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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
“那你还是免开尊口吧！”疯帽子说道。
刘易斯·卡罗尔
《爱丽丝漫游奇境》
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与笛卡儿和他的巴黎同事们一水之隔的地方，英国人也在思考生命、灵魂和心智的意义。英国哲学家们对“意识”一词颇感兴趣，在笛卡儿《沉思录》（ Meditations ）提及意识的50年后，约翰·洛克（John Locke）对之展开了进一步阐释，同样这么做的还有英国人大卫·休谟。当然，哲学家们并非孤军奋战。医学家们怀着对身体和解剖学的兴趣，也开始探索心智和大脑的问题。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和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牛津大学刻苦钻研，他们的发现即将对蓄势待发的心脑之争造成极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事情的发展还是过去那老一套。当时的科学依旧是宗教之子，自幼建立的虔诚信仰与新涌入的科学知识在科学家的心里发生了剧烈冲突。他们体验到了如今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也就是人在同时持有两种或更多彼此矛盾的信念、观点或价值观时产生的心理上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人们会试图对冲突进行解释或合理化，甚至直接改变自己的信仰。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学者都拥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他们那新生的科学不会因为对上帝的信仰而分崩离析。他们一方面对心智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又在不断积累关于身体的知识，为了从中调停以解释心智与肉体之间的关系，这些科学家给出了一些荒谬可笑的假说。事实上，在早期，这一时代的神经科学家与哲学家一样，被自己对意识的主观体验与对客观思维方式日益坚定的信念折腾得困惑不已。
在法国和英国科学界百家争鸣的同时，德国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莱布尼茨到康德，欧洲大陆热热闹闹地讨论着心智的本质。围观思想诞生、成型和改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笛卡儿凭借其非凡的智慧与自信，提出了心智与脑由不同物质组成的观点，就像中世纪骑士丢出金属手套一般，向接下来两百年间无数学富五车、孜孜不倦的头脑发起了挑战。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场漫长的争论就是一场随时会有新人加入的大混战，在科学史上拥有其耀眼的地位。
17世纪中叶，英国因为宗教与君主权力争端陷入了一场惨烈的内战。保皇党成员兼博学家（如果真的存在博学家的话）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因为在伦敦出版了一本评论时局政治的小册子而备受攻击，于是离开伦敦来到巴黎。在巴黎，他成了流亡中的查理王子（即后来的查理二世）的导师，随后很快成了梅森沙龙的座上宾。物理学出身的霍布斯从一开始就对非物质灵魂的观点不感冒。他直白地否定了笛卡儿对灵魂的描述并称之为谬论。霍布斯认为，理性并非产生自某种神秘的非物质，它无非是身体用以维持大脑秩序的一种能力。霍布斯的思维方式和工程师一样：造出一套系统，想办法让它运作起来，这就够了，没什么玄乎的。
霍布斯的日程安排十分紧张，一边要辅导王子，一边要同时写两本书：一本关于视觉，一本关于身体及其机制。他需要一名助手，于是找到了年轻聪明的英国医学生威廉·配第。出于某种原因，霍布斯先入为主地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感觉能够产生压力，从而引起心脏跳动。在年轻的配第的协助下，霍布斯研习了维萨里的著作，但未能从中找到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尽管如此，霍布斯依旧执迷向前，这点与许多科学家的本性相符。
霍布斯和配第一起进行了解剖实验，期望看到神经像海胆的刺一样从心脏上生长出来向各个方向延伸的景象。结果并非如此。尘埃落定后，霍布斯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和现实生活一样，科学研究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思想得以在人与人之间来回传播。霍布斯的思维转变给配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假设与观察不符，就改变自己的想法。配第继承了这种在深入探索问题的同时依旧保持开放心态的研究方式。他返回英国时，从霍布斯那里获得了几件礼物，一件是物质上的——一台被他夹在胳膊底下带走的显微镜，另一件则是观念上的——他坚信人体由不同部件构成，运作方式如同机器。霍布斯送给配第的礼物中最珍贵的一件，则是教会他用观察和实验来回答问题，而不去扭曲观察结果以匹配自己的假设。相信我，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
配第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解剖学家。回英国后不久，他在牛津大学找到了安身之处。和前辈维萨里一样，他能稳定地获得绞刑犯人的尸体。另外一名年轻的医生托马斯·威利斯加入了他。威利斯是保皇党，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圣公会教徒，这一身份在当地并不受欢迎，因此威利斯一直没接受过系统性教育。配第加倍努力地帮助他弥补了欠缺，并在5年后将威利斯培养为又一名同样乐意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学习知识的优秀解剖学家。在配第和威利斯成长为科研主力军的年代，神经科学在英国还是一门刚刚起步的年轻学科。很快，人们在思考心智状态、意识乃至（对部分人来说）灵魂时，将再也无法忽视大脑的核心作用。
在科学界树立威信需要付出诸多努力，在一个年轻的、未经考验的领域尤其如此。配第开始工作约一年后的某一天，一口棺材抵达了他的工作室，里面是一个名为安妮·格林（Anne Greene）的绞刑犯的新鲜尸体。这一刻，配第和威利斯受到了幸运的垂青。格林曾被强奸，后来因为杀死她的新生儿被判处死刑。她被勒住脖子悬挂了整整半个小时，朋友们在格林被挂上绞索时紧紧地拽住她的身体，用自身体重帮她缩短痛苦的时间，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第二天，格林尸体被送检，配第的工作室很快挤满了观众。
有配第坐镇，尸体解剖俨然成为一项颇具观赏性的盛事。但是，在他入场之前，有人提前打开了棺材盖，只听里面传来了一阵咯咯声，情形有如爱伦·坡笔下的恐怖小说。当配第和威利斯赶来时，一名观众正在猛踩格林的胸口。他们发疯般地用尽一切手段对格林实施抢救，并且获得了成功。第二天早上，格林已经可以开口讨要啤酒了。法官想再次送她上绞架，但两位医生说服了他们，表示格林其实是流产（她只怀孕了4个月），孩子在出生时已经死亡。她被宣判无罪，后来拥有了三名子女。这桩轰动一时的事件让配第和威利斯名利双收。他们再也不需要四处寻求经济支援，从此开始了一段令人倾羡的研究生涯。
其后，配第和威利斯在一起又工作了4年。在配第的指导下，威利斯开始解剖死亡病人的尸体，以便更好地理解人体及不同疾病对其的影响，探寻疾病的起因。后来，配第找到了更好的职位，前往爱尔兰，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的军队里担任军医（他后来成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国会议员，并参与创办了英国皇家学会）。威利斯接管了配第的工作。他开始对大脑萌生兴趣，并开发了一套新的解剖技术，使得他能够比前辈更清楚地观察大脑的结构。威利斯的合作者是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雷恩平生有诸多成就（他同时是天文学家、外科医生和建筑设计师），其中一项便是率先使用了一门精妙的技艺，即向血管注射染料。在他的帮助下，威利斯向狗的颈动脉注射墨水和番红花染料，从而勾勒出整个脑部的血管系统。威利斯首次确定了脑底血管结构的功能，为了纪念他，这一结构被命名为“威利斯环”（Circle of Willis）。
威利斯和雷恩一起绘制了迄今为止最精确的人类大脑图谱，发表在著作《大脑解剖》（ The Anatomy of the Brain and Nerves ）中。这本书很快被抢购一空，在一年内就再版4次。书中的解剖学画作在其后的200年间都没有人能超越。
尽管有如此深厚的解剖学知识储备，威利斯依旧执着于那个似乎经久不衰的观点，认为躯体的生命活力全靠感性的灵魂来维持。不过，配第终归是指导有方。在学生们完成大量实验研究之后，威利斯最终转变了想法，同意其中并无灵魂参与。血液从空气中提取某种物质并将其传输给肌肉，从而成为躯体的驱动力。他们暂时还没想到化学元素氧的作用，但已经很接近真相了。
经过无数次动物解剖，威利斯发现人类的脑与其他动物的脑极为相似。基于观察，他得出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灵魂基本一致的结论，认为其差异仅存在于躯体。例如，嗅球大的动物嗅觉更灵敏。威利斯发现人类的大脑皮层远大于其他动物，从而认为大脑皮层是记忆的所在地，因为人类能记住更多东西。威利斯的思路看上去简单粗暴，但和现代神经科学的一些最有前景的观点十分接近。事实上，2016年卡弗里奖就颁给了发现特定功能的脑区会越用越大的科学家迈克尔·梅泽尼奇（Michael Merzenich）。
话说回来，威利斯的动物解剖实验给他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人类的思维能力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脑部构造却如此相似。由于无法找到任何一个脑结构来解释这一差异，他推理出一个结论，认为一定是有其他东西赋予了人类思考的能力，也就是理性灵魂。就这样，威利斯重蹈覆辙。因为无法在身体中找到理性思维的生理归属，他采纳了伽桑狄的观点，认为理性思维是非物质的，同时他也同意笛卡儿的看法，相信思维位于大脑。他认为神经负责从外界获取感觉，动物的灵魂随后将感觉运往大脑。来自各处的灵魂跟随神经通路来到大脑深处，最后汇聚在一个中央地带，即连通左右半球的巨大神经束：胼胝体。又一次，一个伟大的头脑在核心问题上偏离了正轨。这就好比一名现代科学家打开电脑机箱，没发现里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便声称一定是主板上有某种非物质的灵魂在驱动电脑。
身为保皇党的威利斯视理性灵魂为身体的“国王”。就像任何大型组织的首领一样，国王只知晓呈递给他的信息，而非对外界拥有直接认识。在此类组织架构中，呈递的信息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根本不会上达国王。因为大脑本身是一个生理器官，它或它的部件会生病，从而无法产生正常的智能，并对理性灵魂的信息渠道造成影响。大脑生病了，理性灵魂就可能出问题，甚至出现永久性的损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如你所料，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威利斯描述了多个他所遇到的精神疾病病例。
在人类理解意识的征途中，威利斯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首批将特定大脑损伤与特定行为障碍联系起来的学者，同时他还认识到大脑不同区域负责不同的任务。他在著作《关于野兽灵魂的两个论述》（ Two Discourses Concerning the Soul of Brutes ）中阐述了这些观点，认为脑能够在不同区域而非单一脑区自动完成多个任务；他还描述了大脑的信息交流通道，不过当时人类还没有发现电，在他的观点中，通道传输的是灵魂，而不是电信号。他推动了历史的巨轮，为认知神经科学这门向理解人类认知体验发起冲锋的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
人们通常认为，威利斯的解剖学实验成果和理论思想对后来的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影响深远。他同样是医师出身，曾在牛津大学受教于威利斯。学生时代的洛克觉得有意义的课程并不多，威利斯的解剖学讲座算一门。洛克随后同另一位医师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成为挚友，后者也是威利斯的校友。西德纳姆通过亲身实践掌握了大部分医学知识，这种方法逐渐被洛克认同为学习的基础。
在接诊数百名病人之后，西德纳姆逐渐意识到，一些疾病具有类似的症状，不管病人的身份是萨塞克斯郡的铁匠还是约克公爵本人。他开始相信疾病能够通过症状特征来区分，并开始像给植物分类一样对疾病进行分类。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动，因为直到当时，盖仑建立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依旧广受推行，而这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主观性的。在盖仑看来，每位病人的疾病都由独特的体液失衡引起，因此需要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和他不同，西德纳姆开始了实证医学的早期实践。他在一群有同样病症的病人身上尝试了不同的疗法，并根据疗效评估和调整药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反倒是盖仑的观点更贴合现代医学新兴的个体化疗法风潮，西德纳姆的观点则更符合系统医学思路，即对所有症状相同的病人实施标准化的治疗流程。在本书第7章和第8章中我们将看到，科学界经常会像这样出现不同的方法流派，从而引发“非此即彼”的大争论，然而事实上总存在至少一个其他选项。这就是所谓的“假两难推理”，属于一种非形式谬误。你或许没有想到，最终是物理学家站了出来，证明通常来说没有任何一种答案能独立解释一切。在讨论神经元如何产生心智的问题时，这种思想就变得非常有用了。
你或许已经猜到了，作为一名未来的哲学家，洛克对西德纳姆的方法进行了追问：真的要先知道病因才能对之进行治疗吗？病因真的是能找到的吗？威利斯认为病因是可知的，并通过解剖和实验来寻求病因，洛克和西德纳姆却不这么想。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病因是超越人类认知范围的。洛克在后期更是相信，心智的运作机理和万物的真理同样是不可知的。他采用西德纳姆研究疾病的方法来研习哲学：限定自己只基于日常经验来讨论哲学思想。基于这种立场，洛克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拉丁语称“tabula rasa”，即认为心智源于经验和自我反思。这一思想构成了当今社会科学的经典人类理论：后天经验占主导地位。
洛克最终和笛卡儿一样成了二元论者，但他们的思想在很多细节上存在差异。洛克从心理学角度对灵魂进行了阐释，并写道：“意识是人对进入自己心灵的东西的知觉。” 1 根据他的观点，这种对知觉的知觉或察觉是通过一种“内在感觉”来实现的，他将之称为“反思（reflection），其所提供的思想仅通过心智对自身运作的反思来获得”。洛克甚至进一步提出，潜意识的心智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人无法不通过知觉来知觉自己是有知觉的。”
与笛卡儿不同，洛克切断了灵魂与心智（会思考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回忆一下，对笛卡儿来说，心智和灵魂是一体的：思想是心智的主要属性，物质不可能脱离其主要属性而存在。因此，心智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甚至包括睡眠状态，即便此时产生想法会被立刻遗忘。洛克同意心智在清醒状态下是时刻保持思考的，但是，基于自己的经验，他不认为人在无梦睡眠状态时依旧会思考。不过，睡着的人肯定是有灵魂的；不然人如果在睡觉的时候死了该怎么办？因此，对洛克来说，（拥有意识性质的）心智和灵魂必然是分开的！多简单的推理！
笛卡儿同时还将意识的内容限定为当前的心智运作。洛克则没有这样的限制。他认为人们完全可以对过去的心智运作和活动持有意识。洛克将意识视作将个人经历整合为自我意识和个人同一性的“黏合剂”。他相信正是意识让我们觉察到自己过去的经历是属于自己的。他认同笛卡儿关于人类具有自由意志的观点，却又通过引入全知全能的上帝来回避物质如何产生自由意志的问题，只是声称这都是上帝的作品。
以上就是一群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针对身体、心智和灵魂的运作机制提出的模型。他们用自己观念中那些无可争辩的事实来拟合这个模型，用以把人类和动物、神明、心智及意识区分开来。这就是模型制作者的行事风格，直至今日依旧如此。他们创立一个模型，随后不断地进行修改，所有的改动理论上都基于新获得的信息，直到模型看上去能被用来解决问题为止。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模型是相当混乱的。
17世纪末，关于意识的理论数量庞大却令人困惑。科学界已经积累了很多相关的事实证据，有朝一日会为后来的理论学家提供框架基础，但依旧缺乏一个基础的、综合的概念结构来解释意识究竟为何物。哲学家们就整个意识问题争执不休，有些人甚至认为意识这一哲学概念本身就毫无逻辑可言。终于，少年老成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站了出来。他早就对哲学家们“无止境的争论”感到不耐烦了，并在18岁时将意识问题扶上了前进的快轨。他认为古人关于道德和自然的哲学“完全出自假想，更多地依赖捏造而非经验”。 2
在横空出世时，休谟俨然一副权威瓦解者的姿态，已准备好打破一切唯心主义的空谈。他认为“心智对于肉体是超自然存在”的观点根本是谬见，更直白地说就是愚蠢。他希望能舍弃这一观点，建立一门探索生命真理的科学。休谟也的确做到了，他从此扭转了人类对心智本质的思考方式，其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
休谟很快发现，和他同时代的学者中间依旧风行着许多古代遗留的错误思想，例如基于猜测和捏造建立假设，而非遵从经验和观察。休谟认为，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来源于自身的经验以及个人选择相信的公理，后者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所谓公理，即那些看上去显而易见或根深蒂固的论点，它们由于过于理所当然而被广泛接受，从未引起过争议，也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并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拿来四处声张。简而言之，公理在本质上就是一类未被证明的假设或观点。因此，基于公理来理解世界的问题在于，一个人对事实真相的总结会因其所选的公理不同而不同。杜克大学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曾经如此警告世人：“在哲学分析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比选择公理更危险、影响更大……和一个与自己在公理信条上截然不同的人争论哲学、宗教或社会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3
事实上，休谟总结称哲学家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属于“假问题”，此类问题无法通过逻辑、数学方法或单纯的推理来回答，因为他们给出的答案总会在某一层面落在一个未被证明的信仰或者公理上。他认为哲学家应当停止浪费大家的时间，像科学家那样，不再花费笔墨讨论假问题，抛弃他们那些先验假设，控制自己的胡思乱想。他们必须拒绝一切不是建立在事实或观察基础上的事物，其中就包括任何超自然概念。休谟把矛头对准了包括笛卡儿在内的那些自认为已经通过推理、数学和逻辑彻底参透二元论哲学的学者。如今，休谟式的立场非常普遍，部分原因在于现代哲学学者大多在研究型大学工作，被各种科学实验包围。笛卡儿式的观点依旧存在，但往往不受主流哲学家或科学家待见。不过，在18世纪早期，休谟对笛卡儿的攻击可谓十分大胆，充满了开创性。
休谟的伟大计划是创立一门“人性科学”，也就是利用牛顿的科学方法，寻找和牛顿物理世界相洽的心智运作法则。他觉得探寻人类的本质，长处也好弱点也好，都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总体行为模式。它也能让我们看清人类智能的潜力和缺陷，譬如我们思维中的哪些方面可能会限制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事实上，他认为他所提出的人性科学应当被摆在头号位置，地位甚至超越牛顿科学，对此他写道：“即使是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人性科学；因为它们都源自人类的认知，并接受人类能力和才智的审视。不彻底掌握人类认知的极限和力量，就无法得知我们在这些科学领域到底能达成怎样的成就和进步。” 4 正如人们所说，休谟开始动真格了，他为心脑这一混沌的领域带来了不留情面的清醒态度。一些人认为他才是认知科学之父。
1734年，23岁的休谟前往法国安茹，在笛卡儿的母校拉弗莱什公学求学。闲暇之余，他完成了经典巨著《人性论》（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后来他对此作进行了重写、强化、修订和整理，并在1748年出版《人类理解研究》（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为了展开论述，他将所有知觉划分为两类：一类为“印象”（impressions），其中包括外在感觉和诸如欲望、激情和情绪在内的内在反思；另一类为“观念”（ideas），来源于记忆或想象。他提出观念在本质上是来自于印象的，并用“意识”一词来指代思想。这就是休谟在人性科学中建立的第一原则，也被称为“复制原则”（copy principle）：“我们全部的简单观念在初次出现时都来自简单印象，简单印象与简单观念相对应，并被简单观念精确复现。” 5
但是，休谟指出，我们的观念不是随机出现的。如果观念是随机的，我们就无法进行连续的思考。对此他提出了“联系原则”（principle of association）：“观念之间存在一种秘密的关联或联合，使得一个观念在出现时会引发其他观念。” 6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联系遵从三大原则：相似关系，时间和空间连续，因果连接。其中，休谟意识到因果连接能够让我们超越自身感觉：它可以连接当前与过去的经验，并对未来进行预测。休谟总结道：“一切关于事实的推理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 7 这个结论的诞生预示着笛卡儿的二元论的没落。
对休谟来说，因果关系包含三大基本组成部分：时间优先，空间相邻，必然联系。休谟称时间优先的观念来源于观察和经验。如果我们说事件A导致了事件B，那就意味着事件A必然发生在事件B之前。空间相邻的观念同样来源于观察，因为当我们观察到事件B并说它是由事件A引起时，两个事件通常是相邻的。当我用橄榄油炒大蒜时，我的房子会立刻充满令人垂涎的香气，而且这件事不会发生在两小时之后，也不会发生在邻居家。我之所以能从中推测因果，全是因为油锅中的蒜和香气在时间和空间上相邻。
第三个组成部分，即必然联系为休谟带来了问题。休谟认为，因和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不是单纯的推理产物，也不是他所说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即某种能够不依赖日常经验被发现或确证的规律，例如“4×3=12”。然而事实不是这样，必然联系是需要经验的。例如，当我在炒大蒜时，电话铃突然响了。我会认为炒大蒜是电话铃响的原因吗？不会。我的大脑会认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除非我每次炒大蒜电话铃都会响。
假设有人给了你一把你不认识的白色粉末，你不会知道吃下这些粉末会导致哪些后果。哪怕你是一名火箭科学家，你能做的也只是描述这把粉末的颜色、质地和气味，如果你是一名足够鲁莽的火箭科学家，尽管这听上去有点矛盾，你或许还能描述它的味道。但是，没有实际的观察或者关于粉末效果的过往经验，你无法知道吃粉末的后果，也不能对之进行预测。休谟认为，因和果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观点是我们的大脑根据经验形成的观念，但它并不是我们赖以形成感觉的外在世界的真实属性。休谟论证称，当人们判定任何一组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仅仅是因为他们观察到两个事件总是一起出现，就比如事件A之后总会出现事件B，但是，就像人们说的那样，相关不等于因果。他分析道，通过二者联系，一个事件带来的印象能引发人们对另一个事件的印象，如果两个事件的印象总是同时出现，人们就会对这种联系习以为常。因此，当我们看到事件A时，出于习惯，我们会期望事件B的发生。我们在炒大蒜时会期望闻到香味，因为这两个事件总是连续发生的，但我们并不会期望听到电话铃响。此时的休谟相当于预见了巴甫洛夫和他的条件反射实验。休谟最后得出结论，如果两个事件间的习惯化联系无法被感官实际观察到，那么我们产生的所谓因果观念只可能来源于我们大脑中的强迫性关联，后者会让我们产生期望感，也就是因果概念的来源。
因此，基于重复的经验，我们会出于习惯推断或设想将来所有的事件A后都会跟随事件B。这就会产生一种令人逻辑混乱的情况。打个比方，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能吃虾，直到某一天晚上，你自己开车带着两岁的孩子去父亲的钓鱼小屋和他见面，中途停下来在路边的小餐厅吃一顿便餐。你迫不及待地咬住了鲜嫩多汁的虾肉，几秒钟之后，你喉咙闭锁，呼吸困难。你发现自己过敏了。你没有体验到餐后赛过活神仙的幸福感，反倒是被一顿饭打入了地狱。我们是如何从“我吃虾没问题”的观点转至“我今天晚上吃虾肯定没问题”的？这个推理通常来说是成立的，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却又不成立[这就是作家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所说的“黑天鹅事件”]。问题在于，要想对将来进行因果推断，我们必须首先假设将来事件的影响和过去的事件一样。每天我们都会多次进行这种假设。我们又是如何得出这一假设的呢？休谟表示，我们做出假设的基准并不是逻辑或者推理，因为，基于逻辑，我们很容易想到未来的事件影响可能会不一样。哪怕在昨天或者过去5年间，你出门发动汽车时都没有遇见故障，但基于逻辑，你完全可以想到，这一次转动发动机钥匙后汽车可能会毫无反应。休谟也对我们所使用的或然性（经验）推理提出质疑，因为这种推理是循环论证的：其依赖的前提假设正是其试图证明的对象（例如将来事件的影响和过去一致）。他总结道，人们之所以会坚信世界是统一的，且将来事件的影响与过去一致，不是因为理性，而是源于我们的心理感受，是一种建立在关联行为上的习惯。
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想法，休谟自己也清楚这一点。这是在质疑因果概念本身，乃至明言因果关系是一个公理，也就是一个不可能被证明的假设。休谟承认效应均有其因；他只是在怀疑我们对因果关系存在的信念到底从何而来。1754年，休谟在给爱丁堡的自然哲学教授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的信中写道：“请容许我向您澄清一件事，我从未主张过如此荒谬的观点，认为事物会没有起因：我只是坚信，我们之所以会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是因为我们的直觉或论证，而是另有原因。” 8
休谟表明，如果没有因果论，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将变得无比困难；尽管如此，因果关系依旧是一个公理，无法通过数学、逻辑或推理对之进行证明。休谟敬仰牛顿，却又对牛顿科学理论的哲学基础，连同自然界与心脑的机械属性，都提出了质疑。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看到，对机械属性的质疑将带领我们进入一些非常有趣的领域。
休谟对“自我”，也就是我们的人格同一性，同样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些看法来自他的自省，休谟从中总结称，自我由一组知觉组成，但这些知觉并没有依附的对象：“就我个人而言，当我深入我所认为的‘自我’时，我总会被或这样或那样的知觉绊住思绪，热或冷，光或影，爱或恨，痛苦或愉悦。我从未捕捉到没有任何知觉的自我，也未能观察到知觉以外的事物。” 9 不过，他也承认自己的确存在人格同一性的认知。他将此归结为知觉的关联。对休谟来说，自我无非是一堆由因果和类似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经验，诞生自我们绵延不绝的知觉活动。我们脑中的想象组合在一起，同一性的概念就此产生。记忆进一步将这一认知从瞬时的知觉体验延展开去，使之与过去的知觉建立联系。
换句话说，休谟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永久的自我同一性的概念，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出现了错误，错将一系列类似我们的知觉活动的彼此关联的事物处理为一个连续不变的、身份恒定的物体，譬如一把椅子。休谟称，为了“达成这一谬论，我们经常会捏造出一些新的、晦涩难懂的原则，以便将物体（知觉）联结在一起，使之不被打断、保持恒定。因此，为了掩饰变化的存在，我们有了灵魂、自我和物质的概念。但是，我们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即便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没有产生此类臆想，由于将关联误解为同一性的思维惯性是如此强大，我们依旧会设想，在关联关系之外，还有其他未知的神秘力量将事物的不同部分组合在一起”。 10 但是，如今依旧有很多人用这种方式看待意识，若休谟知道了，或许会在地底对这些人训斥一番吧。
休谟对笛卡儿提出的“思维物”（res cogitans）概念，即“会思考的物体”，同样嗤之以鼻。休谟不认为心智是一个会思考的物体。在他看来，心智更像一个大脑提供娱乐活动的剧场：“心智就像一个剧院，诸多知觉你方唱罢我登场；知觉出现，消失，重现，以无数种姿态和方式交互。” 11 休谟认为，多个不同的经验并不一定会形成一个独立统一的对象。通过自省，他推断我们对自我的感知只能是一堆知觉和想法，而从未捕捉到产生这些知觉和想法的心智本身。在他眼中，自我是一组没有组合介质的知觉，其中并没有什么牢固的、持久不变的本质。如果名为“我”的基石并不存在，实体二元论就是错误的。
我们终于抵达了18世纪下半叶，看到该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对笛卡儿和洛克同时提出了质疑。但即便伟大如休谟，他也有一个严重的疏漏：我们脑中其实还存在着许多静默的心智活动，同样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潜意识监控着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藏在你家的一名间谍。这听上去像一种超自然力量，但它其实是发生在意识觉察水平之下的自然过程。
终于，德国人加入了这场大讨论，并搅热了潜意识加工这一议题。亚瑟·叔本华曾这样写道：“每一个时代的思潮都像一股凌厉的东风穿透一切。你能从人类所有成就中找到它的痕迹，无论是思想还是著作，音乐或是画作，抑或是繁荣一时的这样或那样的艺术：它在所有事物上和所有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 12
在19世纪早期，对我们的探索之旅来说，这股凌厉的东风来自德国，或者更具体一点儿，来自叔本华之口。在他的推动下，笛卡儿学说的风头不再，后者相信心智是可被研究的，而有意识的思考可以解释一切问题。叔本华是一名哲学家，致力于研究个体驱动力。他认为人类的驱动力并不怎么好看：比起智慧，人们更容易被其意志驱动，尽管对此他们可能会坚决否认。在他于1818年出版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一书中，他总结称“人类能做他想做的，却不能要他所想的”。总而言之，不仅意志（即我们的潜意识驱动力）占据了主导，而且我们的意识无法察觉这一点。叔本华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观点，将意志形容为盲目而强大，称智慧能看见东西却又跛脚：“对二者关系最惊人的描述莫过于一个强壮的瞎子扛着一个明眼的拐子。” 13
叔本华的理论将意识问题提升到一个更广阔的层次。心智负责逻辑加工，表现完美，但“意志”，这个让我们充满活力的因素，才是意识问题的关键所在：“意志……通过愿望、情绪、激情和关注填充了意识。” 14 直至今日，“意志”的潜意识活动依旧是个未知领域，研究进展甚少。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AI（人工智能）领域的积极分子们正在努力编写程序，好让机器能像人一样思考，但是他们完全回避或忽视了心智活动中关于“意志”的一面。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世界一流计算机科学家、耶鲁大学的戴维·杰勒恩特（David Gelernter）直言，AI技术的发展是无法尽如人意的，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AI领域还没有任何能够涉足情绪活动或实体躯体控制方面的技术，因此人们干脆拒绝讨论这方面的话题”。他认为，人类的心智在数据和思考之外包含更多的是情感，人的经历、情绪和在漫长一生中被反复咀嚼重组的记忆造就了这个人独特的心智活动：“心智宿于肉体，意识是整个身体共同创造的产物。”他还说，用计算机科学的术语来讲，“我能在任何设备上运行同一个应用，但我能在你的大脑中运行其他人的意识吗？显然不行”。 15 想象一下，如果沙奎尔·奥尼尔（Shaquille O’Neal）和大导演丹尼·德维托（Danny Devito）互换大脑，丹尼会开始不由自主地低头躲门框，“大鲨鱼”奥尼尔打篮球时根本投不进篮筐。
按照叔本华的观点，意志就是求生欲，是让人类和所有动物繁衍的推动力。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和一场风流韵事的终极产物一样，即诞生后代，因为这决定了下一代人类的构成。叔本华将智力置于次要地位。智力手中没有方向盘，无法控制行为的走向，对意志做出的决定也完全不知情；它只是一个事后诸葛亮，负责编造故事来解释意志的所作所为。
叔本华将有意识的智力拉下了王位，同时打开了名为“潜意识”的潘多拉之盒。在他的形容中，我们能直接感知到的意识想法仅仅是一潭深水的表面，水面之下隐藏着无法被我们直接感知的情感、知觉、直觉和体验，并混合着我们的个人意志：“意识只不过是心智的表面，心智就像地球，我们只知其表，不知其里。” 16 他说人真正的思维活动很少发生在表面，因此其中鲜有能被称为“心知肚明的判断”。
叔本华引导我们走进潜意识加工的世界，等到弗洛伊德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已经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了。但是，叔本华绝非提出潜意识概念的第一人。回想一下，盖仑就曾注意到身体的许多活动都在意识范围之外进行，尤其是那些生存必需的活动，诸如呼吸和“三急”。到了19世纪，潜意识概念风头再起。1867年，在对眼球机理进行多年研究之后，德国唯物主义医生、物理学家、哲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提出，视知觉中存在潜意识的加工过程，即某种非自主的、前理性的类反射机制：脑的视觉系统能够将外来的原始视觉信号拼接成最连贯统一的图像 17 。这一过程与休谟在其复制原则中提出的加工不同，但也不算是一个新概念。早在11世纪，阿拉伯的科学家阿尔哈曾（Alhazen）就已提出过类似的想法。
亥姆霍兹是厄恩斯特·布鲁克（Ernst Brücke）的导师，后者同样是一名唯物主义医师兼物理学家。他们都致力于证明心智的组成元素是物理物质，且元素间的因果关系遵从物理和化学原理。不存在生命灵气和神秘主义，也没有所谓鬼魂。心智和身体是统一的。布鲁克后来去维也纳大学担任生理学教授，并在那里对一名学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位学生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你能否想象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科学界中洋溢的那种浓烈的兴奋感？意识问题下再也没有什么怪力乱神。有的只是脑，脑由不同部分组成，其中许多部分在意识觉察范围之外运作，一切遵从化学和物理学原理。
1868年，荷兰眼科医生弗朗西斯科斯·唐德斯（Franciscus Donders）想出了一个好点子，这为后来那些对研究大脑功能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新工具。唐德斯发现，人们可以通过测量反应时间的不同来推测认知过程间的差异。他提出，人识别颜色所需的时间是对特定颜色反应所需时间与对光线反应所需时间的差。基于这一构想，心理学家们意识到他们能够通过测量行为来研究心智，实验心理学就这样诞生了。正是唐德斯提出的这一研究方法，结合他对大脑耗氧活动提出的划时代洞见，最终推动了百余年后脑科学的一项重大突破：用脑成像技术研究认知过程。这一技术的先驱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库斯·雷切利（Marcus Raichle）、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Posner）和其同事。
关于深藏脑中的潜意识心智的讨论传播到了英国，到了1867年，这一观点已被当地学者接受，正如英国心理医生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所写：“德国部分形而上学心理学家所说的前意识心智活动，及潜意识心智活动，现已能被确证为不争的事实，即便是最狂热的内省派心理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自我意识不能解答我们的疑惑。” 18 莫兹利进一步宣称“潜意识心智活动是心智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思维所依赖的核心机制” 19 。
此后不久，在1878年，英国学术杂志《大脑》（ Brain ）正式出版发行。次年，博物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该杂志中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他通过在自己身上实施的一项实验所获得的发现。他看着卡片上写的一个词，用计时器记下自己从中联想出两个想法所花费的时间，并将这些想法记录下来。他共使用了75个词，在4个不同地点进行了这项任务，每次任务间隔约一个月。实验结果令他感到十分惊讶。75个词，重复4次，他竟然从中只联想出了289个不同的想法。25%的词在4次任务中引发了完全相同的关联词，另有21%的词在4次任务中有3次引发了同样的关联词，变化程度远低于他的预期。“我们的心智之路已被刻入深深的车辙。”高尔顿如是说。他最后总结道：
这些实验结果给人印象最深之处大概是其体现了心智在半潜意识状态下运作的多样性，以及其有力地证明了深层心智活动的存在，这种活动完全藏于意识水平之下，或能为此类心智现象提供唯一可能的解释 20 。
与此同时，有意识的心智即将发展为一个独立的领域。1874年，德国生理学教授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出版了实验心理学领域的第一本教科书《生理心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书中，他将这一新学科界定为对思想、直觉和感受的研究。冯特对研究意识格外感兴趣，并认为这应当成为心理学的核心目标。他概述了一套通过自我审视来研究直接意识体验的体系，其中包括客观观察个人的感受、情绪、欲望和想法。5年后，在莱比锡大学，他创立了首个心理学实验室，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实验心理学之父”的称号。他认为，我们能够通过实验方法找寻人类内心活动的定律。冯特还相信，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是从不同视角研究同一个问题，前者从内部出发，后者从外部出发。
同一时期，弗洛伊德切实地推进了“潜意识心智”这一算不上全新的突破性概念。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给世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或许是这股巨大的冲击力使得他的理论进入黄金时代？不管怎么说，在其事业早期，弗洛伊德就已经有些不自量力了。1895年，他出版了《科学心理学方案》（ The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一书，书中大力宣扬一种超物质主义思想，认为所有心智活动都等同于神经活动。他宣称，迈向科学心理学的第一步即为确认并精准描述各种与心智活动相关的神经活动，这与现代科学寻找意识神经相关物的目标或有些许类似。就这还不够，他进一步提出了第二步，“消除还原论”：摒弃过去描述心智状态的术语，用一套新的神经学术语取而代之。因此，当你想表达嫉妒的时候，你不再说自己“感到嫉妒”，而应说自己的“大脑J2区正在以某一特定速率发放”。弗洛伊德甚至提议，这一变化不仅适用于脑研究学者，更应当推广至所有人。他说的确实是所有人。如果真如他所说，人类的诗歌将面目全非，比如情人节卡片上印刷的情话将变成：“当我的L987T神经元接收到你的脸的信息时，我的p392J神经元发放速度提高了95%。”如果“我的”这一概念也用编号来表示的话，只怕句子就更长了。
书新鲜出炉后没多久，弗洛伊德又彻底转变了想法。哲学家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说：“1895年，《科学心理学方案》写就的当年，弗洛伊德声明这是一场‘试图用心理学解释心灵过程的无意义的伪装。’” 21 不仅如此，他还认定心智活动只能用心理学术语来描述。还原论什么的也不需要了。根据弗拉纳根的调查，这一论调的根源或许来自弗洛伊德在医学院的一名导师即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兼前任牧师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
布伦塔诺希望将自然科学领域严谨的研究方法引入哲学和心理学领域。他把心理学研究方法分为两种，分别命名为“发生心理学”和“描述心理学”。发生心理学从传统的经验主义第三人称视角出发研究心理学问题，而描述心理学则着重以第一人称视角描述意识现象，后者也被布伦塔诺称为“现象学”。他赞同18世纪哲学家们的观点，认为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并主张心理学必须依靠内省法来对人的内在体验进行实证性研究。从这里可以引申出“意识”的另一个定义：对体验现象的觉察和主观感受，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布伦塔诺坚信，心智现象和物理现象之间的差别在于，物理现象是外在知觉的“对象”，而心智现象是包含内容的，并且总与某事“有关”，也就是说，心智现象是指向对象的。布伦塔诺进一步强调，心智现象所指向的对象“不应被理解为一个物体” 22 ，而应是一个语义对象。因此，你可以盼望看到一匹马，也可以盼望看到一头独角兽，后者即为一个完全出于想象的对象。你甚至可以期望原谅，不管属不属于想象，这都是一个语义对象，尽管不是那种能放在桌上的物体对象。布伦塔诺认为“相关性”是意识的主要特征，并用“意向的内存”（intentional inexistence）一词来描述思维对象的状态。欧文·弗拉纳根写道：“这一观点，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布伦塔诺理论’，它认为倘若缺乏相关概念用以描述心智状态的内容，任何语言体系都无法充分表述心理现象中的重要事实，其中便包括物理学或神经科学语言。” 23
弗洛伊德将从病人那里获得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将其与潜意识过程的概念关联起来，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心理学理论。他将心智分为三层：一为“意识”，即所有能被我们察觉的活动；二为“前意识”，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能够提取并送往意识层面的记忆；三为“潜意识”，即所有无法被意识觉察的感受、冲动、记忆和想法。涉及情绪、欲望和动机的加工过程无法被意识觉察，这一观点并非首次出现。笛卡儿就曾反复论述过，在笛卡儿之前还有14世纪的奥古斯汀和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其后又有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均发表过类似见解。弗洛伊德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绝大部分潜意识活动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并且，根据他的理论，潜意识几乎影响了我们所有的思维、感受、动机、行为以及体验。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科学心理学的支持者，弗洛伊德从未允许他人使用新兴的实验心理学手段来验证他的心理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的部分观点的确经受住了实证的检验，例如现在我们普遍认为绝大多数认知活动都是在潜意识下进行的，但是，他提出的精神病理学理论经不起推敲，逐渐被后人丢进了垃圾桶 24 。
随着潜意识心理过程这一观点逐渐被接受，19世纪的另一个伟大思想诞生了，这一回发源地转到了大不列颠群岛，对应的大事件便是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 On the Origin Species ）。《物种起源》头几版销量都很好，并很快引起了国外关注。在书中总结部分，达尔文同样用以下内容表达了自己对身心二元论的反对：“展望遥远的将来，我看到了更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心理学将建立于一个全新的基础，即通过渐变获得心智力量和能力的基础。人类及其历史的起源终将被阐明。” 25 起初人们还略有微词，等到1871年《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一书出版时，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已被科学界和许多普通民众接受。他在此书中详细列举了诸多例证，表明动物和人类共有连续的物理和心理特征，并总结道：“人与高等动物在心智方面的差别尽管巨大，但该差异只存在于程度，而非种类。” 26 达尔文此处意有所指，并非说动物也拥有永生的灵魂，而是再次反对了身心二元论。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达尔文是一个言辞和善的人，他甚至为破坏了许多人的信仰而感到歉意，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子。为了照顾人们的信仰，在《物种起源》的结尾，他写下了一段振奋人心、充满希望的话：
这样，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我们能体会到最可赞美的目的，即高级动物的产生，直接随之而至。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由“造物主”注入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现今还在进化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 27 。
达尔文认为，他的理论也一定能解释人的心智能力。这一部分理论在当时引发了更激烈的争议。反对之声既来自传统的二元论派，也来自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追随者。按照洛克和休谟的观点，人类的大脑如同“白板”，其中所有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正是因为这些争议，意识研究的发展饱受阻碍多年。终于，一个扎根于休谟的关联原则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占据了主流，这就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
19世纪末，许多哲学家相信心智必须依赖肉体的大脑而存在，后者以某种形式承载了记忆和认知。一些生理学家认为脊髓神经也参与这一过程，另外一些则坚信整个身体均对此有贡献。
洛克将心智从灵魂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其理性反思、伦理行为和自由意志的能力。心智是意识、意志和人格的基础，但它是会犯错的，会产生幻觉和误差，并且它手头的武器只有有意识的想法。潜意识深层的活动永远不会浮出水面。洛克没有正面回答物质如何产生自由意志的问题，而是引入了一个全能的神，并声称一切都是神的产物。休谟则摈弃了这些超自然力量，并尝试建立一门真正的关于人类心智的科学。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人类心智的极限，即所有思想都受制于其能力。因此，通过弱化人类掌握物理因果关系的基础，他甚至对用牛顿力学的哲学基础来审视世界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
叔本华认为，驱动我们的是潜意识的动机和目的，而非有意识的思考，这使他更像一位后验主义的支持者。亥姆霍兹表明我们的知觉系统不是一台单纯的复印机，而是会将知觉信息以最佳推测方式拼凑在一起。接下来登场的是达尔文，他将我们的脑定位在一个不断进化的连续体中，并指导我们利用自然选择的思想来研究脑的进化过程，而将上帝踢出了牌局。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20世纪，依旧充满困惑，依旧怀着同样的问题，但手上多出了几项新的研究武器：测量不同任务的反应时变化，以及利用新的描述心理学方法关注主观的第一人称视角。接下来的100年必然会诞生许多新的思想、新的科学发现，以及全新的理解意识的方式。人类破解了原子结构，破解了DNA（脱氧核糖核酸）密码，登上了月球，并且开始能给活人大脑拍照片。在这些突破性进展中，总有那么一两个能向我们揭示意识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