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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阳明之表 一般认为，伤寒邪入阳明，有阳明经证与阳明腑证之别，而太阳阳明、少阳阳明合并病时，阳明证指的是什么呢？既有合病、并病，就当有单独之病，而此种情况又明显不是阳明经证或阳明腑证，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而阳明经以葛根为主药，如同少阳经以柴胡为主药一样，又为何阳明经证、阳明腑证俱不能应用葛根？喻昌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
“阳明之表”是指太阳经症状之中，略带有阳明经症状者。“阳明之表”又分为两个类型，即太阳病略兼阳明病，分风伤卫型和寒伤营型。
太阳病的主脉主症是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太阳为人身的藩篱，主肌表。外邪侵袭，大多从肌表而入，正气奋起抗邪于外，故脉亦应之为浮。足太阳经脉从头走足，行于身体的背部，太阳经气受邪，失其柔和，故头项强痛。外邪侵袭，卫阳被郁，故见恶风或恶寒。因病人感受病邪的不同和体质的差异，又有风伤卫、寒伤营的区别。前者是外伤风邪，后者是寒邪袭表。
阳明经证的主症是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脉洪大。邪入阳明，燥热亢盛，充斥阳明经脉，故周身大热；热迫津液外泄，故大汗出；汗出而津不能继，故大渴引饮；热迫其经，故脉来洪大。
阳明病腑证往往是阳明病证的进一步发展。其主症是日晡潮热、腹痛便秘、谵语狂乱、苔黄厚燥起刺。阳明的经气旺于日晡，而四肢禀气于阳明，腑中实热弥漫于经，故日晡潮热；热与糟粕充斥肠道，结而不通，故腹痛便秘；邪热炽盛上蒸而熏灼心宫，则谵语、狂乱、不得眠；热结而津液被劫，故苔黄厚燥起刺。
疾病的发展既有阶段性，又有发展变化的连续性。“阳明之表”就是太阳病证中略兼阳明病证之意。
至于葛根或葛根汤，喻昌认为《伤寒论》中实已提出“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是阳脉实者，且不可过汗”，“且阳明主肌肉者也，而用葛根大开其肌肉，则津液尽从外泄，恐胃愈燥而阴立亡，故不用者，所以存津液耳”。即说明无论阳明经证时大热、大汗、大渴而津液不足，阳明腑证时胃燥阴亏而津液不足，均不宜用解表发汗之葛根及葛根汤类。喻昌提出“桂枝汤、麻黄汤，分主太阳之表；葛根汤，总主阳明之表；小柴胡汤，总主少阳之表。三阳经合、并病，即随表邪见证多寡定方，丝丝入扣”。证属“阳明之表”时即可用葛根及葛根汤类，这就把葛根汤类适用的“阳明之表证”与阳明经证、阳明腑证区别开来，对临床实践有指导意义。然表证总属太阳经，阳明表证多于太阳、少阳等表证共见，单纯阳明表证较少，故《伤寒论》将其列于合、并病论述，且条文较少。
“阳明之表”，乍一初听，似乎义理难明，但喻昌在《尚论篇》中层次清晰、条理分明地区别了“阳明之表”与阳明经证、阳明腑证。总之“阳明之表”是指太阳病证中略兼阳明证，其中，属风伤卫者，桂枝汤加葛根主之；寒伤营者，麻黄汤加葛根主之。
2.妙用人参 人参为“治虚劳内伤之第一要药”，功善大补元气。然许多医家认为伤寒无补法而畏用人参，喻昌指出对伤寒病证也要辨证论治，不可一概而论，详细阐明有些伤寒病证确有用人参之必要。在《寓意草·卷四·论治伤寒药中宜用人参之法以解世俗之惑》中说：“伤寒病有宜用人参入药者，其辨不可不明。盖人受外感之邪，必先发汗以驱之。其发汗时，惟元气大旺者，外邪始乘药势而出；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为困，重者随元气缩入，去生远矣！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去，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指出治疗外感伤寒病证时扶正以驱邪的奥义，并运用大量历代名家名方的论述实例佐证自己的观点。
3.伤寒病后补虚清热 对于伤寒愈后调理，仲景反复强调要逐步细养，以待正气的逐渐恢复，谨防因饮食不节、劳欲过度而复发。喻昌认为：伤寒之后，元气已经虚损，但身中邪热未除尽，如果补虚，则会余热不能除尽；如果清热，则会因体虚而不能承受；若一半清热，一半补虚，则用药模糊不能达到目的。但是除了补虚清热外，便没有更好的治法，所以喻昌细腻精到地提出补虚清热治法的恰当运用：“补虚有二法：一补脾，一补胃。”如若患疟疾后脾气虚弱，运化饮食失常，则应该补脾。如果是伤寒发热日久，耗伤胃中津液，不能化生津液，则应该补胃。喻昌还提出清热也有两种方法，在伤寒初期以实热为主时，应该用苦寒药来清实热；在大病之后以虚热为主时，应该用甘寒药来清虚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