，形体消瘦，舌质或胖或瘦，舌苔黄燥或黄腻，脉沉细而虚数等为主要表现。肝气虚在临床并不少见，采用补肝气、益肝血的方法治疗肝气虚证。益肝气时，常用黄芪、党参、当归、白芍、茯苓等益气补肝；肝阳不足可用温养肝阳之法，常用杜仲、仙茅、仙灵脾、石楠叶、巴戟天、狗脊等温润之品温补肝肾之阳，虚则补其母，补肾阳以助肝的生升之力。经过长期临床实践，以补肝气、益肝血为法，自拟补肝颐气汤：生黄芪15g，当归12g，陈皮15g，柴胡10g，升麻10g，白芍10g，茯苓15g，山萸肉15g，远志10g，合欢皮15g，首乌藤15g，大枣18g治疗肝气虚证，疗效显著。本方重在补土培木。其中柴胡、升麻为君，二者同用以升举阳气，疏肝解郁；黄芪、当归、白芍、山萸肉、郁金为臣，黄芪补气升阳，辅助升、柴升阳举陷，张锡纯曾指出：“肝属木而应春令，其气温而性喜条达，黄芪之性温而上升，以之补肝原，有同气相求之妙用。”方中黄芪对肝气弱而不升者最为适宜。补肝气同时健脾益气，助后天健运，补土以培木。气弱血必不足，故辅以归、芍等来养肝之体，以助肝用，且有阴生阳长之义；当归补血活血；山萸肉、白芍养血敛阴，柔肝止痛；郁金活血止痛，行气解郁，共助君药柔肝之体，养肝之用。陈皮、茯苓、远志、首乌藤为佐；远志、首乌藤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安神；陈皮理气调中，燥湿化痰以防木不疏土、脾胃壅滞；使药合欢皮既安神解郁，又作为引经药。诸药合用，共奏养肝气、颐肝血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