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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巴裹满裤腿，
汗水湿透衣背。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
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
这首叫作《为了谁》的歌曾经唱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其创作背景是1998年发生在中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灾，感人肺腑的旋律与歌词很容易让人想起在抗击水灾过程中全国军民万众一心、英勇奋战，最终取得抗洪斗争胜利的故事。
中国的灾害种类繁多，几乎包括了全世界大多数的灾害，洪灾是其中不可忽视、造成损失最大的一种自然灾害。一直以来，疏和堵是应对洪灾的主要手段，如今我们建造了大量的水库，可以蓄水、泄洪、分流，能够解决大多数的水灾问题。但即便如此，碰到一些旱涝不均的年份，水灾依然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国民的生存安全。
事实上，2020年，我国也发生了降水量堪比1998年的大规模洪涝灾害。基于技术水平的提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手段的进步，损失已经比以往同等规模的水灾小了很多。从1921年到2021年这100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抗灾到减灾，从有效应急到高效预警，从积累经验到主动设计防洪设施，始终将“人民至上”的理念放在抗洪救灾工作的首位，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历史长河来看，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都因水而兴。巴比伦文明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土地上发展，埃及则沿尼罗河而兴盛，印度有恒河和印度河的滋养，中国则拥有黄河与长江。尽管水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因此，水利之外还有水害，这就要求政府有治理水的能力。中国是一个“治水社会”，古老中国专制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兴修水利工程的基础上的。这种观点虽然受到国内历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其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水患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治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治水一直是中国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利用水进行耕种，获得农作物的收成，但也要与不可能按需配置的水量供给矛盾进行不断斗争。这是中华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个部分。
我国自古以来饱受水患之苦，最早关于洪灾的描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彼时中原大地上大水经年不退。《孟子》中有中华文明诞生之初，关于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的描述，“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史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大禹疏堵结合终治水成功，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同灾害抗争的顽强精神。
从历史上看，历代善治国者均以治水为重，认为政权稳定、经济兴旺必先除水患之害，都把发展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的重点。在秦昭王时期，成都平原经常洪水泛滥，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的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率领当地民众修建了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都江堰。李冰利用当时蜀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依地形、水脉、水势，因势疏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成功制服了岷江，实现了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功能，可谓是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都江堰工程历经两千多年经久不衰，至今犹存，且依然在起着积极的作用。秦相司马错曾说：“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都江堰水利工程将洪涝高发的成都平原治理成了一个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为秦统一中国创造了经济基础。
郑国渠的修建则是他国准备耗尽秦国国力的一项巨大水利工程，但是秦国深知工程之利，故而即便知道郑国是被献来疲国的工匠，还是愿意冒着巨大风险完成这一项目。结果出人意料，郑国渠的修建，一举解决了关中平原的灌溉和水灾防范的大问题，从此，秦国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统一中国了。
那时水患基本来自黄河泛滥，因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兴盛区域在黄河流域。隋朝末年，山东、河南一带遭受了黄河流域残酷的洪水灾害，民不聊生。史料曾记载：“漂没四十余郡，民相食，相卖为奴婢。”617年，河南、山东暴发特大洪水，饿殍遍野，由于朝廷不能及时赈济，造成“死者日数万人”的悲惨景象。隋炀帝实施暴政，沉重的徭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加之黄河水患，民众陷入死地，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山东起义军李密乘机袭取黎阳仓，瓦岗军趁势崛起，开仓放赈，军队得以迅速扩大。618年，本就孱弱的隋朝覆灭。
在我国历史上，水曾作为一种攻击武器被运用到战争中，以水代兵，以水为战，用好水可以决定战争的成败。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武，深谙水攻之法，在《孙子兵法》中就有记载：“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也就是说，在江河地带部署军队的原则应该是行军要选择居高向阳之地，不可在江河下游安营扎寨。若军队处于上游，便可“顺流而战，则易为力”。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混战，水攻的作战方式屡见不鲜。公元前279年，秦国大将白起奉秦昭王嬴稷之命率军大举攻楚，一路高歌猛进，攻无不克。但在攻打楚国别都鄢城的时候，秦军遭遇到楚国重兵的激烈反抗，久攻不下。这时秦军统帅白起引鄢水灌鄢城，城内军民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葬身大水中。据记载，水灌鄢城，死亡人数达数十万人，一座古城也因此被毁。
公元前225年春，秦国大将王贲奉命攻打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秦军虽兵强马壮，连年征战却没有一丝疲惫之态，但在魏国将士的奋勇抵抗下，仍进攻不利，毫无建树。王贲下令秦军调查水网密布的大梁地形地貌，决定采用水淹大梁的攻打策略，陆续引黄河、大沟的水灌大梁，加之十多天大雨的助益，大梁城内外水势浩大，沟渠泛溢，城墙多处颓坏倒塌，以致三个月后魏王假不得不出城投降，献出玉玺和虎符，从此，魏国灭亡。
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开封城已被闯王李自成围困达四个月之久，城内“家家炊烟绝，白昼行人断”。《汴围湿襟录》中提及，开封城内军民誓不投降。李自成在第三次围攻开封时，久攻不下，因而恼羞成怒，下令淹城。九月，趁秋雨连绵，李自成命令起义军在马家口掘开黄河上游堤坝，并将西南东三面堤口加固，让河水从北面冲灌开封城，一时间“城内之水几与城平”，37万居民淹死34万，仅有3万人幸免于难，造成历史悲剧。《明崇祯实录》中记载，开封府推官黄澍向崇祯皇帝奏报：“臣等守甚力，贼愤城不下，凿渠决河，以致不守。”在自然和人为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河南开封城中建筑大部分被毁坏，人口大量溺亡。
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灾难。李准的小说《黄河东流去》写的就是花园口炸堤后河南受灾民众一路向西逃亡的故事。
从汉代开始，古人认为洪灾的出现与阴阳五行以及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例如，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就认为，水属阴，为纯阴之精，阴气盛则容易导致水灾，汉初水患就是吕后临朝称制，国家阴盛阳衰所致。魏晋以后，人们认为水灾是水不润下的后果，简宗庙、废祭祀、不敬鬼神、政令违逆，均会导致水失其性。例如，223年发生的洛阳水灾就被认为是魏国曹丕即位后，迁都洛阳，修建宫殿却不起宗庙，废祭祀，而遭致的上天的惩罚。上述洪灾成因的说法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河神，又称河伯，常指黄河河神，是中国民间最有影响力的河流神。自殷王朝建立以后，就极为重视河神的祭祀活动，开始建造河神庙，这体现出古人对洪灾治理的无力。春秋战国时期，河神崇拜十分活跃。《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治邺部分就记载有河伯娶亲的故事，记述了古人为防治水患而采取的让女孩牺牲的恶习。宋朝以后，人们逐渐摒弃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认为洪灾的发生与政治事件并无必然联系，对灾害的认识逐渐摆脱了迷信色彩，开始重视治水，弱化求神拜佛的无用之举。
《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大禹接替父亲鲧治水，开山引水，筑堤导流，历经十三年终获成功。《尚书·益稷》中记载：“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古代先民就有“改堵为疏，引水分流”这一极为先进的治水思想。在我国历代治水理念上，古人经历了由避到堵、由堵到疏、由疏到导、由治水到治沙的变迁。
古人在治水实践中由治理转变为防治，具体的防治措施包括修建堤坝、引流灌溉等。《汉书·沟洫志》中曾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在战国时期，各国修筑黄河堤防，春夏两季把黄河水引进农田，兼具防洪和灌溉农业的双重功能。战国末期，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和航运的发展，早期的水利工程开始产生，广西的灵渠、关中的郑国渠与成都的都江堰最具代表性。自秦朝起，历代王朝都注重兴修水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隋唐大运河以及京杭大运河、坎儿井（井渠）、滚水坝等。
治理黄河水患是历朝历代尤为重视的一项工作，较为知名的治理策略当数贾让三策，其核心思想是“不与水争地”，至今仍被认为是治理黄河最有效的思路。据《汉书·沟洫志》记载，上策是改道北流，属于人工改河的设想，具体措施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这种方法可使黄河水患实现千年无患；中策是开渠分洪，引黄灌溉，具体措施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这种方法可以减轻水患，然而无法彻底根除，同时为改良土地、通漕航提供便利；下策是严防死守，加固堤防，属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贾让三策虽有规划不合理之处，但仍为历朝历代的治河者所重视，在我国古代治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明朝，水利学家潘季驯提出的“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策略，修筑由遥堤、缕堤、格堤、月堤组成的堤防系统，成为治河理论和实践的结晶。
1921年以后，我国黄河、松花江、长江、珠江等几大主要流域不断出现各类险情。在水灾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民心，并为最终获得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胜利奠定了民意基础。
1931年夏，江淮流域暴发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狂风淫雨，山洪暴发，江流倒灌，堤岸溃决，受灾人口总计5000多万，死亡人数估计在40万到400万之间，近1.5亿亩农田泡在大水里，经济损失高达25亿元，是当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3.7倍。此次水灾被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且肯定是20世纪导致最多人死亡的自然灾害。《中国历史大洪水》中记载，1931年江淮流域地区连降暴雨，且具有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譬如安徽的安庆“连日大雨如注”，铜陵“急雨倾盆，连绵十数昼夜”等。长江、珠江、黄河、淮河等主要河流都发生了特大洪水，受灾范围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长城关外，东到江苏北部，西至四川盆地，三分之二国土上的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浮尸满地，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河南及山东八个省灾情最重。《申报》称：“此次水灾几遍全国，其灾情之重，灾象之惨，为近世所罕见。”《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记载：“此次灾情之广，几亘全国，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被难人数，至少在5000万以上……今日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之绝境。”《江苏水灾义赈会义赈（振）纪略》中提及：“淮沂泗诸水同时泛滥，不可收拾，加以江潮顶涨，湖啸奔腾，举凡沿江、沿运、沿海之区，纵横千余里，靡不遭其荼毒。”“洪水横流，弥溢平原，化为巨浸，死亡流离之惨触目惊心。”这是当时新闻报纸对1931年江淮大水灾情的真实写照，可谓百姓生无安居之所，死无葬身之地。此次水灾还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风险，包括疾疫盛行、城乡冲突、兵匪与治安等问题。中国正遭受水患之际，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此时的中国人民处于灾害与战乱的双重打击中。
武汉是此次洪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31年7月，汉口连续降雨21天，雨量远超标准值，导致长江江水猛涨，武汉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但由于国民政府长期将精力放在发动内战上，加之当时湖北省政府束手无策，最终，洪水由江汉关一带溢出，很快淹没了汉口市。到了8月中旬，武昌、汉阳相继被洪水肆虐，武汉三镇已变成汪洋泽国。直至9月上旬，大水逐渐退去，武汉三镇灾情空前严重。据武汉当局调查显示，武汉市直接遭遇洪灾袭击的户数为16.3万余户，受灾人口达78万余人，溺亡者2500多人，每天都有千余人因瘟疫、饥饿和中暑而死亡，更有市民因无衣无食、走投无路而自杀。此外，严重的灾情导致武汉三镇农业损失惨重，8.13万农户被淹，109.7万余亩耕地遭到破坏，尤其是汉口的农业损失最为严重，晚稻等秋冬季作物几乎都因洪灾而无法播种。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的《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中记载，“而损毁之圩堤与道路，与夫秋冬作物之因积水而无法播种，其损失几何，且犹未计及焉。”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对当时的武汉水灾惨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
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个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到处是一片片的瓦砾场。电线中断，店厂歇业，百物腾贵。二千二百多只船艇在市区游弋。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白天像火炉似的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
当时的《国闻周报》报道称：“除建筑坚固之房舍外，其余所有房屋，皆因水浸崩溃，武汉尽成一片瓦砾场。”此次特大水灾对作为商业重镇的汉口造成了不可估算的经济损失。此外，《国闻周报》也报道武汉水灾暴发导致“霍乱、伤寒等传染病，以非常速度蔓延于武汉区域”。到1931年的12月，滞留在武汉的难民仍有17万余人，每天有数百人被冻死。
安徽芜湖，灾情之惨可与武汉相提并论。据当时《华北日报》发自上海的报道称，因为芜湖水量持续上涨，连日来饿死江边百姓几百人，许多尸体沿江水顺流而下。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有记载：“二千多只小船、盆划行驰在市区。许多灾民栖息在房顶上，上有倾盆大雨，下无果腹之粮……街上到处有‘小孩卖了，谁要小孩’的呼叫。”
因房屋倒塌而无家可归的市民和从四乡逃难来的灾民，聚集在汽车站、铁路梗一带的高处，绵延几十里，形成了临时性难民集中营。
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曾以1931年中国十六省特大洪灾为背景创作了中篇小说《水》，于《北斗》杂志上连载三期。小说描绘了底层农民面对突如其来的水灾时表现出的恐慌与不安，以及在洪灾中的悲惨境遇：
在暗灰色的夜里，家里的人与一些仓促搬来的亲戚，老老小小聚集在没有点灯的堂屋里，忐忑不安地议论着有关“水”的话题。
“一渡口”的男人们虽然带着锄头、火把跑去救堤，但“飞速地伸着怕人的长脚的水”还是无情地冲垮了土堤，侥幸逃出的灾民们无奈之下只能背井离乡。在逃难路上的样子大体是这样的：
女人们啜泣的时候更多，小孩子不懂事时时吵饿。
流离失所、饥饿成群，日夜沸腾着叫号和啜泣。哭着亲人，哭着命运又喊着饿的声音，不安更增加了。
农民们的忍耐精神，和着施舍来的糠，遍地的果子、树叶，支持着他们的肚皮，一天一天挨了过去。弥漫着的还是无底的恐慌和饥饿。
现实的苦难也在不断冲击着逃难者的精神世界，因失去亲人、离开故土而产生了颓丧、悲痛和恐慌，乃至愤恨等负面情绪。
丁玲还描写了灾民同水灾作斗争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及在与剥削者及腐朽统治者作生死搏斗中成长起来的情景，在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一种男性在死的前面成为兽性的凶狂，比那要淹来的洪水更怕人的生长起来。
男人的声音和女人的声音混合着，他们忘记了一切，都只有一个意念，都要活，都要逃脱死。
当灾民们看到县城来的帆船上不是赈灾的米粮而是军火时，开始意识到他们“与其说是自然事件毋宁说是社会境况的牺牲品”，他们自发地朝镇上扑了过去，打开谷仓拿回用血汗换来的谷子，而不至于饿死。洪灾当前，如果政府不赈灾救济灾民，大家就会有革命觉悟的提高和革命高潮的兴起。得民心者得天下，唯有将普通百姓的福祸放在首位，执政党才能被群众拥戴。
1931年江淮大水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上更加雪上加霜。当时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尽管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展现了较大的救灾热情，但通过关于灾情严重程度、揭露的贪腐问题以及中央苏区的相关实情报道，可以发现当时的国民政府救灾效果并不理想。也正因如此，此次水灾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埋下了隐患。
中国共产党所在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同样受灾严重。1931年7月上旬，洪湖苏区连降暴雨，造成60%地区受灾，渍涝面积达80%。当地政府积极响应救灾号召，尽其所能帮助灾民顺利渡过难关。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7月下旬，国民党加紧实施“水淹苏区”计划，掘开监利车湾的江堤，使长江与支流堤防多处溃口，致使苏区内的大部分地区成了一片汪洋。截至8月中旬，沔阳、监利、汉川、江陵四县95%的地区被水淹没，灾民近百万人，其中鄂西受灾区域约200平方公里，灾民5万左右。天灾人祸严重摧毁了苏区民生，导致人民所需的粮食、食盐、布匹、医药严重匮乏，有70%的苏区群众被迫外出逃荒。湘鄂西苏区遭到其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水灾袭击。
面对如此危重的险情，中共领导人临危不乱，于1932年1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拟定并迅速通过了《关于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决议案》，号召党政军民共同抗洪，领导和组织广大军民开展以水利建设为中心的抗灾斗争，将修复险堤和溃口作为当时的首要任务，由苏区政府进行拨款，“关系群众经济，关系军事给养，关系苏区的巩固，这是全党一分钟也不能忽视的最严重的问题”。
为抢在春耕水涨之前完成水利兴修任务，苏区政府充分调动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在工程速度和效率上动脑筋想办法，各县、区、乡、队以及同志之间开展各式各样的劳动竞赛，男女老少齐上阵，并通过党办、群众报等给百姓传递竞赛消息，设立面包、红旗等奖品，激发党员同志和百姓的劳动热情，也发挥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除此以外，苏区政府还为参加水利工程建设的党员同志与群众鼓劲加油，建立工地俱乐部，内设阅报室、演讲室及各种宣传品，利用群众休息时间演讲、开会、教唱革命歌曲。在党员身先士卒和党委扎实细致的工作下，广大群众宁愿不吃饭，也不可不修堤，白天坚持挑土修堤，晚上摸螺蚌、挖野菜充饥。
在苏区政府领导军民兴修水利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不断地实施破坏，因此苏区政府成立了修堤自卫队保护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反对国民党水利局侵吞堤款”“反对国民党延误堤工”“反对堤工局剥削和打骂土夫”，要求“组织群众的堤工监察委员会”“修堤的建议标准要依群众的意见”“要组织堤工俱乐部、识字班”等政治斗争，从而击破了国民党修堤的骗局，鼓舞了群众保堤保家的信念。红军堤就是红九师二十五、二十六两团战士不畏敌机轰炸，与民并肩战斗，筑起7里多长潜江四关长堤的壮举的见证。1931年秋，东荆河河水猛涨，田关地段溃口成灾。水灾整整持续2个多月，潜江几乎全境受灾，淹死2800人。10月初，贺龙率红三军来到此地驻扎，经考察后拟定修建方案，最终选择了对百姓损失最小的原地堵口复堤方案。贺龙率九师二十五团、二十六团红军及周边群众一起堵口复堤，红军指战员们在反围剿战斗的间隙上堤支援。在国民党反动派派军队骚扰、派飞机轰炸的情况下，地方干部和红军将士依旧身不离堤，手不离镐，与民工并肩战斗。历时2个月，两个团的士兵、4县2万多名民工齐上阵，就这样一双手、一副肩，一担泥、一筐土，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最大限度地挽回了百姓的损失，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为解决庞大的水利建设工程经费，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决定发行30万元水利借券，占整个水利经费的20%，由赤色造币厂负责印刷，面额为壹元券。据考证，湘鄂西苏维埃政府水利借券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由革命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券，它对苏维埃政府筹集水利资金、恢复生产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湘鄂西苏维埃政府水利借券正面图案下方印着“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的必然结果”和“只有全国苏维埃的胜利才能彻底整顿水利”两行文字，起到了提高苏维埃政府和党的声誉的宣传作用，巩固了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关心群众生活，才经受得住天灾人祸的考验。在水利建设和反国民党军事政治斗争中，苏区党政军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取得了1931年湘鄂西苏区抗洪斗争的胜利。唯有急百姓之所急，什么事情都替群众想到了，红色政权才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才能构筑起任何反动势力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苏区人民义无反顾跟党走，倾其所有支援革命事业，为红军发展壮大、红色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深入苏区实地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曾评论，“事实上，这不是能仅仅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从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
1939年的七八月份，晋冀鲁豫边区暴雨次数之多，雨期之长，强度之大，范围之广，是近代历史上罕见的。当年华北地区汛期显著提前，从7月初就开始骤降大雨，连续不停，导致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大水从山西高原、太行山区沿滹沱河、大沙河、唐河、大洼河向冀中平原侵袭，潮白河、永定河、子牙河、潴龙河、滏阳河、漳河及其支流相继暴涨，冲决河堤。河北全境处于多条河流下游，受灾最为严重，受灾近30个县，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七分之一，灾民估计200万至300万，尤其以冀西、冀南、冀中等地为甚。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水患冲击。侵华日军为缩小八路军机动周旋的地区，消灭抗日游击部队主力，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比如掘开了冀中安国县南的潴龙河、安平县的滹沱河、豫北武陟的沁河等。惨无人道的日寇还趁机决堤120处，致使边区大面积农田被毁，损失粮食不下60万石，波及村庄近万个，仅冀西就坍塌房屋6万间，灾民达300万。
此水淹毒计也是日伪军想保住其在华北的侵略基地天津，以及其通向南方的主要通道津浦路的卑劣计划。更为残暴的是，冀南日伪军在德州、隆平、平乡、东光等地用机枪扫射修补河堤的民众，仅德州一地饮弹而亡者即达50余人。
这场特大水灾席卷整个晋冀鲁豫边区，被认为是20世纪前50年华北地区最严重的水灾，给晋冀鲁豫边区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就灾情而言，当时称其为“百年仅有的水灾，八十年来所仅见”。
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在遭日军扫荡后又遇水患，惨状空前，大量边区灾民外逃。这次大水灾，“计河北被淹之区域达六十县、河南达十五县、山东达六县、察哈尔达十县，人民之丧失生命者为数颇巨”。上海《申报》曾以醒目标题报道了水患的严重性：“冀鲁豫等地，几成一片泽国，八十年来仅见之灾情，无家可归者数百万人。”
冀中边区汪洋一片，农作物全部被洪水淹没，房屋倒塌无数，溺亡者亦不少。无数灾民流离失所，卖儿鬻女，走投无路的全家男女老少甚至用绳缚着同归于尽。当地“八路军部队虽冒死抢救，奈为敌扫荡部队所扰，又因敌到处决堤，所以也救不胜救。于是灾情扩大，至于无可收拾”。据当时的《大公报》记载，冀中区受灾范围达35个县。据朱德、彭德怀致重庆国民政府电，灾情最重的地方包括高阳、蠡县、安国、任邱、肃宁、安平、文安、深泽、饶阳等县，共计淹田15万顷，粮食损失占全年收获量的67%，累计6752村受灾，占当时行政村总数的78%，被冲房屋约17万间，损失约1.6亿元，无家可归者200多万人。冀中高阳地势最低，全城深没于洪水中。驻守高阳城的日寇逼迫城中老百姓充当苦役，连日深沟高垒。加之平汉铁路被洪水冲断，严重阻碍了敌军的交通运输，导致各据点日寇甚为恐慌，愈发暴露出残暴的丑恶嘴脸，到处抢掠粮食，虐杀百姓，使“当地我国之同胞愈陷水深火热之痛苦，呼天号地，令人不忍听闻”。
1939年8月，暴雨普降，天津海河流域河道水势暴涨，加之日军挖开海河182处河堤，天津市区80%的地区被洪水淹掉，持续约一个半月，大量的房屋由于浸泡而倒塌，许多百姓露宿街头，落水和触电而死的人不计其数，总计死亡应在1万人以上。此外，天津的铁路交通和商业贸易陷入瘫痪状态，56万天津及其周边居民成为灾民，社会秩序混乱。当时，少数华商用渔船作为临时“百货商店”，兜售洋烛、手电、油灯、火柴等物资，但因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此外，沟渠中的粪便、仓库中的糖碱、淹毙之人畜、腐朽之货物，经过烈日曝蒸，臭气冲天。胃弱气虚之人，此时多呕吐不能进食，强健者亦多目眩头痛，涉水者则身肿皮落，患各种皮肤病以及霍乱、疟疾的人极多，但因药价飞涨无力承担，横尸街头，具体表现为西药有涨至十数倍至四十倍者，中药汤剂每服亦需0.6元至16元不等。1939年天津水灾成为一代人惨烈的灾难记忆。当时有人写诗描述了灾情的严重性：
一朝河决出桑乾，
横流泛滥遍畿辅。
银涛万叠溢津沽，
繁荣一变为水府。
还有：
屋顶酣睡成卧榻，
忍饥隔宿身萧瑟。
楼窗开处可登舟，
远望俨然如燕雀。
以及五言诗：
洪水逛名城，小民不安宁。
人在房顶睡，船从桥上行。
1939年洪水也殃及了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周围。据当时《申报》记载，“北平与保定之间，完全成一大湖，淹没县城达14县”。今天通州所在的区域大片被淹，门头沟煤矿区浸水，矿洞多处倒塌，平津铁路两侧也是一片汪洋，路基屡被水冲断。在当时的北平，因永定河堤溃12处，长辛店的洪水深达20尺，许多百姓被逼无奈，争避高处，却未携带食物。洪灾过后易发瘟疫，通州区的2600名难民中就有500名患了疟疾，食物亦极缺乏。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有如下记载：
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又爆发了空前未有的大水灾……据当时调查，受灾县份达二十二县，被淹田禾约十五万余顷，平均灾情在七成以上。毫无收成的村庄占全区五分之二，最轻的村庄灾情也在五成以上……本来因为春旱和虫灾而造成的小麦欠收，又遭到这一浩劫，灾荒的严重为二十年来所未有，真正是天灾敌祸纷至沓来。
1939年晋冀鲁豫边区的水灾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边区军民全体力量为基础的社会救济自救运动。1939年8月7日，中共华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头版刊出“敌寇惨绝人寰，水淹河北平原，数十万灾黎待赈”，并发表《赈救河北灾黎》的社论。9月5日又发表《再为河北呼吁》的社论。两份社论呼吁集全国各阶层之力，共谋救济，号召海内外悉力以赴，期望超越国界之慈善机构见义勇为。
晋冀鲁豫边区，尤其是河北广大灾区，敌我势力交错存在，给边区政府救灾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在灾情发生后，日寇造谣惑众，说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给边区百姓带来了厄运，并且假借赈灾之名，以各种手段诱骗灾区的强劳力到敌占区当“华工”或“伪军”。而南京国民政府，救灾意识消极，救灾措施仅靠拨款赈灾，而这些赈款对灾后的广大灾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并无实效。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恶劣艰险的环境下，一边艰苦抗击敌人，一边奋力治水救灾。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战胜天灾，恢复耕地、恢复农业生产”的紧急战斗号召下，全体党政军民“用一切方法奋起救灾”。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从灾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救灾措施，帮助人民渡过了灾荒。1931年8月30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救灾治水安定民生的具体办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调查团、慰问团分赴各县调查灾情，以各地实际情形实行减轻赋税的措施，并拨粮拨款。边区政府在自身经济窘迫的情况下，想尽各种办法筹措募捐救灾资金，拨出10万元急赈，将救国献金移为急赈金，其中冀中6万，冀西及晋东4万，保证第一时间将救灾款项发放到灾民手中。
边区政府号召大家节衣缩食，由过去的每天三餐改为两餐，每人每日定量由2斤缩减为1.6斤（注：16两为1斤），后再减为1.2斤，以此救济灾民。取消党政工作人员津贴费，减轻人民负担。如129师386旅全体指战员节食赈灾，共捐洋517元6角（又河北钱90枚、山东钱500枚）。据当时《新华日报》记载，各县区乡赈灾也很活跃，“隆平、柏乡筹粮300余石，赈济西潘北寨等20余村800余户3000余人，并减免田赋，疏散难民，设立粥厂甚多”。边区政府统筹粮食贸易，禁止用粮食酿酒，红枣、柿子等能当粮食充饥者，一律限制出口，尽量利用果实、树皮树叶、地下茎及鱼类等代替粮食。另外，边区政府将轻灾区的粮食统一调剂到重灾区，并成立运粮队到敌占区购粮食。食品短缺必然会造成物价飞涨，例如晋东南小米每斗4元有余，白面每斤3角以上，较平日超过三倍。边区政府还组织评定物价委员会，在短期内维持民生必需品的价格公平合理。
广泛开展生产自救是救灾治水、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的最好方式，属于治本之策。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鼓励农民迅速休整被冲毁的田地，尽量补种秋季作物与翌年早熟作物，发展供销合作社帮助灾民解决肥料、农具等生产资料。同时，边区政府开展春耕竞赛运动，拨款3万元作奖金，奖励劳动英雄及模范单位，动员所有的劳动力都加入春耕运动中，“从青年壮丁到妇女儿童，从抗属、灾民到士绅富户，一起涌入了春耕生产热潮中来，基本上做到了‘没有一个懒汉懒婆’的要求”。边区政府还成立灾民工作介绍所，安排灾民参加实业生产等，组织发展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边区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积极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完善排水、蓄水、防水和引水等工作，动员群众以工代赈，巩固河防。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意识到保护林木、植树造林对防治水患具有重要的作用，于1939年9月29日和10月2日相继颁布了《晋察冀边区保护公私林木办法》《晋察冀边区禁山造林办法》，规定林地或禁山不得开垦，严禁畜牧。“盗树或者损伤树木者，经树主告发或军政民查获送交政府，一定严办。”“树主贫困，欲变卖材木，只准典当。”而且政府特别鼓励民众，如有栽树、整理果木、防治虫害的专门技术，要多多向政府举荐，政府会酌量采纳。
洪灾过后，疫病盛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所有医务人员治疗灾民疾患。因日寇敌军对边区的封锁，西药奇缺，他们便以中药代替，灾民的疾病得以及时控制。
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共同努力，不遗余力地战胜了水灾，粉碎了日寇企图借助水灾逐出游击队的阴谋，为华北抗战根据地的抗战局势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字林西报》有一精彩的论述：“日本自夸洪水可以逐出游击队，然彼等自身亦被逐走，洪水根本无助于日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