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第二章
释梦的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我为本书所选的标题已经表明，对于梦的问题的传统研究，我是追随哪一条路线。我的目标是要证明梦是可以解释的。我在上章讨论的关于解决梦的问题的任何贡献，都不过是实现我的这项特殊任务过程中的副产品。我作出梦是可以解释的这个假说，立即使我处于与梦的流行理论相对立的地位，事实是，除了施尔纳的学说之外［83页以下］，与任何其他梦的理论都是对立的。因为“解释”一个梦就是意味着给梦指派一种“意义”——就是说，用切合我们精神活动链条中的某个事物，作为与其他环节同等有效而重要的一环，去代替梦的意义。正如我们所知，梦的科学理论并没有为释梦问题留有任何余地，因为这些理论根本不把梦视为一种精神活动，只是看成利用精神机构中确认的指征来表示其发生的躯体过程。传统的世俗意见采取的是另一种不同的态度，坚持本身有不合逻辑的特权；虽然承认梦是不可理解的和荒谬的，但还不至于宣称梦是毫无意义的。基于某种模糊的直觉，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假定：无论如何，梦总有一种意义，即使是一种隐意；做梦是为了代替某种其他思想过程，只有正确地揭示出这个代替物，才能发现梦的隐意。

所以自古以来世俗世界就关心着梦的“解释”，而且基本上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把梦内容视为一个整体，寻求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几方面相类似的另一种内容去代替原来的内容。这就是“ 象征 【97】 性 ”的释梦；但是当它遇到的是既不可理解而又混乱的梦时，就必然不能自圆其说了。这种方法可以举圣经中约瑟夫解释法老的梦为例，七头瘦牛追逐七头肥牛并把肥牛吃掉——这一切象征着埃及要有七个荒年，并且要耗尽七个丰年的盈余。大多数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家笔下构想的梦都属于这一类象征性解释，它们在一种伪装下再现了作家们的思想，而这种伪装被认为是与公认的梦的特征相符合的 。梦的观念主要关系到未来，而且能预卜未来——是梦的古老预言意义的残余——已成为把象征性解释所获得的梦的意义传入未来时态的理由了。要讲授象征性解释的方法当然是不可能的，解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巧妙的主意和单纯的直觉，因此利用象征性释梦的可能性要提高到以非凡的天赋大肆发挥其艺术活动的境界 。

释梦的第二种方法则完全不按照上述要求行事。它或可称之为“ 译码法 ”，因为它把梦视为一种密码术，其中每一个符号都可按照规定的关键字译成已知其意义的另一个符号。例如我见了一封信和参加一次葬礼，如果我查一本“详梦书”，则发现“信”必须译成【98】“麻烦”，而葬礼应译成“订婚”。我以后要做的就是把以此方法破译出来的那些关键字重新加以结合，而将其结果用以预示未来。在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 ^[1] 所写的一本释梦的书中，人们发现译码过程有一种有趣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种方法的纯机械性质。他的方法不仅考虑到梦的内容而且考虑到了梦者的性格和具体情况，所以同一梦的元素对富人、已婚者或演说家是一【99】种意义，对穷人、单身汉或商人又是另一种意义。然而，译码法的实质在于解释工作并不针对梦的整体，而是针对梦内容的各个独立部分，好像梦是一种地质混合物，其中每一块岩石都需要个别的鉴定。毫无疑问，释梦的译码法必定是受到不连贯和混乱的梦的启示才发明出来的 。

毫无疑问，有一个时期，这两种流行的释梦方法都被认为不能对梦作科学的处理。象征法在应用上有局限性，不能解释所有的【100】梦，而译码法则一切有赖于“关键字”的有无价值，即梦书是否可靠，我们对此都无法保证。因此人们遂不得不同意哲学家们和精神病学家们的看法。像他们那样，把释梦问题视为纯粹空想而拒绝考虑 。

但是我更好地懂得，我在此不得不再一次认识到，在我不常遇到的一些梦例中，古代死守不放的通俗看法似乎比现代科学观点更为接近真理。我必须坚持，梦确实包含着意义，用科学方法释梦是完全可能的。

我是通过以下途径认识这种方法的。多少年来，我怀着一种寻求治疗的目的，致力于阐明某些（如癔症性恐怖症，强迫性观念等）精神病理的结构。我之所以如此做，实际是始于听到了约瑟夫·布洛伊尔的那段重要的话，他认为这些被视为病理性症状的结构被解开了，症状自会消失（参见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如果可以把这样一种病态观念在病人心理生活中追溯到它的致病元素，这个观念就会随之消散，病人也可因此获得痊愈。考虑到我们其他医疗努力的失败以及这类精神障碍的复杂性，我觉得布洛伊尔指出的道路很有吸引力，虽然困难重重，我决心遵循这条道路直到能求得完满解释。关于这种方法所采取的最终形式以及我的努力所获得的结果，我将另作报道。正是在有关这些精神分析的研究过程中，我遇到了释梦的问题。我要病人保证告诉在脑中发生的与某一特殊主题有关的每一个观念和想法，其中也包括谈出【101】自己的梦，因此使我联想到，从一个病态观念去追溯往日记忆而必然发生的一系列精神事件中，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将梦的本身作为症状对待并将释梦作为解除症状的方法，其间相隔只有一箭之遥了。

这方面包括了病人的某种心理准备。我们必须力求在病人心中产生两种变化：一是增加他对自己的精神感受的注意，二是排除平时的脑中筛选思想时所作的批评。为了他能集中注意进行自我观察，他最好能保持宁静，闭上双眼 。必须严格地要求他自始至终对自己所感知的思想放弃一切批评。所以要告诉病人，精神分析的成功与否，完全依靠他是否注意和报告他脑中浮现的一切，而不要因为觉得某个观念无关紧要或者因为看来没有意义就加以压制，以致误入歧途。对于脑中发生的观念和思想，必须采取绝对不抱偏见的态度。因为在正常事物的过程中，对于自己的梦或强迫性观念或其他病症，其所以达不到理想的解决，正是由于他所持有的批判态度。

我曾经在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中注意到，正在进行反省的人的整个心灵结构完全不同于正在观察自己精神过程的人。与集中注意力于自我观察相比较，反省要进行更多的精神活动，自我观察者表情安详，正在反省的人则面容紧张，紧皱眉头，光是这一点就可以作为证明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注意必定都很集中 ，但是正在进行反省的人同时也正在运用他的 批判 官能，这使他把既已感知而进入意识的某些观念加以排斥和切断，不使它们追随对我们敞开的思想流，而且还用这种方法去对付根本未进入意识的那些观【102】念，使它们在被感知前就被压抑下去。反之，自我观察者在唯一工作就是压抑他的批判官能。如果他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要是进行批判就无法捕捉的无数观念就会进入意识之中。自我观察者利用这些获得的新鲜材料就可能解释他的病态观念和梦的结构了。这里所说的显然是指建立一种精神状态。它的精神能量（即流动注意力）的分配多少类似于入睡前状态——无疑也类似于催眠状态。当我们入睡时，由于某种思考活动（当然还有批评活动）的松弛，“不随意观念”便出现了。在清醒时，我们本来允许这种活动影响我们的观念进程（我们通常把这种松弛归因于“疲倦”）。这些不随意观念出现以后，他们就变成了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参见上文施莱麦契尔和其他人的话，49页以下［和71页以下］）。 在用于分析梦和病态观念的状态中，病人有目的地设法摈弃这种转变活动，并利用由此而节余下来的精神能量（或其一部分）努力追随当时出现的并保持着观念性质（此时不同于入梦时情境）的不随意思想。 不随意观念于是就这样转变为随意观念了 。

然而大多数人发现 ，心灵要对“不随意观念”的出现采取这种态度而放弃对它们进行正常批判似乎是很难做到的。“不随意思想”很容易表现出强烈的抵抗，极力阻止自身的出现。如果我们相信伟大诗人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话，那么，诗的创作必定要求与此相类似的态度。在他与哥尔纳的一段话中——我们得【103】感谢奥托·兰克发现了这封信——席勒（写于1788年12月1日）在觉察他的朋友在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时写道：“在我看来，你的抱怨的原因似乎在于你的理性对于你的想象施加的限制。我将用比喻更具体地表明我的看法。如果理性过于严密地检查源源不绝来到自家门口的那些观念，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有损于创造力。孤立地来看，一个思想似乎微不足道和荒谬绝伦；但是紧随着的另一个思想可以使它变得重要起来，如果再与其他一些同等荒谬的思想相结合，则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最为有效的环节。理性并不能评断任何思想，除非它能将思想长久保留，足以等到与其他思想联系起来之后再去考察。另一方面，如果思想处在创造性的状态——在我看来——理性就会放松对大门的把守，于是观念就蜂拥而入，只是在这时，理性才对这些观念进行整体的审视和检查。——你的批判力，或者听凭你把它叫作什么，对于这种短暂无常的放肆行为感到羞耻和害怕。其实这种放肆现象在一切创造性心灵中都可以发现，正是它的或长或短的逗留才把有思想的艺术家和做梦的人区别开来。你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正是在于你对自己的观念抵制得太快，辨别得太严格了。”

然而，席勒所描写的理性在守卫大门时的松懈，无批判地采取自我观察的态度，都不是难于做到的。我的大多数病人听了我的第一次指示后大都能做到。我自己借助于记下浮现在脑中的观念，也完全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可以用于减少批判活动和增加自我观察强度的精神能量则可因各人指向具体内容的注意力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区别。

我们从应用这种技术的最初步骤得知，我们所要注意的对象必须不是梦的整体，而是梦的内容的各个部分。如果我询问一个没有经验的病人：“你想到些什么与梦有关的事情？”他照例会觉得精神世界中是一片空虚。但是如果我把梦分割成片断向他显示，他就会告诉我有关每一片断的一系列联想，这些联想可【104】以称之为梦的特殊部分的“背景思想”。因此我所用的释梦方法与通俗的、古老的、传统中的象征性释梦方法，在这个重大方面已不相同，而与第二种方法即“译码法”有相似之处。与“译码法”一样，它用的也是 分段的 而非 整体的 解释，它从一开始就把梦看成是复合的性质，看成是一大堆精神构成物的混合体。［参见418页以下和449页］

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我已分析过上千个梦例；但是我在目前介绍释梦的技术和理论时，并不准备利用这些材料。因为这些材料会引起别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些梦来自精神神经症患者，不能用以推断正常人的梦。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迫使我不利用这些材料，即有关我的病人的梦的主题必然要涉及他们的神经症病史。因此每一个梦都需要做很长的介绍，而且对精神神经症的性质和决定性病因要加以探讨。加上这些问题本身十分新鲜和费解，就可能分散对梦问题的注意了。与此相反，我的目的在于利用我对梦的现在解释作为一个最初步骤，去解决更加困难的神经症心理学问题 。然而，如果我放弃我的主要材料，即我的【105】神经症患者的梦，则留给我的就没有多少特殊内容了。我所剩下的只不过是我所认识的正常人偶然报告给我听的梦以及梦生活文献中援引的其他病例而已。遗憾的是，对于这些梦的分析实在发现不出梦的意义。我的释梦程序不像流行的译码法那么方便，只用一个固定的关键字就能译出梦内容中任何某个片断。与此相反，我却企图发现，在不同的人或不同背景的情况下，梦的片断内容可以隐藏着不同的意义，于是我只好分析自己的梦了，这些梦丰富而又方便，可说来自一个正常人，又与日常生活的机遇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当然，有人会对我的这种“自我分析”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而且还会有人对我说，根据这些梦可以任意作出结论。但根据我的判断， 自我 分析总比分析别人的梦事实上较为有利。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进行试验，看看我们的自我分析对梦的解释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在我自己内心深处还有别的一些困难有待克服，一个人暴露自己内心的大量隐秘事实，总难免犹豫不决，同时也不能确保别人不对解释产生误解。但我认为这些顾虑是可以克服得了的。德尔贝夫说，“每一个心理学家都有责任甚至承认自己的弱点，只要他认为有助于解决某个困难问题。”我还敢肯定，读者们最初对于我的言行轻率的关心不久就会让位于阐明这些心理学问题的兴趣了 ^[2] 。

因此我将挑选出我自己的一个梦来表明我的释梦方法。每一个这类的梦都需要一个前言。——所以我现在必须请求读者们暂时追随我的兴趣，和我一道去分析我生活106中的细枝末节，因为这样【106】一种转变，对于我们专心致志于发掘梦的隐匿意义是绝对需要的。

前言

1895年夏天，我一直为一位年轻的妇女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她和我以及我的全家都是十分友好的。人们很容易理解，这样一种复杂关系可以成为医生特别是精神治疗医生的许多不愉快感情的根源。医生的个人兴趣越大，他的权威就越小。而任何失败都可招致与病人家庭的原来友谊的破裂。这次治疗以部分成功而告结束；病人已解除了她的癔症性焦虑，但还没有消除所有躯体症状。当时我对癔症病史最后结束的标准还不十分清楚，而对病人提出了一个她似乎不大愿意接受的解决办法。由于意见分歧，我们在暑假就中断了治疗。一天，我的一位年轻的同事，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在拜访了我的病人爱玛及其家庭的乡居之后又来看望我。我问他发现爱玛的病情如何，他回答说：“她好些了，但还不是很好”，我意识到我的朋友奥托的话中有话，或者他那说话的腔调，都使我感到烦恼。我猜想他的话中包含着谴责，或许意味着我对病人的许诺太过分了；不管是好是坏，我把奥托站在反对我的立场归咎于他受了我的病人家属们的影响，他们似乎从未赞成过我的治疗。然而我对这种不适意印象并未清楚觉察也没有流露任何表情，只是当晚我将爱玛的病史全部写出，想把它送给M医生（是当时我们圈子里的权威医生，也是我的朋友）以便证明我自己的正确无误。当晚（也许次日凌晨）我就做了下面的梦，醒后立即把它全部记了下来。

1895年7月23日—24日的梦【107】

这个梦比其他的梦有一个有利之处。这个梦的一些事明显地发生在前一天。我的前言中说得清楚，奥托告诉我的关于爱玛的【108】病情以及我一直写到深夜的病史，到我入睡后仍继续盘踞在我的脑中活动不已。然而，凡是只读了我的前言和知道梦的内容本身的人都不明了梦的意义何在。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爱玛的梦中向我抱怨的那些症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些症状与我对她治疗时的并不相同。对于注射丙酸的无意义想法以及M医生的安慰之词，我都付之一笑。梦的结尾比开头时似乎更为模糊，速度更快。为了发现梦的全部意义，我作了以下的详细分析。

分析

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 。我们正在贝尔维尤度夏，这是耸立在卡赫伦堡 附近一座山顶上的一所高楼。这所房屋原是设计作为招待场所的，所以它的接待室特别高大宽敞，像一个大厅。我是在我妻子生日的前几天，在贝尔维尤做这个梦的。做梦的前一天我的妻子告诉我，她希望在她生日那天邀请一些朋友前来宴会，也包括爱玛在内，因此我的梦预示了这个情况：在我妻子的生日那天，我们正在贝尔维尤的大厅接待包括爱玛在内的许多客人。

我责备爱玛为什么还不采用我办法；我对她说，“如果你仍然感觉痛苦，那是咎由自取。” 我应当在觉醒时对她这样说的，也许我确实已经这么说了。当时我的看法是（虽然后来我认识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要我能对病人说出隐藏在他的症状背后的意义，我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他是否接受我的办法——即使这个办法关系到治疗的成败，我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我很高兴有这个错误（幸而现在已经纠正了）因为有时我难免有所疏忽，但我仍可被认为能把病治好，于是我的日子就好过一点了。可是我注意到，我在梦中对爱玛说的那些话，无非是急于想表白自己，如果她现在【109】有病未愈，我可不能负责。如果过错在她，那就不在我了。梦的主要目的难道不可能就在这一小段吗？

爱玛抱怨说，她的喉咙、胃和肚子疼痛，痛得她透不过气来。 胃痛是爱玛原来就有的症状，但是不很明显；她常常感到恶心想呕吐。至于喉咙痛和肚子痛以及喉部阻塞则是她病中几乎没有的事。我很奇怪我为什么在梦中选择了这些症状，至今仍然想不出任何理由。

她看起来苍白而浮肿。 爱玛总是面色红润，我怀疑梦中是另一个人代替了她。

我吃了一惊，想到必定是我疏忽了某种器质性疾病。 大家不难相信，一个专治神经症患者的医生总是有这种担心，生怕把其他医生视之为器质性的许多症状，习惯上统统归之于癔症。另一方面，我也暗自怀疑，但是不好启齿，就是我并没有完全真的吃惊。如果爱玛的病痛果真是器质性的，我就可以不再对治好她的病负责了：我只专门医治 癔症 的病痛。实际上，我倒是真正 希望 我的诊断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不必因为治不好病而自责了。

我把她领到窗口，检查她的喉咙。她先表示拒绝，像一个镶了假牙的女人那样。我想她倒真的是不需要检查的。 我从来没有机会检查爱玛的口腔。梦中发生的情景使我想起了不久以前我替一位女行政人员进行的一次检查：一眼望去她很年轻美貌，但是要她张开嘴巴时，她却千方百计掩饰她的假牙。这又使我想起其他一些医学检查，想到检查时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隐藏——弄得双方都很扫兴。“ 我暗想她倒真的是不需要检查的。 ”起初无疑是想对爱玛的称赞；但是我怀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如果一个人想仔细地【110】进行分析，他就会感到自己是否已经竭尽所思。）爱玛站在窗口的情景突然使我想起另一次经历。爱玛有一个亲密的女朋友，我对她印象很好。有一晚我去拜访她时，我发现她正站在梦中那个窗口位置接受检查，她的医生就是梦中的那位M医生，医生说她有一块白喉般的膜。M医生的形象、斑膜，后来都在梦中再现了。现在我才想起，最近几个月来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另一个女人也是一个癔症患者。真的，是爱玛向我泄露了这个事实。我知道了她的一些什么病况呢？有一点是绝对正确的，就是像梦中的爱玛那样，她患有癔症的窒息。所以在梦中我把爱玛和她的朋友对换了。我现在回想起，我常以为她也会来请我替她治病，清除她的症状。但我又以为不大可能，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女子。她表示 拒绝 就像梦中那样。另一个理由是 她倒真地不需要检查 ：她直到现在都表示她的身体很结实，可以料理自己而无需外来帮助。剩下的几个特征：苍白、浮肿、假牙，我在爱玛和她的朋友身上都发现不出，假牙使我想起我提到过的那个女行政人员；我现在觉得我一想 坏 牙我就感到满意；我于是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些特征也许指的就是她。她也不是我的病人，我也不希望她成为我的病人，因为我注意到她在我面前总是忸怩不安，所以我不敢想她会是一个顺从的病人。她平时面色苍白，有一次她身体特别好的时候，看起来却好像浮肿 ^[3] 。因此我就用了另外两个同样拒绝治疗的病人与我的病人爱玛互相比较。是什么理由使我在梦中用爱玛来代替她的朋友的呢？可能是因为我 喜欢 把她换掉，也许是我对她的【111】朋友较为同情，或许是我认为她更聪明些。在我看来，爱玛似乎很蠢，因为她不接受我的办法。她的朋友则比较聪明些，就是说她比较容易接受些。所以她会 适当地张开嘴巴 ，而且对我讲话比爱玛多些 。

在她的喉部，我看见一大块白斑，并有小白斑附着在鼻甲骨上。 白斑使我想起爱玛那位朋友的白喉，但也使我想起大约两年前我的大女儿的重病以及在那些焦急的日子里的恐怖心情。那些鼻甲骨上的小白斑使我想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当时我正常服用可卡因来减轻鼻部的肿痛。前几天我听说我的一个女病人学我服用可卡因引起了鼻黏膜的大块坏死。我是在1885 年开始介绍可卡因用途的，这种推荐引起了对我的严厉指摘。这种药的误用加速了我的一位好友的死亡。这事发生在1895年［做梦日期］以前。

我立即把 M 医生叫进来，他重新检查了一遍 。这仅仅反映了M医生在我们这几个人中的地位。但是“ 立即 ”却需要加以特别的解释。［见下文513页］它提醒我在治病时的一幕悲剧。有一次我要一位女病人过多地服用了当时以为没有副作用的索弗那（二乙眠砜），结果引起了严重中毒，于是匆忙地请求我的有经验的上级同事的帮助和支持。一个附带的情节证实了我确实记得这次意【112】外的想法。那中毒而死的女人竟和我的大女儿同名。这是我以前从未发现的，但是它现在对我的打击，简直就像命运的报复。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所代替好像还包藏了另一层意义：这个马蒂尔达代替了另外那个马蒂尔达，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也好似我在极力寻找每一个机会来谴责自己的缺乏医德。

M医生面色苍白，走路微跛，而且下巴刮得很干净 。他那不健康的面容确实面色苍白，常常引起他的朋友们的担心。其他两个特点只好用到另外某个人身上。我联想到我的大哥，他侨居国外，他的下巴刮得很干净。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梦中的M医生和他的面貌也很相似。几天以前有人说他由于髋部患关节炎而走路微跛。我想梦中把这两个人混为一人，其中必有原因。我于是记起了我对他们两个人的情绪不佳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他们两人最近都拒绝了我向他们提出的某个建议。

我的朋友奥托也正站在病人身旁，我的朋友利奥波特正在为她做检查，同时指出她的胸部左下方有浊音。 我的朋友利奥波特也是一个医生，是奥托的一个亲戚。由于他们二人都是医学界专家，注定要互相竞争，也不断地要比个高低。当我仍在一所儿童医院 主持神经科门诊部时，他们二人都有好几年当过我的助手。梦中出现的这一景象常常在那里发生。有时我和奥托正在讨论一个病案的诊断时，利奥波特会将儿童再检查一次，而且会对我们的决断作出意外的贡献。他们二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就像地主管家布拉西格和他的朋友卡尔一样 ：奥托敏捷、快速；利奥波特则缓慢而可靠。如果我在梦中把奥托和稳重的利奥波特作了比较，我肯定地推荐了后者。

我那不顺从的病人爱玛和我认为比较聪明的她的朋友之间的【113】比较，也带有类似性质。我现在发现了梦中观念联想的另一个路线：从病孩到儿童医院—— 胸部左下方有浊音 使我记起一个特殊的病例，细节完全相同。利奥波特也发现了浊音，他的精细彻底使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还模糊地想到一种转移性疾病的某种性质，但是这种性质也使我想到要是爱玛就是那个病人该有多好，一直到现在我所能断定的，爱玛得的病差不多和结核病完全一样。

她的左肩皮肤上有一块浸润性病灶 。我马上看出这是我自己左肩的风湿病。每当我坐到深夜，它照例要发作。而且梦中“ 我和他一样地 …… 注意到患处 ”这句话非常含混不清；我注意的是我自己身体的患处，也就是说，“ 皮肤有一块浸润性病灶 ”这句不寻常的话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已习惯于讲“左上后部浸润性”，这指的是肺部，因此又一次提到肺结核。

虽然隔着衣服 。这无论如何只是一句插话。我们在医院中检查儿童通常总是脱掉他们的衣服，这句话对成年女病人进行检查来说带有对比的意思。据说有一位名医在进行体格检查时从未叫他的病人脱过衣服。我再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意思了。老实说，我也不想更深入地分析这一点。

M医生说：“这肯定是感染了，但是不要紧，就会发生痢疾，毒物就会排泄出去。” 我开始觉得这句话很滑稽。但与其余部分一样，必须仔细地加以分析。进一步推敲，其中也似乎不无道理。梦中我发现病人患的是局部性白喉，我记得我女儿病重时曾讨论过局部性白喉和白喉，后者为全身感染，系由前者所引起。利奥波特指的是由浊音部位引起的这种全身感染，因此浊音部位可视为一【114】种转移性病灶，我似乎想到，像这样的转移实际上不发生于白喉；它使我想起了脓毒症。

不要紧 。这好像是一句安慰之词，从下面所说看，这句话倒也适合：梦的上半部内容是我的病人的痛苦来自一种严重的器质性病患。我开始怀疑我仅仅是想转移我自己的罪疚，即认为精神治疗不能治愈长期的白喉。然而我良心又觉得不安，因为我为了洗刷罪责，竟想出了这么严重的疾病把它加到爱玛身上，这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非得保证最后一切都会平安无事。而且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似乎莫过于把这句安慰话从M医生口中说出来。但这样一来，我对梦又采取了一种超越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又需要进一步解释。

为什么这句安慰之词是这么荒唐的呢？

痢疾 似乎很早就有一种理论，认为致病物质可以从粪便中排出。难道是我在取笑M医生吗？因为他常常做些古老的解释而且提出大家意料不到的想法。我又想起了一件有关痢疾的事。几个月以前，我替一个年轻人看病，他有明显的肠道病症状，其他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贫血症”，我却认出是癔症，但是我不愿意为他采用精神治疗，就劝他去做一次海外旅行。几天以前，我接到他从埃及寄来的一封令人沮丧的信，说他又发了一次病，一位当地医生诊断是痢疾。我怀疑这是个误诊，是一个粗心大意的医生没有看得出是癔症。但是我也不禁责备我自己把我的病人弄到如此地步，或许他正发作癔症的肠道病时又得上了某种器质性疾病。此外，［在德文中］痢疾（Dysenterie）的发音和白喉（Diphtherie）很相近似，痢疾这个带恶兆的字在梦中并未出现。

是的，我想起了，M医生说出了“会发生痢疾……等等”这种安慰性的预后，我必定是在取笑他，因为我想起了几年前他亲自告【115】诉了我另一个医生的一件类似的医疗故事。M医生被那位医生请去会诊一个垂危的病人，他由于看到他的同事太乐观了，于是不得不指出他在病人的尿中发现了白蛋白。他的同事虽不曾明说“不要紧”，但却说过“白蛋白不久会排泄掉的”。所以我不再怀疑梦的这一部分正是嘲笑我的那些看不出癔症的同事们的，而且好像为了要证实我的想法，我又出现了一个念头：“M医生是否认出了他的病人（爱玛的朋友）患有癔症和结核病共同具有的症状呢？他准确地看出是癔症了吗？还是误诊了呢？”

但是我如此之坏地对待自己的朋友到底有什么动机呢？这很简单，因为M医生和爱玛本人一样不同意我的“办法”。所以我在梦中一举而报复了两个人。对爱玛说：“如果你仍然感觉痛苦，那是咎由自取。”而对M医生则借他的口说出那荒唐的安慰之词。

我们都很清楚是怎样感染上的 。梦中这句直截了当的话是很奇怪的。因为感染只是利奥波特发现的，在此之前我们一无所知。

因为她感到不舒服，我的朋友奥托就给她打了一针 。实际上是奥托曾经告诉我，当他拜访爱玛一家并作短期逗留时，隔壁旅馆有人患急症请他去打了一针。这些打针的事又使我想起那因使用可卡因中毒致死的不幸朋友。［见111页注］我建议他只有在戒除吗啡时才可以口服可卡因，不料他马上给自己 打了一针 可卡因。

打了一针丙基制剂 …… 丙基 …… 丙酸 。我实在想不出这些是什么药。在我写病史和做梦的当晚，我的妻子打开了一瓶酒，商标【116】字样为“安娜纳丝” ，是我的朋友奥托送的礼物；他有一个每逢有机会就送礼的习惯。我希望有一天他能找到一个妻子可以治好他这个习惯 ^[4] 。这种酒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杂醇油味，以致我不想去喝。我的妻子建议把酒送给仆人喝。出于谨慎，我表示反对，而且不无慈悲心肠地说，也不要使 他们 中毒。这杂醇油（amyl…戊基）无疑使我想起了propyl（丙基），methyl（甲基）这一类药物，从而使梦中的丙基制剂得到了解释。我确实在梦中实现了一种替换：我在闻到了戊基之后梦见了丙基。但是这种替换在有机化学中也许是容许的。

三甲胺 （Trimethylamin） 我在梦中看到了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式，足以证明我的记忆力在这方面费了很大工夫。而且，这个结构式是用粗黑体印出的，好像要在前后情节中突出某种特殊重要性。那么这个三甲胺要把我的注意引向何方呢？它使我想起与另一位当年思想彼此了解的多年老友的谈话 ；他当时向我吐露了有关性过程化学性质的某些想法，在提到的这些想法中，他相信三甲胺就是性的新陈代谢的产物之一。因此，这种物质使我想到了性欲。我认为这是我所要治愈的神经错乱病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我的病人爱玛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如果我要为我对她医治无效找一个借口的话，她的寡居正是一个最好的借口。当然她的朋友们是不高兴这种说法的。但是我感到真是奇怪，我在梦中用来【117】代替爱玛的另一个女人，恰恰也是一个年轻的寡妇。

我开始猜想三甲胺的化学结构式为什么在梦中特别突出。许多重要的问题汇集到了这个字上。三甲胺不仅暗指着性欲这个强有力的因素，而且隐喻着总是对我表示同意的一个人。每当我的意见受到围攻时我就愉快地想起了他。在我一生中起着如此重要重大作用的这位朋友，在我这些联想中肯定是又会出现的。的确，他对鼻腔及其鼻窦疾病具有专门知识，并唤起人们对鼻甲骨与女性性器官之间某种显著关系的注意（见爱玛喉部的三个卷曲的形状）。我曾经要爱玛去他那里检查她的胃痛是否与鼻腔有关。但是他自己正患着化脓性鼻炎，使我很担心；无疑这是暗指脓血症，与梦中转移有关，它是隐隐潜入我的脑海的 。

打这样的针是不应该如此粗心大意的 。此处把粗心大意作为理由直接反对我的朋友奥托。我似乎记得当天下午从他所说的话和表情中都表明了他用同样的态度在反对我，其中有这样的意思：“他的思想多么容易受影响，他多么粗心地急于下结论！”——除此而外，梦中的这句话使我再一次想起我那因急于注射可卡因而死去的朋友。我已说过，我再也没想到用这种药打针。我还注意到在责备奥托用药时，我又一次联想到不幸的马蒂尔达的故事。这也可用来作为责备我自己的理由。这里显然是在搜集例子用以证明我有医德，但是也说明了事情的相反一面。

【118】 而且当时注射器可能也不干净 。这又是对奥托的一次责备，但是起因不同。我曾有过一个82岁的年老女病人 ，每天必得给她打两针吗啡。昨天我偶然碰见了她的儿子。他告诉我她现在正在乡下，而且患了静脉炎。我立即想到可能是注射器不干净引起感染所致；我不禁为我两年来未曾一次使她发生感染而自豪。我总是不怕麻烦地要使注射器保持干净。总之，我是有医德的。静脉炎又一次使我回忆起我的妻子；她在一次妊娠中患了血栓。现在一共有三个人出现在我记忆之中，即我的妻子、爱玛和死去的马蒂尔达。这些情况的同一性显然使我能把这三个人在梦中互相替换。

我现在已完成了这个梦的解释 。在释梦时，对梦的内容和隐藏在它背后的隐念进行比较，很难不受因这种比较而引起的全部观念的牵制。与此同时梦的“意义”也对我产生了影响。我渐渐觉得在这个梦中贯穿了一个意向，而这个意向必定也是我做梦的动机。这个梦满足了我的某些欲望，它们是用前一晚发生的事（奥托告诉我的消息以及我所写的病史）引起的。整个梦的结论乃是我对爱玛的病痛缠身不应负责，而是咎在奥托。实际上，正是奥托说出的关于爱玛的病未痊愈的话使我感到恼火，而在梦中我把谴责转嫁给了奥托，于是实现了我的报复。这个梦表明我对爱玛的病情不应负责还由于其他一些因素——产生了一大串理由。这个梦呈现出我所希望出现的一些事情的特殊情况。 因此梦的内容乃 【119】 是欲望的满足，而梦的动机却是一种欲望 。

这样一来，梦中情节已大体分明。但是许多细节的意义却是从欲望的满足观点来考虑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我之报复奥托不仅是因为他急于站在另一边来反对我，遂把他表现为在医疗处理上（打针）粗心大意，而且还因为他送了我掺有杂醇味的劣酒，因而在梦中我发现了一种把两种谴责合而为一的表现方式：即注射丙基制剂。这还不能使我满足，于是我继续寻求报复，把他和他的最有力的对手加以比较。我似乎是在说：“我喜欢 他 更甚于 你 。”但奥托不是我发泄愤怒的唯一对象。我对不服从我的病人也施加报复，用比较聪明而较少执拗的病人代替了她。我也没有放过M医生的抵触意见，不过只清楚地暗示他对病例看法的无知（“将会发生痢疾，等等”）。的确，我似乎想把他转换为一个更有学识的人（曾告诉我三甲胺的那位好友），正如同我把爱玛转换成她的朋友，把奥托变成利奥波特一样。“把这些人赶开！让我用自己挑选的另外三个人代替他们！然后我才能摆脱那些不应有的谴责！”这些谴责在梦中以最巧妙的方式证明了对我是毫无根据的。 我 不应为爱玛的痛苦受责，因为她不接受我的办法，乃是咎由自取。 我 与爱玛的痛苦无关，因为这种痛苦都是器质性的，根本不能用精神治疗法治愈。爱玛的病痛只能用寡居（参见三甲胺）才能做出满意的解释，这是 我 无能为力的。爱玛的痛楚是由于奥托不慎注射了不适当的药剂而引起的——这是 我 绝对不会做的事。爱玛的苦痛是由于用不干净针头打针的结果，就像我那位老妇人的静脉炎——而 我 的注射从未引起过任何病患。我注意到，对于爱玛的病痛的这些解释（一致为了开脱我的罪责）彼此之间并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整个辩护——此梦并无他意——使人生动地想起了一个人的【120】辩护：他的邻居说他还了一把坏水壶。这个人为了辩护，先说他还的水壶并无破损，然后说他借的水壶上面原来就有一个洞，最后他干脆说根本没有向邻居借过水壶。说起来真是头头是道，只要这三条辩护理由中有一条被认为是真的，这个人就可被判无罪了 。

还有其他一些主题在梦中也发生了作用，不过与我对爱玛疾病的解释无显著联系，它们是：我女儿的病，我的病人的同名，可卡因的有害效果，我那在埃及旅行的病人的疾病，我对我妻子、兄弟以及M医生等人健康的关注，我自己的疾病，我对梦中未出现的患化脓性鼻炎朋友的忧虑。然而当我把所有这些梦景加以考虑时，它们都可被集合为一组观念，可称之为“关心我自己和其他人的健康——职业良心”。我记得当奥托告诉我有关爱玛的病情时我曾隐约有过一种不愉快感。在梦中发生作用的这一组思想促使我把这种转瞬即逝的印象转为语词，仿佛奥托在对我说：“你没有严肃地尽到医生的职责，你没有医德，你没有实现你的承诺。”随后，这一组思想似乎便自动地听从我的支配，所以我就能证明我有高度的职业良心，我如何深深地关怀我的亲戚、朋友和病人们的健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中也包括了一些不愉快的回忆，它们支持奥托的指责而不是为我自己开脱罪责。有人也许会说，这种材料是不偏不倚的；但是在作为梦的依据的这一组比较广泛的思想与表现为我期望对爱玛的疾病不负责这一有限梦题材之间，显然是有联系的。

我不打算佯称我已揭示了此梦的全部意义，我也不想说我的【121】释梦是尽善尽美的。对这个梦我仍然可以花费更多的时间，从中获取更多信息，也可以讨论由此而产生的新问题。我自己还知道可以从哪些要点去追寻思想线索。但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每一个梦总有一些考虑，我就不再继续我的解释工作了。如果有人急于责备我的言不尽意，我就劝他自己去做比我更为坦率的试验。当前我已满足于获得了这项新的发现：梦确实是有意义的，远不是如一些权威们所说的那样，是大脑的部分活动的表现。 当释梦工作完成之时，我们就会知道梦是欲望的满足 。

[1] 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大概生于公元二世纪初叶，为我们留下了在希腊罗马时代曾经应用过的最完备而细致的释梦著作。如提奥多·甘珀茨（1866，7以下）所指出，他坚持释梦应以观察和经验为根据的重要性，并为他自己的释梦艺术与他人的错误想法之间做出了严格的区别。根据甘珀茨的说法，他的释梦原则相当于魔术，即利用联想原则。梦中的事情意味着心中想到的事情——不用说，是指释梦者心中想到的事情。由于梦的元素可以唤起释梦者心中 各种不同 的事情，而不同的释梦者想起的事情各不相同，因此任意性和不确定性就是必不可免的了。我在本书所描写的释梦技术在本质上不同于古代方法，它把释梦工作交给梦者本人，它所考虑的不是梦中某一特殊元素与 释梦者 想起的事情的关系，而是与 梦者 想起的事情的关系。然而根据一位传教士芬克狄基的最近报告（1913［516—17和523］），表明现代东方释梦者也重视与梦者的合作。他提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中的释梦者时说：“为了对梦做出正确的解释，最高明的详梦者要从梦者的大量具体情况中发现自以为最重要的情况以便达到正确的解释……总之，这些详梦者不放过任何一点，只有在掌握了所询问的全部必要答复之后才做出解释。”在这些询问中照例包括与梦者亲人——父母、妻子和子女——有关的问题，也包括另一类典型问题，甚至如“你在做梦前后是否与你的妻子性交过？”［释梦的主要思想在于用梦的相反内容去解释梦。］

[2] 然而，我不得不补充说，由于上述一切的限定，我从未对自己的任何梦例提供过我已知的 完全 解释。我对于读者们的判断力不过分信任，也许是明智的。

[3] 一直没有解释的关于 肚子痛的抱怨 ，可以追溯到这第三个人。提到的这个人无疑是我的妻子；那肚子痛使我想起有一次我注意到了她的忸怩不安。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梦中我对待爱玛和我的妻子都不和善，但我得为自己辩护，因为我正是用好而顺从的病人标准在衡量她们。

[4] ［1909年增注，1925年以后都删去］梦中这方面并未成为预言，但另一方面却 带有 预言性。因为我的病人的“未解决的”胃痛（我担心因此受责）竟变成了由胆结石引起的一种严重疾病的预兆。 C5T++eZISI3EylJ/ybGgPk2hsEeF7UuFas9Hl9SXV0ooUOJROVO+tv6kt7z6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