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属于世界，新冠之下的世界性心理冲击波，中国未能幸免。
2002年，国际心理治疗大会保守估计，中国大概有1.9亿人需要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
这仅仅是2002年的数据，如果把这4个阿拉伯数字重新组合一次，变成“2020”这个庚子年呢？
新冠疫情暴发不到6个月，心理专家就给出了这样的调查数据：湖北省一线医务人员抑郁、焦虑、失眠的发生率分别为30.43%、20.29%和14.49%；这些问题在其他地区一线医务人员中的发生率分别为23.13%、13.14%和10.64%。此外，湖北省普通人群的抑郁、焦虑和失眠发生率分别为23.33%、16.67%和6.67%；它们在其他地区普通人群中的发生率分别为18.25%、9.22%和7.17%。
数据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疫情期间的某个时段，中国医护人员的抑郁症患病率高达50％、焦虑症达45％、失眠率达34％；而在加拿大，有47％的医护人员报告需要心理上的支持。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部主任仇剑崟领衔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35%的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存在明显的情绪应激反应，反应指数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所处地区显著相关。调查还发现，不同年龄段人群情绪反应指数呈“N”字状发展，即青年（18～30岁）和老年（60岁以上）人群情绪反应较明显。
湖北某市防疫心理援助热线分析显示，从受理的诉求来看，心理障碍类的受理量最多，占比为71%，主要反映对“疑病”产生恐惧，出现睡眠障碍、强迫症状等应激反应；其次是对失业、收入锐减等现实问题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弱势群体的情绪反应指数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人群。延迟复工使部分弱势群体失去收入来源，经济压力骤增容易触发消极情绪反应。
心理专家杨发辉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公共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危机涉及人群数量可能非常庞大。但究竟占多少比例、需要何种程度与形式的心理干预，还有待科学的实证调研的支持。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高文斌认为，如同传染病直报系统能直观显示疫情进展情况，心理干预专家同样需要一个收集数据的权威渠道，才能做出正确判断。但现在心理调查、反馈的数据收集渠道并不通畅，缺少一个社会信息调研系统。
摸底不清，力量分散，是横亘在心理抗疫前的一道关卡。
人们一定不会忘记，疫情期间的某夜，被封城多日的武汉，一小区里居民集体发出的呐喊，那样的呐喊排山倒海，地动山摇。
用心理学解释，这就是紧急公共事件之后常见的社会心理震荡。
“令人痛心的是，疫情带给青少年的心理创伤，尤为突出。”刘正奎告诉我。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少年，可是祖国的花朵啊！
当年汶川地震发生6个月后，仅青少年的PTSD发生率就高达9.7%左右，而“非典”过去两年之后，有10%左右的受灾人群出现PTSD。如果遭遇亲人去世，个体创伤会持续更久。
2019年我写长篇纪实文学《走出“心震”带》时，曾专门搜集、研究过中国青少年心理状况问题，那一大堆一大堆资料和数据表，至今仍然在我的抽屉里。《中国中学生自杀相关行为报告率的Meta分析》（载于《中国学校卫生》2014年第4期）以2000—2013年中国青少年中学生自杀相关行为为依据，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为17.7%，自杀计划报告率为7.3%，自杀未遂报告率为2.7%。据《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载，仅过去两年媒体公开报道的中小学生自杀死亡及自杀未遂信息就有267例。
在自杀的青少年性别比例中，女孩的占比远高于男孩，为72.7%。将自杀的孩子按年龄占比排序，12岁的占比为40.3%，14岁的占比为22.7%，11岁和13岁的占比均为13.6%。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一份历时三年多、涉及全国13个省、约1.5万名学生参与的《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分析报告》中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曾计划自杀的中学生占6.5%；而每5个中学生中就有一个曾经考虑过自杀，占样本总数的20%！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有关青少年自杀的消息始终占据着各大网站的显眼位置，而且更新不断，噩耗不断……
2020年2月29日，河南邓州一名年仅14岁的女孩服药自杀，原因是家庭贫穷、父母残疾、没钱购买手机、无法按时听学校网课；
3月3日，河北石家庄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因为上网课不认真被家长训斥，没想到孩子立即跳楼自杀；
3月24日，河北邯郸一名9岁女孩因未按时完成作业，被老师踢出班级群，于是从15楼跳下身亡；
3月27日，深圳龙岗两名14岁的女生相约一起跳楼，不幸身亡；
4月7日，江苏南通一名15岁的男生跳楼自杀；
4月12日，陕西商洛一名初三女生跳楼自杀；
4月13日，河南濮阳清丰县某中学一名初三男生跳楼自杀；
4月13日，江苏无锡一名12岁的女生跳楼自杀；
4月22日，江苏南通吕四一名高二学生自杀；
4月26日，安徽巢湖一名17岁高一男生跳楼自杀；
4月26日，安徽郎溪某中学一名七年级女生跳楼自杀；
5月6日，陕西西安一名9岁女孩从15楼跳下身亡。
……
上述自杀案例，多数发生于学校复课时期，这些孩子多数选择了跳楼的方式，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教学楼一跃而下……
据报道，上海市初三、高三复课后不久，就有24名学生跳楼自杀，5月14日，上海教育电视台播放了陈默老师主讲的《笑迎返校——家长如何关注孩子返校后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明确要求教师和家长观看，但不建议孩子观看，就是因为怕进一步刺激孩子。知乎网也开展了讨论：如何看待上海初三、高三复课后学生自杀的现象？
疫情期间，大量工业企业停产、商业企业贸易活动终止，造成资金链断裂，销售渠道阻塞，一些企业因而破产，企业法人代表承受不了巨大压力，卧轨、跳楼、服毒等自杀事件时有耳闻，各大新闻网站也时有报道。
最让人痛心的是相约自杀事件和胁迫性自杀事件，比如，4月27日，湖南长沙一位37岁的海归女博士抱着只有5个月的女儿跳楼自杀。
见诸媒体的自杀未遂事件，也屡见不鲜。
疫情期间，江苏某县的一对婆媳闹起了矛盾，原因是孩子忍受不了宅家的烦闷，闹着要出门玩。孩子母亲认为疫情防控期间不应出门，但奶奶对孙子疼爱有加，支持孩子出门，孩子母亲一气之下竟爬上了空调外机，意欲轻生。万幸的是，巡逻队员及时赶到，最终将女子成功营救回屋。
界面新闻报道，2020年2月26日上午，安徽南陵网警在开展日常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疑似割腕自杀的图片，网警立即对图片发布者的身份展开调查。调查发现，该网民的真实身份为李某，女，21岁，南陵县籍山镇某小区住户。网警立即将该情况通报李某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民警随即上门走访。经了解，当事人李某由于和男友吵架，再加上疫情期间小区隔离，不能和男友见面，情绪低落，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民警对其耐心劝解后，李某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当场向家人和民警保证不会再做出类似行为。
江门电视台报道，新会区一女子因怀疑自己感染新冠肺炎而跳河轻生。2月7日23时47分，新会区大鳌派出所接报称，大鳌镇渡口所附近有一名女子跳河，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一名女子浮在江中，双手勉强触及停靠在岸边的船只。随后，民警向该女子家属了解到，女子姓周，平日经常去市场，最近听说大鳌镇已有确诊病例，就一直担心自己也感染了新冠肺炎。其家人曾于近日带其到大鳌卫生院与新会人民医院检查，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但她还是不相信，于是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据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微信公众号“公安部网安局”4月10日消息，“净网2019”专项行动中，针对作案迅速、危害严重的网络相约犯罪，网安部门坚持防为主、防为上，推动建立9个网约犯罪情报支撑点，全力开展巡查发现、情报研判、预警处置等工作。截至2019年12月，该项行动已阻止网约集体自杀事件56起，解救、劝解自杀人员88名。
多位心理咨询师告诉我，他们从事心理抚慰工作多年，但疫情期间民众的某些心理现象，仍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并给我列举了许多实例：
丁先生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其儿子、儿媳、孙子都在澳大利亚工作，丁先生和老伴在国内生活。丁先生被诊断为疑似病例后，声称要马上学习驾驶技术，练习如何能开车把人撞死……
被确诊并在家隔离的任女士不顾工作人员的劝解，多次擅自下楼，专门寻找公共场所，然后摘掉口罩，吐唾沫，放声咳嗽……
小伙子章某大学期间曾苦苦追求赵某整整4年，当时赵某已有心仪的男朋友，但最终经不住章某的坚决立誓和“围追堵截”，转而和章某相恋。疫情暴发后，赵某不幸被确诊，章某立即与其断绝关系，导致赵某深度抑郁……
某对夫妇被确诊后在家隔离，子女们个个心惊胆战，不敢探望。因当时对新冠认识模糊，这对夫妇认为子女不孝，便拍摄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他们表示要和子女脱离关系；同时还留下遗书，不让子女继承遗产……
疫情，完全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
抑郁、焦虑、恐慌……自杀、自杀未遂、有自杀倾向……
如何从心理学角度解释这种现象？
庚子年的晚秋，我和刘正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吴坎坎在天津有过整整两天的深聊。刘正奎告诉我，从疫情的现状和人们的心理状况来看，疫情防控和心理援助同等重要。相对而言，疫情暴发早期，民众常见的心理应激问题更具有代表性，具体可概括为九种类型。而这些类型，也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断发生变化。
如果说疫情拐点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那么，社会情绪的“拐点”在何处？
受疫情影响的社会不良情绪和公众焦虑心理何时能迎来“拐点”，备受社会关注。
刘正奎认为，本次疫情属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波及全国并产生全球影响的系统性危机，因此不同于一般灾难。在疫情期间和疫情解除后，社会上极有可能出现典型的焦躁和愤怒情绪，这种情绪发展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酝酿阶段，经过疫期冲击后，社会大众的心理显得较为敏感，总体表现为“表面平静，心潮暗涌”；释放阶段，部分民众在自身诉求迟迟未得到回应或外部信息与自身意愿相差过大时，容易出现非正常甚至过激言行；觉知阶段，随着疫情危机事件远去和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社会情绪将慢慢回归理性，公众心态趋于冷静或继续释放，内心开始觉知思考，衡量利益得失。
“慢慢回归理性”，也就是说，应对这次疫情的心理援助是一项长期性工作，疫情危机解除后，还要特别重视全社会尤其是湖北武汉等疫情重灾区民众的心理重建工作。
可是，在“地球村”普遍被疫情笼罩的环境下，中国的疫情防控纵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境外输入性病例数依然居高不下；另外，随着庚子年渐进秋冬，善于在低气温状态下大发淫威的新冠病毒是否会卷土重来，更让民众忧心忡忡，心悬一线，难以心安。
用心理专家的话说，就是：“面对不断增长的确诊病例数、重症人数和死亡人数，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普通民众，都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
全社会需要安心，呼唤安心，盼望安心。
“一颗心，什么时候才能放到肚子里啊？！”武汉的一位居民感慨道。
意思似乎是，疫情时期的身和心，已天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