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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火”最早见于《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论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这里所述指的是五运六气学说，太阳寒水、阳明燥金、少阳相火、太阴湿土、厥阴风木、少阴君火，被统称为六气，而相火属于其中。岐伯以五行五气皆以五为数，与三阴三阳不能相配，便将五行五气各自增加一火，使其与三阴三阳相合。这时君火与相火是用来描述气候特点和物候现象的。五运六气学说根据自然界中的实际，将阳光明媚、气候温和、万物生发的春分后到小满之间称为“君火当令”，而将骄阳照耀，气候炎热、万物茂盛的小满至大暑称为“相火当令”。用“君火”表述火“明亮”的特征，而用“相火”表述“炎热”的特征，这样将一火分为二火。而“火”的确具备这样的属性，自然界中也存在“温暖”与“炎热”的两种气候。故用“君火”“相火”描述暮春及盛夏两个阶段的气候特点及变化是有其依据和现实意义的。
自《内经》中提出“少阳相火”后，翻阅张仲景、王叔和、巢元方等的论著均未提及。至唐代王冰才见论及相火，其所论述也指五运六气。至宋代时期，相火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君火论》中述：“五行各一，唯火有二者，乃君相之不同，相火则丽于五行，人之日用者是也。至于君火，乃二气之本源，万物之所资始……”陈氏发展了《内经》“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的叙述，认为君火是抽象的，而相火是具体的。认为君火是阴阳二气之根本，造化万物之本源，而相火是日常生活中的可见之火。《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脏腑配天地论》云：“足少阳胆居于寅，手少阳三焦居于申，寅申握生化之始终，故相火丽焉。”在此可以看出，陈氏对少阳相火的论述引申到了人体的三焦经及其胆经，使“相火”得到了具体的应用。此时对于“三焦相火”“胆相火”的描述均是对“少阳相火”的引申和发展，使相火与人体有了联系。
在金元时期，相火学说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刘完素是中医学“火热理论”的创始人，他所论及相火，也是为其倡导的火热理论服务的。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中，刘氏突破了《内经》里相火为运气学说的本意，把相火理论用于人体，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并且阐述了相火的位置、运行的通道、相火的生理及如何在人体中运行。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中曰：“然右肾命门小心，为手厥阴胞络之脏，故与手少阳三焦合为表里……二经俱是相火，相行君命，故曰命门尔。”他指出相火寄于命门，是通过三焦之通道而作用于全身。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病机论》中说：“故左肾属水，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右肾属火，游行三焦，盛衰之道由于此。故七节之傍，中有小心，是言命门相火也。”明确提出了右肾命门相火学说，将命门学说与相火学说联系起来。
朱丹溪对于相火的论述可以说是集先贤的大成，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其代表作为《格致余论》中的《相火论》一文，在总结先贤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独树一帜，对相火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相火的性质、相火的部位、相火的作用，甚至相火的常与变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这里，相火学说更加细化，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巨大，使后世医家对相火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丹溪在《格致余论·相火论》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而生水、火、木、金、土……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故凡动皆属火……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他认为阴阳是动静变化的结果，这里充分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并且认为火有君火、相火之分，君火为人火，相火为天火，无论其怎么分，其本质均属于火，其性质为内阴而外阳，“动”是火的本质属性。丹溪指出：在正常情况下，火是万物生化的原动力，是支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但是火有两重性，它可以支持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也可以化作“元气之贼”而成为邪。“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指出相火的常与变，有恒动和妄动之分。关于相火所在的位置，丹溪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是这样描述的：“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格致余论·相火论》曰：“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胞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这说明了丹溪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相火所寄部位进行了概括总结，认为上述的脏腑悉具相火，使相火学说趋于形成。
朱丹溪的相火论不仅从相火的性质、相火的位置去讨论的，而且还对相火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状态进行了细致描述，他对相火的描述是从理学太极动静论入手的。在《格致余论·相火论》中说：“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指出人体的生命活动皆有赖于相火之动，动而中节，才能发挥其生理作用。又曰：“二者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这里明确说明肝肾中有相火，相火的正常与否，也与心火相关，且述“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指出相火与五脏的功能活动有着紧密联系。相火动不中节则为妄动，这里多指的是色欲无度、情志过极等病因，他更着重于情志引发的相火妄动，认为七情六欲所伤常引起“脏腑之火”。《格致余论·房中补益论》曰：“吉凶悔吝生乎动，故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也，病而死矣。”又云：“相火易起……火起于妄……无时不有……阴虚则病，阴绝则死。”相火炽盛，损耗阴精，则有“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病理状态。这里主要是指阴虚火旺，是邪火，为“元气之贼”。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不只指出肝肾的阴虚火旺，更包括了五脏之火，前者为人欲之火，后者是天造之火。丹溪认为，相火妄动的主要原因是人的“欲望”，故要防止“贼火”的产生，就应该遵循他所倡导的“收心、正心、养心”。主张以理智克服欲念，使五志不妄动，通过使心平气静，才能防止贼火的产生。或者是通过药物治疗，其治疗阴虚火旺的方子有大补阴丸，重在补肝肾、滋阴降火；针对湿热相火的特点，创立了气、血、痰、郁为纲的辨证治疗原则。概而言之，补水泻火为朱氏相火学说的主导思想。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丹溪使相火学说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
明清医家受朱丹溪的“相火”学说影响很大，但也有很多医家并不赞同其治疗多用苦寒之品，认为相火既有阴虚之火，又有阳虚之火，大量的知柏等苦寒之品会损伤真阳，故力纠滥用苦寒之偏悖，重视补养人体之阳气。同时，医家也从命门、肝肾来论述相火。
李时珍认为，命门与相火同为一物，命门为相火之主。《本草纲目·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曰：“命门为相火之原……藏精生血……主三焦元气。”他认为命门藏人体精气，乃元气之源。命门元气由三焦发出，温养脏腑经脉，表现为相火的功能，故又说：“三焦为相火之用，分布命门元气，主升降出入，游行天地之间。”指出人体精神、血脉、水液出入等都与命门相火相关。对于相火妄动的证治以相火盛衰为指征，他治疗相火时采用火强泻之，实为火旺济阴，分为甘寒与苦寒；火弱补之，给予温养或温热药物。可见，李时珍认为相火、命门实为一物，相火生于命门，通行于三焦，温养全身。其对相火的治疗分为火旺与火衰，这样的认识和治疗也对我的相火观产生了影响。
张介宾在《类经·运气类》中叙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时曰：“君者上也，相者下也……上者应离，阳在外也，故君火以明。下者应坎，阳在内也，故相火以位。”“君火居上，为日之明，以昭天道，故于人也属心，而神明出焉。相火居下，为原泉之温，以生养万物，故于人也属肾，而元阳蓄焉。”指出以上下分君相，在人身则君火属心而主宰神明，相火属肾而主管全身之元阳。他还认为：“君火以明，正此明也；相火以位，亦此位也……曰君曰相，无非阳气之所在耳。”这里的君火、相火均属于阳，为人身之阳气，阳气旺则生命旺盛，阳气衰败则生机败落，所以张介宾重视阳气，反对过用苦寒的药物。张介宾非常重视命门相火，其认为“命门居两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而水火具焉……故为受生之初，为性命之本”。他认为相火内寄于命门，曰：“然以予之见，则见君相之义，无脏不有，又何以辨之？盖总言大体，则相火当在命门，谓根荄在下，为枝叶之本也。”他论述了命门为相火发生的源头，认为相火的实质是人身之阳，相火的生发来源于命门之火，相火的生发也是由命门的输送来完成的。他在《景岳全书·传忠录·君火相火论》中说：“盖君道惟神，其用在虚；相道惟力，其用在实……析言职守，则脏腑各有君相……而五脏各有位，则五脏亦各有相，相强则君强。”此观点说明张介宾认为相火不独在命门，各脏腑皆有君相，五脏各有君，亦各有相。这样的理解扩大了君火、相火的范围。此外，张介宾对朱丹溪论述的相火为“元气之贼”持有异议，他认为相火为人身之正气，情欲之动产生的邪火与相火并无瓜葛，不能相提并论，相火也没有贼火之称。
赵献可是明清时期对相火理论研究较为深入的医家。他在《医贯·水火论》中认为：“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无形之火也。无形之火，内燥热而津液枯。”指出心火和相火的不同特点以及相火可引起燥热而津液枯竭之证。“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气也，无形者也。”指出相火与人体真阴真阳之间的关系。《医贯·滋阴降火论》曰：“人之一身，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况节欲者少，纵欲者多。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火旺则阴愈消。”指出相火妄动引起阴液耗伤，治疗当“常补其阴，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医贯·相火龙雷论》述：“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谓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爇，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可以直折。黄连之属，可以制之。相火者，龙火也，雷火也。”从他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对相火的观点沿袭了丹溪的观点，论述了肝肾相火以及相火妄动。认为相火为龙、雷之火，指出了相火的治疗方法。
总之，有关相火的论述最早见于《内经》，后至唐代之前，诸多医家均未提及。唐代王冰对相火的论述也局限在五运六气方面。直至南宋的陈无择论及相火，并将相火应用到人体。到了金元时期，相火理论得到了丰富的发展，刘完素首先提出了相火命门学说，而朱丹溪则从理学的角度对相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包括相火的性质、相火的位置、相火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相火的治疗等。李时珍认为命门为相火之主，对相火的治疗分为火旺和火衰两类。张介宾认为相火的起源是命门，认为各脏皆有相火，相火为人身之正气，情欲之动所产生的邪火与相火并无瓜葛，不能相提并论，相火也没有贼火之称。赵献可认同朱丹溪对于相火的观点及相火的病变。这些论述，均对我的相火学说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以朱丹溪相火学说影响最大。
在深入领会历代先贤对相火的观点和理论后，我认为朱丹溪的相火理论即他的“相火学说”和“内生火热理论”，与实际结合最为紧密。此外，张介宾所论及的“命门相火”理论及李时珍对相火的治疗方法等也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合我多年的研习及临床，逐步形成了我个人的相火观。
《素问·天元纪大论》之“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用“君火”和“相火”代表暮春时节和盛夏时节两个阶段的气候和物候特点，这是对相火最早的描述。在《内经》中君火、相火均指外界火热，后世诸多医家逐步将相火理论延伸至人体脏腑中来。
朱丹溪认为君火与相火有很大的不同。他借用这两个名词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情况下产生不同火热的概念，认为君火是人体的正常神明，相火为人体正常或反常的局部火热。后世张介宾在朱丹溪相火论基础上有所发挥，认为：“君者上也，相者下也。阳在上者，即君火也。阳在下者，即相火也。上者应离，阳在外也，故君火以明。下者应坎，阳在内也，故相火以位。”
我认为“君火”的“君”指最高领导者，“火”是事物生长与变化的动力所在，故“君火”是指事物生长变化的最高领导者。以自然变化为例，因为有它，自然的生化运动才可进行。而相火则是在君火指挥下完成具体行为，促使自然界诸多生物成长变化或人体生长发育之火处于臣使地位。正如《景岳全书·传忠录·君火相火论》云：“盖君道惟神，其用在虚；相道惟力，其用在实。”指出君火的作用为统领、主持，而对于机体发挥作用的则为相火。相火为生命之火，是真气、真元之气，是以先天精气为基础，赖后天精气为充养，能运行全身，带血中精华和水谷精微的阳气。相火在人体生长发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其生于人体命门，即所谓“生于虚无”，为有名而无形之气，在人的生理活动与病理变化之中，随时都有火的象征。概言之，相火源于命门，有名无形，不动不可见，动而可见。
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人体各部均存相火，正常时全身脏腑器官及周身皮毛均依赖相火得以温煦。相火能温煦人体的每一个部位，正如丹溪在《格致余论》所云：“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只是相火不动不可见，在机体正常时看不见相火的外形。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君火相火论》述“而五脏各有位，则五脏亦各有相”，也同样表述各脏均有相火存在。
虽言相火寄居人体各部，然而相火主要寄居在肝肾二脏。丹溪言：“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丹溪明确指出，相火之活动与机能，在各脏腑均有具备，但却源于肝肾二脏。“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胧者，肾之腑；心胞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因此，我认为虽然相火温煦于全身，但以贮寄于下焦肝肾精血之中为著。肝肾二脏所藏人体精血最多，故而相火温煦作用最为明显。
相火是先天之火，在生理状态下的特点为“守位禀命”。我认为相火对于人体来讲，主要为温煦脏腑周身，其作用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是人身的动气，能温百骸，养脏腑，充九窍，相火是恒动的；受心火支配；且与肝肾之阴密切相关。
相火是人体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是人身的动气所在。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述：“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此少火即为相火也，有温养生气之功能。丹溪在《格致余论》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认为相火为推动生命运动的原始动力。对于人体而言，所有脏腑的运动机能、气机的升降出入、气血津液的化生全都依靠相火的推动作用完成，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均是相火。《景岳全书·传忠录·君火相火论》述：“故君火之变化于无穷，总赖此相火之栽根于有地。”说明相火也是君火的基础，人体生命之源。此外，朱丹溪认为“火内阴而外阳……故凡动皆属火”，将自然界一切的生命运动，都认为是相火作用的结果。总之，对于人体而言，相火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可以温百骸，养脏腑，充九窍，是支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同时，也是万物化生的原动力。人体的脏腑经络、津液气血等正常活动及生命繁衍，均体现了相火的重要作用。
相火是恒动的，相火为人体先天之火，来源于人体精血之元阴元阳，以温煦脏腑，生命不止，相火不息。事物的存在无外乎动与静两面，而动是最基本的变化。无论自然界万物或人体生命维持，均以恒动为常态。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天人相互感应。相火动而守位，在自然界物种的生长化收藏等运动变化中，均是内在相火为主导力量。而人所拥有的生命活动，也是相火辅助君火完成人体内的气、血、津液、精的生成与转化，君火需要相火的支持。如丹溪云：“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只有相火恒动，人体才能达到阴平阳秘，气血旺盛，精神平和。相火为人体生命之火，生命不息，则相火不止。人之生命力，根源于相火运动，人体的生命过程便是相火燃烧的过程，如相火停止，则生命完结。
相火为先天之火，即是丹溪所论述的龙雷之火。在机体正常情况下，相火寄居于肝肾，安居在人体下焦，就像龙潜于海底，雷之伏于云下，温煦滋养脏腑、气血而不见其形。丹溪在《格致余论·相火论》中述：“故雷非伏，龙非蛰，海非附于地，则不能鸣，不能飞，不能波也。鸣也，飞也，波也，动而为火者也。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相火源于人体之元阴元阳，相火的恒动，相火的温煦作用，是以肝肾之阴血为其必需的物质基础，并且还有赖于肝肾精血之涵养。只有肝肾的精血充足，相火才能恒动而温煦肢体，生命活动也才能正常。若肝肾之阴不足，相火则为无根之火，如油尽而火即灭，生命就会终结停止。如丹溪所云：“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所以，肝肾之阴对相火有着重要作用，相火能量也取决于人体肝肾之真阴多少。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相火须在君火的主持下才能正常发挥生理功能。《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曰：“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相火的运动作用是受到心火所支配的。在精神活动中，二者也相互影响，相火每因心为外物所感而动，而相火是五脏及情志活动的动力之源。相火活动的关键在于它“动”得是否正常。若心火安宁则相火“动而中节”。“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若心火妄动则可引起相火妄动。正如朱丹溪曰：“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相火与君火是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关系，而君火处于主导地位，为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相火虽处从属之位，但职司全身之机能活动，为君火功能作用的根基所在，乃心火的物质基础。如张介宾所云：“故君火之变化于无穷，总赖此相火之栽根于有地。”
相火之动的常与否，与各个脏腑功能活动均有密切关系。丹溪指出，“五火”之动皆中节，“动皆中节”指动而有节律、有节拍，受到节制和控制，这是相火正常的重要保证。认为相火活动是否正常，与五脏的活动功能密切相关。“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说明相火功能正常，温煦有度，保持人体正常温度，则五脏功能和谐顺畅，气血通达，阴阳平衡，阴平阳秘。
内伤七情：现代社会发展较快，人们压力较大，常被精神紧张、抑郁等不良情绪困扰。五志、七情过极，均可引起相火妄动。所谓“五志过极皆可化火”。同样，火多起于妄念。如人为物欲所惑，阴阳喜怒，均可引起相火妄动。丹溪认为，“凡气有余便是火”，七情六欲之变，时常引起“脏腑之火”，即反常相火。正如丹溪述“大怒则火起于肝，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悲哀动中则火起于肺。心谓君主，自焚则死矣”。
感受毒邪：同样，如机体感受邪毒，温毒、疫疠、药毒、温病伏邪等，加之正气虚弱，不能驱邪外出，蛰伏体内，尤其肝肾二脏，日久也可引起相火妄动而产生局部内生火热。
饮食劳倦：不当饮食，或平日嗜酒，或嗜食辛辣、膏粱厚味，导致脾虚生湿，郁久化热，也可引起湿热相火。
综上所述，外感温热邪毒、内伤七情、不当饮食，或为药毒所伤等均可扰动相火，使得相火妄动。
相火有其名而无其形，不动时不可见，动则可见，如相火妄动则可出现内生火热之邪。机体在正常情况下不能看见相火外形，而在异常时，则可见到相火变化之特征。相火有正常的相火（即相火之常），有异常的相火（即相火之变）。正如“风、寒、暑、湿、燥、火”一样，正常时为六气，异常时为六淫之邪气。相火活动失常，必然导致机体发生病变。丹溪认为，七情六欲常引起“脏腑之火”，即所谓“五性厥阳之火”。相火在位则益于人体，若离位则有害于人体，所谓“五脏皆有火，五志激之，火随而起”，相火妄动可引起局部内生火热。
相火在位则有益，离位则有害。《格致余论·相火论》曰：“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由于相火寄于肝肾，妄动后对肝肾之阴可直接损伤。“盖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同时，他认为《素问》病机十九条中有关火证五条，也皆为脏腑的相火病变。提出“诸火病，自内作”的观点。诸脏均藏相火，相火妄动可致阴精耗伤，必然会呈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失衡状态。五志化火，或感受邪毒，或不当饮食，均可引动相火妄动，从而耗伤真阴，即为“壮火食气”。正如丹溪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述：“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妄动之时，“变化莫测，无时不有”，以致“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可见其变化多端，危害较大。相火妄动则耗伤津液，阴津不足可致阴虚内热之证出现，出现阴虚阳亢的病理变化，而“阳亢”为少火转变为壮火引起。此壮火非生理性之火，而是脏腑功能的病理性亢进。
相火主要寄于肝肾二脏，以温养脏腑周身。当疾病日久或年老体虚可致阴津被耗，阴虚则阳病。阴阳互根互用，不可缺失，若反常相火不断发生进展，可致阴阳消长失去平衡，日久则导致阴损及阳，成为阴阳两虚或阳虚为主之相火虚衰之证。在临床中多见于肝肾二脏的阴阳虚损。
总之，对于相火的理解和认识根于古代医家对相火的研究，其中丹溪对我影响最大。在此基础上，我对于相火理论进行了拓展，相火是中医对人体生命能量的高度概括称谓，它是指人体生命的原动力，也可称之为人的“生命之火”。相火在临床应用时应分为生理性相火和病理性相火两种。其生理性相火《内经》称之为“少火”，为相火之“常”，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相火之“变”为病理性的相火，《内经》称之为“壮火”，是导致人体病变的原因，古人对其有不同称呼，如阴火、邪火、天火、人火、龙火、雷火、贼火等。我认为称其为“炎火”更合适，而相火学说就是研究人体组织、功能、生命物质、生命现象及能量运动的生命科学。
在对相火学说多年的学习研究，深入领悟相火学说之要旨之后，我认为应用反常相火来解释所有疾病未必完全适合，但用来阐释肝脏疾病却十分恰当。肝内寄相火，体阴而用阳，主疏泄、喜条达而恶抑郁。无论内伤七情，感受温毒、药毒等皆可引起局部内生火热，把肝病所产生的局部内生火热按病理相火这一理论去研究，提高了肝病的论治水平，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相火学说。
朱丹溪将反常相火分为湿热相火和阴虚相火两型。我在此基础上，根据异常相火发病的不同阶段，将肝病的病理性相火分为六种，即郁热相火、血热相火、瘀热相火、湿热相火、阴虚相火、相火虚衰来进行论治。将异常相火产生的异常病理变化，根据其从气分郁热到血分郁热，进一步发展到湿热、瘀热，直至阴虚、虚损，提出了一系列异常相火的病理机制。分述如下：
其病机特点为肝气郁结，肝脾失调。其病因多由情志不遂，肝气郁滞，郁而化热，也称为“肝经郁热”。肝经郁热指肝气郁结，日久化热的相关证候。症见头痛，胁肋胀痛，失眠，烦躁易怒，口苦口干，舌红苔黄，脉弦数等。其病理基础为“气火内郁”，以“内郁”为主要矛盾，并有火郁迫阴之征兆。《医醇賸义·郁火》中“所欲不遂，郁极火生，心烦意乱，身热而躁”即为郁热相火的确切描述。
如郁热相火未能适当治疗或病情继续发展，则出现血热相火之证。肝为藏血之脏，如感受药毒、温毒之邪直接入血，毒邪蛰伏于肝，郁而化热，也可导致血热相火，而血热相火的病变基础是“肝经血热”。病机特点为肝郁化热，或毒邪伤肝，热伤肝血。
关于“肝经血热”这一病机，是由我首次提出，丰富了肝病的辨治理论。查阅《中医大辞典》中有关于肝经的病机，有肝经郁热、肝经实火、肝经咳嗽、肝经湿热的解释，其症状分别为肝经之证合并郁结化热、肝经之证合并实热证、肝经之证合并肺金咳嗽与肝经之证合并湿热证。由此判断，当出现肝经之证合并血热之证时，便为肝经血热证。对于本证，我是从临床实践出发，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肝病患者患者在早期病机为肝气郁结，但随着病情发展，气郁与伏邪相搏结而形成“血分伏邪”，血分之邪郁久化热则出现肝经血热之证。症见胁下疼痛不适，烦躁郁怒，舌质红，或边尖较红，舌上有小红点，苔薄白，脉弦稍数。其中舌边尖红，舌上有小红点，脉稍数为血热表现。根据肝体阴而用阳，肝主藏血，进而提出肝经血热这一病机。
这一病机为肝病辨治的中转环节，从而出现病机从气至血的质变。肝郁证的全过程，其始在气，继则及血。其病机为血分伏邪日久，郁而化热。在临床辨证时，除肝经常见胁痛、烦躁等症状外，具备“舌质红，边尖明显，舌上有小红点，脉弦数”等证候时，便可辨为肝经血热之证，即血热相火。正如仲景云：“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肝郁乘脾，脾失运化，则肝郁夹湿，郁久而化热，遂成为湿热相火之证。或本有肝郁，嗜食肥甘或大量饮酒，导致肝郁夹湿，久而化热；或孕母素有湿热，传至腹中胎儿，也可导致湿热相火发生。病机特点肝郁乘脾，湿滞化热。费伯雄在《医醇賸义·湿火》曰：“重阴生阳，积湿化热，湿火相乘，渴饮舌白。”在此论述湿火病机与湿热相火极为相似。临床多见除肝经症状之外，还有舌质红、苔白厚腻或黄厚腻、脉弦数或濡数为本型的辨证要点。
本型的病因为郁热相火或血热相火进一步发展，气滞血瘀，瘀血阻络，郁久化热，伤及肝阴，形成瘀热相火之证。《灵枢·五邪》言：“邪在肝，则两胁中痛……恶血在内。”《金匮钩玄·胁痛》曰：“死血……桃仁、红花、川芎。”均指出了胁痛为内有瘀血之病机。本病的辨证要点为瘀血与伤阴之象共存，临床可见胁下痞块、口干、大便秘结、舌质紫暗或瘀斑、质干而少津、舌下脉络迂曲、脉细涩或弦涩为主，甚或出现身黄、目黄之象。
肝为藏血之脏，体阴而用阳。如肝郁日久化火，必然伤及肝阴，出现阴虚相火之证。肝火伤阴，既可自伤肝阴，也可伤及他脏之阴津。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壮火食气……壮火散气。”由此可以看出，壮火可损伤人体正气，不仅耗气，更为主要的是可伤及阴液，逐渐伤及元气、精血，导致“阳盛则阴病”，成为气阴两虚病理状况。病机特点郁火伤阴，肝失所养。如丹溪云：“相火易起……变化莫测……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可见相火妄动是引起阴虚的主要原因。肝肾二脏寄居相火，从病变发展过程看，尤以自伤肝阴，中伤脾阴，下伤肾阴为多见。
年老体衰或异常相火日久，耗伤真阴，久而阴病及阳，而成阴阳两虚而以阳虚为著的相火虚衰之证。相火寄居全身而以肝肾二脏为著，故而相火虚衰以肝肾阳气虚衰为其病机特点。肝内寄相火，寓一阳生化之气，寄居肾中真阳。《素问·方盛衰论》曰：“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灵枢·天年》述：“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可见，在当时医家们已经认识到了肝气虚、肝阳虚的不同病理变化。在《蒲辅周医疗经验集》中云：“五脏皆有阳虚、阴虚之别……肝阳虚，则筋无力，恶风，善惊惕，囊冷，阴湿，饥不欲食。”肝气虚与肝阳虚证均为肝脏疏泄不及的病理表现。两者并无绝对界限，但有轻重之分。阳虚为气虚之甚，气虚为阳虚之渐。且肝肾同源，肝阳虚可及肾阳虚，临床可见肝肾阳虚之证。
丹溪在治疗反常相火时，创立大补阴丸来治疗阴虚相火。在《丹溪心法·火》中述：“轻者可降，重者则从其性而升之。”并提出火证三大治法：实火可泻，虚火可补，火郁当发。根据这些理论，同时依据李时珍治疗相火时将其分为火旺与火衰，火衰者补阳，火旺则济阴之治则；结合相火的不同阶段、部位和病机，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力求“使之以平”，从而让人体恢复健康平衡的生理状态。
采用“郁热发之”的方法治疗郁热相火。此证为异常相火的最早阶段，其病在气分，以肝气郁结，肝火内炽，易于伤阴为主要病机。在治疗本证时，依据《内经》“木郁达之，火郁发之”的理论，综合疏、平、抑、调、柔各法，选用辛、酸、甘、苦、咸之类药味，以疏理、条达、柔和、平抑等多种治法。运用疏肝、养肝、清肝的方法，使气火不致向伤阴方面转化。常用合欢皮、佛手、香橼以疏肝解郁；茜草、大青叶、郁金以凉血解毒，清泻肝火；麦冬、天冬、白芍以养阴凉血养肝体，滋肝阴，同时防止郁火伤阴。
血热相火之病机为肝经血热，我采用血热清之之法，以清芳透邪之品治疗血热相火。叶天士在《温热论》中云：“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指出温病后期热入营血，热邪充盛，伤阴动血之证治。本证为热入肝经血分，热邪充盛，同样也易伤阴动血。故治疗也可采用温病热入营分之治法，以清热凉血解毒为主。治疗时不用苦寒香燥之剂，遵从《王旭高临证医案》所述“将军之性，非可直制，惟咸苦甘凉，佐微酸微辛……以柔济刚”的原则，以甘寒清解之品凉解血分邪热，配以辛苦微寒清热散血之品，并用清芳之品以透邪外出，取“入营犹可透热转气”之意。临证常采用茜草凉血清解热毒，紫草凉血解毒透邪，败酱草清热透邪解毒，佛手疏肝行气散郁热。伴有烦躁失眠者，加疏肝解郁药，如玫瑰花、合欢花、代代花等，既可疏肝解郁，还无温燥劫阴之弊。
湿热相火病机为肝郁脾虚夹湿热，湿热相合，缠绵难愈，治疗起来非常困难。薛生白在《湿热论》中系统地论述了湿热病症证，认为“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指出湿热病的致病特点。湿热之证，热易清而湿难怯。湿乃氤氲之邪，热为亢盛之气，湿热相合，其势缠绵，成为大多慢性疾病难以治愈的原因，故湿热相火也是其中最为难治的病机之一。在湿热相火的治疗中仿温病中湿热证的治疗，以芳香化湿之剂，使湿热化之。湿热之邪，治法当以苦寒立法，所谓苦能燥湿、寒能清热，但单用苦寒之药有凉遏之弊。且湿为阴邪，其性黏腻，非辛温、苦温无以泻其盛。湿热之为病，当以湿为主，而热次之，在治疗时采用以大量辛温、苦温燥湿药佐少量苦寒清热药以清热化湿。辛温、苦温药，其性辛可散湿、温可化湿，使热邪无所附，苦能清热，便可化缠绵之湿，清亢盛之热，从而达到化湿清热之效。既利湿而不伤阴，且清热而不助湿之法，用以芳香化浊、辛开苦降。在临证中常用辛温、苦温之香薷、藿香、佩兰、青皮，配以苦寒之茵陈、板蓝根、郁金，还可加用荷叶、砂仁以增强化湿和中之效。湿热相火为湿热入于血分，还佐加活血化瘀之红花等以活血通经。若出现湿热相火熏蒸肝胆，引起胆汁外溢，可加茵陈、金钱草、鸡内金，或加用茵陈蒿汤以清热利湿退黄。
在治疗阴虚相火之时，采用滋阴润燥之法。润，为滋、养之意。肝内寄相火，五志过极，伏邪蛰伏，均可引起相火妄动，耗伤阴津，导致阴虚阳亢之虚火亢盛之证。对于阴虚火旺证以滋养阴液为主，取滋阴而火自降之意。阴虚相火以肝肾二脏最为多见。肝肾二脏位于下焦，阴虚相火多为相火妄动伤及阴津，阴液亏虚引起真阴大伤。我根据吴鞠通之“治下焦如权”的理论，对于肝肾阴虚，应用重镇味厚、咸寒甘寒之品以滋养肝肾之阴，滋阴防脱。阴虚之证，当用厚味之品以补其不足。在《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曰：“阴阳形气俱不足……而调以甘药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这些均指出应用厚味补其不足。在阴虚相火伤及肝阴之时，常用生地黄、白芍、阿胶、火麻仁、麦冬、炙甘草等滋阴养肝。药味以甘、酸为主，以脾为后天之本，甘能入脾补土，使后天之本得以滋养，气血生化之源不绝。还可酸甘化阴，滋阴养血。在肝肾阴虚之时，常可引起阴虚风动之证。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下焦篇》中述：“下焦温病，热深厥甚，脉细促……三甲复脉汤主之。”本证原指温病后期，伤及阴液，虚风内动。而在本证之阴虚相火中，相火妄动，灼伤真阴，也可出现肝肾阴虚，水不涵木，虚风内动。二者病机极为相似，故也采用同样的治疗方法。采用吴鞠通之“三甲复脉汤”滋阴退热、养阴润燥，以咸寒之鳖甲、龟甲、牡蛎等重镇厚味之品以填补肝肾亏损之真阴。
瘀热相火为湿热相火或血热相火进一步发展，引起瘀血阻络，热瘀互结，化热伤阴之证。在此采用瘀热凉散的治疗方法，所谓凉，即指凉血；散，指散瘀。此证为瘀血热毒与伤阴同时存在，故当以清热化瘀养阴为主。然所谓瘀为热之甚，热为瘀之渐，此血分瘀热多从血热而来，故凉血便可化瘀，还可杜绝再生瘀热。故而治疗以凉血解毒，养阴散瘀为法。在临证中常用茜草、紫草、板蓝根、败酱草等以凉血化瘀解毒，用枸杞、生地黄、桑椹、麦冬、天冬、沙参、白芍等养肝体以滋阴化瘀。滋阴也可化瘀，在阴虚津亏之时，血液流动不畅，同样出现血瘀之证。此时予以滋阴，犹若河中之石，水冲即走也，同样也可起到化瘀之效。瘀血阻络，可用桃仁、大黄化瘀散瘀解毒，活血润肠；有胁下痞块，阴虚明显时，则加用龟甲、鳖甲软坚散结养阴；鸡内金消积化滞。若为瘀热发黄之证，则在化瘀同时加茵陈、金钱草、郁金、白茅根等以凉血利胆退黄。
在治疗相火虚衰之时，采用虚则补之的原则治疗。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形不足者，温之以气。”肝肾二脏内寄相火，故而相火虚衰也以肝肾最为常见。治疗时，当以补肝温肾为主。
在肝气虚时，补肝益气为主。对于“补肝”理论，《金匮钩玄》认为“肝止是有余”的理论。而随着脏腑辨证理论的发展以及临床观察，确实存在肝虚证，诸多医家根据“乙癸同源”的理论，主张通过补肾以补肝。至叶天士明确提出滋养肝阴的治法，然而对于补肝气之法尚少见应用。在肝气虚治疗时，可从健脾益气入手，采用黄芪、当归益气养血；陈皮、茯苓健运脾胃；同时应用白芍、阿胶等养肝体，升麻、柴胡升发肝气。诸药合用，共行补肝气、养肝体、助肝用之功。肝肾阳虚时，以温生肝肾阳气为主，可用仙茅、仙灵脾、石楠叶、巴戟天等以温肾补肝；黄柏、知母滋肾阴，当归养肝血，还可加入桂枝、附子以增强温阳之功。
通过对古代先贤关于相火理论的学习，结合我多年的临床研究，加之不断的领悟和思索，根据相火的特点及所致疾病的发展过程，我将相火学说应用于肝病的辨治中，将病理性相火分为郁热相火、血热相火、湿热相火、瘀热相火、阴虚相火、相火虚衰六类证候进行论治，这是我的一个新认识。在经过多年实践后，我也逐步将相火学说进行肝病以外疾病证治的有益探索，将其应用于心肌病、抑郁症、嗜睡症、痤疮、口疮、消渴病甚至癌症等疾病的证治。此外，还将相火学说用于儿科疾病的证治，如应用阴虚相火理论辨证儿童性早熟、采用血热相火理论辨证病毒性心肌炎、药物性肝损害等，也取得满意疗效。这些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其他医家研究相火学说提供了一些临床实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