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整整十年了。这部书英文版面世后，转眼我们已走进另一个世纪。刘东先生一直关注妇女史在中国的发展，多方奔走，锲而不舍，中文版得以出版，他功不可没。李志生教授，对唐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卓卓有成。她毅然搁下自己的学问，费神推敲他人的辞章，她严谨的治学态度与优雅生动的文笔交相辉映。本书能够以我的母语中文面世，可以说是志生和原书作者合作的结果。这段文字因缘，也可以说是明末清初江南才女借书信往来结社的一种延伸。志生洋洋洒洒的译稿，我只做了少量改动，对于她的努力和尊重，我深深感谢。

过去十年来，中文史学界风起云涌，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有创新。本来少人问津的唐宋、明清妇女史也开始受到关注。为了尊重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曾考虑对本书作通量的改写、加注，但因时间仓促，未能成事，惟有在这里聊向我敬佩的学者们致意：古代史的杜芳琴、秦汉史的李贞德，唐宋史的邓小南、臧健、高世瑜、刘静贞，明清史的定宜庄、李伯重、熊秉真、刘咏聪。明清妇女文学研究，对妇女史尤多启发，我特别感谢张宏生和他的女弟子，还有华玮、胡晓真。

在翻译过程中，志生既解决又发掘了不少概念性的问题。其中最基要的是对“women”一词的演绎——是“妇女”呢还是“女性”？在英文的语境当中，“women”意指在心理或生理上被认知为有同一性的群体。在一篇饶有影响力的论文中，美国学者白露（Tani Barlow）提出，“女性”一词的发明，为的正是要建构这本来子虚乌有的同一性。白露更引陈宏谋《教女遗规》中一句“夫在家为女，出家为妇”，进一步论述在古文的传统语境中，“妇”和“女”属于截然不同的认知范畴，它们既没有同一性，传统中国也因而没有“女性/women”这一身份属性。 ^[1]

诚然，“女性”是一个现代词汇。它既不曾在古籍中出现，支撑它的理念——即性取向、性行为或性存在（sexuality）能界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对古人来说也是陌生的。但是，我认为在古文的语境中，“妇女”可以专指“已婚的女人”，也可以泛指“妇+女”，涵盖了“在家”及“出嫁”的女人。在第一章我们将会论及，明末“才女文化”的出现，所依赖的正是一种视“妇”与“女”为同一社会性别的“女性”意识。但是由于“女性”一词没有在明清典籍中出现过，在本书讨论明清社会的章节中如要指涉后一种广义的含义，还是尽量沿用“妇女”一词。不过无可否认的是，我用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本身就是现代思维方式的产物。在进行分析时，往往为了行文方便顺畅，用“女性”或“男性”还是比较恰当。因此本书中仍出现了“妇女”与“女性”兼用的章节。的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妇女史能不能成“史”，如何成史，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界定妇女史的研究对象。这个问题进一步的探讨，有待各方学者共同努力，并不是这本书所能解决的。

今天，国内外不少年轻有为的研究生有志从事妇女史的研究。我所殷切期待的，是这些新的研究成果，能在不到十年内改写中国史，让这部小书被遗忘在尘封的角落里。

高彦颐
谨识于纽约离隐居百合斋
2004年3月28日

[1] 白露（Tani Barlow），《女性的理论化：妇女，国家，家庭》（ Theorizing Woman : Funü , Guojia , Jiating ），载《身体，主体和权力》（ Body , Subjectand Power ），安吉拉·齐托（Angela Zito）和白露（Tani Barlow）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年，253—289页。引文见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