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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13日，北京梨园公益总会十六省水灾急赈义务戏演出在正阳门外西珠市口第一舞台举行。当时的演出剧目如下：
《战太平》（全体）
《搜救孤》（陈喜星、时玉奎、高荣亭）
《泗州城》（阎岚秋、阎岚亭、李三星、杨春龙、钱富川）
《击鼓骂曹》（言菊朋、裘桂仙、陈少五）
《双摇会》（筱翠花、朱琴心、萧长华、王又荃、罗文奎、赵春锦）
《娘子军》（尚小云、周瑞安、范宝亭、周春亭、陶玉芝、刘玉芳）
《甘露寺》（程砚秋、马连良、李洪春、程继仙）
《美人计》（杨小楼、梅兰芳、王凤卿、郝寿臣、刘砚亭、孙甫亭）
《回荆州》（尚和玉、龚云甫、李多奎、谭富英、贾多才、蒋少奎）
《打渔杀家》（余叔岩、梅兰芳、钱金福、慈瑞泉、鲍吉祥、郭春山、霍仲三、李四广）
从演员表阵容来看，很多我们熟悉的梨园名家都在其中，如一生参加赈灾义演无数的梅兰芳先生。
1920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同时，1920年也是一个风起云涌，充满希望的年头。这一年，这几条主要的脉络线在各自涌动着。
第一条是战争的脉络。1920年7月14日，中国爆发直皖战争。8月12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漳州举行誓师大会，声讨桂系。10月28日，陈炯明军队攻克广州。10月2日，日军出兵攻占吉林珲春。神州大地因战争而内外交困。
第二条是自然灾害及事故的脉络。1920年11月，海拉尔出现鼠疫并传播开来。而这一年的黄河流域大旱，直、鲁、豫、晋、秦五个省发生“四十年未有之奇荒”，饥民多达数千万。7月17日，浙江温岭等四县山洪海潮并发，灾情为六十年所未有，灾民总计达万余人。12月16日，宁夏海原发生大地震，死亡28万人。除了自然灾害，10月14日，唐山煤矿还发生了瓦斯大爆炸事故，数百人长眠于地下。
内战不断、灾害不断，这两条缠绕的线解答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梨园义演赈灾的原因。
与此同时，第三条脉络线——中国共产党的筹备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必然。
1920年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中国自古就有地震，1556年发生了关中大地震，具体发生地是在今天的陕西省南部秦岭以北的渭河流域，又称其为华县地震，其实这场地震给包括滑县、华县、华阴、山西永济在内的四个县都带来了巨大损失。今天对于这次地震的震级估计从8级到9级不等。《明史》记载的死亡人数是83万人，因为只是一个数字，并无旁证，所以不少人觉得不一定可信（后期又有人对其进行了重新推算，认为应该在45万人以内）。即便如此，死亡人数目前依然居世界大地震之首。
我国因为有几个断裂带穿过不同的地区，所以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几乎东西南北中都曾经发生过比较大的地震。华县地震之后，从1638年到1920年之间的280多年间，西北各地地震不断，7级以上的达4次。
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原县西安镇哨马营、大沟门之间，东经105.7度，北纬36.7度，一次惊天动地的里氏8.5级特大地震发生了，震源深度只有17公里，烈度则是最高的12度，影响范围达到251万平方公里。地震甫一出现，全世界96个天文台的仪器就开始猛烈地动作，用超过平时的运动幅度记录下了这场惊世骇俗的大灾难。死亡人数有多个说法，其中一个是28.82万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灾害史的夏明方教授认为应该超过了30万人。随后的余震还持续了三年之久。
这次地震在大部分地区都是农村的海原一带发生，但是为什么死亡人数却超过了在城市中心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共中央党校张小明教授在《海原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及其当代启示》一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
第一，震中海原、固原等地位于我国著名的地震带海原断裂带上，是地震多发地区，且灾区多为土窑洞建筑，抗震能力差，从而提高了人员死亡率。海原大地震后余震不断，在大震中未倒的城墙、鼓楼、房屋等在余震中倒塌现象明显。水灾、火灾和瘟疫等震后次生灾害频发，人员伤亡惨重。
第二，地震灾害除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还导致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严重毁损。灾区基础设施破坏严重，通信中断、交通堵塞，直接影响后续救灾的进行。灾区地质条件复杂，潜在危险性高，生态环境恶劣，加之地震破坏作用叠加，引发多处山体崩塌，阻断或损毁道路，救灾物资运送难度大，灾区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地震造成大范围的堰塞湖和地面裂缝则导致许多村庄被埋。
第三，灾区交通条件差，救灾与恢复重建物资调运、周转困难，大大增加了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难度。海原大地震后，交通破坏，道路严重受阻，邮局全毁，有关灾害的消息被长时间耽搁，外来的援助物资也很难进入甘肃。
2020年，海原籍作家石舒清特别为故乡的那次大地震写了一本名为《地动》的书。书中将这一次很多国人已经从记忆中抹去的关于大地震的一些事情进行了整理回顾，全书分为“本地的事”“远处的事”“后来的事”三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的第一个故事写到了后来任海原县地震局局长的刘刚家的旧事：
刘刚一家，震殁四人，算是灾难不轻不重的，但这亡于大震的四个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曾祖父殁了，大爷、二爷殁了，可以当儿子娃来使的大姑奶奶也殁了。好在曾祖奶奶还在，她在大难到临的一刻，抱着小儿子，也就是刘刚的爷爷，用一双麻雀大的小脚跑出门去。曾祖奶奶的存在保证家里还有一根支撑不倒的大柱子。
从事地震工作的刘刚，对于自己家族这一段过往的历史想来是永志不忘的，而对于《地动》中46篇文章背后近百个故事关联到的家族后代，这样的记忆怕是会代代相传。应该说，只要是经受此大难的上一辈提及几次，后辈就会留有印象。
《地动》的作者还回溯了鲁迅先生地震那天的主要行程，并用文学笔法推测了鲁迅先生在感受到地震时的状态：
忽然觉得地板好似轻轻抖动了一下，以为是来自身体的感觉，身体不好的人不时会有一些异样的感觉，但是看到弧形玻璃罩里的灯光也获得了什么信息似的抖动着，而且受风那样锁紧着头颅。拉上的窗帘也微微震颤着移出一个小缝隙，使人可以看到窗外的夜蓝。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好似一个极端的梦境那样……一个短暂的停顿后，先生写下了海原大地震那天的日记：“晴。午后往图书分馆还子佩代付之修书泉一千文。往留黎厂。夜地震约一分时止。”
同一本书上的《Dvanha号客轮》一文则描述了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一艘远洋客轮正行驶于汕头外海时的状态：客轮震颤，不少乘客有一种被电击的感觉，似乎有一种麻痹和昏昧从心头滑过。这次奇怪的动静还导致了乘客共同的一个动作——举烛祈祷，因为船上有一个女人死了丈夫正在扶灵回家，她以为刚才的震颤是因为丈夫长途颠簸而灵魂不安呢，于是大家共同陪同未亡人举烛，并随后依序放置了烛火。这就是一个远在数千里的海上发生的和海原大地震有关的事件了。
说到海原大地震后的应急与灾后恢复重建过程，张小明的文章中有这样的细节：
第一，中央政府支援海原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措施的统筹落实力度不够，地方政府灾后恢复重建的财力不足。海原大地震后，北洋政府提出的善后与灾后恢复重建措施主要为：积极修补交通损坏，修复或重建重要建筑物；设法组织栖流所，妥善安置房屋坍塌无处住居的灾民；灾区发生匪患，加添警察，严为防范，尽快恢复地方秩序；责成各地方长官，详加调查灾情实况，以备抚恤；赈恤需款，除中央拨给外，不足者再由地方详筹；应灾区政府请求对灾区实行蠲免赋税，先后对海原、固原、隆德、通渭等县进行银粮草束的蠲免。然而，……很多措施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指导意见，真正落地的措施不多。地震后，部分灾区地方政府组织修缮了各地行政公署、城垣民房等倒塌毁坏的建筑物、道路交通、桥梁水渠、仓储设施等，但大多数灾区地方政府由于财力不足并未进行这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第二，民间社会救灾力量在海原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见证了近代中国民间社会救灾力量的成长与壮大……主要包括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旅京甘肃震灾救济会、甘肃震灾筹赈处等社会组织。此外，在华传教士和国际统一救灾协会等国际组织也参与了海原大地震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报道地震灾情、医疗救灾、募集捐款、救灾赈济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小明教授还提到当时的多家新闻媒体已经开始关注灾情，并予以尽可能快的报道。当时除了中国的媒体参与报道外，《字林西报》这样的在华西方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这两点，得出的结论就是虽然似乎什么都有，但其实应对机构、策略和措施都极其薄弱。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一年，也正是苦难的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东北继十年前鼠疫大流行之后再度暴发了大规模肺鼠疫，最后统计的死亡人数为9000多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任何一个文明的衰落与变迁，核心原因在于自身内在的不断腐朽化，外部力量再强，充其量也只能是发出猛然一击。
1920年我国东北发生鼠疫，伍连德博士在击败1910年那次死亡6万余人的鼠疫之后再次披挂上阵，成为第二次“战疫”的领导人。他吸收了以往防控的经验，最后以10%的死亡率完成了这次疫情防治任务，相比于十年前的20%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如果从死亡总人数上看则降低了83%。
和腺鼠疫的身体接触式传播不同，肺鼠疫杆菌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也可能通过“气溶胶”传播。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喷嚏，呼吸过程中别人就可能被传染了。这样，一个确诊病人携带的病原体传播到下一批易感者就更加容易，也加速了感染后的死亡，严重的两三天便会死亡。其实，“肺鼠疫”这个名称正是10年前伍连德博士命名的，他根据手头的资料和病患的症状发现，哈尔滨鼠疫与以前的黑死病传播渠道和速度都不相同。那次东北的大规模鼠疫最终在1911年4月才算结束。
在鼠疫流行的时期，几乎所有的隔离医院，无论是中国官办的，还是俄国人、日本人办的，隔离手段都极为残酷粗暴，病人的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时人如下记载当时的场景：
长春疫病院对待被送来检查的人，先给他喝一碗小米粥，然后将其放入冷水浴池浸泡二十分钟，再另换薄棉袄，才接受医生诊治。如此一来，被检验的人寒冷难耐，便十有七八被认为染有鼠疫。而医生因为了解肺鼠疫一旦感染，几无痊愈生还的可能，便不施与任何治疗，只让看护的杂役用药水喷洒消毒，或者“先用石灰撒在面部，再用冰水喷之”。
病院条件简陋，隆冬时节居然没有暖炉，要知道，那可是东北啊！而且还不许病人使用原有的衣服、被褥（担心上面有病原体）。地上则铺有石灰，是为了消毒之用，被隔离者必须直接躺卧在石灰地上。医院提供的被服饮食，又时常不足。如此一来，只要是疑似感染者，收入病院，便会相继死亡。
第一次因为解剖病人遗体以及焚烧病死者的事情，伍连德已经遭遇百姓责难了。因为我国的丧葬文化一直都是要让逝者入土为安的。到第二次鼠疫蔓延之时，面对依然无特效药进行治疗的鼠疫患者，他也只能使用更强的防疫手段隔离患者，加之隔离的医院并不能做到人性施治，自然引发了病人和家属的极大不满情绪。
尽管新的隔离医院条件已大有改善，措施也更加科学得当，但是上一次肺鼠疫流行时的传言——“防疫机构‘只进不出’，防疫医院‘有死无生’”——依然盛行，甚至出现居民攻击防疫人员、抢夺瘟疫接触者的事件。
所以，在那些害怕被防疫机构隔离的居民家中，一旦发现感染者，他们并不愿意去报告。病人死亡之后，便被抛弃到街头。中国的百姓家这么做，那些教堂教会也一样偷埋死者，不愿意将其交给防疫部门。
东北这场鼠疫一直持续到1921年5月才算结束，其间也死了不少人，但成功阻止了瘟疫向南方蔓延。
鼠疫虽然结束了，但大家内心残存的恐怖记忆却比起1910年来更强了。当时的信息流通肯定没有像今天这么畅通，偶有的消息流转还变形得厉害，而专门辟谣的官方准确信息又难以及时传播，这从某种意义上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情绪。再考虑到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很难在全国（更不要说世界）范围内随意移动以躲避灾害，人们内心里充斥着的必然是愈发消极的听天由命心理，陷入了一种愈发慌乱的无依无靠状态。面对（不管是亲眼看见还是听说）此等情景，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群体则在感慨之余，更加希望能够通过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洛先生（法制）的引入以及国民素质的提升来改变此时此刻的国家治理困境。此时，将志同道合的人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党派，对于达成这一目标当然要比个人单打独斗要好。如果很多人都这么想，达成共识就不再是件难事。
以上所述1920年哈尔滨惨烈的场面当然不会只行之于偶尔的新闻报道式的记录和私人的文字中，其最终也会融入文学的洪流。出生于东北漠河、获得我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的迟子建女士就写过一部反映鼠疫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这部小说描写的是1910年发生在东北的鼠疫。当然，文学并非写实，但是，读者总还是能从艺术化的文字里面体味到当事人的心情。比如，书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傅家甸的鼠疫，如果说是巴音和吴芬拉开序幕的话，那么彻底打开大幕的人，就是张小前了。从他疫毙的十一月中旬开始，仅仅十天时间，死亡人数竟然攀升至四百余人！棺材铺和寿衣店的门槛，快被人踏平了。打棺材的板材吃紧了，往年冷清的木材店，半个月不到，几乎清仓了。而绸缎铺和土布店，更是门庭若市。人们怕死时穿不上衣服，到阎王爷那里被当成了叫花子，争相备下寿衣。
有没有不怕死的呢？当然有了。不怕死的，是终日辛劳却一贫如洗的人，是重病在身苦苦煎熬的人，是失去爱侣在情感上孤独的人，是风烛残年膝下无子的人。穷人想着，到了另一世，自己能摇身变成富翁；疾病缠身的人想着，去了新世界，自己能把病彻底摆脱了，变得气壮如牛、身轻如燕；在尘世离散了爱人的人想着，这一世再亮堂，没有爱人，也是黑暗，而那一世再黑暗，只要有心上人，就是光明；孤苦伶仃的老人想着，自己到了新天地，一定能儿孙满堂。这些不怕死的人，在鼠疫中，呈现出了生机。他们倾其所有，买酒买肉，狂吃纵饮；买绸买缎，装扮光鲜；买柴买炭，将屋子烧得从未有过的暖和。肉铺、烧锅和柴草铺的生意，因了这些人，愈发红火了。
从上面引用的第二段里，我们可以看到百姓深深的绝望和无力，大家面对疫情不是想着如何规避和逃脱，而是更愿意投身死亡，期待着下一轮回命运的变化。小说提到的末日情怀也是灾难文化中的常见状况，吃、喝、玩、乐，过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看上去是热闹，想一想是悲凉。
无论是1910年的鼠疫，还是1920年的鼠疫，尽管当时的政府找到了最合适的医官——剑桥大学毕业的伍连德博士来负责鼠疫应急，但对百姓们生活困窘的程度却改变不了多少，反而会因为疫情传播的速度太快而进一步加深。况且，不只是东北鼠疫期间，在当时的整个中国，相当大比例的人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先驱领袖们，自然拥有了巨大的群众基础——一个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个人生命财产的新党派，立住脚并发展成星火燎原之势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