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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
够通俗易懂的了，如果再通俗一些，便是：十年一次大瘟疫，三年一次小瘟疫。《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四时者，四季也。就是说，一年四季，瘟疫都可能发生。《中国疫病史鉴》明确记载：“西汉以来的2000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至少300多次疫病流行。”
那天，我和王平不约而同地聊到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该书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可谓妇孺皆知，其中有这样的描写：“嘉祐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王平认为，那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彻底打乱了宋朝的社会秩序。当时“文曲星”包拯亲自出俸合药，欲救黎民于水火，可仍旧“瘟疫越盛”。
“《水浒传》是小说，恰恰是小说对瘟疫知识的普及，让广大读者知道了瘟疫的厉害。”王平说。
中国最早的疫情记录，公认是在468年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安徽发生的瘟疫，造成十四五万人死亡。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历史上曾暴发过两次最大的瘟疫，一次是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这是有史以来有数据记载的人口数量减少最多的时期，瘟疫使得东汉当时的人口从6000多万降到1500万，远远超过战争和饥荒导致的人口减员数量。另一次是明末清初时期，不少人把明朝的灭亡归于李自成起义和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实际上在崇祯年间，鼠疫的大面积暴发导致民众被感染人数与日俱增，人口骤降。兵来自人，人没了，还有什么兵打仗？
在王平看来，与其说李自成灭明，毋宁说老鼠灭明。
有句俗话“一个老鼠害一锅汤”，可老鼠，也能害一个朝代。
中国的读书人，谁不晓得三国时期著名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建安七子”中除孔融被曹操处死、阮瑀早逝外，其余五人均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的北方瘟疫。
曹植在《说疫气》中描述了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所谓“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翻译过来就是“有的是全家病死，有的是一族俱亡”。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中的痛，是心痛；号，是心号；哀，是心哀。
那天，王平在他的案头打开一部厚厚的线装版《伤寒杂病论》。他告诉我：“如果没有流行于东汉的瘟疫，中医学界的这部千古奇书，就未必能够诞生。”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时的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年份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名医张仲景的老家南阳地区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200余人，结果不到10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处于悲愤中的张仲景痛下决心，乱世立志，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最终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书中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是后人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
隋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录的瘟疫就有50多次。其中宝应元年（762年），江东瘟疫大流行，“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贞元六年（790年），“江南大旱，井泉干涸，人多渴死，暴发瘟疫，疫死者众”；元和元年（806年），浙东大疫，“死者大半”。人口的大量死亡和土地的日渐荒芜，吓得一些官员不敢南下任职。
著名文史专家、收藏家、《天津日报》编审罗文华认为，宋代的江南，经济蓬勃发展，却成为疫病高发区。如咸平三年（1000年）“两浙大饥，民疫死”；熙宁八年（1075年）“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元祐七年（1092年）“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当时的大美江南，被瘟疫蹂躏得一塌糊涂。
罗文华告诉我，清朝时，九五至尊的皇帝选择继位者时，生过天花成为太子继位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生过天花意味着自身有了抵抗瘟疫的能力。对于没生过天花的太子，“对不起！吾儿，待你生过天花之后朕再考虑吧。”
清代乾隆年间，从云南开始，我国许多省份出现了鼠疫。有一位叫师道南的青年诗人，他被当时鼠疫流行的凄惨状况深深震撼，挥毫写就一首奇诗《鼠死行》：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这首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并被收入许多有关鼠疫研究的著述中。
悲催的是，师道南作此诗时，自己也染上了瘟疫，不久就撒手人寰，年仅29岁，一同染病而死的，还有他的母亲和妻子。
民国时期，中国发生过19次大型瘟疫，最大的一次是1932年的霍乱，波及大半个中国，死亡人数估计在四五十万，很多乡村的村民死亡率过半。
很多中国读者通过《人生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知道了英国作家毛姆，但可能不知道毛姆还写过一部出版于1925年的长篇小说《面纱》，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源自毛姆1919—1920年游历中国时的亲身经历。当时的中国，霍乱流行。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被殖民统治时期的香港和中国大陆一个叫湄潭府的地方。女主人公凯蒂·费恩和香港助理布政司查理产生了婚外情，被丈夫瓦尔特发现。丈夫胁迫她去了霍乱横行的湄潭府，结果瓦尔特不幸染病死去，重新投入查理怀抱的凯蒂内心十分纠结，于是她离开中国，返回英国和父亲和解，并和父亲同往巴哈马群岛生活。小说中除了对湄潭府疫情的描写，还有情感的关照、道德的冲突、人性的博弈、欲望的沟壑、灵魂的挣扎……
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处处都有“湄潭府”。
中国小说家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也写到民国时期的霍乱，感染病毒者上吐下泻，被小说中的中医冷医生谓之“两头放花”。白鹿村里隔三差五抬埋死人，白嘉轩的媳妇仙草就是在这场瘟疫中死去的。原上的人认为这是“田小娥的鬼魂带来的邪气”，直到白嘉轩修起一座镇妖塔，才“镇”住了瘟疫。
不少瘟疫来自大自然，人类也来自大自然，可怕的是，人类本身也会邪恶缠身制造瘟疫，比如生物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731部队、“荣”字1644部队等多支细菌战部队就在中国大地上制造过人工瘟疫，受害的中国民众多达上千万，死亡人数至少有数十万。
20世纪50—60年代初，中国政府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向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
目标只有一个：防止天花等疫情死灰复燃。
谁也不会想到，在中国小范围内流行了长达2000多年的血吸虫病，在1955年前后骤然变成了决堤的洪水，迅速向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等12个省、市的37个地区席卷而来，患者多达1000万人，约1亿人受到威胁。1955年冬，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亲自到湖北疫区视察，在杭州指导制定规划。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派出大批医疗队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欣然挥毫，写下了著名诗作《送瘟神》：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回溯中国古人有关疫情的著名诗歌，我们见惯了“天地岂不仁，来为乡邑雠”“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今春齐安大疾疫，闾里老弱死籍籍”中广大民众的凄惨遭遇，同时，也在“抚安才智短，独立奈愁何”“异乡身健百不忧，有钱但知沽酒吃”“天行底事无差择，偏入长斋礼佛家”“寄语长民当自责，莫将天数厚相诬”中感受到了封建王朝面对疫情的无奈、落寞与绝望。而从毛泽东的“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中，我们读到了抗击疫情的胆识、战必能胜的决心、豪迈乐观的革命浪漫主义。
血吸虫病，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很少反弹。
2002年11月，广东佛山首次发现“非典”病例，并迅速形成流行态势。2002年11月至2003年8月5日，29个国家共报告临床诊断病例8422例，死亡916例。这是一种感染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新的呼吸系统传染性疾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以发热、头痛、肌肉酸痛、乏力、干咳少痰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严重者可出现呼吸窘迫。
2019年底，新冠病例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刚刚冒出来的时候，有人误以为是不甘寂寞的“非典”又重现江湖。这一对催命鬼，的确有太多的相似性。
但不久后专家发现，“非典”是“非典”，新冠是新冠。
文人笔下，对新冠“幽灵”的降临有这样的描述：乙亥年，庚子春，荆楚大疫，源于食野，恰逢年节，染者数万。众惶恐，举国防，皆闭户，道无舟车，万巷空寂……
其中有这三个字：众惶恐。
史占彪说：“疫情带给人类的心理问题，远超其他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