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东汉末年，战争频仍，伤寒病猖獗，死亡率高，病因不明，缺乏治疗手段。医圣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他继承古方，创制新方，防治疫病，辨析杂病，功效卓著，方被誉为经方，书被称为经典，为后世研究《伤寒论》辨证论治规律及用药心得、形成伤寒学派或经方学派或仲景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医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伤寒杂病论》理论价值高、经方临床疗效好，因此研究者众多，代不乏人，著作更是不计其数。后世学者为方便研究仲景学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特点，将其分为宋金以前伤寒八家和明清时期伤寒三派。前者包括晋代王熙，唐代孙思邈，宋代韩祗和、朱肱、庞安时、许叔微、郭雍，金代成无己；后者包括错简重订派、维护旧论派与辨证论治派，并和温病学派进行争鸣，使得中医辨治外感热病迈上了新台阶。

伤寒三派中，错简重订派认为世传本《伤寒论》有错简，主张考订重辑。此观点由方有执首先提出，喻昌（字嘉言）大力倡导，从其说者甚众，如张璐、吴仪洛、吴谦、程应旄、章楠、周扬俊等。该派医家思想活跃，不囿于旧说，有一定创新精神，为伤寒研究注入新风。维护旧论派主张维护世传《伤寒论》旧本内容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尊王叔和，赞成无己，认为《伤寒论》诸法不仅能治伤寒，还可治疗杂病，代表医家有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陈念祖等。辨证论治派强调探讨和发挥《伤寒论》辨证论治规律。根据其研究特点，又分为以柯琴、徐大椿为代表的以方类证派，以尤怡、钱潢为代表的以法类证派，以陈念祖、包诚为代表的分经审证派。

西晋太医令王熙，字叔和，辑佚失散的《伤寒杂病论》伤寒部分，进行整理和编次为《伤寒论》，使之得以保存并流传后世，影响深远，厥功至伟。

孙思邈，唐代人，著《备急千金要方》，创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以方为纲，归类相认，以揭示伤寒六经辨治的规律。他推崇太阳病中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方有执、喻嘉言宗其说而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成为错简重订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之一。

韩祗和，宋代人，著《伤寒微旨论》，主张师仲景之心法，而不泥论中之方药，临证多自拟方。他认为伤寒之病机为阳气内郁，强调从脉证入手分辨，主张杂病证为先、脉为后，伤寒脉为先、证为后，熔伤寒杂病于一炉。

许叔微，字知可，宋代人，著《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他主张以阴阳为纲，统领表里寒热虚实，于八纲辨证最有研究，并把六经分证和八纲辨证紧密结合起来。其《伤寒九十论》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医案专著，共收录应用经方验案90例，涉及内科、妇科等，还摘录他人医案，并记载了死亡医案，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朱肱，字翼中，宋代人，著《南阳活人书》。他主张从经络辨识病位，谓“治伤寒须先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他认为伤寒三阴三阳病即是人足六经为病；强调脉与证合参以辨阴阳表里，注重病与证的鉴别诊断。其方药研究则承袭孙思邈之法，以方汇证，颇切实用。

庞安时，字安常，宋代人，著《伤寒总病论》。他认为广义伤寒是由寒毒侵袭所致，天行温病为感受四时乖戾之气而发，具有流行性、传染性，其辨治既与伤寒大异，也不同于一般温病，治疗重用石膏清热解毒，对后世余师愚治疫不无影响。

郭雍，字子和，宋代人，著《伤寒补亡论》。因《伤寒论》中方药多有缺失，遂摭取朱肱、庞安时、常器之等医家之方补《伤寒论》之未备，其中引用常器之之论是后世研究常氏的重要参考资料。

成无己，金代人，著《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他主张以经释论，即以《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难经》的理论来解释《伤寒论》条文的机理，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他重视对伤寒症状的鉴别，《伤寒明理论》是伤寒临床症状鉴别诊断专著，列举了《伤寒论》中50个常见的主要症状进行类症鉴别，如发热、寒热、潮热、烦躁四者的异同，四逆和厥冷的鉴别等，其于定体、分形、析证、明理颇有独到见解。

方有执，字中行，明代人，著《伤寒论条辨》。他认为世传本《伤寒论》有错简，主张考订重辑，采取削去《伤寒例》，合《辨脉》《平脉》改置篇末，对六经证治诸篇大加改订；把太阳病三篇分别更名为《卫中风》《营伤寒》和《营卫俱中伤风寒》，另增《辨温病风温杂病脉证并治篇》，以为如此便基本恢复《伤寒论》原貌。方氏成为错简重订派的开山，清初喻昌大力倡之，从其说者甚众，开启后世伤寒学术争鸣之端，渐次形成伤寒内部不同的学术流派。

喻昌，字嘉言，明末清初人，著《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尚论后篇》《寓意草》《医门法律》《喻选古方试验》《（痘疹）生民切要》等。在王熙、孙思邈、方有执的基础上，他提出伤寒三纲鼎立之说，即四时外感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并以此三纲订正《伤寒论》。临证强调“先议病后议药”，重视“议病”，师法仲景，善用经方，其医案专著《寓意草》共收录七十余案，详述病因、病情，剖析辨证、治疗，并多以层层设问或师徒问答方式，阐明案中关键和疑难之处，有许多独到和精辟的见解。清代著名医家李冠仙受其影响，撰《仿寓意草》，将二十年验案之“精心独造得古人法外法者”集为一轶；谢甘澍有感于《寓意草》辞精理博、意深旨奥，对其条分缕析，注疏引申，撰《寓意草注释》，成为阅读喻氏原著的重要参考书。

张璐，字路玉，明末清初人，著《张氏医通》《伤寒缵论》《伤寒绪论》《本经逢原》《诊宗三昧》《千金方衍义》等。他重视伤寒研究，学宗方有执、喻昌，崇尚三纲鼎立之说，以“阴阳传中”为纲，分辨六经经腑及表里寒热，辨治伤寒病。其云“夫治伤寒之法，全在得其纲领。邪在三阳，则当辨其经腑，病入三阴，则当分其传中。盖经属表，宜从外解，腑属里，必须攻下而除。传属热……中属寒……”。辨治杂病，他崇尚温补，虽出入于李杲、朱震亨、薛己、张介宾、王肯堂、李中梓之间，但又不为诸家之说所束，善于在散漫纷繁之中寻出条理，临证投药必参酌古今，断以己意，反复推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与喻昌、吴谦并称为清初三大家。《张氏医通》收录了张氏父子内外妇儿等各科医案261案，包括死亡医案及精选宋元明各代名医医案。医案症脉详细，病因清楚，病机分析精辟，用方灵活，交代疗效，备受后世青睐。

吴仪洛，字遵程，清代人，著有《本草从新》《成方切用》《伤寒分经》等。他对本草、方剂、伤寒均有研究，推崇张元素的用药法象，把药物的气味厚薄、阴阳寒热与脏腑理论结合起来，并根据临床实践，提出以形、色、性、味来区分用药；强调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与临床疗效之间的密切关系。其治伤寒推崇喻昌《尚论篇》，附和其三百九十七法之说。

吴谦，字六吉，清代人，主编《医宗金鉴》。其《订正伤寒论注》以《伤寒论条辨》为基础，多取方喻之注，对后世方喻之说的广泛传播不无影响。

程应旄，字郊倩，清代人，著有《伤寒论后条辨直解》。他崇尚方有执之说，倡伤寒六经统赅百病之旨。

章楠，字虚谷，清代人，著有《医门棒喝初集》、《伤寒论本旨》（又名（医门棒喝二集》）、《灵素节注类编》（又名（医门棒喝三集》）。章氏推崇张机辨证论治理论，又深受叶桂等温病学家的影响，强调伤寒与温病不同；治伤寒依方有执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之例对《伤寒论》进行编次整理。《医门棒喝初集》论后多附有医案，诊治过程详尽，后附按语，或设问答形式分析辨证思路及临证用药经验，读后有豁然开朗之感。

周扬俊，字禹载，清代人，著有《伤寒论三注》《温热暑疫全书》。其治伤寒兼采方喻两家之说，合以己见，但又有创见。如将“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作为辨识阳证阴证的大纲，列为太阳篇首条。

黄元御，字坤载，清代人，著有《伤寒悬解》《四圣悬枢》《伤寒说意》《四圣心源》《素灵微蕴》《长沙药解》《玉楸药解》《金匮悬解》《素问悬解》《难经悬解》《灵枢悬解》《道德悬解》《周易悬解》等。

张遂辰，字卿子，明末清初人，著有《伤寒论参注》。他认为王熙收集整理的《伤寒论》内容与张机原著相差不远，故依据成注本卷次，引经据典，并选取朱肱、许叔微、庞安时、张元素、李杲、朱震亨、王安道、王三阳、王肯堂诸家之说进行注释。其门人有张志聪、张锡驹。

张志聪，字隐庵，清代人，著有《伤寒论宗印》《伤寒论集注》《本草崇原》《本草崇原集说》《黄帝内经灵枢集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金匮要略注》《侣山堂类辩》《伤寒论宗印》《医学要诀》等。他主张对《伤寒论》原本“汇节分章”，“节解句释，阐幽发微”，并将《辨脉》《平脉》置于论末，如此则“理明义尽，至当不移”。他首倡六经气化说，以五运六气、标本中气之理阐发伤寒六经生理病理。

张锡驹，字令韶，清代人，著有《伤寒论直解》。他认为六经六气有正邪两个方面，正气之行，由一而三，始于厥阴，终于太阳，运行不息，周而复始；邪气之传，由三而一，初犯太阳，终传厥阴，唯其传变有不以次，当随其证而治之。

陈念祖，字修园，清代人，著有《伤寒论浅注》《伤寒真方歌括》《长沙方歌括》《伤寒医诀串解》《金匮要略浅注》《景岳新方砭》《灵素集注节要》《女科要旨》《神农本草经读》《时方歌括》《医学从众录》《医学精义》《陈修园医案》《南雅堂医案》等。其依据张志聪《伤寒论集注》所分章节，定为三百九十七法。自《太阳篇》至《劳复篇》十篇，洁本《伤寒论》自此风行。他还采用分经审证方法研究《伤寒论》，融入六经气化之说，将深奥的理论落实到临床证治。如将太阳病分为经证、腑证和变证；经证有虚实之分，虚者桂枝汤，实者麻黄汤；腑证有蓄水蓄血之异，蓄水证用五苓散，蓄血证用桃仁承气汤；变证有从阳从阴之化，阳虚者多从少阴寒化，四逆汤、桂枝加附子汤，阴虚者多从阳明热化，白虎加人参汤、承气汤之类。他如阳明少阳皆分经腑，太阴有阴化阳化，少阴有水化火化，厥阴有寒化热化，有利于掌握六经病机、传变特点和证治规律。其医案包括内外妇儿及五官各科，语言精练，病机分析、标本主次、治则处方用药法度严谨。

柯琴，字韵伯，清代人，著有《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书合称《伤寒来苏集》。他主张以方名证，证从经分。首先提出汤证概念，即将某汤方的主治证称为某汤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汇集方证条文分属于六经篇中。如《太阳篇》汇集了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青龙汤、五苓散、十枣汤、陷胸汤、泻心汤、抵当汤、火逆、痉暑湿等共十一证类。而桂枝汤证类汇集了桂枝汤脉证十六条，桂枝坏证十八条，桂枝疑似证一条，与桂枝证相关的十八方，如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加附子汤等。他提出六经地面说，六经为百病立法，指出“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扩大了六经辨证论治范围。

徐大椿，字灵胎，清代人，著有《伤寒论类方》《六经病解》《兰台轨范》《难经经释》《内经诠释》《女科指要》《伤寒约编》《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药性切用》《医贯砭》《医学源流论》《洄溪医案》《女科医案》等。他治伤寒主张类方研究，方不分经，并突破六经束缚，将一百一十三方分作桂枝、麻黄、葛根、柴胡、栀子、承气、泻心、白虎、五苓、四逆、理中、杂方十二类。除杂方外，十一类各有主方与其主治条文，次列与主方有关的加减方。如桂枝汤方类即以桂枝汤为主方，以桂枝为基础的加减方包括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小建中汤、桂枝新加汤、桂枝甘草汤、苓桂甘枣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等共十九方。徐氏医案重视医理分析，突出治则与用药心法，常独出机杼，并注明预后与治疗效果。后世王士雄为其医案作注加按。

钱潢，一名虚白，字天来，清代人，著有《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他承袭三纲学说，以法类证，归纳较为详细。如太阳中风证治分为中风正治、太阳坏病、中风失治、中风火劫、中风误吐、中风误汗、汗下颠倒、中风误下、中风蓄血九证。

尤怡，字在泾，清代人，著有《伤寒贯珠集》《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翼》《医学读书记》。他研究伤寒依据主证病机，归纳治法，将三阳篇归纳为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和刺法八法。如太阳以麻黄、桂枝为正治法；以大小青龙、小建中、炙甘草及桂枝二麻黄一为权变法；以真武、四逆为斡旋法；以大小陷胸及诸泻心汤为救逆法。此外，太阳还有类病法，阳明又有明辨、杂治二法，少阳则有刺法。三阴经亦有表里温清诸法可辨。尤氏医案症状简略，与病机夹叙夹议，突出治则，处方没有剂量，多为一诊病例，复诊较少。

包诚，字兴言，清代人，著有《伤寒审证表》《十剂表》《广生篇》。他按照经病主表、脏腑主里、腑病多实、脏病多虚的原则对《伤寒论》进行分类研究。如将太阳经分为本病中风、本病伤寒、兼病、阳盛入腑、阴盛入脏、坏病、不治病七证；阴阳经分作腑病连经、腑病、虚证、不治病四证；少阳经分为经病、本病、入阳明病、入三阴病、坏病五证；三阴经均有脏病连经、脏病两证，少阴、厥阴各多出不治病一证。

总之，伤寒学派的形成、发展与鼎盛反映了伤寒学研究的成长过程和成熟，使仲景学说深入人心，成为中医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与温病学开展学术争鸣，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的发展与进步，为中医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上归纳了伤寒学派代表医家的学术特点，但是还有更多研究仲景的医家尚未涵盖，即使是代表医家的描述也是画龙点睛。因此，本教材选择许叔微、喻昌、张志聪、郑重光、尤怡、徐大椿、黄元御、陈念祖、郑寿全、章楠、张锡纯、曹家达、恽树珏13人，从生平简介、著作概要、学术渊源、伤寒学术成就、应用经方临证经验、临证医案方面进行系统研究，重点是伤寒学术成就，深入挖掘其学术思想，辨识伤寒杂病的思路与方法，应用经方的指南与要点，临证用药经验与心得体会，并附原著摘录以备课后阅读，以利于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理论水平，指导临床实践，发扬光大仲景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