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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庸老师：
读到了您写给我的信。衷心感谢您对我的创作表达出真诚的关心。我并不仅仅把您的信看成是写给我个人的。这封信那么诚挚地体现了文学界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勉励、期望和告诫。我们的文学事业是多么需要这种关心！但愿我们的文学事业能够一代接替一代，一代超过一代！
我在创作心理上至今不能克服一种自卑感。我的许多平庸之作都是在对自己的平庸要求下“生产”的。现在标尺提高了，创作对我来说，比以前难得多了。因此我才感到“底气不足，文学基本功不足”。我要开始“积蓄实力”。
“好高骛远”的同时也要有点“自知之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虽有激情，但不够成熟。《西郊一条街》似乎老练，但有很明显的模仿痕迹。两篇作品虽然受到您和某些读者的好评，其实不能说明我的整个创作水平。我的三十几个短篇用您的话说，“在质量上颇见悬殊”；用我自己的话说，“贫瘠的土地上偶然生长出一两株有点价值的植物”。和许多青年作家相比，我绝不是一个有创作才能的人。唯一自慰的是，我还算刻苦，还算认真。我要以我的刻苦和认真，突破我自己现有的创作水平，或曰“超过自己”。
王蒙同志提出作家学者化的问题，我是很看重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要使人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必须具备三个品质：渊博的知识、思维的习惯和高尚的情操。”我们的古人朱熹也说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两位学者兼思想家，诞生在不同的国度，历史年代相距远矣，却说出了那么贴近的话！这是发人深思的。
我认为，作家的学者化，这是当代和今后我们的文学事业对作家的并不算苛刻的要求。我们的许多作家和作者，是开始意识到了学者化的问题的。您在信中提到：“杰出的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往往不下于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缺少广博的社会知识及生活知识，就不会有对社会问题及生活问题的敏感，也就难以产生创作欲望和冲动。
我是一个知识浅薄的人，在生活中我是个乏味的人。爱好极少，一切体育运动从小概少参加，只在大学里打过羽毛球。音乐知识几乎等于零，至今不识简谱。唯独对美术较为喜爱，但也仅仅是一般的喜爱，谈不到鉴赏。偶尔也翻翻医书，和我身体不好有关。对美术的欣赏爱好使我在创作中比较注意情境。医学常识曾为我提供过创作中的细节。作家大可不必附庸风雅，但多才多艺必对创作有益。尤其美术和音乐，与文学是有相通之处的。我是个“科盲”，科学知识也许才能达到小学六年级水平。我想我必须由一个知识偏狭而浅薄的人变成一个知识丰富些的人。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皆成文章。
我同样看重深入生活的问题。诚然，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之中，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局限。作家反映生活的能力有很大的可塑性。只要有条件，有机会，深入生活是好事。对深入生活问题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以为起码是不明智的。当然，作家对哪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发生兴趣，毫无疑问应当有自由抉择的权利。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反映各方面生活的文学和作家。
我目前很有点“作茧自缚”的味道。家、办公室，都在北影院内。两点成一线，规范了我的日常活动。我不熟悉当代农民，不熟悉当代工人，不熟悉当代知识分子，不熟悉当代一般市民，甚至也不熟悉当代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年，更不熟悉当代干部阶层的生活。我只熟悉和我有过共同经历的当代“老青年”。而且熟悉的是他们——其实也是我自己的过去，对于他们的现在同样所知有限。
每个作家和作者都应有自己的创作“园林”。我的创作“园林”小得有点可怜。何况我对自己拥有的这片“园林”并不善“经营”，不是“厚积薄发”，而是“坐吃山空”“乱砍滥伐”……因此深入生活的问题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也是迫切的。
文学家应当是热爱生活的人，如海洋学家热爱海洋。文学不是排遣或平衡自我心灵世界的游戏。也许有人是这样开始创作的，但我相信，当其成为严肃的作家之后，必会对自己的创作初衷加以否定。不但文学如此，科学亦然。据我所知，几何学在西方始于宫廷中的智力游戏，但真正的几何学家并非那些始终视几何学为“智力游戏”的人们。文学反映时代，这提法永不会错，也永不会过时。关键在于，作家要对时代作出真正文学性的反映。能否正确认识和解释时代是一回事，能否真正用文学反映时代是另一回事。这也就是作家与政治家、社会学家们的区别。
我不会去走“背对生活，面向内心”的创作道路。我深知自己的内心并不那么丰富，那里面空旷得很。我想，知识丰富、生活积累丰富的作家，其内心世界也必然丰富。丰富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包容着丰富的生活“元素”的，作家借此才可以产生丰富的艺术想象。内心世界宏大而丰富的作家，是绝不可能“背对生活”的。
大雕塑家罗丹认为，艺术的创作和欣赏首先是一种“精神的愉快”。他同时认为：“但这不仅仅是精神愉快的问题，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艺术向人们揭示人类之所以存在的问题：它指出人生的意义，使他们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应走的方向。”“艺术家给予人的教诲，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艺术所包含的思想，总还是要渗入到广大群众中去。”罗丹的这些艺术思想，表达了一个伟大资产阶级艺术家对社会的起码的责任感。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当不应在罗丹之下。
对于这个问题，作家韩少功有些话说得极好。他说：“有些文学朋友，以为‘自我’是与生俱来的，对客观和现实毫无兴趣，似乎学习理论和了解实际都是庸人勾当，唯闭门玄思和静心得悟才能找到‘自我’，才能体会到一种神秘而神圣的‘天赋’存在……满足于在作品中痛苦地哀婉地抒发自己之私情，那么我们可以借用莱蒙托夫的诗回答：‘你痛苦不痛苦，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是赞同少功的，他的话代表着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虽然觉得借用莱蒙托夫的诗，未免有点尖刻。
以为只有从“自我”中才能寻找到文学的“永恒价值”，这种观点貌似高深，实为浅薄。我认为，用“永恒”这个词谈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恰当。也许“长久”两个字更为科学、更为准确。既曰“长久”，就意味着总会消衰。作品无论怎样辉煌、怎样伟大，也绝不可能与历史进程同终。只有文学本身才可能永恒地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试问，中外哪一部伟大古典作品的艺术力量，不在历史的发展中削弱着时代的意义？时代意义的削弱，意味着一部作品的影响将在现实生活中淡薄，最终“归隐”到文学史上，载入史册，可谓“永恒”。但史毕竟是供人研究的，不是供人欣赏的。作品固然可以“传世”，可也别忘了，我们后人在阅读、评价这些“传世”之作时，不是从来都要高度赞誉它们在当时的影响么？只要我们能够用一点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头脑去看待、去思考诱惑人的“永恒”问题，就不会那么偏执、那么盲目地去追求所谓文学的“永恒价值”了。“传世之作”从来就不是那些漠视他所处的时代，而一心要写出“传世之作”的作家们写出来的。身在当代，而企图超然于当代，向往着在遥远的未来获得“永恒”，那不有点显得可笑么？对专执此念的文学朋友，我借贝尔纳的一句话说：“过于相信自己的理论或设想的人，不仅不适于作出新发现，而且会做很坏的观察。”
导致某些作者走“背对生活，面向内心”的消极创作道路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我想，其一，是否因为“左”的文学思潮还没有彻底肃清，仍限制着某些作者的创作，因而使他们对文学的时代任务丧失信心，转而“背对生活，面向内心”？其二，是否也由于一些作者盲目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思潮的影响呢？这一问题，我还想得不太清楚，得便幸望有以教之。
回信够长的了，就此打住吧！
祝您身体好！再次对您的关心表示感谢！
梁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