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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可能像是一段直接取自巨蟒剧团的滑稽短剧的诗句,但它其实出自经典的《圣公会公祷书》“泛海祷文”一节。英国海军的舰长和船员绝对有充分的理由去背诵这篇祷文,事实证明,他们也的确有很多机会用到它,因为1700年至1850年,由于没有天气预报,以及深入很多未知水域,英国皇家海军共损失了近1 000艘船。 2

船舶失事是一种风险,士兵哗变则是另一种。在漫长的航行中保持士气和纪律是非常困难的,风暴、繁重的劳动、生活空间逼仄、物资匮乏、酗酒、思乡,这些因素很可能激起水手的反叛。当然,最著名的兵变是1789年发生在英国皇家海军“邦蒂”号上的那次。在塔希提岛上享受了5个月悠闲与放荡的生活后,一些水手拒绝离岛,并从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船长手中夺取了该舰的控制权,将他和另外18名船员赶到一艘敞篷小艇上,任其在海上漂流。布莱船长带领这些船员在恶劣的天气中航行了6 400多千米,每天只能定量地食用约30克面包和150毫升水,最终安全上岸,这堪称领导才能、航海经验和耐力的伟大壮举之一。然而,布莱在他后来的航海生涯里又经历了两次叛乱,也许并不是巧合。

如果风暴和叛乱都没有让船长倒下的话,那还有精神错乱这个幽灵在等着他。正是船长对精神崩溃的恐惧,才促成了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航行。

普林格尔·斯托克斯(Pringle Stokes)是这艘船的首任船长,在“小猎犬”号前往南美洲的处女航(1826—1828年)中,他逐渐变得非常消沉。当船停泊在遥远的智利南部海岸一个名叫“饥荒港”的港口时,斯托克斯在日记里写道:

没有什么能比这周遭更令人绝望了。 3 荒凉贫瘠的峭壁将这海湾包裹着……厚重的铅云低垂在山顶,狂风怒号,在山间肆虐……连鸟儿也不愿意出来了,似乎为了完成这凄凉的布景。这鬼天气……“灵魂已死,只剩躯壳”。

一个月后,斯托克斯开枪自杀。该船的指挥权转交给了另一艘船的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上尉,正是他将“小猎犬”号带回了英国。

3年后的1831年,“小猎犬”号的第二次航行由菲茨罗伊掌舵。菲茨罗伊为了避免斯托克斯的悲剧重演,同时考虑到自己家族中也曾出现过抑郁症自杀的先例,他想办法排解航行时必然会经历的孤独寂寞。他告诉英国皇家海军部,希望寻找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陪他一起完成这次为期两年的航行,这个人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并且可以与他共同进餐以及交谈。达尔文并不是第一个得到推荐的人,在他之前已有两个人拒绝了这一任务。时年22岁并且“充满热情和进取心” 4 的达尔文在受到邀请后,推迟了原来研究神学的计划,欣然接受了这个环游世界的机会。

达尔文和船长相处得很好,这位年轻的博物学家也很感激菲茨罗伊的航海技术。绕过合恩角后,“小猎犬”号受到了猛烈的风暴袭击,几乎被三个巨浪打翻,幸亏有菲茨罗伊的航海技术和指挥能力,他们才幸免于难。达尔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只有经历过飓风的人才知道飓风带来的痛苦。上帝保佑‘小猎犬’号远离这一切。” 5

但是经过差不多3年的航行后,菲茨罗伊还是崩溃了。1834年10月下旬,当“小猎犬”号停靠在智利的海岸边,达尔文在内陆养病的时候,菲茨罗伊辞去船长之职,将指挥权交给了另一位上尉。英国皇家海军部驳回了菲茨罗伊增补新的测量船以及船员的请求,并予以申斥,这让菲茨罗伊非常愤怒。达尔文在给妹妹凯瑟琳的家信中解释了菲茨罗伊的状况:

我们在“小猎犬”号上经历了一些奇怪的事件……菲茨罗伊船长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极其辛苦地工作……英国皇家海军部冷酷的态度……以及许多其他的事……使他日渐消瘦、很不舒服。那种果断与坚忍消失了,代之以深重的忧郁。船长担心自己正变得精神错乱。 6

对于这种事态发展,英国皇家海军部提前就有应对举措,他们给菲茨罗伊下达的指令很明确:

如果您发生任何不幸,那么随后接管的船长,只要他在位,就必须完成该船尚未完成的勘测工作,不得开展新的作业,比如,如果该船正在南美洲西侧进行海岸线勘测,则它不能驶往太平洋,而应途经里约热内卢,经大西洋返回英格兰。 7

“小猎犬”号当时恰好行至南美洲的西侧,剩余的环球航行本该就此中止。然而,达尔文无法接受这时就放弃探险。他制订了一项计划,打算自己完成对智利的探索,然后冒险从陆路前往秘鲁,越过山脉进入阿根廷,最后找到另一艘船返回英国。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和“小猎犬”号都到不了科隆群岛、塔希提岛、澳大利亚或是南非。

幸好,菲茨罗伊重新振作了起来,拿回了“小猎犬”号的指挥权。因此,达尔文还是到了上述所有地方。他的见闻不仅改变了他对生物进化的看法,也改变了我们的看法。

于是,正是达尔文以及一群野生和驯养的动物,将我们从一个由上帝创造并严密管理着的世界,带入一个完全按自然法则运作的世界。达尔文也是第一个用偶然取代了上帝的人。

物种起源

达尔文时代的核心谜团是物种的起源。当时,绝大多数科学家和一般信众通常都认为,所有物种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它们的形态与所处地域从未改变,完美地适应各自的环境。当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时,他也是“特创论”的拥趸,而且在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对任何其他观点都一无所知,但几次遭遇在他的头脑中埋下了终将萌芽的种子。

菲茨罗伊康复后,“小猎犬”号载着达尔文在1835年9月抵达科隆群岛。达尔文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藏家,他在几个岛上不断地勘查搜集,大概收集了超过5 400种植物、动物和化石标本。 8

他对生物间的细微差异有了很好的认识。比如,他注意到不同岛上的嘲鸫在斑纹上有细微差别,还发现不同岛上的巨型陆龟有着不同形状的龟壳(见图3-1上图)。

图3-1 科隆群岛上的鸟和鸭嘴兽

注:上图,达尔文在4个不同的岛上发现了三种非常相似却是不同品种的嘲鸫。下图,鸭嘴兽,地球上仅存的两种卵生哺乳动物之一。

资料来源:上图:Darwin(1838-1841);2002年经John van Wyhe许可复制。

下图:Lydekker(1904).

对于这些,达尔文没有匆忙地下结论。在科隆群岛的黑色岩石上被阳光炙烤了五周后,他和“小猎犬”号向西进发。“小猎犬”号在悉尼停泊期间,达尔文不仅感受到如同家乡般的舒适,他也有机会漫游内陆。黄昏时分,当他沿着蓝山的一连串池塘散步时,幸运地发现了几只鸭嘴兽。 9 这是一种半水生动物,有着海狸般的皮毛,喙却像鸭嘴,是仅存的两种能够产卵的哺乳动物之一 (4) 。当它的标本第一次运到欧洲时,困惑不解的人们甚至认为它是拼造出来的。至少,鸭嘴兽证明了它的创造者具有十足的幽默感(见图3-1下图)。

澳大利亚的动物跟其他地方动物的不同和相似,让达尔文惊讶不已。他看到了有袋目食肉动物,它们被博物学家戏称为“老虎”和“鬣狗”仅仅是因为它们跟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同名动物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相似。他观察到一种“狮蚁”用锥形的沙坑捕捉昆虫,就像他在欧洲看到的一样。达尔文将这种相似性解释为它们是同一创造者的作品。

继续向西航行来到南非,达尔文借机拜访了开普敦的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舍尔爵士(Sir John Herschel)。达尔文早先曾津津有味地品读过赫舍尔的著作《自然哲学研究初探》( A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 ),非常渴望见到作者本人。赫舍尔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最杰出的一位科学家,他对地质学、化石和植物学也很感兴趣。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亲自培育了200多种植物,并注意到,那些南非植物似乎彼此之间是渐进的关系,一些物种好像充当了其中的过渡品种。达尔文并不知道,在他们会面前的几个月里,赫舍尔一直在思考并讨论他所称的“谜中之谜” 10 :新物种取代了已灭绝的物种。

达尔文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次会面,认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令人难忘的事。” 11 对于一位环球航行进行到第五年的人来说,这确实很有道理。不管这位年轻的博物学家跟天文学家说了些什么,前者很快就换了一个角度去审视他的标本了。在归国途中,达尔文在整理有关科隆群岛上鸟类的笔记时,再次审视不同岛屿上的嘲鸫和陆龟的细微差别,并注意到它们基本上有着相同的习性。这些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根据特创论,上帝为每一个岛屿创造的物种都是不同的。但达尔文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也许这些动物都是一个物种的变种。于是,他这样写道:

只要这些想法有一丝一毫的根据,那么对于群岛的动物学来说,它们就很值得研究,因为这些事实会动摇物种的稳定性。 12

物种可能会改变。这是达尔文第一次灵光闪现,也是他的思想开始转向进化论的一小步,是充满试探性的一步。达尔文并不是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也并不了解他的大多数标本。他并不确定科隆群岛上的那些动物究竟属于不同的物种,还是同一物种的变种。他希望国内的专家来整理并帮助分析这些标本。

他们确实帮上了忙。达尔文回国后的那个冬天,权威专家仔细研究了他的标本,以及其他船员收集的一些标本。比如,他在南美洲收集的化石被认定为是一种巨大的、已经灭绝的哺乳动物,跟现存的犰狳、美洲驼、啮齿动物以及树懒有着密切的解剖学关系。

而让达尔文震惊的是,经专家鉴定,他从科隆群岛带回的26只陆栖海鸟中的25只不仅是完全不同的物种,而且是那些岛屿特有的。 13 他后来评论道:“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仅仅相隔八九十千米的岛屿,大多数目视可及,它们的岩石构成相同,气候也相似居然能有不同的物种。” 14

物种确实可能发生变化,达尔文被这个念头吸引住了。

他把自己的一系列想法都写进了几本私人笔记,风格颇像意识流。他最先想到的是物种的谱系。他重新审视了澳大利亚的哺乳动物与其他地方同类的巨大差异,推断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各自所处大陆长期分隔而造成的。根据他在南美洲挖出的巨大化石来看,这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似乎是现存哺乳动物的放大版本,这说明现存的物种是旧时灭绝物种的后裔。他开始想象生命组织形式就像一棵不规则分叉的树,一些枝杈枯死了,另一些则重新长了出来。他怀疑他所看到的任何同一区域动物间的相似性是由于它们来自同一分支。在某个笔记本第36页,他写下“我认为”几个字,还随手画了一张小图(见图3-2)。

图3-2 达尔文的新自然观

注:达尔文绘制的第一张生命之树草图,说明新物种是先前物种的后代。

资料来源:该图出自达尔文的笔记B。经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AR. 121许可复制。

这是一张很简单甚至说有点粗糙的草图,但它却为我们展示了生命的全新图景,这是一种物种谱系的概念,其中一个物种产生新的、稍有不同的物种,新物种再次产生一些大的物种,然后是更大的物种,以此类推。达尔文于是大胆推测,新物种是由现有物种孕育而来,自然得就像孩子是由他们的父母孕育出来一样。对于达尔文而言,这一发现标志着特创论的终结。

接下来他转而思考新的物种是如何形成的。1838年秋,他偶然读到40年前由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所写的《人口原理》(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一书。马尔萨斯着重强调了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导致食物供给的不足,最终导致贫穷、饥荒和死亡。达尔文非常清楚,在自然界也同样存在这种影响,很多动植物繁育了过多的后代,以至于无法全部存活。而且通过他收集的标本,他也清楚地知道个体之间的差异。于是灵感再次闪现。“我立刻想到在这些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往往会保留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则将被毁灭。这样的结果,就会形成一个新物种。” 15 他后来回忆道。达尔文将这种变异的保留和毁灭称为“自然选择”。

在史诗般的航行结束2年后,29岁的达尔文形成了用自然选择解释物种起源的理论。然而,这一理论在此后的20年里都不为人所知。

对于达尔文这么长时间都不发表相关论文的理由,每代学者都很难理解。 16 至少,最初达尔文认为这一理论尚未成熟。他需要很多证据,更多的证据,来解答他自己的疑问,并打消科学机构和其他领域必定会有的疑虑。因此,正如他后来给他的一位朋友解释的那样:“我决心不假思索地收集各种各样的事实,只要它们与解释物种有关。” 17

达尔文花了15年时间,收集了与其理论相关的各种事实材料和观察结果。与此同时,他也比同时代的任何博物学家更加高产,他写了一本关于航行历程的通俗游记,还写了9本书介绍他乘船到访之地的地质学和动物学,以及4本研究藤壶的书。此外,他还写了一本关于珊瑚礁形成的书,其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理论,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此期间,他的夫人还为他生了10个孩子!

终于,到了1855年,他在写给表弟的信中说:“我正在努力整理并比对我的笔记,打算在两三年内完成一本书,把我所能收集到的赞成或反对物种不变性的事实和论据都囊括进来。” 18 他又补充道,“到目前为止,关于我自己,最重要的事实是,我终于对藤壶研究得非常透彻了。”

最终,他准备好了。

达尔文的鸽子

好吧,差不多准备好了。

达尔文明白,要想说服别人接受他的理论,很考验对方的想象力。如果他是对的,一个古代的物种,比如鸣雀,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繁衍出无数品种。但是要形成这样的多样性,其经历的时间是未知的,也许需要极漫长的时间,而且其中的演化步骤并不明显。那么多不同形态的品种,由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他该如何解释这种说法在表象上的合理性?又该如何说明自然选择能够强大到足以塑造生命的多样性?

他的答案是:鸽子!

当时,英国各地的人都喜欢上了养鸽子。由于鸽子饲养成本低,繁殖容易,所以这种爱好适合所有人,不受阶层和收入限制。根据羽毛的颜色、数量、纹路的不同,以及骨骼和鸟喙的不同大小和形状,人们将喂养的鸽子分为很多品种,比如凸胸鸽、鸾鸽、袖珍鸽、信鸽、扇尾鸽、翻头鸽等。它们的形态极其不同,养鸽子的人都认为不同品种的鸽子应该分别是不同野生物种的后代。然而,达尔文却怀疑它们都是一个物种岩鸽(Columbia livia)的后代(见图3-3)。

图3-3 岩鸽和其他品种的鸽子

注:达尔文《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 Variation in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一书中不同品种鸽子的插图。岩鸽在左上角。

资料来源:Paul D. Stewart / SCIENCE SOURCE.

达尔文因此将有着惊人多样性的鸽子视为科隆群岛上的鸣雀的完美替代品,将喂养鸽子的人的不同行为类比为不同形态的自然选择方式。

前往达尔文位于唐恩村那所优雅宅邸的来访者,都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会看到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会在书房里仔细阅读笔记和书籍,全神贯注地思考学术问题。然而,从1855年5月起,来访者更可能看到的是,达尔文正在自家花园后部的鸟舍中欣赏着他的鸽子,或是正在蒸煮它们的尸体,测量它们的骨架。

从前总是习惯独居的达尔文,开始去观看鸽子展览,甚至加入了两家鸽子育种俱乐部。就像他和其他博物学家相处的15年一样,他从新认识的人那里尽可能地获取所有他们能够提供的关于他们所喜爱品种的一切情况。他自己喂养的鸽子最多时差不多有90只,他对鸽子的喜爱也与日俱增。 19 他邀请著名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来家中做客:“我邀请您看看我的鸽子!在我看来,这是人类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款待。” 20

令达尔文印象深刻的是,育种者在挑选哪些鸽子进行交配配种时,他们对细微特征有着惊人的观察力,他们从不放过一般人看不到的那些微小的细节。达尔文了解到,每个品种的特征,如喙长、尾羽的数量等,都具有极大的可变性。育种者并不寻求体形或外观上发生大的、突然的变化,他们寻求的是鸽子整体形态中更加微妙的变化,对一些外观特征的标准甚至严格到1.6毫米之内。 21

在达尔文自己的育种实验中,他采用了育种者通常视为禁忌的技术:不同的鸽子品种进行杂交。经过杂交,他发现所有这些品种都是可育的。当他用白色扇尾鸽与黑色倒刺鸽杂交,再用得到的杂交品种再次配种,最终他得到了一些有斑纹的蓝色鸽子,和野生的岩鸽非常相似!毫无疑问,这两个结果向达尔文证明,所有品种的家养鸽子的祖先都是同一个野生物种。 22

他花费数年对鸽子的研究见了成效,有了更好的证据来应对自然学家的质疑。自理论诞生起,达尔文已经跟一些可信的同事分享了他的看法,并在没有泄露理论的情况下探询了许多其他自然学家的意见。尽管当时有关自然历史的知识在快速积累,但达尔文写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怕一个看起来怀疑物种永恒性的人。” 23

凭借他对鸽子的研究,达尔文写道:“当那些自然学家……在嘲笑关于处于自然状态的物种是其他物种的直系后代的想法时,难道他们不该谨慎一些吗?” 24

1858年,这些博物学家中间出现了一个例外的人,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他给达尔文寄来一篇简短的手稿,内容几乎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完全相同。华莱士花了4年时间探访了亚马孙地区,回程途中,船遭遇了火灾并且沉没了,但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后来又游遍了整个马来群岛。跟达尔文一样,华莱士观察到的事实也有着非常相似的模式:相邻岛屿上的物种差别微小。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差异巨大。生物繁殖的后代远远超过了可能存活下来的数量。而且,他也读过马尔萨斯的著作。

1858年,在一份几乎没有人注意的专业杂志上,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论文的一小段节选一同发表了。直到第二年,达尔文才完成并出版了他的著作,书的全名是《论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物种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他立刻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这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的第一章里,达尔文用了不少于10页的篇幅写了关于鸽子的事儿。但整本书中没有一页提到鸣雀!

自然选择的力量

《物种起源》并不是达尔文事业或理论的顶峰,这只是他新旅程的起点。他的理论和证据公之于众后,受到了来自科学界和社会大众认真彻底的审查。博物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他们认为不具说服力或不可接受的问题上。达尔文关于物种的自然起源(而非上帝创造)的解释,在科学期刊和大众媒体上引发了众多评论,其中大多数都是充满敌意的。

一些科学家,比如阿萨·格雷(Asa Gray)、哈佛大学著名植物学家和虔诚的长老会教徒,试图用他们的有神论观点来调和并解释达尔文与华莱士的新理论。格雷是达尔文理论强有力的支持者,并且安排筹备了《物种起源》在美国的首次出版事宜,他与达尔文有过长久的、浩繁的、非常热烈的信件往来。

“我并没有特意去写成像无神论那样的东西,” 25 达尔文曾向格雷吐露,“但我承认,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清楚地看到,虽然我也希望看到,上帝进行设计和给予恩典的证据都在我们这边。在我看来,世界上有太多的苦难。我不能说服自己,仁慈全能的上帝竟然故意创造出在毛毛虫的活体内觅食的寄生蜂,或者让猫戏耍老鼠。”

达尔文将自然选择视作“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一直在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它的存在。 26 格雷慷慨地帮助达尔文去研究兰花。《物种起源》完成后,达尔文全身心地投入对植物的全面研究中,就像他之前对藤壶和鸽子那样。按照他一贯的做法,他向世界各地的植物学家索求信息和标本。同样,凭着他惯常的天赋,他有了更细致入微的发现,从而支持了自己的论点。

达尔文被美丽的植物深深吸引,对植物通过花粉进行异花授粉特别感兴趣。在不同植物的不同物种里,他惊奇地发现了那些用来吸引昆虫进入花朵从而带走花粉的各种奇特的玩意儿,他称之为“精巧的装置”。

达尔文对于“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而不断变化的结构”的发现 27 ,创造了一个机会,可以对他的批评者们进行他所谓的“旁敲侧击”。他用美丽又受欢迎的植物唤起读者的兴趣,并将他们从特创论引向自然进化论。达尔文问道:为什么万能的创造者为了完全相同的目的,不厌其烦地对不同植物的不同变异做出如此多不同的修改,而实际上,自然选择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就在达尔文即将完成他的新书《不列颠与外国兰花经由昆虫授粉的各种手段》( On the Various Contrivances by which British and Foreign Orchids are Fertilised by Insects )之前,他收到了一份产自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风兰(Angraecum sesquipedalia)的标本,它将授粉的技术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他兴奋地给他的朋友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写信说:“我刚收到贝特曼先生寄来的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令人惊叹的马达加斯的加大彗星风兰,它的蜜管居然有30厘米长。 28 天呢!什么样的昆虫才能吮吸到它的花蜜?”

达尔文发现,这种美丽而稀有的植物的花朵能分泌一种非常甜的花蜜,但是花蜜只存储在距它长长的蜜管尾部约4厘米处。 29 这个一直延伸到花瓣下面的绿色的管状蜜腺,比他见过的任何其他兰花的蜜腺都要长。他用一根细长的工具探究这长长的蜜管,发现只有到达蜜管的底部时才能接触到花粉(见图3-4)。经过研究不同昆虫被花朵吸引来传播花粉的方式,达尔文推测在取食过程中,有些飞蛾只有当其口器接触到远处的花蜜时才会采上花粉。“能吸食它的花蜜的飞蛾,得有多长的口器啊!” 30 达尔文告诉胡克。没人知道这样的花蜜的蛾子,但达尔文在他的书中大胆预测,“在马达加斯加,一定有这样的蛾子,长着这样的口器,可以伸长到25~28厘米。” 31

图3-4 大彗星风兰和非洲长喙天蛾

注:左边的,大彗星风兰有着不同寻常的长长的蜜管,其中存放着花粉。右边的,非洲长喙天蛾,早在它被发现的几十年前达尔文就预测了它的存在,它长着非比寻常的长长的口器,可以借此采集花蜜、专播花粉。

资料来源:Robert Clark.

在达尔文看来,大彗星风兰的这种极端的特性,是自然选择积累能力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典型案例,它表明自然选择可以在任何方向上改变生物的特征,比如改变长度。就像驯养人能够通过人为的选择创造出极致的形态——花哨的鸽子、灰狗、长角牛等,达尔文相信自然选择也有这样的能力产生极端的生物——褶边啄木鸟、长颈鹿、带有30厘米长蜜管的兰花。那么,为什么就没有长着近乎不合理的口器的飞蛾呢?

对于这种兰花和假想中的飞蛾,达尔文提出了一种类似军备竞赛的理论来解释它们的极端特征: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为了采到兰花的花蜜,飞蛾倾向于长出更长的口器,而为了让飞蛾将它的口器完全伸进它的蜜管并得以接触到花粉,兰花倾向于长出更长的蜜管。 32

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的信心得到了证实。在他提出这一预测的41年后,也是他去世后的第21年,人们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了一种具有28厘米口器的飞蛾,非洲长喙天蛾(Xanthopan morganii praedicta,见图3-4)。 33

事实证明,达尔文关于军备竞赛造成更长的口器和蜜管的设想完全正确。一个多世纪后,在南非针对鹰蛾和鸢尾属植物野生种群开展的仔细研究表明,口器的长度和蜜管的长度有相当多的变化,其中长着较长蜜管的植物能够更为成功地通过长着较长口器的飞蛾传播花粉,因而更受自然选择的青睐。 34

在花蜜采食者中,有着长长口器的不止飞蛾。刀嘴蜂鸟的喙有10厘米长,巨鼻苍蝇的口器也有5.7厘米长 35 ,厄瓜多尔云林中的花蜜长舌蝠有8.5厘米长的口器 36 ——是它身长的1.5倍。

天呢!这些动物真的能吮吸到。

但也许达尔文和我们更想问的是:如果自然选择能制造出如此夸张的长喙、长鼻子、长脖子和长口器,那么大脑袋的类人猿能算是更伟大的成就吗?

变异的偶然

然而,对于自然选择的怀疑,只是这场战争的一半内容。达尔文断言,自然选择以物种个体间存在的变异为基础,而变异的来源则成为敌人与盟友之间大量评论和争论的焦点。达尔文坦言,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其他任何人,对于变异发生的直接原因或其遗传规律,都一无所知。 37 但是在《物种起源》这本书中的很多地方,达尔文都暗示了变异的偶然性或偶发的本质。 38

达尔文清楚地认识到变异的出现存在概率因素。他指出,为什么家畜养殖者总是要保证畜群的规模“是由于对人类有用或讨人喜欢的变异只是偶尔出现,它们出现的概率会因大量的个体被保留而大大增加。” 39 他推断自然界也是如此:“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相对于那些存在更少个体的稀有种群而言,存在大量个体的种群总是会有更大的概率出现更有利于自然选择的变异。” 40

在几个案例中,他明确地将变异描述为“意外”:

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去质疑这一观点:由于在体形大小和外观形状方面的意外偏差……使得个体能够更快速地获取食物,因而有更大的概率活下来并繁殖后代。 41

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任何可以改变其结构这种程度的影响,都源自自然选择以任何有益的方式对无数微小的、我们必须称之为偶然的变异的积累。 42

批评者抓住了偶然变异的暗指,即上帝或智慧在其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许多人拒绝接受达尔文的理论,理由还有很多。格雷同样也不支持偶然变异的说法,他还是相信是上帝在以某种方式引领着这一过程。达尔文不赞同设计好的或创造出的变异的说法,他认为他所描述的大量变异已经消除了神灵干预的必要。达尔文驳斥了格雷对鸽子和啄木鸟的推断:

阿萨·格雷和其他一些人将每一种变异,或至少是每一种有益的变异,视作是符合天意的设计。但当我问他是否认为,凸胸鸽或扇尾鸽由岩鸽积累而来的每一种变异,是否也符合天意,即为了娱乐大众而设计出来的,他不知该如何作答。如果他或其他任何人,承认这些变异就目的而言是偶然的……那么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这完美地改造了啄木鸟的日积月累的变异,视作是上天的设计。” 43

然而,要想了解变异的起因以及偶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比捉摸一只巨大的马达加斯加飞蛾更难。直到20世纪,才有人讲清楚了变异是什么,也仅仅在最近的几年里,我们才将明白了偶然是哪些事件的幕后推手。 PfncGB6polF0Hus1fgS0k1vNmDsWf4Uz8yJKdj5vxRPD46EAu7XBOfO77/eqYP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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