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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献学中的“书册制度”（亦称“书籍制度”）一词，与现代意义上的书籍装帧并非完全对等。本书之所以采用“古书的装帧”的书名，则是出于方便现代读者理解和接受的考虑。《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综合卷》之“书籍制度”条云：“图书具有的一定物质形式，它是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文字图像与信号、知识信息、物质载体、生产工艺，它们互相结合起来构成图书。构成图书的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都有其独特的变化和发展历史，它们相互交织、互相影响而形成各具时代特色的图书。所以，图书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特定的物质形式就被称为书籍制度。”总体来说，这是对书册制度内涵较为科学的界定。
本书收录内容，皆是研究书册制度较为经典的五篇文章，分别为清人金鹗《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日人岛田翰《书册装潢考》、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以及李耀南《中国书装考》。其中，《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选自阮元所辑《诂经精舍文集》，并参考了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论著辑要》。《书册装潢考》选自《古文旧书考》，并参考了杜泽逊先生等点校本。《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初刊于《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后改订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易白话而为文言，今即据《凡将斋金石丛稿》本予以整理。《书册制度补考》初刊于《文献特刊》，后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亦多有改动，今亦据《余嘉锡论学杂著》予以整理。《中国书装考》初刊于《图书馆学季刊》第四卷第二期，后收入《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今据《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本予以整理。
现将各篇作者简单介绍如下：
金鹗（1771—1819），字风荐，号诚斋，浙江临海人。优贡生，工词章，尤邃精三礼之学。阮元建诂经精舍，金氏与洪颐煊等讲肄其中，学业大进，名盛一时。其治经推阐汉宋先儒诸说，辅翼群经，发前人所未发，无墨守门户之见。时人如王引之、郝懿行及陈奂等，咸相推服。
岛田翰（1879—1915），字彦桢，出生于日本东京汉学世家。其父岛田重礼是日本幕末和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培育了大批知名汉学研究者。岛田翰幼秉庭训，后又师从著名学者井井夫子、竹添光鸿等人，对于汉籍版本、校勘之学有极深研究。二十世纪初，岛田翰曾至中国访书，并促成陆心源皕宋楼典籍入藏静嘉堂。
马衡（1881—1955），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主，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早年求学于南洋公学，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并兼任西泠印社社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马氏毕生致力于经史、金石学研究，尤其注重文献记载与实地实物考察的结合，对中国考古学由传统金石考证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田野发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余嘉锡（1884—1955），字季豫，湖南常德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后任教于常德师范学校。1927年以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主讲目录学。曾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余氏学养深湛，功底深厚，在文献学、历史学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
李耀南（1884—1948），字照亭，籍贯不详。自民国七年（1918）起，长期供职于北平图书馆，后任善本部考订组组长、编辑。（1918年《教育公报》尝刊布命令，有“本部学习员李耀南应专派在京师图书馆办事”云云，或即其人。）1935年华北事变后至1945年抗战结束期间，曾数次护送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古籍南迁南京、上海。与张元济、陈垣等学者多有交往。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所选辑的五篇文章之处，还有不少讨论书册制度的经典文章，但或因专题性太强，如汪继培、徐养原《周代书册制度考》，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等；或因与已收文章存在较多重复，如俞士镇《古代书籍制度考》、靳极苍《中国书籍制度与古书》及李景新《中国书籍装潢小史》等，故均未选辑。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随文插配了相关的图片，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因水平有限，书中讹误及不足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二〇一九年四月
（清）金鹗 撰
三代之书，皆用方策。汉唐以来，制度代异。汉初，因周制，仍用简册，而帛与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箸于竹帛。此竹、帛并用之证。《汉书·艺文志》：“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可知其书于竹也。然古书有篇无卷，而《艺文志》所载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可知其书有用帛者矣。“篇”字从竹，故竹书曰篇；帛可卷舒，故帛书曰卷。通言之，则竹书亦曰卷，帛书亦曰篇也。古诗云：“中有尺素书。”《风俗通》云：刘向校书，皆先书竹，改易删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书籍考》云：灵帝西迁，缣帛散为帷囊。皆可见汉书之用帛也。至蔡伦造纸，而书籍始用纸，然帛与纸犹并用也。厥后不用帛而用纸矣。汉唐之时，未有印板，其书皆以纸素传写。《抱朴子》所写反覆有字。《金楼子》谓细书《经》《史》《庄》《老》《离骚》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谭《新论》谓梁子初、杨子林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南齐沈驎士，年过八十，手写细书满数十箧。梁袁峻自写书课日五十纸。后周裴汉借异书躬自录本，盖书之难得也。其书籍制度不作册而为卷轴。胡应麟云：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紬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罗璧云：古人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粘之，犹今佛老经，然其后稍作册子。今考《唐书·经籍志》云：藏书分为四库，经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史库书，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红牙签，其制度大略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术数、字学小书。后唐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流布天下，命马缟、田敏等详勘。《宋史·艺文志》谓始于周显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行之。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书》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钱，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印数十百千本，极为神速。镂板之地，蜀最善，吴次之，越次之，闽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后以梨或以枣，此唐以后书籍之制度也。间尝考之，古之书籍皆写本，最为不便。汉熹平始有石经，唐开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后晋天福，又有铜板，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用笔写。然其制颇难，传亦未广。至板本盛行，摹印极便，圣经贤传乃得家传而人诵，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写本不易传，录者精于雠对，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讹谬日甚。后学者无他本可以勘验，其弊亦不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