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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火”二字，最早源于《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王冰注云：“君火之政，守位而奉天之命，以宣行火令尔。以明奉天，故曰君火，以名守位禀命，故云相火。”又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云：“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本意是指五运承制关系，说明“亢则害，承乃制”。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五行中木、土、金、水各一，而唯火为二，并对火分为君、相两种。
《内经》记述中所谓“君火”，是指事物生长和变化的最高主持者和动力。以自然变化来说，有了它，生化活动才能进行。相火，是在君火指挥下，具体完成、促使自然界诸多生物成长变化或人体生长发育之火，处于臣使地位。有了它，君火的作用才能具体落实。明，是光明之意，指君火的正常表现；位，指位置，即安于本位，充分发挥其本身应尽的职能。“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就是指君火主持指挥作用正常时，相火在本位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这里主要是用五运六气学说解释自然界的生长变化。
《内经》中关于火在人体生理病理表现有壮火、少火、人火、龙火、雷火的提法。人火、龙火的最早提出应是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文中“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的注译。其曰：“夫病之微小者，犹人火也，遇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故逆其性气以折之攻之；病之大甚者，犹龙火也，得湿而焰，遇水而燔，不知其性，以水湿折之，适足以光焰诣天，物穷方止矣。识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则燔灼自消，焰光扑灭。”
关于雷火，《内经》中本无“雷火”一词，仅有“雷气通于心”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王冰注曰：“雷象火之有声故。”关于少火、壮火，《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综上所论，火被引入人体来说明人体情况，首见于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注译中关于“人火”的提法，即“夫病之微小者，犹人火也”。
陈无择受王冰注释启发，首先把相火引入人体，但无治疗。
“韩子曰，形而上者谓之天，形而下者谓之地，介于其两间者谓之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禀二气以成形，是以六气纬空，五行丽地，人则默而象之，故足厥阴肝居于巳……手少阴心居于午，子午得天地之正中，故君火位焉……厥阴风木生少阴君火，君火生太阴湿土，湿土生少阳相火，相火生阳明燥金，燥金生太阳寒水，顺天道而右旋，所谓运行也……”（《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之二·脏腑配天地论》）
“五行各一，唯火有二者，乃君相之不同，相火则丽于五行，人之日用者是也，至于君火，乃二气之本源，万物之所资始……故天一而生水，血属心，心属火，故地二而生火，识为玄，玄属水，故天三而生木，乃太一含三引六之义也，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之数也，则知精血乃财成于识，以识动则暖，静则息，静息无象，暖触可知，故命此暖识以为君火，正内典所谓暖识息三连持寿命者是也。然其所以谓之君者，以不行炎暑，象君之德；万物资始，象君之化；位居少阳，象君之政；神明出入，象君之令，故君亦天也，天亦君也。乾以元亨利贞而运行于其上，君以德化政令而辅成于其下，天道顺序，则生长化收藏，不失其时，君道助顺，故进退存亡，不失其正，其实皆一理也。”（《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之五·君火论》）
刘完素用“心为君火，肾为相火”来说明由外因引起的实火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他首次使用相火学说来治疗人体外感疾病。对内伤火病又提出“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提出应“降心火，益肾水”，创制地黄饮子。
张子和论内火，可分为君火、相火，并分析了君相二火的不同。“夫君火者，犹人火也；相火者，犹龙火也。人火焚木其势缓，龙火焚木其势速……人火者，烹饪之火是也。”（《儒门事亲·卷三·喉舌缓急砭药不同解·二十一》）乾主三焦相火，《周易》以乾为龙，故曰“相火者，犹龙火也”；离主心，木生心火，木能烹饪，故曰“君火者，犹人火也……人火者，烹饪之火是也”。
张子和论火也分内火、外火，张氏论内伤火病，虽也分君火、相火，但他与刘守真一样独重心火，强调“降心火，益肾水”。
李东垣从君相二火的病理变化中，悟出“火与元气不两立”的病理命题，阐发了心火独亢的病理变化。他在《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中说：“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胞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
本文不太容易理解，其大意应是：脾胃气衰，三焦元气不足，可导致心火独盛。这亢盛的心火，就是“阴火”，是由三焦元气不足引起的。而三焦中的元气又与上焦的心相连，阴火导致的心火旺，使心不能主令，而以相火代之。而相火是三焦和包络之火，当心君火正常时，相火所化生的元气可滋养五脏六腑；当心君火不正常时，反常的相火就不能化生元气，还要煎熬营血，而成为元气之贼，并导致相火不生脾土，三焦元气不足，湿气下流伤肾阳，致使阴火乘脾，水湿聚肾。他从内伤脾胃病引起“热中”论述时引入“阴火”概念，指出相火妄动可引起“阴火”，可用甘温法除之。
朱丹溪一生研究的重点是相火、阳有余阴不足和湿热这三个问题。
在《相火论》中说：“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天主万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他的这种恒动观点，是符合自然科学规律的。丹溪认为人的生命力，全在于相火化生元气的运动。“生于虚无”的无形相火，是人体生生不息的功能活动，这种机能供应各个脏腑活动的能量，虽然各脏腑也有少量能量贮备，但它主要发源于肝肾。他指出：“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胞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相火论》）
朱丹溪综合了《内经》《难经》及刘守真、张子和、李东垣诸家之说，系统地阐述了相火的功能，成为后世医家沿用相火理论治疗疾病的重要理论依据。
为了说明相火在人体的贮藏和流通，提出了“肝主疏泄”，曰：“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居于肾水，寄于肝木，木能生火，故曰：“其系上属于心。”相火与心火一上一下，一君一相，皆为生理之常，因而“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相火论》）。这里指出的“动皆中节”是指各脏器生理机能（五火），都能正常运行，那就是健康的身体了。反之，如果运动不中节，即是反常的妄动，就成为危害生命的邪火了。丹溪说：“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阳有余阴不足论》）
丹溪对君火的病理阐述亦是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心者，君火也。火旺则金烁水亏，惟火独存。”（《脉因证治》）“况肾水常藉肺金为母，以补助其不足。”（《阳有余阴不足论》）心火亢盛则刑肺金，上源水枯，下源断流，形成肺金燥、肾水亏，肾水亏则相火失养而浮动，即由心火波及相火，是心火之为病的一个发展阶段。继则心火乘脾为热中，是“火土二家之病”（《局方发挥》）。“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故阳自升，阴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于斯时也，清浊相混，隧道壅塞。气化浊血瘀郁而为热。热留而久，气化成湿，湿热相生，遂成胀满，经曰鼓胀是也。”（《格致余论·鼓胀论》）“阳自升”指心火上炎，“阴自降”指水湿下走。三焦相火衰弱，不能气化水湿，气寒反化浊而成水湿。心火内伏血脉，百脉沸腾，热之所过，津液为之蒸发，血为之津涩而凝滞，故“浊血瘀郁”，故“火土病”悉是湿热内伤之病。
丹溪以五行生克的脏腑辨证方法，论述心火亢盛的病理变化。他说：“火旺则金衰……土旺则水衰。”（《阳有余阴不足论》）心火亢盛，子病及母，肝木也起火，加之心火刑肺，木失金制，故木失所畏而犯脾土，心火本能乘脾，加之木犯脾土，故脾土之阴受伤而脾运失常。
火土二家之病，是少阴三焦之气下陷而郁，不能正常生发，心火乘于脾土之故，皆是气、血之病。丹溪最重视机体的阴阳气血，常说：“气阳血阴，人身之神，阴平阳秘，我体常春。”（《格致余论·色欲箴》）“气为阳宜降，血为阴宜升，一升一降，无有偏胜，是谓平人。”（《局方发挥》）他把气与血的调和，作为健康的根本。若气血乘错，病变丛生。“阴阳之所以升降者，气也；血脉之所以流行者，亦气也；荣卫之所以运转者，此气也；五脏六腑之所以相养相生者，亦此气也。盛则盈，衰则虚，顺则平，逆则病。气也者，独非人身之根本乎。”（《丹溪心法·破滞气七十九》）此句话的重点是盈、虚、顺、逆四个字，盈顺则气平健康，虚逆则气乱体病。“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痰郁者，动则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瞀闷，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气口脉紧盛者是也。”（《丹溪心法·六郁》）于此可知，丹溪从火土二家之病中，经过他的探索和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六郁学说”。后世学者，如明代王纶指出：“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又云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盖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余每用此方治病，时以郁法参之。”（《明医杂著·医论》）这个总结，很中肯，有纲领性意义。
丹溪治有关火病，经验十分丰富，在《丹溪心法·火门》中有具体记载。
李时珍不仅精通本草学，对内伤火病也颇有研究。他认为：“五行皆一，惟火有二。二者，阴火、阳火也……人之阳火一，丙丁君火也（心、小肠、离火也）；人之阴火二，命门、相火也（起于北海，坎火也，游行三焦，寄位肝胆）；三昧之火也（纯阳，乾火也）……诸阳火遇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诸阴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湿愈焰，遇水益炽。以水折之，则光焰诣天，物穷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扑之，则灼性自消，光焰自灭。故人之善反于身者，上体于天而下验于物，则君火相火、正治从治之理，思过半矣。”（《本草纲目·火部·第六卷·阳火阴火》）
他以阳火、阴火分君相二火，对于分析君相二火的性质具有纲领性意义。但谓阳火是君火，阴火为相火，似有不妥，应当是君火为阴火，相火为阳火。因为少阳标本皆为阳，《内经》谓：“少阳之上，相火治之。”又乾为天，为天上之火，三焦主气，相火走气分，气也为阳，故相火当为阳火。离卦为阴卦，离主心，心主血，血属阴，君火走血分，故君火当为阴火。相火寄于肝胆，肝主草木，故相火遇草木而燔燎。相火以水为养，故“可以湿伏，可以水灭”。君火因阳虚血亏而生，阳气虚则水湿不化而内聚，水湿聚而浸肝木，心火上炎、水湿流下，故阴火不焚肝木，反见肝木郁证。心火炎上刑肺，故云“流金石”。水湿伤阳，“以水折之”，阳气更伤，心火更亢。“以火逐之”，即是补少阳相火生发之气，阳气升发，阴精上承，阴火自灭。灰性温又能胜湿，故“以灰扑之，则灼性自消，光焰自灭”。
张介宾在《类经·运气类》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君者上也，相者下也……上者应离，阳在外也，故君火以明。下者应坎，阳在内也，故相火以位。”“是以君火居上，为日之明，以昭天道，故于人也属心，而神明出焉。相火居下，为原泉之温，以生养万物，故于人也属肾，而元阳蓄焉。”又曰：“君火以明，此正明也；相火以位，亦此位也……曰君曰相，无非阳气之所在耳。”认为君火、相火均属阳气，阳旺则生，阳衰则败。所以，他很重视阳气，反对过用苦寒药物。
张介宾对虚火的论证很有见地，指出：“虚火之病源有二，虚火之外证有四，何也？盖一曰阴虚者能发热，此以真阴亏损，水不制火也；二曰阳虚者亦能发热，此元阳败竭，火不归源也，此病源之二也。”而四外证则是“一曰阳戴于上而见于头面咽喉之间者，此其上虽热而下则寒，所谓无根之火也”“二曰阳浮于外而发于皮肤肌肉之间者，此其外虽热而内则寒，所谓格阳之火也”“三曰阳陷于下而见于便尿二阴之间者，此其下虽热而中则寒，所谓失位之火也”“四曰阳亢乘阴而见于精血髓液之间者，此其金水败而铅汞干，所谓阴虚之火也。此外证之四也。然证虽有四，而本惟二，或在阴虚，或在阳虚，而尽之矣。第阴虚之火惟一，曰金水败者是也。阳虚之火有三，曰上、中、下者是也”。所谓戴阳，乃少阳之气不足于下，心火炎于上，故上热下寒；所谓格阳，乃少阳之气不足于内，心火发于外的证候。张氏治疗用药：阴虚火盛，用一贯煎、左归饮、左归丸、六味地黄等；火不归源，用理阴煎、右归饮、理中汤、大补元煎等；格阳证，用加减八味丸。
赵献可在《医贯·水火论》中云：“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无形之火也。无形之火，内燥热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形之兑水制之者，权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气也，无形者也。以无形之水沃无形之火，常而可久者也，是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成既济矣。”
他指出心火有形、相火无形是正论，比张介宾谓心火无形、相火有形要深刻。提出以上池真水即无形之气治无形之相火，确有灼见。实际上，湖海之水须得炎火化为水气，得凉风送之旱地，方可下降为雨。因肺为水之上源，即上池之水，故相火妄行初起“燥热而津液枯者”，可用养阴清肺汤和六味地黄丸。
汪绮石著《理虚元鉴》，专论内伤火病所致虚劳。他认为，阴虚证主要是精血不足，水不济火，火气炎上，真阴燔灼，肺脏燥涩而咳也。其治疗“一曰清金保肺，无犯中州之土，此用丹溪而不泥于丹溪也；一曰培土调中，不损至高之气，此用东垣而不泥于东垣也；一曰金行清化，不觉水自流长，乃合金水于一致也。三脏既治，何虑水火乘时，乃统五脏以同归也”。
他指出，阳虚证有夺精、夺火、夺气之不同。“精者，火之原，气之所主。精夺，则火与气相次俱竭。此夺精之兼火与气也……气者，火之属，精之用。气夺，则火与精连类而相失。此夺气之兼火与精也。其夺火者，多从夺精而来，然亦有多服寒药，以致命火衰弱……盖阳虚之症，虽有夺精、夺火、夺气之不一，而以中气不守为最险。故阳虚之治，虽有填精、益气、补火之个别，而以急救中气为最先。”汪氏认为阴虚之证统于肺，阳虚之证统于脾。主张补肺清金宜清润疏降，创清金百部汤；补脾建中宜甘温养气，用归养心脾汤。
李梴在《医学入门·火》中云：“五行惟火有二，心为君火，一身之主；肾为相火，游行于身，常寄肝胆胞络三焦之间。又膀胱为民火，亦属于肾，此皆天赋不可无者。若五志之火，则由于人，是以内伤火多，外感火少。噫！火不妄动，动由于心。静之一字，其心中之水乎！”
他把火分为君相二类，相火寄于肝胆、包络与三焦。五志过极致内生火热，而内火产生多由于心动。
石寿棠著《医原》，认为君火主于心，心主神；相火主于三焦，三焦主诸气。又三焦合于肾，肾主精。所以他提纲挈领地说：“内伤百病，不外精、气、神三者而已矣；精、气、神三者，又不外神气与精交与不交二者而已矣。”他认为“劳力者伤气……气耗则阳虚，阳虚必生内寒，内寒必生内湿。”因少阳三焦为纯阳之府，主持诸气，所以伤气、阳虚均属少阳三焦的病变。伤神是谋虑劳心和七情怫郁两个方面引起，“由是君火内沸，销烁真阴，不但伤神，并能伤精”，于是由“君火引动相火，伤及真阴”。君临臣位，由心及肾，病必不轻。关于劳色伤精，他认为：“先动心以伤神，既劳力以伤气，终纵情以伤精。伤精则阴亏，阴亏则易动相火，愈动愈伤，一旦精、神、气三者皆耗，多致不起。”
石寿棠论述精、气、神三伤，心动伤神、形劳伤气、情激伤精，均不离君火、相火之为病，说明他抓住了内伤病的真谛，值得我们研究。
有关相火的论述，最早见于《内经》，主要是以自然界五运六气论君相二火，之后汉代张仲景、晋代葛洪、唐代孙思邈、宋代许叔微皆未见论及。到南宋的陈无择受王冰注释《内经》启发而论及相火，他提出的“少阳相火”说，使相火首次与人体有了联系。到金元时期，相火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刘完素首先将相火理论用于治疗外感热性病；朱丹溪从理学角度论述相火，包括相火的生理功能、相火的病理变化；张介宾认为相火起源于命门，君相二火皆属阳气。明代的李时珍、赵献可对朱丹溪相火学说进行了研究发展，并对临床应用相火学说治疗内生火热病做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