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多年之前，萧乾去世的情景我至今难忘。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生命走向终结。

萧乾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病房成了他最后的家。他也真的把那里当成了家。在那里阅读，在那里写作。病榻四周，又像家里的书房一样，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纸条。他还是习惯把随时想到的东西，顺手写在纸条上，然后再找机会串联成文。就在病房里，他又写了许多精彩短章。1998年年底，在展望新世纪时，老人这样说：“即将迎来二十一世纪。我对我们这个民族满怀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充分吸取往昔的教训。我衷心预祝未来的中国不但富强，而且也是一个自由、文明、合理、公正，一个畅所欲言、各尽其能的国家。”年轻时的梦想，老了还是那么执着和美丽。

1999年1月，萧乾迎来了他的九十华诞。他成了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朋友们也络绎不绝地前来祝贺，病房里放满了鲜花。那几天，萧乾感到特别兴奋。他的十卷本《萧乾文集》刚刚出版，新老朋友们汇集一起座谈，总结他的一生，高度评价他的精神价值和文学成就。轻易不出面为人庆贺的朱镕基先生也热情写来贺信。

萧乾应该感到兴奋。他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如此高寿，他感到还有力量写下去。在给我的一封信里他曾说过，他死也要死在书桌前。

生日庆贺刚过，一天他突然摔倒在病床前，一连几天昏迷不醒。我赶到医院去看他，只见他的双手被绑住，因为尽管处在昏迷状态，他的手却能够不住地挥动。看着一个十几年来我所熟悉、敬重的老人以这样一种状态生存着，我心里一阵凄凉和隐痛。

1999年2月11日那天，早上一起床我就不住地对妻子说，今天一定要再去看看萧乾，一定要去。我鬼使神差地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果然，下午等我走进病房时，大夫正在做抢救。一位大夫说已经不行了。只见萧乾几乎没有了呼吸，只是心电图监视器上还能看出心脏跳动的起伏曲线。很弱，很弱。文洁若老师说，大儿子现在正在由新加坡飞到北京的途中，几天前有朋友才找到他。他是萧乾与第二位夫人的孩子，多年来一直住在国外。萧乾的心还在跳，冥冥之中，他一定有一种要与长子见面的强烈愿望。

“飞机到了！”“正在路上！”“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人们在楼道里不住地念叨着。大夫说已经不行了，但萧乾的心跳曲线还在起伏。长子终于来了。他急匆匆走到病床前，握着萧乾的手，激动地喊着“爸爸”。我在一旁发现，就在此时，心电图监视器上的曲线渐渐变为了直线。

一个人生命结束了。漂泊一生的萧乾先生离开了我们。

尽管有过坎坷，受过磨难，但整体来说，萧乾的一生应该说是幸运的。他的老朋友严文井就这样说过：“萧乾一生，算总账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在风险中阅历很多，而且活过来了。近百年来的中外大小热闹，他或者亲自赶上了，或者很早就亲耳听到了。他既坎坷，又成功；既倒过大霉，又大显过神通；摔倒过一两次，但总是重新站起来，精神从不沮丧。说他‘土’，他很‘土’；说他‘洋’，他很‘洋’；真是‘土洋结合’的中国大专家。”严文井说得颇有道理。

我，还有不少熟悉的青年朋友，每当谈到萧乾，都会羡慕他的机遇。其实，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也是萧乾本身的奋斗所致。因为，凭着机智、才华和勤奋，萧乾所经历的一切，在他那里最终都成了思想和创作的资源。他是一个漂泊者，更是一个天生的创造者。在他那里，无论漂泊或者历险，都成了不可多得的生命历程。

时间是无情的，它会慢慢冲淡当事人经历的痛苦，只有辉煌和传奇凸显出来。萧乾身上，尤其如此。

萧乾先生去世的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拿出他十几年间写给我的一百六十多封信，一页一页翻过。我好像又在听他聊天，听他讲人生体验，讲人际往来，讲写作技巧……来到北京的这十几年，我一直得到他的关心和指导，我真的不愿意相信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翻阅萧乾先生写给我的这些信，总能感觉到他对我的鼓励、鞭策。他不断地告诫我，要翻译，要讲究细节，要注意措辞，更要我沉下心来，做感兴趣的事情。可以说，正是有巴金、贾植芳、萧乾、冯亦代、董乐山等这些老前辈们不断激励着我，我才能如此幸运地走到今天。

谨以此序，感恩那些老前辈。

李辉
2019年6月21日，北京看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