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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蠹简残编，错简重订 喻昌认为《伤寒论》自东汉末年成书以来，至晋代之时，劫火之余，靠后代之人口授笔录流传下来，已非原本的面貌，篇目之间也多有差错。虽经晋太医令王叔和整理，但喻昌并不赞同叔和之力，他提出王叔和在整理《伤寒论》的过程中“附以己意，编集成书”，但叔和之作“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圣”，使得后学者“白首不得其解”。因此，他认为：“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坠。”后历代医家中虽出现如庞安常、朱肱、许叔微等精研伤寒的医家，但其理论思想多循叔和之法，而未溯仲景之源。至宋代林亿、金代成无己的校注，喻氏认为二位医家过于尊信叔和之编次，将叔和之言与仲景之文混编于一起，使后世医家分不清哪些是仲景所述，哪些是叔和的发挥。对于究竟应如何编次《伤寒论》，在历代注解《伤寒论》的医家之中，喻昌最为推崇的当属“错简重订”之代表——明代医家方有执。他认为方有执在编次之时，首先删去了王叔和所作《序例》，充分体现了方有执“大得尊经之旨”，尤其是其针对“太阳三篇”，“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的做法，“卓识超越前人”。明确指出方有执的编次一改历代“大纲混于节目之中”的弊端，做到了大纲明晰，且分节细述。于是喻昌主要参考方有执《伤寒论条辨》的整理方法，但与其编次有所不同，内容也有补充。
喻昌以主张规范化著称，其在条文编序方面，亦大倡纲目之说。于外感病中，以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为主病之大纲；其中冬月伤寒又可作为四季外感病之大纲。大纲既定，还须详求其节目，才可成为至当不易之规，故他将伤寒六经各自为篇，每一经之前都叙述证治大意，次则以法为目，法下分列条文，加以注释。这样便做到了纲举目张、条理清晰，求理法方药于统一。
2.完善三纲鼎立学说 喻昌在提倡“错简重订”的同时，亦继承了方有执的“三纲”之说，但其对于三纲学说的分析更加详尽，与方有执不同的是，其重编《伤寒论》的内容，为法和方提出“赖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为校正”。故喻昌在《尚论篇·卷一·论太阳伤寒证治大意》中言：“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受，则营卫两伤，三者之病，各分疆界。仲景之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鼎足大纲，三法分三证。”这一学说是基于《金匮要略》“无邪中人，各有法度”的思想。王叔和认为“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痛，当发其汗也”；“风伤阳，寒伤阴，卫为阳，营为阴，各从其类而伤也”，指出了风寒之邪中人部位之不同。至唐孙思邈则提出“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此乃风伤卫、寒伤营的雏形。至宋代许叔微则进一步提出治疗风、寒邪气各自的代表方，主张以桂枝汤治疗太阳中风，麻黄汤治疗太阳伤寒，小青龙汤治疗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至此，三纲学说初步成形，但许叔微并未提出“三纲”之说。一直到明代，方有执为错简重订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颠倒错乱疏甚”，况且年代久远，又经战火流离，早已和仲景原貌不符，所以应该重新编次，还原其本来面目。喻昌则认为晋王叔和“附以己意”编纂《伤寒论》之后，致其篇先差后错，历代医家特别是林亿、成无己等先后校注《伤寒论》均“莫能舍叔和疆畛”，且各鸣一己之见，甚至“先传后经”。至方有执著《伤寒论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说明他对方氏“错简论”是极力推崇的。但他又认为方氏没有对王叔和加以驳正，痛感千余年来，《伤寒论》沦为“若明若昧之书”，为使之“如日月之光照宇宙”，必先驳正叔和序例，振举其大纲，然后详明其节目，使学者不致受王叔和编次之误。由此继承发展了方有执“错简重订”《伤寒论》的方法，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提出了“三纲鼎立”学说。
喻氏基于外感病的总纲解释说：“夫足太阳膀胱，病主表也，而表有营卫之不同，病有风寒之各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受，则营卫两伤，三者之病，各分疆界，仲景立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鼎足大纲三法。”（《尚论篇·卷一·论太阳经伤寒证治大意》）风伤卫指风邪入卫则脉外浮，用桂枝汤解肌；寒伤营指寒性收引则腠理闭密，用麻黄汤散邪外出；风寒两伤营卫，腠理闭而烦躁则用大青龙汤。
“风伤卫”即指太阳病之初，感受风邪侵犯，则卫阳受伤出现汗出、恶风、脉浮等症状。《尚论篇》载“风性属阳，从卫而入，以卫为阳气所行之道，从其类也”，说明风邪属阳易袭阳位而行于脉外，卫气亦属阳而行于脉外，基于同气相求理论，风邪伤人最易伤及卫气，使卫气向体表发散减弱而导致表虚。《伤寒论》载“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意可理解为风邪入卫鼓动卫阳向体表发散来保卫人体，从而出现热自发的症状。卫阳向体表鼓动不安，且推动阴液外出，故有“阴弱者，汗自出”之说。卫气与营气本相为依附，平衡人体功能达到相调和的状态，但风邪侵犯人体，卫阳奋起反抗而又受风邪削弱，卫阳被削弱则腠理疏松而汗出，人体得病。喻氏认为“伤风者，但取解肌以散外，不取发汗以内动血脉……服桂枝时，要使周身
然，然恐药力易过，又藉热粥以助其缓”。风邪从肌腠外解，营卫调和为治疗太阳中风病证的关键。桂枝汤为辛甘温，用来发肌表之邪，风邪得以发散则肌肤腠理自密。喻昌将太阳中风桂枝汤证进行系统阐述，认为风邪未除则忌过发汗，若过发汗则易扰动人体津血，致津液亏虚，扰动营阴。在临床中使用桂枝汤尤当注意汗解之法，祛风邪之度，恐其不及不足以解肌，邪去不尽而入里，亦恐其太过伤正而有虚候。
“寒伤营”即指寒为阴邪，易伤人体阳气，阳气受损则无力推动津液的运行，且寒性收引凝滞亦导致津液凝滞，寒邪伤人则无汗。而“汗乃心之余液”，营血遇寒，腠理密闭导致的运行不畅也是外感寒邪则无汗的原因之一。喻昌认为“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为伤寒之主要脉证，以麻黄汤为大纲之法。故伤寒证病标在于外感寒邪，病本为卫气不虚、营阴受阻，麻黄汤将寒邪托出，不使其入，正气足发汗而解。
“风寒两伤营卫”，喻昌在《尚论篇·太阳经下》中将其总结为“上篇太阳中风，乃卫病而荣不病之证；中篇太阳伤寒，乃荣病而卫不病之证”，此即“风伤卫，寒伤营”。继而又提出“然天气之风寒每相因，人身之荣卫非两截，病则俱病者恒多”。风邪、寒邪可单独伤人，也可同时伤人。自然界风邪、寒邪常夹杂而至，风邪侵犯肌腠，寒邪夹至郁阻营卫之气。喻昌将《伤寒论》大青龙汤证“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发展为“风寒兼受，则营卫两伤”，即风邪、寒邪一起侵犯人体出现恶寒重、发热轻、阳气闭阻等症。也是方有执所言“大青龙者，桂枝麻黄二汤合剂之变制也，故为并中风寒之主治”。临证中则有风邪、寒邪轻重多少之别的发展。喻昌认为仲景创立大青龙汤的本意在于解肌发汗以除郁热，郁热得除，烦躁便解。方中石膏寒以胜热而助青龙升腾之势，辛以桂枝发散风邪，甘以麻黄散寒，临床辨证要点为风寒表实、饮郁肌腠，大青龙汤证尤其需注意与风多寒少之证和有风无寒之证区分，从脉证虚实中加以鉴别，大青龙汤证脉浮紧，为表实之证。
另外，他以四时之序各为一纲，把《伤寒论》的内容分置于下，为外感时病的总体，提出《伤寒论》一书“冬伤于寒”最为详尽，而春夏秋三季则时令虽不同，但所受之外感同一，可用治伤寒之法治之。四时之病，当以冬伤于寒为大纲，以此三纲探求整个《伤寒论》之病机变化和治疗规律。
3.三纲鼎立，以纲统法 喻昌治伤寒学，尤重大“法”，谓《伤寒论》“赖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为校正”，故“举三百九十七法，分列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尚论篇·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
喻昌在三纲鼎立学说的原则下，以纲统法，全书共制定了三百九十法。其中太阳上篇五十三法，太阳中篇五十八法，太阳下篇二十四法。阳明上篇三十九法，阳明中篇三十一法，阳明下篇三法。少阳经全篇二十一法，附合病九法，并病五法，坏病二法，痰病三法。太阴病全篇九法。少阴病前篇二十五法，少阴经后篇十九法。厥阴篇五十五法。又附过经不解病四法，差后劳复病六篇，阴阳易病一法。统计共制订三百六十七法。另有春温病共三十篇，共三百九十七法。这样的修订方法，在订正方法上，每经之下，设若干法，每法之下，又分列条文，并加以注释，三纲之首均冠以全篇大意。这样让人看着更加一目了然。
另外，在三纲鼎立、以纲统法的原则下，在条文的具体编排上，还结合了类证汇聚的方法。例如阳明经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外邪初入阳明地界，太阳之邪未尽者（太阳阳明）之条文，中篇为凡外邪已离太阳、未接少阳（正阳阳明）之条文，下篇是外邪已趋少阳、未离阳明（少阳阳明）之条文；少阴病分上、下两篇，以寒化、热化之证分类归纳条文；其他如合病、并病、坏病、痰病、过经不解病、差后劳复病等，也都是将同类证候汇聚一类，进行分类编排的结果。纵然于太阳经篇三纲之下，也是进行证候分类，于每一类证候中，总结其各种治法，归纳条文，如“中风病主用桂枝汤解肌和营七法”，“不解肌，或误汗病邪入里用五苓两解表里二法”，“不解肌，而以火劫汗伤阴致变四法”，即分别归纳了太阳中风正证、脏腑及误治失治变坏证等，然后法随证立，证法相应。
喻氏进行类证汇聚的原则，或依其病因相同（包括相同的误治方法），或依其证候相类似，或依其病机相同而方药亦同，或依其传变趋势相同，或依其由于某方某法的禁忌证等，由于各类证候既有共同点，亦有不同处，故其法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汇聚一处，可以达到相对鉴别、知常达变的目的。如《太阳经中篇》有“服麻黄汤，得汗后，察脉辨证，有次第不同三法”一节，一法辨汗解后复感、复烦、脉浮数，这是汗后腠理疏松，邪风乘虚而入所致，宜更麻黄汤为桂枝汤，调和营卫以解表；一法辨汗后脉浮数、烦渴，此乃津液为热所耗而内燥，为表里俱病，宜表里两解；一法辨汗后渴与不渴，以知表里多少。这说明此三证虽均为汗后，但表里有不同，证情有轻重，故治疗亦异。由上可见，喻昌以纲统领三百九十七法，又结合类证汇聚而归纳原文，使法随证转，证法相应，类证互辨，纲举目张，体现了《伤寒论》辨证施治的精华所在。
4.规范辨证论治体系 喻昌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体系的基础上，对临床诊治进行规范化，即所谓“虽神圣贤明，分量不同，然不能舍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也”。喻昌将《内经》的整体观——人、大自然与疾病视为一个统一的观点，作为他辨证论治的指导思想，继而将之应用于诊治方法当中，并提出了诊治的原则“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将整体辨证思想落实到具体治法方药当中。在诊法上以望、闻、问、切四诊为要旨，运用整体观指导四诊，作为辨证论治的主要依据。喻嘉言结合《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关四诊的论述，制定了诊法九论及九法、申明《内经》法律及申明仲景律书，将之列于《医门法律》卷一当中。《寓意草》的病例多体现了其所制定的诊法原则及合参四诊以求确诊，对现今临床诊治具有深刻的实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