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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张仲景，著《卒病伤寒论》十六卷，当世兆民，赖以生全。传之后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可也！斯民不幸，至晋代不过两朝相隔，其《卒病论》六卷，已不可复睹。即《伤寒论》十卷，想亦劫火之余，仅得之读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先后差错，赖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为校正。太医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编集成书，共二十二篇。后人德之，称为仲景之徒，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圣，只令学者童而习之，白首不得其解。虽有英贤辈出，卒莫能舍叔和疆畛，追溯仲景渊源，于是偶窥一斑者，各鸣一得。如庞安常、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王实之流，非不互有阐发，然不过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见为仲景之功臣也。今世传仲景《伤寒论》，乃宋秘阁臣林亿所校正，宋人成无己所诠注之书也。林亿不辨朱紫菽粟，谓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皆不及也。又传称成无己注《伤寒论》十卷，深得长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二家，过于尊信叔和，往往先传后经，将叔和纬翼仲景之辞，且混编为仲景之书，况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驯，反首列之，以错乱圣言，则其所为校正，所谓诠注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间，程德斋作《伤寒钤法》，尤多不经。国朝王履，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窃疑之。谓仲景书甚平易明白，本无深僻，但王叔和杂以己意，遂使客反胜主，而仲景所以创法之意，沦晦不明。今欲以伤寒例居前，六经病次之，类伤寒病又次之，至若杂病、杂脉、杂论，与伤寒无预者皆略去，计得二百八十三条，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八十三治，虽有深心，漫无卓识，亦何足取！万历间，方有执著《伤寒条辨》，始先即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然未免失之过激。不若爱礼存羊，取而驳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余太阳三篇，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此外不达立言之旨者尚多。大率千有余年，若明若昧之书，欲取而尚论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振举其大纲，然后详明其节目，始为至当不易之规。诚以冬春夏秋，时之四序也，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纲也。举三百九十七法，分列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其冬伤于寒一门，仲景立法，独详于春夏秋三时者，盖以春夏秋时令，虽有不同，其受外感则一，自可取治伤寒之法，错综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学者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可见引申触类，治百病有余能，况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之伤温伤热，明以冬月伤寒为大纲矣。至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何也？大纲混于节目之中，无可寻绎，只觉其书之残缺难读。今大纲既定，然后详求其节目，始知仲景书中，矩则森森。毋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一点出，读之而心开识朗，不复为从前之师说所爚浸，假由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弥光，而吾生大慰矣！知我罪我，亦何计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卷首》）
尝观王叔和汇集扁鹊、仲景、华元化先哲脉法为一书，名曰《脉经》，其于仲景《伤寒论》，尤加探讨。宜乎显微毕贯，曲畅创法制方之本旨，以启后人之信从可也！乃于汇脉之中，间一汇证，不该不贯，犹曰汇书之常也。至于编述伤寒全书，苟简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则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赘辞其后，可与不可，诸篇独遗精髓平脉一篇，妄入己见，总之碎剪美锦，缀以败絮，盲瞽后世，无由复睹黼黻之华。泥于编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语。明是贾人居奇之术，致令岐黄一脉，斩绝无遗，悠悠忽忽，沿习至今，所谓千古疑城，莫此难破。兹欲直溯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阳经中，证绪分头，后学已难入手，乃更插入温病、合病、并病、少阳病、过经不解病，坐令读者茫然。譬诸五谷，虽为食宝，设不各为区别，一概混种混收，鲜不贻耕者、食者之困矣！如阳明经中，漫次仲景偶举问答一端，隶于篇首，纲领倒置，先后差错，且无扼要。至于春温夏热之证，当另立大纲，颛自名篇者，迺懵然不识。此等大关一差，则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之旨尽晦，致后人误以冬月之方，施于春夏，而归咎古方之不可以治今病者，谁之过欤？至于霍乱病、阴阳易、差后劳复等证，不过条目中事耳。乃别立篇名，与六经并峙，又何轻所重，而重所轻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坠也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卷首》）
王叔和于仲景书，不察大意，妄行编次补缀，尚存阙疑一线。观其篇首之辞，谓痉湿暍虽同为太阳经病，以为宜应别论者，其一征也。观其篇中，谓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旨难得，故重集可与不可方治者，其一征也。观其篇末，补缀脉法，分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旧，下篇托仲景以传，犹未至于颠倒大乱者，其一征也。第其不露补缀之痕，反以平脉本名，易为辨脉，而阴行一字之颠倒，此吾所为讥其僭窃耳！若夫林亿之校正，成无己之诠注，则以脉法为第一卷矣！按仲景自叙云：平脉辨证，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则脉法洵当隶于篇首。但晋承汉统，仲景遗书未湮，叔和补缀之言，不敢混入，姑附于后，不为无见。二家不察，竟遗编篇首，此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讵能辨其孰为仲景，孰为叔和乎？然犹隐而难识也。其序例一篇，明系叔和所撰，何乃列于第二卷？岂以仲景之书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无弊，亦无先传后经之理。况其蔓引赘辞，横插异气，寸瑜尺瑕，何所见而崇信若是？致令后学画蛇添足，买椟还珠，煌煌圣言，千古无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名，比以长君逢君，无所逃矣。至于注释之差，十居六七，夫先已视神髓为糟粕矣，更安望阐发精理乎？（《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卷首》）
喻昌曰：春温之证，《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论温起之大原也。《伤寒论》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论温成之大势也。仲景以冬不藏精之温，名曰风温，其脉阴阳俱浮，正谓少阴肾与太阳膀胱，一脏一腑，同时病发，所以其脉俱浮也。发汗后，身反灼热，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一一尽显少阴本证，则不可复从太阳为治。况脉浮自汗，更加汗之，医杀之也。所以风温证断不可汗，即误下、误火，亦经气伤而阴精尽，皆为医促其亡，而一逆再逆，促命期矣。于此见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后人不察，惜其有论无方，讵知森森治法，全具于太阳少阴诸经乎？晋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蕴，栽风种电，为不根之谈，妄立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四变，不思时发时止为疟，疟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木主风而气温，风温即是温证之本名也。久病不解，其热邪炽盛，是为温毒，温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温疫则另加一气，乃温气而兼瘟气，又非温证之常矣。今且先辨温疟，温疟正冬不藏精之候，但其感邪本轻，故止成疟耳。黄帝问：温疟舍于何脏？岐伯对曰：温疟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数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此可见温疟为冬不藏精，故寒邪得以入肾，又可见温疟遇温，尚不易发，必大暑大汗始发之也。叔和反以重感于寒立说，岂其不读《内经》乎？抑何不思之甚耶？今且再辨风温，春月时令本温，且值风木用事，风温二字，自不得分之为两，凡病温者，悉为风温。即如初春，地气未升，无湿温之可言也；天气微寒，无热温之可言也；时令和煦，无温疫之可言也；其所以主病之故，全系于风。试观仲景于冬月正病，以寒统之，则春月正病，定当以风统之矣。夫风无定体，在八方则从八方，在四时则从四时。春之风温，夏之风热，秋之风凉，冬之风寒，自然之道也。叔和因仲景论温条中，重挈风温，故谓另是一病，不知仲景于温证中特出手眼，致其叮咛，见冬不藏精之人，两肾间先已习习风生，得外风相召而病发，必全具少阴之证，故于温字上加一风字，以别太阳之温耳。叔和妄拟重感、重变，乃至后人作赋云，风温湿温兮，发正汗，则危恶难医。又云，因知风温汗不休，当用汉防己，隔靴搔痒，于本来之面目安在哉？今且再辨温毒，夫温证中之有温毒，一如伤寒证中之有阳毒、阴毒也。伤寒不以寒毒另为一证，则温病何得以温毒更立一名耶？况温毒复有阴阳之辨，太阳温证，病久不解，结成阳毒；少阴温证，病久不解，结成阴毒。叔和不知风温为阴邪，故但指温毒为阳毒，以致后人袭用黑膏、紫雪。阴毒当之，惨于锋刃，其阶厉亦至今未已耳。其温疫一证，另辨致详。（《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卷首》）
王叔和当日编次仲景《伤寒论》，以辨痉湿暍脉证为第一，以辨太阳病脉证为第二。谓痉、湿、暍虽太阳经之见证，然宜应别论，故列之篇首。此等处最不妥当，岂有别论反在正论之前者！况既应别论，即当明言所指，而故虚悬其篇，此叔和不究心之弊也。至于太阳经中，一概混编，合病、并病、温病、坏病、过经不解病，以及少阳诸病，如理棼丝，不清其脉，寸寸补接，所以不适于用，徒令观者叹息，此更叔和不究心之弊也。宋林亿、成无己辈，以脉法及伤寒例居前，次痉湿暍，次太阳病，分上、中、下三篇。其意以桂枝证、麻黄证汇上篇；大青龙证及汗后、下后诸证汇中篇；结胸及痞证汇下篇，究竟上篇混中下，下篇混上中，不能清也。更可笑者，下篇结胸例中，凡系结字，一概收入。如阳微结、阴微结、脉代结之类，悉与结胸同汇。尤可笑者，上篇第六条，伤寒大义，未及什一，何所见即汇温病？中篇、下篇，太阳本证，未及什七，何所见即汇少阳证及合病、并病、过经不解诸病？如此割裂原文，后人纵思研穷，无门可入矣！夫足太阳膀胱病，主表也。而表有营卫之不同，病有风寒之各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受，则营卫两伤，三者之病，各分疆界。仲景立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鼎足大纲三法，分治三证。风伤卫，则用桂枝汤；寒伤营，则用麻黄汤；风寒两伤营卫，则用大青龙汤。用之得当，风寒立时解散，不劳余力矣。乃有病在卫，而治营；病在营，而治卫；病在营卫，而治其一，遗其一。与夫病已去营卫而复汗，病未去营卫而误下，以致经传错乱，展转不已，源头一差，末流百出，于是更出种种节目，辅三法而行。正如八卦之有六十四卦，八阵之有六十四阵，分统于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之下，始得井井不紊。仲景参伍错综，以尽病之变态，其统于桂枝、麻黄、青龙三法，夫复何疑？第文辞奥约，义例互陈，虽颖敏之士，读之不解其意，实由当时编次潦草糊涂，不察来意，仲景一手一目，现为千手千目，编者反将千手千目，掩为一手一目，悠悠忽忽，沿习至今，昌不得已而僭为尚论。太阳经中仍分三篇，以风伤卫为上篇，寒伤营为中篇，风寒两伤营卫为下篇，一一以肤浅之语，括大义于前，明奥旨于后。其温病、合病等名，逐段清出，另立篇目，俾读者了无疑惑于心，庶随所施而恰当矣。（《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卷一》）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阳浮阴弱与下文卫强营弱同义。阳浮者，阳邪入卫，脉必外浮。阳性本热，风性善行，所以发热快捷，不待闭郁自发也。阴弱者，营无邪助，比卫不足，脉必内弱。阴弱不能内守，阳强不为外固，所以致汗直易，不等覆盖自出也。啬啬恶寒，内气馁也；淅淅恶风，外体疏也。虽寒与风并举，义重恶风，恶风未有不恶寒者，所以中篇伤寒证中亦互云恶风，又见恶寒未有不恶风者。后人相传谓伤风恶风，伤寒恶寒，苟简辨证，误人多矣。翕翕发热，乃气蒸湿润之热，比伤寒之干热不同。鼻鸣者，阳邪上壅也；干呕者，阳邪上逆也。故取用桂枝汤解散肌表之阳邪，而与发汗驱出阴寒之法，迥乎角立也。
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
，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重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昼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桂枝气味俱薄，服过片顷，其力即尽，所以能解肌者，妙用全在啜稀热粥以助药力。谷气内充，则邪不能入，而热啜以继药之后，则邪不能留，法中之法若此。世传方书无此四字，骎失初意，更有肌肤已透微似之汗，盖覆强逼，至令大汗流漓者，总由不识解肌为何义耳。
按：卫行脉外，风伤卫之证，皆伤其外。外者，肌肤也。故但取解肌以散外，不取发汗以内动血脉，更不取攻下以内动脏腑，所以服桂枝时，要使周身
然，似乎有汗者，无非欲其皮间毛窍暂开而邪散也。然恐药力易过，又藉热稀粥以助其暖，如此一时之久，肌窍不致速闭，则外受之邪尽从外解，允为合法矣。不识此意者，汗时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太过则邪未入而先扰其营，甚则汗不止而亡阳；不及则邪欲出而早闭其门，必致病不除而生变。仲景言之谆谆，后人转加忽略，兹特详发其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卷一》）
或问：桂枝汤发字之议，曰一桂枝耳。或云发汗，或云当得汗解，或云当发汗、更发汗宜桂枝汤者数方，是用桂枝发汗也。复云：无汗不得用桂枝，又曰汗家不得重发汗，又曰发汗过多者，都用桂枝甘草汤，是闭汗也。一药二用，如何说得仲景发汗与本草出汗之义相通为一？答曰：本草云，桂枝辛甘热，无毒，能为百药之长，通血脉，止烦出汗者，是调血而汗自出也。仲景云：脏无他病，发热自汗者，此卫气不和也。又曰：自汗出，为营气和。营气和则外不谐，以卫气不与营气和谐也。营气和则愈，故皆用桂枝汤调和营卫，营卫既和则汗自出矣，风邪由此而解。非桂枝能于腠理发出汗也，以其固闭营血，卫气自和，邪无容地而出矣，其实则闭汗孔也。昧者不解闭汗之意，凡是病者俱用桂枝汤发汗，若与中风自汗者合，效如桴鼓，因见其取效而病愈，则曰此桂枝发出汗也，遂不问伤寒无汗者亦与桂枝汤，误之甚矣？故仲景言无汗不得服桂枝，是闭汗孔也。又曰：发汗多，叉手冒心，心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汤，是亦闭汗孔也。又曰：汗家不得重发汗，若桂枝汤发汗，是重发汗也。凡桂枝条下言发字，当认做出字，是汗自然出也，非若麻黄能开腠理而发出汗也。本草出汗二字，上文通血脉一句，是非三焦、卫气、皮毛中药，是为营血中药也。如是则出汗二字，当认作营卫和，自然汗出，非桂开腠理而发出汗也。故后人用桂治虚汗，读者当逆察其意则可矣。噫！神农作于前，仲景述于后，前圣后圣，其揆一矣。（《尚论后篇·卷三》）
喻昌曰：声者，气之从喉舌而宣于口者也。新病之人，声不变。小病之人，声不变。惟久病苛病，其声乃变。迨声变，其病机显呈而莫逃，所可闻而知之者矣。《经》云：闻而知之谓之神，果何修而若是？古人闻隔垣之呻吟叫哀，未见其形，先得其情，若精心体验，积久诚通。如瞽者之耳偏聪，岂非不分其心于目耶？然必问津于《内经》《金匮》，以求生心变化，乃始称为神耳。《内经》本宫、商、角、徵、羽五音，呼、笑、歌、哭、呻五声，以参求五脏表里虚实之病。五气之邪，其谓肝木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心火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脾土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肺金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肾水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变动者，迁改其常志也。以一声之微，分别五脏，并及五脏变动，以求病之善恶，法非不详。然人之所以主持一身者，尤在于气与神焉。《经》谓中盛脏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谓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谓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是听声中，并可得其神气之变动，义更精矣。《金匮》复以病声内合病情，谓病人语声寂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只此三语，而下、中、上三焦受病，莫不有变动可征，妙义天开，直可隔垣洞晰。语声寂寂然者，不欲语而欲嘿也。静嘿统属三阴，此则专系厥阴所主。何以知之？厥阴在志为惊，在声为呼，病本缄默，而有时惊呼，故知之耳。惟在厥阴，病必深入下焦骨属筋节间也。喑喑然声出不彻者，声出不扬也。胸中大气不转，出入升降之机，艰而且退，是可知其病在中焦胸膈间也。啾啾然细而长者，谓其声自下焦阴分而上。缘足太阳主气，与足少阴为表里，所以肾邪不剂颈而还，得从太阳部分达于颠顶。肾之声本为呻，今肾气从太阳经脉直攻于上，则肾之呻并从太阳变动而啾唧细长，为头中病也。得仲景此段，更张其说，而听声察病，愈推愈广，所以书不尽言，学者当自求无尽之藏矣。（《医门法律·卷一》）
喻昌曰：息出于鼻，其气布于膻中。膻中宗气，主上焦息道，恒与肺胃关通，或清而徐，或短而促，咸足以占宗气之盛衰。所以经云：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人顾可奔迫无度，令宗气盛喘数急，有余反成不足耶？此指呼出为息之一端也。其谓起居如故而息有音，此肺之络脉逆也；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益见布息之气关通肺胃，又指呼出为息之一端也。呼出心肺主之，吸入肾肝主之，呼吸之中，脾胃主之，故惟脾胃所主中焦，为呼吸之总持。设气积贲门不散，两阻其出入，则危急存亡，非常之候。善养生者，俾贲门之气，传入幽门，幽门之气，传二阴之窍而出，乃不为害。其上焦下焦，各分呼出吸入，未可以息之一字，统言其病矣。此义惟仲景知之，谓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唾沫。分其息颛主乎呼，而不与吸并言，似乎创说，不知仲景以述为作，无不本之《内经》。昌前所拟呼出为息二端，不足尽之。善心火乘肺，呼气奔促，势有必至，呼出为心肺之阳，自不得以肝肾之阴混之耳。息摇肩者，肩随息动，惟火故动也。息引胸中上气咳者，肺金收降之令不行，上逆而咳，惟火故咳也。张口短气，肺痿唾沫，又金受火形，不治之证，均以出气之粗，名为息耳。然则曷不径以呼名之耶？曰呼中有吸，吸中有呼，剖而中分，圣神所不出也。但以息之出者，主呼之病；而息之入者，主吸之病，不待言矣。《经》谓：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以及息有音者，不一而足。惟其不与吸并言，而吸之病，转易辨识。然尚恐后人未悉，复补其义云；吸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即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迟，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见吸微且数，吸气之往返于中焦者速，此必实者下之，通其中焦之壅而即愈。若虚则肝肾之本不固，其气轻浮，脱之于阳，不可治矣。昌前所指贲门、幽门不下通，为危急存亡非常之候者此也。在上焦者其吸促，以心肺之道近，其真阴之虚者，则从阳火而升，不入于下，故吸促，是上焦未尝不可候其吸也。下焦者其吸迟，肝肾之道远，其元阳之衰者，则困于阴邪所伏，卒难升上，故吸迟。此真阴元阳受病，故皆难治。若呼吸往来，振振动摇，则营卫往返之气已索，所存呼吸一线耳，尚可为哉？学者先分息之出入，以求病情，既得其情，合之愈益不爽。若但统论呼吸，其何以分上中下三焦所主乎？噫，微矣！（《医门法律·卷一》）
用小柴胡汤必去滓复煎，此仲景法中之法，原有奥义。盖少阳经用药，有汗吐下三禁，故但取小柴胡汤以和之。然一药之中，柴胡欲出表，黄芩欲入里，半夏欲驱痰，纷纭而动，不和甚矣。故云滓复煎，使其药性合而为一，漫无异同，俾其不至偾事耳！又和非和于表，亦非和于里，乃和于中也。是必煎至最熟，令药气并停胃中，少顷随胃气以敷布表里，而表里之邪不觉潜消默夺。所以方中既用人参、甘草，复加生姜、大枣，不厌其复，全藉胃中天真之气为斡旋。所谓大力者，负之而走耳。试即以仲景印仲景，三黄附子汤中，以其人阳邪入阴而热炽，非三黄不能除热。其人复真阳内微而阴盛，非附子不能回阳。然必各煎，后乃得以各行其事，而复煎以共行其事之义，不亦彰彰乎！（《尚论后篇·卷二》）
人身难治之病有百症，喘病其最也。喘病无不本之于肺，然随所伤而互关，渐以造于其极，惟兼三阴之症者为最剧。三阴者，少阴肾、太阴脾、厥阴肝也，而三阴又以少阴肾为最剧。经云：肾病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此喘病兼肾病之形也。又云：劳风发在肺下。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当咳出青黄浓浊之痰如弹子者大，不出者伤肺，伤肺者死也。此喘病兼肾病之情也。故有此症者，首重在节欲，收摄肾气，不使上攻可也。其次则太阴脾、厥阴肝之兼症亦重，勿以饮食忿怒之故，重伤肝脾可也。若君艺之喘症，得之于髫幼，非有忿欲之伤，止是形寒饮冷，伤其肺耳。然从幼惯生疮疖，疮疖之后，复生牙痈，脾中之湿热素多，胃中之壮火素盛，是肺经所以受伤之原，又不止于形寒饮冷也。脾之湿热，胃之壮火，交煽而互蒸，结为浊痰，溢入上窍，久久不散，透开肺膜，结为窠囊。清气入之，浑然不觉。浊气入之，顷刻与浊痰狼狈相依，合为党援，窒塞关隘，不容呼吸出入，而呼吸正气，转触其痰，鼾齁有声，头重耳响，胸背骨间有如刀刺，涎涕交作，鼻
酸辛，若伤风状。正《内经》所谓心肺有病，而呼吸为之不利也。必俟肺中所受之浊气，解散下行，从前后二阴而去。然后肺中之浓痰，咯之始得易出，而渐可相安。及夫浊气复上，则窠囊之痰复动，窒塞仍前复举，乃至寒之亦发，热之亦发，伤酒、伤食亦发，动怒、动欲亦发。所以然者，总由动其浊气耳。浊气本居下体，不易犯入清道，每随火热而上腾。所谓火动则气升者，浊气升也。肾火动，则寒气升；脾火动，则湿气升；肝火动，则风气升也。故以治火为先也。然浊气既随火而升，亦可随火而降，乃凝神入气以静调之。火降而气不降者何耶？则以浊气虽居于下，而肺中之窠囊，实其新造之区，可以侨寓其中，转使清气逼处不安，亦若为乱者然。如寇贼依山傍险，蟠据一方，此方之民，势必扰乱而从寇也。故虽以治火为先，然治火而不治痰，无益也；治痰而不治窠囊之痰，虽治与不治等也。治痰之法，曰驱，曰导，曰涤，曰化，曰涌，曰理脾，曰降火，曰行气。前人之法，不为不详。至于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于房中，如莲子之嵌于蓬内，生长则易，剥落则难。由其外窄中宽，任行驱导涤涌之药，徒伤他脏，此实闭拒而不纳耳。究而言之，岂但窠囊之中，痰不易除，即肺叶之外，膜原之间，顽痰胶结多年，如树之有萝，如屋之有游，如石之有苔，附托相安，仓卒有难于铲伐者。古今之为医者伙矣，从无有为此渺论者。仆生平治此症最多，皆以活法而奏全绩。盖肺中浊痰为祟，若牛渚怪物，莫逃吾燃犀之炤者。因是而旷观病机，异哉！肺金以脾土为母，而肺中之浊痰，亦以脾中之湿为母。脾性本喜燥恶湿，迨夫湿热久锢，遂至化刚为柔，居间用事。饮食入胃，既以精华输我周身，又以败浊填彼窍隧。始尚交相为养，最后挹此注彼，专为外邪示岂弟，致使凭城凭社辈，得以久遂其奸。如附近流寇之地，益以巨家大族，暗为输导，其滋蔓难图也。有由然矣！治法必静以驭气，使三阴之火不上升，以嘿杜外援。又必严以驭脾，使太阴之权有独伸而不假敌饩。我实彼虚，我坚彼瑕，批瑕捣虚，迅不掩耳，不崇朝而扫清秽浊。乃广服大药，以安和五脏，培养肺气。肺金之气一清，则周身之气，翕然从之下降。前此上升浊邪，允绝其源。百年之间，常保清明在躬矣。此盖行所当然，不得不然之法。夫岂涂饰听闻之赘词耶！君艺敦请专治，果获全瘳。益见仆言之非谬矣！
胡卣臣先生曰：岐黄论道以后，从不见有此精细快彻之谈，应是医门灵宝。
又曰：君艺童年痼疾，非所易瘳，今疾愈而且得子矣。先议后药，功不伟耶！（《寓意草·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