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51年10月，张大千在台湾台中雾峰北沟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文物库房之后，即从台北飞赴东京，此次东京之行主要是会友、采购书画用品、裱画等。这是张大千自1934年游历日本后，时隔十七年再一次故地重游。日本是张大千1949年后海外游历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码头，他在那里结识了诸多收藏界、古董业和汉学界的朋友，也与许多著名的笔墨庄、纸笺店、装裱店、画廊等，比如玉川堂笔墨庄、喜屋画材店、黄鹤堂装裱店等，均保持有良好的生意往来。

张大千与喜屋日本画材料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喜屋”）主人松下大二郎约相识于1951年（辛卯）11月，现存张大千为喜屋题写的店招落款为“辛卯十月，蜀人张大千爰”，此十月是旧历（即公历10月30日至11月28日）。喜屋第一代主人是创建于1818年的玉川堂笔墨庄第五代主人斋藤虎起智的外甥。玉川堂原来主要经营毛笔、东洋画笔、画具等。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斋藤氏就让外甥分门立户开设了喜屋，自此玉川堂专营毛笔，喜屋则专营画笔、画具、矿物颜料（日文“天然岩绘具”）等。松下大二郎是喜屋第二代主人，当时的店址在东京都台东区上野公园附近，后来迁至文京区汤岛天神町，现在的店址是文京区汤岛3-44-8号。松下大二郎七十八岁时因肺癌去世后，喜屋由其夫人及儿子经营。

黄天才《五百年来一大千》（台湾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一书中所记：“喜屋店面不大，但名气很大，专门经营各种画材画具，尤其以绘画颜料为最完全。大千先生对画材及颜料用量甚大，购买时又喜欢整批的大量买，是喜屋的最好主顾。”张大千在1952年秋移居南美之后，因为难以经常来日本，而画材和颜料的采购量大，也因此成为喜屋的大客户。加之张大千为人豪爽，非锱铢必较之人，另外，张大千还在朋友圈子中不时为喜屋宣传做广告，中国港台、美国等地国画家每到东京，必请黄天才带往喜屋采购画材和颜料，所以张大千几乎是喜屋的“大财主”（日文“大金持ち”）和“广告代言人”，且至今为松下家人所铭记。

松下大二郎为人比较随和，商人气也较淡，但他的夫人则较为精明能干，夫妻优劣互补，因此深得张大千好感和倚重。张大千在喜屋主要购买颜料与画笔（非毛笔），但有时为了省事，其他的书画纸、文房用品、毛笔等，在开列清单后也一起委托喜屋采购。有时张大千需要购买一些生活用品，比如雨伞、雨靴等也一并委托代购，然后再装箱海运到巴西。松下夫妇对张大千委托办理的事情，都办得妥妥帖帖，也令张大千称心满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称松下夫妇为张大千在日本采购书画及生活用品的“总经纪人”，也并不为过。喜屋不裱画，也不卖画，张大千的部分作品是由松下大二郎交其弟弟装裱。

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大千经常去日本，除了采购书画用品外，还要作画和开画展。松下夫妇就在喜屋的二楼为张大千布置了住所兼画室，还延雇了两位年轻的日本小姐照顾其日常的饮食起居，其中一位名叫山田喜美子（1932—2014，张大千改名“喜媺子”，以下简称“山田”），另一位姓伊东（名字不详）。后来张大千到日本，就借住在上野的日式旅馆帆台庄，山田和伊东也一同到旅馆工作。后来伊东辞职而去，山田一人服侍张大千，遂自荐枕席。

王之一《我的朋友张大千》（台湾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一书中说：

那时候，他住在东京上野帆台庄，是一家纯日式旅馆，他包下楼上三个房间，布置了一个大画室，作画兼接见宾客。徐雯波夫人陪侍作画之外，还有两位日本小姐，一位是山田，一位是伊东，她们都穿着传统日本和服招呼来往的宾客，像两只花蝴蝶在人群中飞来飞去。

大千先生比较喜欢山田小姐，她生就一副可爱的面孔，风度仪态大方，说话又甜，大千先生以她为题画了不少美女图。不久，伊东辞去，只留下山田一人侍候大千夫妇，以至于留下不少麻烦。

黄天才《五百年来一大千》一书中写道：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千离开大陆移居海外的时候，日本也曾是他考虑过的定居地之一，他曾数度亲自到日本了解情况。就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多次访日旅游中，一次，大千计划做稍长时间的逗留，所以未住旅社，而由他所熟悉的一家专卖画具颜料的店家“喜屋”，在二楼为他布置安排了住处。“喜屋”位于东京上野公园附近，不忍池就在旁边。“喜屋”老板更为大千先生延雇了两位日本小姐来伺候起居。这两位小姐中的一位，山田（日语念作“雅玛达”）女士，面貌姣好，聪明伶俐，颇得大千欢心，相处一段时日后之后，两情相悦，她就成了大千先生在日本的红粉知己。大千和山田的相好关系，一直维持了多年。

张大千与山田究竟相识于何年？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一书中说：

大千先生自在海外侨居以来，日本是他常去的地方，主要是为了采办画具颜料、裱画或精印出版，赏花、探友也是附带的目的。山田小姐与他结识，据说也就是透过裱画店的关系，时间是1952—1953年间。

当大千先生迁往南美洲初期，他回到中国、日本来，雯波夫人并不一定每次偕行，在日本居留较长，购物、照顾居停等都需要人，山田的父母也能绘画，山田本人也懂得画，经由裱画店的关系，山田就做了大千先生的“女秘书”，也等于是“女管家”。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2015年12月“情愫东瀛——山田家藏大千遗墨”（以下简称“情愫东瀛”）专场拍卖图录中，有山田家人提供的一份山田喜美子的简历，其中有云：

昭和七年（1932）出生于福冈（又名山田草苑，后改喜媺子）。

昭和二十六年（1951）传习馆高中毕业后，一个人前往东京。

昭和二十七年（1952）在画材商行喜屋工作。

昭和二十九年（1954）在喜屋遇见画家张大千，之后在张滞留日本时期担任秘书。

1952年张大千未到过日本，秋季携家人移居阿根廷曼多洒。1953年6月中旬，张大千在台北延平南路中山堂和平室举办画展，三十七件展品销售一空，同月即飞赴东京采购书画用品。据《张大千先生诗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93年版）一书中的《张大千先生年谱》载：“（1953年）六月，于日本结识山田女士。”李永翘《张大千全传》（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亦云：“（1953年6月）约是时，先生由日本裱画店的介绍结识日本女士山田（先生呼为‘亚玛达’），并聘其为秘书。山田也懂画，后经先生训练，并能说中国话与写中国字。双方相处日久，逐渐产生感情，以后先生不在日本期间，一应有关购物、裱画等事都由山田办理。”1953年山田二十一岁。但山田家人提供的简历可能是误记了年份，而且还将山田到喜屋工作的时间提前了一年，让人错以为她并非是松下夫妇特地为张大千而延雇的下女（女佣），而此前即是喜屋的店员。此或是为逝者讳，为长者隐，可以理解。

山田的家乡福冈县大牟田市，当时是一个仅有数万人的小城市。关于她的家庭出身，王之一在《我的朋友张大千》一书中说：“据说，她是一个寺庙住持的女儿，老山田也是一位爱好书画的和尚（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生孩子的）。”此处所说的寺庙应该是指小型的神社，属于私人或家族性质，主要办理丧事与婚事（过去日本的寺庙可以举办婚礼）以及举办停柩、祭祀、道场等，以收取费用来维持日常运作。而寺庙（神社）的住持大多是受委托的管理者或经营者，此类人可以结婚，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僧侣。当时绝大多数的小神社都经营惨淡，更何况是在小城市，所以山田家的经济情况也应该好不到哪儿去。山田在福冈县立传习馆高中毕业后，就一人前往东京谋生。但是一个只有高中学历，又无人脉资源的草根女孩，在东京又能找到什么样的好工作。

1953年6月，松下大二郎将山田和伊东两人延雇（推荐）给张大千做服侍女佣，从现存的照片来看，伊东似年龄稍长于山田，也许是已经结婚的少妇。而两人的薪资应该是由张大千支付的。后来伊东辞去，由山田一人服侍张大千或张大千夫妇。张大千虽然能识能写简单的日文，但日本话却并不流利。而山田会讲一些简单的中国话，她自嘲是“大风堂的中国话”，也粗识汉字。她不仅面容姣好，聪明伶俐，而且为人精明干练，又很有“性格”，也由此深得张大千的欢心。

山田何时成了张大千的枕边人，具体年月无考。黄天才《五百年来一大千》中说：

大千不在日本的时候，她就回娘家去自己过日子；大千每到日本，她就一定来陪伴；即使大千是由张师母（即徐雯波）陪来同游，山田仍是一样跟来陪侍；大千此次住在偕乐园，他们三人就共住在同一幢宅院里。据说，张师母每星期总有一两天要把大千先生“赶”出她的卧室，逼着大千夜里去陪伴山田。

上文中所说“大千不在日本的时候，她就回娘家去自己过日子；大千每到日本，她就一定来陪伴”，应该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山田自从成为张大千情人后，她已由张大千出资在东京租屋居住，并作为张大千旅日期间的固定住所，地址是东京新宿区四谷二之四番地张寓。而且张大千后来委托她办理的许多事情，必须她亲自在东京办理，偶尔或暂时回老家大牟田市居住、探亲也是有可能的。但从中应该可知，徐雯波对张大千与山田之间的情人关系是默许和认可的。从另一角度思考，如果徐雯波不默许和不认可又能如何？倒还不如顺水推舟，以表示自己的大度与豁达。“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徐雯波当时内心的真正想法，外人难以揣测。但山田成为张大千的“新宠”后，对徐雯波的地位无疑是一种威胁。黄天才《张大千的后半生》（台湾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一书中说：“大千定居南美却在日本设置行宫的这段日子，让徐雯波在海外‘独占’张大千的地位，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挑战：就是大千在东京雇佣的日本佳丽‘侍儿’雅玛达的出现。”徐雯波因山田而“吃醋”，也应是人之常情。

黄天才《张大千的后半生》中又说：

假如说山田当年真有和徐雯波争宠的企图心，甚或想让自己从“侍儿”身分更上层楼的话，那么，大千在东京下落合租屋寄住的这段期间，是对山田“最有利”的时候。此时，在许多场合，大千已默许山田和徐雯波享有“平起平坐”的特权，连徐雯波也已有所警觉了。乐恕人曾讲过一则趣事：一次，大千和几位朋友一起出游，离开住处时，大千因为左右分别有徐雯波和山田随侍在侧，走了一阵，大千忽然想起忘了带手杖，遂连声问道：“我的‘手棍儿’呢？”曾说过不会吃醋的徐雯波，此时也按捺不住吃醋的本能，即用标准成都口音答道：“唉呀，你已经一边有一根‘手棍儿’了，还再要‘手棍儿’来做啥子？”引起在场诸人一阵大笑。可见徐雯波对山田“喧宾夺主”的某些作为，也有了操之过急的嫌恶。

“情愫东瀛”（以下引用张大千之信件均出自“情愫东瀛”，不再一一注明）中有张大千写给山田的一批信件，大都具名徐雯波“同上”“同寄”或“雯波同此问候”等。有的信末还有徐雯波的亲笔附言，比如1958年2月17日之信末：“喜媺子：前月我覆你的函寄东急公寓，已转到大牟田否？念念。雯波。”另据1958年9月16日之信，徐雯波还特地为山田买了一粒巴西的海水蓝宝石，后来还曾赠其鳄鱼手袋、麂皮上衣等较为名贵的服饰，尽显作为“大妇”之气度。

1956年5月，张大千携徐雯波从香港飞赴欧洲旅行，并先后在巴黎近代美术馆和东方博物馆举办“张大千画展”“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而将留在东京的女儿张心沛（乳名满妹、满女，昵称大妹妹）、张心娴（乳名尕妹、尕女，昵称小妹妹）、儿子张心印（乳名牛牛）姐弟三人委托山田照顾，并安排他们进中国学校读书以及负责日常起居等。张大千还要山田督促他们三天写一封信汇报近况：

小儿女三人诸荷爱护，至为感激，仍望随时来函以慰想，并督大妹妹、牛牛三日来书一次，至嘱！至嘱！（1956年5月17日巴黎）

小儿女三人至蒙爱护，已入学校，大妹妹更学芭蕾踊（即芭蕾舞），并云八月十九日于中野工会堂表演，皆得君之力也，谢谢。（1956年5月29日巴黎）

小儿女一切累君，铭刻！铭刻！……心沛既学芭蕾又学钢琴，皆费清神，雯波夫人与予俱甚感谢也。（1956年6月6日巴黎）

山田还让张心沛学钢琴与芭蕾舞，并带领参加表演。直到同年8月底张大千夫妇回到东京后，她总算是圆满完成了“托管”任务。当时张大千虽然在东京有诸多友人，如黄天才、王之一、卢冠群、庄禹灵、王仲恒等，但都因有工作和家庭或其他原因，故难以尽心尽责地担负起这一重任，而只有被张大千夫妇视同“家人”的山田才能堪当此任，他们为此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这一点在张大千写给山田的许多信中均有真情流露。山田也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办事认真负责的女人。

当不在日本的时候，如果有需要办理的事情，不论巨细，张大千均委托山田全权代理，其中包括向喜屋借贷资金，接待来日本旅行的友人（如纽约王济远夫妇），购买糖尿病药品、生活用品和书画用纸，裱画（指定装裱店），办理东京画展前期事宜，等等。原先张大千委托喜屋办理的有关业务，后来大多由山田来经手操办。这一点或许是松下夫妇当初所没有料想到的吧？

我希望你与我买一二百幅习字纸寄到巴里，就是我平时用作手纸（即书信）者，再买松屋风吕敷（即包袱布）十枚寄巴里，每枚值段（即价格）六〇〇至一〇〇〇。（1956年5月10日香港）

昨日函请代买各物，其代金（即费用）由南米（即南美）银行送出，据称须待二十日后方能送达，但恐不及付芝沙丹尼丸带来。倘君手边无现金，请于喜屋様（即松下大二郎）先贷应用，何如？（1957年3月28日巴西）

张大千不在日本期间，还与山田有“一周一信之约言”，互通音讯，以慰思念之情。有时三周或一个月不见山田来信，张大千内心遂焦虑不安：

三月廿日已来联续由喜屋方寄去三函，望穿双眼，竟无只字覆我，汝竟弃我耶？反复思之，汝当决不如是也，岂汝又返大牟田耶？我病甚剧，糖尿已到+++，神经仍痛，眼目昏眩，日日惟盼汝来书，以慰苦况也。（1957年4月18日巴西）

自得君六月八日手纸后，迄今已逾二月不复得片纸只字，何耶？……令我终日不安也。（1957年8月8日巴西）

汝自二月二日来信后，一月以来无片纸只字，使人望眼欲穿，岂汝病耶？旅行他处耶？百思不得其解。昨日忽得汝三月二日手书，欢悦无似。（1958年3月21日巴西）

喜媺子：不得汝信又一月矣，至深念切，汝竟忘一周一信之约言耶？今月三日晨五时，梦与汝接，历历如在东急公寓，醒后至痛。……我老矣，他无所念，惟日日念念于汝耳，千万不可忘了一周一信之约言，至嘱！至嘱！（1958年4月9日巴西）

有一次三周不见山田来信，大千遂写《竹枝词》两首寄出，轻柔妙曼，情真意切，颇有唐人诗韵：

妾家东海海东头，君住巴西西半球。东海日斜西欲曙，梦中相会亦无由。

雁飞难到鲤鱼愁，断尽回肠寸寸柔。欲寄卿卿两行泪，争知海水不西流。（1958年7月25日巴西）

张大千还有一些类似充满思念之痛和两地相思之苦的信，有些甚至有点肉麻，颇似少年人的情话：

你的长头发剪了没有？做梦都看你在梳头，我是多么喜欢你的长头发唷。（1961年2月23日巴黎）

我一个人在巴里甚是寂寞，洗澡换衣没有人照应。想起在偕乐园，您每天是陪着我洗澡，照应我换衣服的，现在我真的苦极了。您要我来东京，我一定来，只要我的事情稍为顺心，一定快快的来。（1961年5月28日巴黎）

我可怜，你也可怜，可怜是不是？你要我，但是现在有什么法子呢？我更要你。你想我从来一个人单独旅行，吃药、吃饭、洗澡一个人如何办？只有求神保佑我的一切事业顺利完成，我来到日本或是你来到巴西，永久住在一起。……爱的喜媺，我心乱极了，恨不得即时飞到你的身边来。（1961年6月9日巴黎）

张大千晚年也曾坦言：“我不是一个豁达的人。”他晚年的英文女秘书冯幼衡在《形象之外：张大千的艺术与生活》（台湾九歌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也说过：“他常自叹为一个‘情’字所羁绊——有恩情、亲情、友情、人情，也有爱情。”当时张大千的确对山田是真心的，也动了真情。但他除了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不说，毕竟在年龄上与山田要相差三十三岁，所以山田是否愿意继续与他保持这种没有名分的情人关系，或者成为他的最后一位太太呢？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张大千因糖尿病而导致严重眼疾，医生已不允许他经常长途飞行。加之他此时已将艺术发展的重心转向欧洲市场，所以已经较少前往日本。他也许预感自己与山田可能不会有未来，所以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年份不详，似残件），出资让她来巴西见最后一面，劝其“择主而事”，好聚好散，伤感愁绪溢满字里行间：

爰老且病，兼之种种牵缠，今岁不能来东京，恐明年亦复不能来矣。致负汝青春，抱歉万分。谨盼早日择主而事，幸福无量，爰中心稍安也。汝如不忘旧好，则向贵国外务省请求护照，来南美一行，作最后之见面。汝能领得护照，来信告我，爰即将东京、圣保罗往复飞机切符（即机票）寄去。如何？如何？喜媺。爰顿首，六月十一日。

由于种种原因，山田最终没有去巴西。其中的缘由和细节，外人不得而知。但令人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张大千与山田的情断义绝，竟会来得如此的突然和出人意料。王之一在《我的朋友张大千》一书中有此事起因的叙述：

某日午夜十二点多钟，大千先生突来电话要我立刻赶到新宿下落合去，我就立刻驾车到张府，大门并未上锁，直进客厅，看到大千夫妇及穿着日本睡袍长发披肩满面泪痕仍在抽泣的山田。我不问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千先生要我劝山田回房睡觉，看他们的纠纷已进入尾声，山田经我一劝再劝，也就势回房，一切恢复平静。大千先生说：雯波是他的第六位夫人，其他的都在大陆，有的已经过世了，第四位是韩国人，现在也不知道下落。大千先生原有意要收山田为第七位夫人，因为她温柔、服从、善解人意，可是却心胸狭窄，使他非常失望。据说，她曾接受中共的邀请去大陆观光，这显然就是大陆有意利用山田游说大千先生回归大陆的准备工作，大千先生并没有中美人计。

张大千上述所说的徐雯波是他的“第六位夫人”，可能除了曾庆蓉、黄凝素、杨宛君、徐雯波四人外，还包括订婚而病逝的表妹谢舜华，定情而未成婚的朝鲜女子池春红。

山田是否曾接受过中国大陆方面的邀请而前往旅游？王之一也只是“据说”，并无真凭实据。但当晚张大千、徐雯波、山田三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纷？以至于一向“温柔、服从、善解人意”的山田会如此情绪失控？并且张大千还要王之一连夜驱车前往“救驾”。难道是她真的触犯了张大千1949年以后誓不妥协的一条底线：任何人都休想劝说他返回大陆！是否另外还有其他的某种重要原因？其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是否是有关当事人有难言苦衷而为之隐瞒或掩饰。

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一书中，张大千后来也有关于与山田断绝往来的“口述实录”，究竟是否是真相，也只能信者恒信，疑者恒疑，仁智各见：

这位山田小姐，大千先生早在几年前就与她断绝往来了。若干迹象显示，山田侍候他的动机似不单纯，大千伉俪提高了警觉，疏远了她。

起初引起他们奇怪的事，大陆寄出来的信，多半是由东京的亚玛达转交，而且那些信都是以各种借口要诱劝他回去的，尽管山田的态度很含蓄，但偶尔她也会以带劝带问的语气问大千先生：“你为什么不回去看看？”

由于除此而外，并无其他明显迹象可寻，大千先生对山田初仅存怀疑态度，在他离开日本的期间，他曾暗中拜托常居日本的朋友代他注意，查查山田的底细。

受托的朋友后来警告大千先生，说是据调查，山田与日共暗中有来往。这件事最令雯波夫人紧张担心的了，一反以往不介意的态度，她变得处处提高防范，无论大千先生到哪里她都随行，防微杜渐，以免外人乘虚而入，到日本的行踪，他们是不再让山田知道了。

大千先生说：“后来事实证明，亚玛达果然不简单，说她与日共有来往，我们没有证据，直到她有一次，居然随一个什么团体到北平去访问过了，不说她是共产党，至少她是‘左’倾分子，如果别具用心来曲意奉承我，想起来未免可怕，好在她以后与我没有来往，就是在最近这两次我往来日本，她也没有找过任何麻烦！”

张大千晚年所说的某些话，所谈及的某些事，有些可信，有些也不可全信，即四川人所谓的“龙门阵”。但张大千在大陆亲人的来信，“多半是由东京的亚玛达转交”，此说几乎信口开河，其实大多是由航空信直接寄往巴西。“而且那些信都是以各种借口要诱劝他回去的”，此说也不值一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包立民编著《张大千家书》（三联书店2016年版）一书，在此不予展开详述。张大千夫妇怀疑山田是与日本共产党有来往的“左”倾分子，疑似夸大其词，混淆视听。至于说山田是中国大陆的所谓“美人计”，更是信口雌黄，难以采信。但除了山田所谓的政治方面因素，是否还有外人所不知的其他重要原因？据我所知，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只是现在仍不便公开罢了。而张大千的友人们或是对其中某些真相有所隐讳和刻意“模糊”吧？

王之一《我的朋友张大千》一书中未写明纠纷发生的具体年月。据“情愫东瀛”可知，张大千写给山田信件中有最后确切的日期，是1961年12月从巴西圣保罗寄出的一张贺年卡：“壬寅开岁百福。蜀郡张大千爰。”据黄天才《张大千的后半生》一书所记：张大千最后一次在日本居留或是1968年3月初，与徐雯波从巴西回台北过旧历新年之后，回程时曾在东京小住，并拜访了福冈书道团体日本习字教育联盟会长原田观峰，鉴赏由中国大陆因“文革”而流往日本的古书画和文物。但无法知道他们在此期间是否与山田有过来往。

今为私人收藏的山田喜美子用毛笔写给张大千的一封信，无具体年份和实寄封，落款为“六月三日”。但信中她提到了在香港举办的张大千画展，并说遇到了张大千女弟子冯璧池（原名冯棣，广东顺德人）。山田的中文信虽然写得不是十分通顺，但已是难能可贵了，而且小楷也写得颇为娟秀工整。虽然没有具体年份，但信中所提及的张大千香港画展，即香港东方学会1966年12月30日至1967年1月4日在香港大会堂八楼举办的“张大千近作展览”，展出作品五十三幅；冯璧池（山田称为“冯姐姐”）还告诉山田“大千先生到了春天一定去东京”，可知此信应是写于1967年6月3日。这是一件颇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也是目前仅见的一封山田毛笔信札：

大千先生：

好久不见了，您好么？近来怎么样？我总是惦念大千先生的身体。差不多以前，到香港去时和回东京之后，给您两封写信了，但是没有回信。在香港大千先生的展览会场见面了冯姐姐，她告诉我“大千先生到了春天一定去东京”。我等了您，可是没有甚么消息。一直在巴西住么？我希望见面大千先生。我从去年到今年去旅行冲绳、台湾、香港、澳门才回来的，很快乐了。特别喜欢台湾的风景，阿里山的出阳，在鹅銮鼻遥望巴西海峡的时，我想大千先生。巴西快到冬天了罢？东京又不很冷又不很热，真是好的气候，现在开的蔷薇很好看。我希望大千先生的回信一定给我罢？

祝您健康

请先生替我令郎令媛问好

大千先生

雯波夫人

六月三日　喜媺

我的住址

东京都中野区弥生町五，十一，二十七

山田喜媺子

电话三八二—四四〇四

由此信可知，山田与张大千在1967年还未断绝通信往来，她之前先后写了两封信给张大千，但并未得到回信。“在鹅銮鼻遥望巴西海峡的时，我想大千先生。巴西快到冬天了罢？东京又不很冷又不很热，真是好的气候，现在开的蔷薇很好看。我希望大千先生的回信一定给我罢？”读信至此，遥想当年，山田独立于惊涛裂岸的台湾海边，默默思念着万里之外的张大千。此情此景，令人动容，唏嘘不已。此生就此别过了，却不知究竟为何。或许她与冯璧池当时都不知道，这场缠绵悱恻十几年的老少恋，已经以张大千毅然斩断情丝而结束了。有情竟难成眷属，梦中谁是画眉人？

关于张大千与山田绝交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案。以我多年来对张大千的研究，不妨在此提出几点个人私见：（一）张大千在移居阿根廷后，因为要办理“绿卡”手续，曾与徐雯波在教堂举办过天主教婚礼和注册婚姻。而天主教不允许和不承认一夫多妻制，因此山田不可能成为张大千的第五位夫人或“如夫人”，她只能是一个没有名分的情人。或许山田本人对此也有所顾虑。（二）徐雯波及儿子张保罗（又作张葆萝）等人的竭力反对。他们可以默认山田为大千既成事实的露水红颜或红粉知己，但绝不可能给予她婚姻名分。这也是张大千不得不为之郑重考虑的“内忧”。情人与家人，孰轻孰重？故不得不审慎三思。（三）以张大千当时的年龄和严重的糖尿病以及其他多种疾病，已经不宜“再婚”。否则，对他多病的身体可能是致命的，这或许也是他的家人竭力反对的原因之一。（四）张大千当时经济状况不佳，几乎入不敷出。除了以巨资建造八德园外（仅购地款就耗去约二十余万美金），他还要时常接济国内的亲人，有求尽应，疲怠不堪；还要经常去美国治病，医疗费、机票均颇昂贵；又与人合伙投资猪鬃加工出口生意失败，血本无归。（五）其他无法知晓的隐情和难以明言的隐私。考量上述诸多因素，张大千不得不忍痛与山田斩断情丝，了却这段异域恋情。

张大千是一位瑕不掩瑜的大师，也极难三言两语地概括他。不管你喜欢与否，也不管他的人品或艺术是否完美，但他却是一个绝对值得研究的对象。黄君璧先生曾经说过：“张大千是非常人。”张大千一生行走江湖，历经大风大浪。美人、财富、国宝、豪宅，对他而言皆如过眼烟云，但任何人都不可以触犯他的某个底线。如果他与山田喜美子的恩断义绝，真的是因为所谓的政治因素（或许是诸多因素之一）而触犯了他的底线，不得不说是特殊时代的一个爱情悲剧，后人不应去苛责前人，应有理解之同情。张大千的这个底线，或许并非单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其中更含有一种报答友人情义的成分在内。在张大千一生中，他永远视友情和情义为第一。因为在1949年12月6日的成都新津机场，如果当时没有诸多友人鼎力相助，张大千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