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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本命年。
最切身的体会，是意识到自己开始和许多中年人经常迷惘地诉说到，或嘴上自我限制得很紧，但内心里却免不了经常联想到的一个字“接火”了。
这个字便是那令人多愁善感的“老”。
“老”也是一个令人意念沮丧心里恓惶的字。一种通身被什么毛茸茸的东西粘住，扯不开甩不掉的感觉。它的征兆，首先总是表现在记忆的衰退方面。
我锁上家门却忘带钥匙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仅去年一年内，已七八次了。
以前发生这样的事儿，便往妻的单位打电话。妻单位的电话号码是永远也记不清的。把它抄在小本儿上，而那小本儿自然不可能带在身上。每次得拨“114”询问。于是妻接到电话通告后，骑自行车匆匆往家赶。送交了钥匙，还要再赶回单位上班。再一再二又再三再四，妻的抱怨一次比一次甚，自己的惭愧也就一次比一次大。
于是再发生，就采取较为勇敢的举动，不劳驾妻骑自行车匆匆地赶回来替我开家门了。而冒险从邻家厨房的窗口攀住雨水管道，上爬或下坠到自己家厨房的窗口，捅破纱窗，开了窗子钻入室内。去年一年内，进行了七八次这样的攀爬锻炼。有一次四楼五楼和一楼二楼的邻家也皆无人，是从六楼攀住雨水管道下坠至三楼的，破了我自己的纪录。前年和大前年每年也总是要进行几次这样的攀爬锻炼的。那时身手还算矫健敏捷，轻舒猿臂，探扭狼腰，上爬下坠，头不晕，心不慌。正所谓“艺高人胆大”。自去年起就不行了，就觉身手吃力了。上爬手臂发颤了，攀不大住雨水管道了。下坠双腿发抖了，双脚也蹬不大稳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于是必得在腰间牢系一条长长的绳索保份儿险了。仅仅一年之差，“老”便由记忆扩散向体魄了，心内的悲凉也便多了几重。
也不只是出家门经常忘带钥匙，办公室的钥匙，丢了配，配了丢的，现有的一把，已是第五代“翻版”了。一个时期内再丢也无妨了，最后一次我配了十把。
信箱的钥匙也丢，丢了便得换一次锁。不好意思再求别人换锁，自己懒得换。干脆不上锁了。童影厂一排信箱柜中，唯一没锁的，小门儿上一个圆锁洞的，便是梁晓声的信箱无疑了。
春节前给《中篇小说选刊》的一位女同志回信，不知怎么，寄去的又是空信封。也不知写给她的信，塞往寄给另外什么人的信封邮走了。所幸非是情书，所幸没有情人。否则，非落得个自行的将绯闻传播的下场不可。
最使自己陷入难堪的，乃是其后的一件事儿——因替友人讨公道，致信某官员，历数其官僚主义作风一二三四诸条。同时给那受委屈的人去信，告知我已替他“讨公道”了。且言，倘无答复，定代其向更上一级申诉。结果，两封信相互塞错了信封。
于是数日后友人来长途电话说：“晓声，坏了坏了，你怎么把写给某某官员的信寄给了我？”我说：“别慌别慌，我再给他写一封信寄给他就是了嘛！”友人说：“我能不慌么？你应该寄给我的信中，都写了人家些什么话呀？人家肯定也收到了，不七窍生烟才怪了呢！你给他本人写的信措辞都那么的不客气，该寄给我的信里，还不尽是骂人家的话呀？我完了，以后没好果子吃了。你这不是替我‘讨公道’，你这等于是害我啊！”
所幸那官员的秘书同日也来了电话询问怎么回事儿，我急反问：“那信给领导看了么？”她说：“你又不是写给领导的，我怎么能给领导看呢？”我说：“撕掉撕掉！塞错信封了。我近日再给领导写一封……”她说：“我关心的是，你把本该寄给领导的信寄哪儿去了？如果让不该收到的人收到了，影响多不好呀？”我说：“放心放心。那是绝不会的。本该寄给领导的那封信其实没寄出……我……我已经销毁了……”
而此事之后，与几位文学师长同住某招待所观看某电视剧——结束前两日往家中打电话，嘱妻将钥匙留在传达室（不敢随身带着住在招待所，怕丢了）。
有人见我不停地拨，就说兴许你家没人吧？我说不是家里没人，是电话中说——无此号码！这不是咄咄怪事嘛！对方说：“是够怪的。晓声你不至于连你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记不清吧？”我不太有把握地说：“我想，也不至于的吧？”最终还是不得不往厂里打电话，请总机值班员查查电话表上我家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总机值班员连说好好好——我听出她在那一端强忍着笑。从始至终恰在一旁的林斤澜老，一本正经地说：“晓声你以后不要再叫我老师了。咱俩就算平辈儿，论哥们儿得了。不过我还能记住我家的电话号码，冲这一点，我称你晓声老哥，似乎也称得的。”想想，不知将记错了的家中的电话号码，虔虔诚诚地抄给过多少人呢！天地良心，绝非成心的。三十儿晚上，给朋友们打电话——拨通了冯亦代老师家的电话，却开口给袁鹰老师大拜其年……
而拨通了邵燕祥老师家电话，耳听燕祥老师在那一端问找谁——竟一时的头脑空白，愣愣的说不出自己找谁。我想燕祥老师在那一端，必定以为是滋扰电话，静候数秒，也就挂断了。自己赶快看一眼小本儿，心中默念着“邵燕祥，邵燕祥”，继续重拨……
初二去看北影厂的老同事，下楼时一手拎垃圾袋儿，一手拎水果袋儿，在楼外抛掉一袋儿，只拎了一袋儿悠悠地往前走。途遇熟人，自然是互道一通儿拜年话儿。对方就盯着我手中的塑料袋儿，嗫嚅地问：“晓声你这是……”我说：“去看某某同志。没什么带的，带点儿水果……”见对方眼神儿不对，低头自看——哪里是一塑料袋儿水果！分明是一塑料袋儿垃圾！幸亏遇见了熟人，否则真拎将去，被热情地迎入门，大初二的，成什么事了呢！……
初三几位当年要好的知青战友相聚，瞧着其中一位，怎么也想不起人家姓名。人家却握住我手，笑问：“叫不出我姓名了吧？咱们可两个月前还聚过的啊！”我却嘴硬：“怎么会忘了你叫什么呢！”“那你说我是谁？”“你不是——那个谁么？你还在……那个单位么？”“我是哪个谁？我在哪个单位？”“放开我手！你先放开我手嘛！”“再过十年八年我也能叫出你是谁呀！”“不用过十年八年，现在就叫！叫不出来，我今天就不放开你手！”“战友们，战友们，你们看这小子的认真劲儿！你们说我能把他的名字都忘了么？！”众战友相觑而笑，谁都不打算替我解围。那一顿饭，从始至终没心思吃什么。一直在心里暗想——这小子叫什么来着呢？猛地想起来了，举杯猝起，大叫——“×××我和你干这一杯！”众战友面面相觑。心中好生的快感，得意扬扬地说：“×××，刚才是成心和你别劲儿呢！你说我怎么能把你的姓名都忘了呢？那也太可笑了吧！”果然可笑。众战友也果然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我猛想起的是别人的姓名，张冠李戴了……
记忆力的减退，使自己对自己的记忆首先丧失信心。同事向我借过几盘录像带，我觉得没还我。人家说还了。心想——肯定是自己记错了，那么录像带哪儿去了呢？我也是借的呀！不久同事不好意思地说：“晓声我发现，录像带还在我那儿呐！”——敢情别人也有记忆力欠佳的时候。厂里交我看的一部剧本，记得又转给另一位同事看了，可他说：“没在我这儿啊！”心想——肯定是自己记错了，那么剧本哪去了呢？下午作者要来当面听意见的呀！片刻同事不好意思地说：“晓声对不起，那剧本儿是在我这儿，刚才找得太粗心……”
夜里失眠，冷不丁地想起——几个月前似乎向传达室的朱师傅借过几十元钱不曾归还。第二天带在身上，一边还钱一边不安地解释：“朱师傅，我最近记忆不好，几个月前借您的钱，昨天才想起来……”不料朱师傅说：“晓声你早还了！”厂里发了一张春节购物券——同事一再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只能在哪家商场用，那商场在什么什么方位……妻去买时，自信地说：“我认识！不就是在哪儿哪儿么？”觉得妻说的方位，和同事清清楚楚地告诉我的方位，相距实在太远了！有心纠正于妻，可一想——万一自己又记错了呢？于是将一份儿责任感闷在了心里。妻自然是兜了极大极大的一个圈子，跑了很多冤枉路，回到家里，发牢骚说为一张百十来元的购物券，太得不偿失了，搭上了两个半小时！我说：“其实，你出门前，我就觉得你说的那地方不对。”妻生气地问：“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对的地方？”我苦笑了一下，倍感罪过地回答：“事实证明你错了，我才有把握肯定自己当时是对的呀！在没证明你错了之前，我哪儿敢有那么大的把握呢？”
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年龄不算最大也不算最小的一个。我们这一代，普遍地都开始记忆力明显减退了。尽管我们正处在所谓“年富力强”的年龄，我们过早地被“老”字粘上了。我们自己有时不愿承认，但个个心里都明白。我们宁愿这“老”首先是从体魄上开始的，但它却偏偏首先从心智上向我们发起了频频地攻击。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还是十年“上山下乡”耗损太大造成的？抑或是目前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责任多多因而都过早地患了“中年综合疲劳征”的结果？
我们这一代聚在一起，比前十年、前几年聚在一起时话都明显地少了，都大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意味儿了呢！我是早就欲说还休了。非说不可，三言两语，简明扼要地表达种意思罢了。
却还在孜孜地写作着。有时宁愿自己变成哑巴，只写不说算了。岂非少了项活着的内容么？似乎所剩精力体能，仅够支配极少的甚至是最单纯的生命活动了。
真是欲休还写欲休还写……
不定哪一天，便由欲休还写而欲写还休了。
于是常常徒自感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