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都市文化、坊刻与性别松动

16世纪后期的两种发展构成了本书的背景，实际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有相当数量的女性在有生之年出版自己的作品；与此同时，因为雕版书籍商品化大量流通，阅读不再是传统精英上层等级的特权。繁荣的出版业不但推动了女性读者兼作者的诞生，也导致了一个读者大众群的出现。 本章的主旨，就是勾勒在十六七世纪的坊刻背景下，妇女与出版文化的关系。 ²⁹

女性读者兼作者诞生的先决条件——作为一类人而不是独立的个体——是一群有相当人数的识字妇女的同时存在。尽管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自诩拥有若干博学的杰出女性，如宋代的李清照、元代的管道升。但是她们愈有名气，愈显示了她们的孤单——她们的才华在同时代是绝无仅有的。相反，在明末清初江南的每个城市、每一代人中，都有写作、出版和相互探讨作品的妇女。受教育女性人数的增多，她们相互间影响和与社会相互间作用机会的充分增多，创造了一个过去不曾存在的阅读批评群体。因此，在明末清初的中国文化中，文学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在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本书针对的就是这些女性及其塑造的文化。

妇女首次以作者兼读者的身份出现，是晚明城市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一城市文化自嘉靖中、后期以来，就在江南的集镇中初具雏形。坊刻和图书流通的快节奏，为男女间思想、区域和跨地方文化、书写和口头间传统的交互受益，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在这样一个秩序松动的世界中，男性文人构想出了若干新的哲学和文学可能性，在这些可能性中，受过教育的女性扮演着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在第二章中，我将借对“情迷”现象的分析，而使这些可能性展开。读者大众文化的特征是界限的流动性，着眼于这一特点，我称其为“浮世”——一种日本浮世绘中对城市文化的引喻。 ³⁰

受教育女性既是这一新文化的消费者，也是其创造者。作为读者、作者和编者，她们从与世隔绝的闺房中显露出来，在文学领域中僭取了一个清晰的位置，而这一位置从前是男性文人的特权。当把“浮世”一词用到这些女性身上时，它唤起了更深一层含义，这些女性运用读和写的创造性行动，通融于家内与公众界限及想像与现实的细线之间。特别是小说和戏剧的读者，从那些想像出来的情节和人物的隐喻中，发现了她们所经历的现实。还有，在日常生活中，她们谈论着想像出来的人物，通过双关语、游戏和仪式，创造着她们自己的幻想世界。换言之，女性读者通过运用她们的才智和想像，栖居于远大于其闺阁的世界中；当她自己开始提笔写作时，她在公众领域中的位置就更加牢固。在这层意义上，阅读开启了一个浮世，在这一浮世中，对女性生活的规范约束也因而松动，并且更向通融开放了。

为了阐释女性读者兼作者增长的重要性，在本章中，我将她置于一系列更大的社会现象中——读者大众群的出现、坊刻、城市文化、商品化社会和货币化经济的发展。在接下的各部分中，我将首先简要考察因白银流入中国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化。然后，我将转向书商及家刻和坊刻所起的关键作用，它们都预示着一个崭新城市文化的到来，我称其为读者大众文化。通过分析坊刻商刊刻的为女性和由女性自己写的大量书籍，我将对它的特征——能够读和写的妇女的公众能见度——予以特别关注。最后我将推测，对更大程度的社会性别平等来说，女性读者兼作者增长态势的矛盾含义。

货币和社会等级的失序状态

首先从货币说起。16世纪时，从美洲和日本进口的白银，使江南经济完成了向彻底的货币化的转化。据估计，在17世纪的前三十年，至少每年有25万—26.5万公斤的硬币到达中国沿海和中亚边界地区。 毫不奇怪，如此数量的白银进入到经济生产和流通领域，带来了社会等级的大混乱。传统的社会等级界限——上下、士商、男女、良贱——都是一些理想结构，它们适应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到16世纪时，在一些高度商业化的地区，这些二元对立似乎与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协调了。理想的儒家理念，是通过社会等级和区分的延伸，而逐步达到社会和谐。在商品化冲击下，这一理念与现实日渐乖违。但也正因此种动乱不安，而使社会和谐、井然有序的理想更具吸引力。 ³¹

货币经济中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可在三个层面进行理解：个人特性的定义、社会组织原则和地方社会的疆界。 如上三种变化的基础是个体经济网络的减少，这种个体经济依赖于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它仅与很少的经济交换联系在一起。通过为市场生产或向萌芽的城市迁居，农民追求着新的社会和身体流动机会。 结果，在江南的城市和乡村，四处游走的劳动力和“无赖”成了常景。但这种旧身份属性的削弱，却很少转化为更大的个人自由，也没有导致社会分层的减少。自由不仅引起极大焦虑，还强化了老的奴役形式和引入了新的从属关系。事实上，一个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是与契约雇工对地方士绅服从的增加共存的。

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敏锐地观察到，“在那些生活于16世纪及以后的人们眼中，传统的社会等级——高/低、良/贱、旧族/新门——都已荡然不存”。但她接着指出，崩溃绝不意味着明末清初的社会分裂成了一个无序的自由个体群。相反，长江下游的人们通过垂直和水平的纽带，重组新的社会集团，从文人结社到友情盟定，到主仆契约关系，到血亲组织再到漂泊者交际网。 ^[1] 随着社会控制和福利等传统机制的削弱，人们在一个充满竞争和不安的社会里，愈发灵活地运用着旧的和新的组织原则，来创造共同利益集团和安全感。

结果不仅是民间自发性集团激增，更重要的是一些崭新的社会组织原则的出现，其中最显著的是女诗人、才女的联谊网络，它们所依赖的组织原则便是把妇女视为同一社会性别群体的“女性”意识。通过面对面的接触和手稿的交换，女诗人与来自不同家庭、不同城市，甚至是不同社会身份的共同爱好者，锻造出了她们自己的社团。通过这些社团的具体例子，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探讨女性社会性别范畴如何与其他现存组织原则如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交叉，并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 ³²

这些女性和她们的社交网是商业化社会的产物。在江南的城市化地区，许多富足的家庭出资建学和出版，直接增加了女性受教育机会。原本仅属于男性的学问大门，渐渐开始向妇女敞开。在这层意义上，伴随着传统等级制度如高/低的崩溃，男/女间的分界也较先前为弱了。一旦受过教育，女性在扩展其眼界和构建更大规模、更正式女性社团时，就变得更灵活了。这些问题都是本书的主题，它们将在以后做进一步详述。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的是，理想的等级制度和货币化社会中流动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女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范畴的出现。

女性社团是源于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原则，其他社团则体现了现存原则的更新利用。在本章的下面，我们将看到在出版交易中，锻造于亲属关系和地理基础上的生意安排事例。日本社会史家上田信创造了一个名词“回路”（kairo），以显示明清社会此类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交际网的区别。“交际网”指的是建立在个体纽带基础上的暂时性群体，它不能延续于其成员生命之外，但“回路”则是固定于社团中的制度安排，它们在特定的地方社会循环运转，给小地方带来稳定。“回路”建立在众多重叠和不稳定的基础上，如门第、官僚、秘密会社和出生地的交叉互动，这些回路比经济循环更耐久，清朝征服的政治剧变也不能动摇它们的影响力。 ³³

人口流动和新的社会组织激增，削弱了村长和里长的地位，淘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传统“地方”社会。 原来“地方社会”是一个以地域为单位相对稳定的存在。随着村落的地缘性下降，以及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地方社会”本身也成了一个界限游移的有机体。它的界限和构成，是随观察者的身份和视点而转换的。如，地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到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县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之于不在地主身份的盛行，它意味着地方争端不再可能于地方基层得到解决，而要在县和县以上得到处理。名门望族也一样，他们经常于其所在县的范围内选择通婚对象。 地方领导真空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宗族地方组织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我将在第四章中，阐述增长的门望权力和婚姻圈对女性教育的深远影响。

简而言之，货币的介入在江南创造了一个流动和易变的社会、一个浮世，在这一浮世中，身份定义、社会关系和社团，都不再是预设的，而是因情境关系而确定的，并在个人的一生中发生变化。时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浮世的现实与理想的儒家秩序间的差距，支撑儒家秩序的二元理念，如高/低、长/幼、男/女，也日见松动。

理想和现实间的鸿沟，使新知识的生产成为可能，但同时亦促使许多人寻求旧秩序的再生。坊刻的发达和妇女对它的参与，都正处在这些紧张关系的十字路口。对初露头角的才女来说，她们既享有实际上的自由和实现自我的机会，自然不必公开挑战这些理想秩序。在拓展她们的交际和视野上，这些知识女性是很有技巧的。她们不断增长的作为读者兼作者的公众能见度和扩大的社交网，都是最明显的例子。

理念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对才女文化的发展有第二种更直接的影响，即增加了她们的受教育机会。在商品化社会里，道德教育的吸引力并没有缩小，理想理念和现实间的突出距离，反而促使一些卫道士通过大规模印制的课本，加强了他们的说教努力。这些卫道士，包括不少受教育女性自己，认为母德修养是移风易俗的关键所在。因此，社会无序为女性教育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辩护。但因这一教育是为强化社会和社会性别等级制度的思想基础服务的，所以它关于女性幸福的含义就是成问题的了。我将在讨论为女性坊刻出版的女诫之书时，再回到这一主题。 ³⁴

城市生活的复杂和流动性，使人们对一种新知识形式要求——实践的、基本指导——的强烈涌现。从最安全的旅行路线，到运用于房产契约中的条款，再到恰当地嫖妓和光顾赌场，浮世中迷途的旅行者所需的日用知识，是儒家经典所不能提供的 。流动的商业化社会，现在提供了多样的致富渠道和少量民政服务外的威望，民政服务包括加工、贸易和官僚政治的辅助服务，但竞争远比以前激烈。对那些向上爬的人来说，书的用途是多重而不是单一的：学生临摹最新的科举文章；商人用以保持与市场的同步；在盖房、旅行和为女儿缠足之前，家庭也会用年历来选择黄道吉日。反之，那些因此而爬上去的人发现，拥有书籍是他们新的社会地位由来已久的象征。

换言之，加剧的社会身份竞争增加了对书籍的需求，不但作为进取的手段，也是胜利的标志。就是这样一个为实际知识服务的新市场刺激了坊刻业，并创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读者大众群。在理想和现实的缝隙中，种种可能性都出现了。一旦被刻在了雕版上，它们很快就会从印刷出来的纸页上成为一种物质存在形式。

出版的繁荣和读者大众的诞生

出版业是以满足对实际知识的需求为前提的，它本身就是商业化和货币化社会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显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词能够形容嘉靖时期（1522—1566）中国出版业出现的转折。 它不是一种技术革命——所有的雕版技术在9世纪已经成型——而是一种出版经济和学习文化的革命。 在明代的后半期，书籍的供应和需求剧增，价格急降，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

16世纪的中国，白银的涌入和接踵而至的商品化，宣告了一个大规模出版时代的到来。交易路线和区域市场的激增，加速了书籍和思想的传播，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富裕的消费阶层。许多繁盛的书坊都是绵延几个世纪之久的家庭式产业，它们可以追溯至宋代，但通过迎合新读者群的要求和口味，它们顺应着市场的变化，这一新的读者群并非传统的士大夫精英。特别是16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恰好与嘉靖时期吻合，标志着印刷由质量时代向数量时代的转折。质量印刷时代从宋代延续至明代早期，在这一时代，木版的雕刻和校对都十分仔细，只有质量上乘的纸和墨才能被使用。作为艺术品，书籍是财富的象征。 ³⁵

接之而来的数量印刷全盛期开始于万历时期。 大规模印刷的出现，是由多重经济和文化因素推动的，即价格更低廉的纸从根本上降低了生产成本；新的字款拥有见棱见角的笔画，它简化了雕版的刻制；手艺的专业化促进了劳动分工，也提高了效率。处在变化的风口浪尖上，家刻事业以家庭和商业印刷形式迅速增长着，无论在种类和出版的卷册上，都超过了官刻品。

作为这一出版繁荣的结果，以前不能接触到印刷纸页的人们，或以前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借阅和抄写书籍的人们，都能毫不费力地从公开市场中买到书籍，并建立一个私人收藏。 这些人，包括学生生员、在乡试中举的、农村小地主、小业主和士绅家庭女性，都加入了传统的精英行列，而构成了一个新的读者大众群。如它的社会构成一样，这一新的读者大众群的阅读口味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更多的人们开始接触书籍，而且除了与科举相关的格式用书、样本文章和学习辅助材料外，他们需求的种类多得令人吃惊——故事、诗歌、散文、剧本、识字课本、综合图书、宗教小册、道德课本、旅行指南、日用类书等等。 因此，从它的顾客和口味的多样性看，读者大众成了货币化社会多样性的一个例子，并且也是它的一部分。

“规模印刷”一词，让人们关注十六七世纪生产的书籍的巨大数量和繁多种类。同样，“读者大众”一词，突出了作为读者和文化消费者的士大夫精英垄断的终结。但“大众”（public）一词，并不包含“公共生存空间”（public sphere），甚至也不包含经常使人联想到的欧洲历史中常有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涵义。“大规模”和“流行”印刷业所形容的东西，也不是建在一个中产阶层社会存在基础上的。 中国16世纪和17世纪的读者大众更是传统精英的延伸，而不是它的敌人。一个对价格的粗略统计充分表明，即使有着大规模的生产，书籍仍是远离于大多数家庭之外的。 ³⁶

史料的不充分，使我们很难对出版经济的规模进行探讨。除偶然情况外，书籍的价格是不印在封面上的，据我所知，也没有现存的书商价格表。但零星的材料还是显示，书籍市场是存在着双重价格标准的。宋本和其他稀有书籍的价格出奇的高，但是，中等家庭能够拥有诸如通俗文学和实用指南之类的书。如，明后期苏州著名的藏书家和家刻出版家毛晋（1599—1659），据说就以每页200两的白银购买了一个宋版珍本，还以超过1 000两的白银购买了一个稀有明代抄本。 17世纪时，一个宋本《史记》可以卖到300两。 在市场价格较低的另一端，大致1两白银就能买到一本家用类书或小说（见表1）。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解释说，大规模生产大幅降低了价格：“在万历年间，大多数家用类书和实用指南被定价在大约1两。此后，在崇祯年间（1628—1644），赶制而成的印本只有这一价格的十分之一。”

a 井上进（lnoue），423页。

b 吴光清（K.T.Wu），235页；井上进（Inoue），423页；张秀民，《印刷史》，518页。

c 张秀民，《印刷史》，518页；大木康（Ōki），《出版文化》（ Shuppan bunka ），103页。（关于天启时期〔1621—1627〕的一个版本，参见韩锡铎和王清原，10页）。

d 魏隐儒，124页。

e 酒井忠夫（Sakai），89页。 ³⁷

比价格更棘手的问题是货币购买力。先不谈各种各样的纯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这一年到另一年，一两白银的货币购买力都是不一样的。无需钻研交换比例波动的微观经济学，这一点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即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两白银并不是一笔小数目。随意举出一个例子，按1585年南京出版的律令之书所列出的商品价格，1两白银能买到3.2石米，或320斤盐，或80斤茶，或200张纸，或400支毛笔。以工钱来看，从17世纪30—50年代，湖州一个中等农业劳动力在劳作一年后，除了可以得到全年的伙食外，还可得到5两白银。 很显然，付一两白银去购买一本书是相当昂贵的，但对一些中等家庭来说，也不是不能承受。但这种消费仍超出了下层家庭的承受力。新兴的富有的书籍购买群体，因之处在了一种矛盾的社会地位中。尽管对拥有科考功名之人来说，他们看起来很土气，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仍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大多数人为文盲的社会中，不管读者大众群的发展有多快，它一定不会超过总人口的10%。但它给其时的文化和智力生活所带来的冲击，远比这些简单数字所传递的意义深远。在审视它的生产和传播的两大媒介体——私刻和坊刻业后，我将在下文详述这一阅读文化的含义。这两类非政府出版业形式在现象上的增长，极大地增加了普通作家，包括妇女，接近书籍和在其一生中出版自己作品的机会。

官刻和家刻

当书籍变得更便宜和销路更好时，印刷产业的三种形式——官刻、私刻和坊刻——在16—17世纪都加快了发展步伐。官刻是由政府出资，由政府机构、亲王和官僚监管的。出版书籍最多的机构是礼部下的国子监系统和内务府的司礼监。总体上，官刻侧重于儒家教义，它构成了科举考试的基础，官刻也印一些官府必需的东西——日历、方志、医书。但现存记载显示，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流行小说也偶尔置身其中。 这些由官府刻印的书，大多数被藏于书楼或被政府资助的地方学校购买以用作教科书。官刻的垄断性质使得它的价格居高不下，也使其在官府之外的流通渠道受到限制。 ³⁸

与都市化江南的读者和作者的需求关系更加密切的，是其他两种印刷形式——家刻和坊刻。家刻，是一种将家庭文化资本转化为声望甚至商业利益的手段，它的经营可以是特定的或长时段的。在“特定”情况下，上层家庭会为一个特别的项目雇请一组工人，这个特别项目通常是他们博学的儿子（们）和女儿（们）的文集。作为家庭财富和文化成就的象征，这些书籍大多被赠出，用以巩固各种社会关系。偶尔它们也会在书铺出售。 在今天图书馆珍藏室中看到的数量庞大的明、清个人和家庭文集，就是这一习俗流行的产物。家谱也同样作为特定的项目被印制出来，为此，这些家庭要雇用一些四处游走的活字工人。许多士绅之家的女性诗集也是以这一方式出版的。第二类家刻，是著名作家和收藏家在他们的别业中建立的完整印刷所。工人都是长期的，他们生产出高质量的再版珍品图书，这些珍品图书都是来自其家庭收藏，同时也出版主人自己的作品。

没有商品化经济的推动，家刻的繁荣是不可能的。它以三种方式预示了明末清初江南的浮世精神，而这三种方式都直接对女读者兼作家的出现产生了影响。首先，它预示着知识生产节奏的加快和多重的流通渠道。书籍生产由原有的政府集中刻印，扩散至家庭别业中，这意味着知识生产地的一种扩散。对女读者和作者而言，在引发一个相互批评的读者群体上，这一点具有特别的决定意义。个别妇女的作品合集主要由家刻推出，就像一些与功名无关的文人尺牍、杂文一样，它们以前是被视作没有出版价值的。商业书坊抓住了这些男人和女人的私人沉思，使文化市场上充塞着一种情感狂热。

其次，当家庭开始成为许多正式的“公众”活动场所，家庭生活承担了不断增加的感情含义时，家刻便构成了明、清时期中国人生活私人化大趋势的一个方面。这一发展改变了男和女的生活内容和结构，但它给应困居于家中的女性带来的冲击更大。不用越出家庭围墙，士绅之女就可以饱览家中藏书，观看搭建于厅堂舞台上的戏剧，还能够与远近的来访者交往。换言之，即使士绅女性在身体上仍然保持着与世隔绝，但当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外部走向她们时，其闺房的界限已经变得可以渗透了。在三至五章中，我将在家内生活的含义中，详尽阐述这一根本性转变。 ³⁹

第三，在推动人们接受女性作为智力型人类这一新形象上，家刻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将文化和学问这一世界带入妇女的传统领地方面，家刻促使妇女和学问结合成了一种新型关系。不仅更多的妇女在这样一个潮流性的氛围中学习读和写，而且许多妇女还被视为其家庭的骄傲，这些家庭资助她们的作品出版。将女性才华融进家庭文化资本中，促进了对女儿进行文学教育的合法性，也促使了地方志对女性作家的推助。在帮助重新定义家庭生活的同时，家刻对建构一个新女性特质也起到了作用。

坊刻：为钱而出书

尽管有为数众多的家刻，但出版业中的第三类——坊刻——的组织和类型，则集中体现了由货币化经济所带来的深刻文化变化。在经济和道德意识上，在读者和出版者心中，书籍都变得与利润紧密相连了。为了促销，出版商融娱乐于训诫中，融图画于文字中。通过这样做，他们不仅出产了新的图书品种，也为作者和读者间的互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直接、真诚和有话直说，都成了出版文化在纸面上助长的风气。 ⁴⁰

坊刻成长于16世纪中期，并于清代继续繁荣。与家刻一样，它的运转也是分散的，这一点归之于雕版印刷所需工具的轻便和生产工具成本投资的相对低廉。 江南的一些城市，如杭州、苏州和南京，虽然在精品市场方面胜出，但出版中心则兴盛于帝国的每一个地区。即使在离长江腹地很远的一些省份，如山西、广东、湖南和河北，出版商也在竞相刊印最新的畅销书。 万历年间，大规模印刷的冲击，将贸易动力转向这样一些新兴地区，如浙江的吴兴和安徽的歙县。 从宋代以来，福建北部建阳地区就在专业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继续繁荣至清前期。此地的衰落，促进了南京、苏州和杭州产品的确立。18世纪由于不断增大迎合大众市场的需求，江南重返出版中心舞台。

坊刻是改变帝国面貌的商业扩张的一部分。特别是安徽徽州和福建建阳的书坊，迎合了读者大众的多样化口味。与著名的徽商和晋商一样，这些印刷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如血亲纽带，运转着其管理合理的事业。 而且，恰如由山西和宁波银行家创建的银行业一样，坊刻中存在着程度很高的地区和血缘专门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徽州歙县虬村的黄氏，从明早期到20世纪，这一家族的几代人都是雕版插图家。他们现存最早的作品出自1489年，黄氏在万历年间达到了其生产能力的顶峰，在这一时期，他们将其一流画家的工作转向了印刷，以其技术而使小说、戏剧的页面和训诫之书变得更加漂亮。在为家族赢得“雕龙手”的称号后，这些手艺人循着其徽州商人同伴的足迹，于明末清初迁居到了江南的主要城市中。

另一个地区和血缘专门化的例子，是福建建阳的刘氏和余氏。作为规模出版的名家，他们在量刻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且以速度和效率知名，虽然他们出书的错漏也是知名的。他们的特长是插图小说和日用类书。这两个闽北家庭都是从宋代开始其生意经营的，在生产上，它们于16世纪的早期和中期，经历了一个沉浮曲折，并在晚明迎来了命运的高峰。 余氏是建阳最大的印刷联合体，从留下的历史记录可知，它拥有超过30家独立经营的书屋，这些书屋在万历年间曾繁荣一时，并生产出了超过千种的书籍。仿效文人雅士的书斋，这些书屋经常被称作“某某堂”或“某某斋”。每一间书屋都由一位余氏血亲统领，此人被称作“主人”，身兼出版者、管理者和销售者等多重职责。他也经常书写和编辑手稿。

一位典型的书商兼企业家是余象斗（约1560—约1637），在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他于1591年接过了其家庭的买卖。作为一个专业经销商，他经常将自己的肖像放在其出版的书中，还有抄写人、刻版人和装订人的名字。这种对专业手艺人的公开承认，其实是一种误导。事实上，从明代中期起，坊刻书是在工场流水作业式生产的。为了加快生产，各种技术水平的雕工开始以组工作，徒弟专管文字的竖直，而师傅则负责更为重要的笔画。除了监管这些手艺人，余象斗还喜欢搜集口头故事和编制家用类书。以现代术语看，他垂直地使企业与写、编、切版、印刷、零售和广告结合在了一起。仅在1591年这一年，他的书屋就发行了超过十部著作。 虽然余象斗的许多肖像被保存在他的书中，但几乎没有传记性的文献保存，以记载他所在之时的明显优势所在。 ⁴¹

在他们高效率的企业运转中，通俗小说和实用指南的大规模生产、积极的自我宣传和绣像插图的充分运用，这是如余氏家族一样的坊刻为其时代定下的基调。坊刻使书籍成了金钱能够买到的数量极大的商品之一。为了竞相引起读者的注意，各种书籍不得不通过着眼于其需求、开启其心灵、满足其感官、予其以实用指导，来直接与读者对话。当商人谈着以无情的差价来加速其营业额和获得更多的利润时，书籍的世俗化便得以完成。 书籍与金钱的这一结合，是读者大众文化的一个最生动的特征。 ⁴²

书商：越界文化的建筑师

书籍与金钱联姻的诸多涵义，通过书商的社会地位得以说明，他们体现了商品社会中的无数矛盾。他因此是栖居于先前相互脱节的诸多领域中的，处在金钱与文化、生意与学问、娱乐与道德、地区间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十字路口上。他灵活地将这些全异的世界编织在一起，并一道帮助锻造了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即读者大众文化。 ⁴³

这一越界性的文化是一种既非“精英”也非“大众”的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它们之间的界限从未被清晰地界定过。 它也不应被称作“中产阶级”或“商人”文化，因为如果这样称呼的话，它就意味着有一种独立存在的城镇自由民力量，而这一力量是与传统的士大夫精英相对抗的。在中国，旧的上流家庭成员，如果不是士大夫本人的话，经常是企业家；反之，为金钱奋斗的商人，在为其儿子购置尽可能是最好的传统教育的同时，也在倡导着学问和艺术。 在突出迎合商人和金钱交易方面，从商品化中成长起来的新城市文化，是与儒家上层所管理的理想农业社会不同的，但它既非一个全新的创造，也不是对旧世界的反叛。因为没有一个更好的词语，我们暂且称之为“读者大众文化”或“新的城市文化”。它因传统二元性的模糊和界限的流动——士绅和商人、男和女、道德和享乐、公和私、哲学和行动、想像和现实——而带上了自己的特性。简而言之，它是一种浮世的文化。

在西欧历史上，“城市文化”一词有多重特定的涵义；但在中国，则有两个显著不同。由出版业迅速发展而引发的城市文化，在特性上实际是超城市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渗透于每个商业化的江南城镇中，但并不必然促进出现显著的城市特性。同样，在形成这一文化的城市自由民阶层意识方面，书商也未起到关键作用。与欧洲旧贵族统治消亡相比，中国的商品化，并未使商人为政治权力而起来反抗封建政府。事实上，士大夫和商人在社会或法律方面并未有明显的差别。换言之，读者大众文化既不能被包容在固定的地理疆域中，也不能由任何特定的阶层所代表。产生于一个流动和变化的社会中，它使各种不同的领域混合在了一起，而它的标志也恰恰是这些混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⁴⁴

由坊刻引发的混合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塑造读者大众文化特征的两组紧张关系上：在其空间位置上，越界范围和地方范围的不稳定共存；在其社会文化定位上，学问和生意的相汇。在商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中，这一文化矛盾的空间位置找到了其相似的东西。地区中货币化作物的专业化，使地区间的交易成了必需，它为如下两者创造了条件，即对地区特质和特性认识的提高，及一种共同的变异城市文化的锻造。持续的变动和流动特性孕育了不安全感，促使人们重新肯定业已熟悉的本土文化或居住地。通过出版地方志和地方景点旅行指南，书商迎合了这种地方情感的复兴，这些出版物在明末清初时激增。 也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地方后裔提倡着女作家写的书和县、府、村或市中的贞妇故事，因此也将妇女牵涉进了地方主义的竞争中。在这层意义上，读者大众文化在范围上既是超地区的，也是越地方的，同时在定位上既是结合的，也是分裂的。“地方”的含义不可避免地是矛盾的，因为“地方社会”的真正界限已经不再是固定的了。

但较之分开的力量，经常的旅行和不同地区间人们的交互受益是更有意义的。最成功的书商影响所及是地区间的。为了削减成本和保证产品质量，他们例行地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为书籍的生产转运原材料——纸、木和墨——同时还有手艺人。为不断发展的谷物和纺织品运输而开辟的长途商贸线路，也同样成为有利可图的书商、手艺人和思想流动的渠道。如徽州的木刻工受雇而工作于北京、苏州和杭州；苏州的抄写工和木刻工与来自南京、江西和福建的工人并肩劳作；福建的余氏派亲戚到南京经营其旗下的产业。通过他们，南京的书籍得以在福建重印，反之也如此。

书籍的流通如其生产一样也是越界性的。16世纪后半期，书铺在一些大都市中心，如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兴盛起来。一个地区生产的书籍能够流通至全国，尽管由远处水运而来的书籍实际上要贵一些。如来自浙江腹地的书商，通过此地纵横交错的水路，为繁茂的江南市场提供书籍。 甚至有更多的小地方百姓能够接近地方书市，这些书市是定期市场网络的一部分。如福建建阳的书市每五天举行一次，它吸引了帝国各地的商人。

比书籍装运更有益于思想互惠的，是书籍购买者本身的流动性。特别是购买者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汇集于北京。每三年春季举行的科举考试，为京城书铺兜售他们的商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合。随着各地举子的被“贡”来，北京书商在考场外搭起了临时的货摊。另外，这些商人也光顾都城每月和每年举行的周期性市场。每年二月十五开始的三天里，书商要参加一个于北京东部灯市举行的早春节日集市。每月的初一、十五和二十五，他们还要加入进城西边城隍庙里举行的其他商人的活动。 当来京城的举子和其他游人返家时，他们便开始在或远或近的省份中，四处转运小说、范文和迎合读者的书籍。 ⁴⁵

新兴的富裕的书籍购买者人群分散于各地，但他们阅读着同样的书籍，在这群人中，出现了一种越界性文化，这一文化竭力仿效现存的文人学士文化的优雅口味，但在社会身份和存在的原因上，又与之存在着差异。科举考试在那些通过科举并成为官员的人中，长期培育着一种同质文化；在准备科考的过程中，他们数十年钻研着相同的经典，说着同样的语言，并互相交换诗作。同质是文化排他性的一个工具，它使士大夫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得以长存。相较而言，新兴的超城市文化是一种多样的和包容的文化，向所有能承受得起它的人开放。这一文化并不想与根深蒂固的士大夫文化抗衡，因为它还没有独立的哲学或规范基础。它与文人学士文化共存，因为它属于另一个不同的领地，较之哲学或统治的终极关怀，它更多关注的是瞬间和世俗的愉悦。这一超城市文化萌芽的最突出象征，便是依着文人雅士习惯和情趣的书籍的通俗化，如品茗、燃香、收藏石头和古董。 这些指南迎合了各个小镇暴发户之所好，这些暴发户购买的不仅是书籍，也是官人生活方式的魅力。 ⁴⁶

上流社会情趣指南并不是16世纪的一项发明。品茗的经典著作《茶经》写于唐代；宋人更是开了古董鉴赏艺术文章的先河。 但在晚明各类百科全书和选集中，所有各种消遣的文章得以连篇累牍地大量生产。在一个坊刻时代里，庸俗的模仿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如在明后期指南经常收入的宋代藏书家的一篇文章中，一位时令书籍收藏者就正确的读书习惯，告诫初学者说：不要折书角；不要用指甲刮字；翻页之前不要用手指舔唾液；不要用你的书作枕头。 还有一些劝告，其庸俗性表现得更过分。一本花道指南的作者在讨论如何使用恰当的器具、协调主要花朵与“陪衬者”间的关系、水、每天清洁花瓣的必要性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时，不断重复告诫说：将花瓶摆在一个大的但摸起来细润、光滑的式样简单的桌子上；避免使用嵌金和珍珠母的漆桌；不要在摆放的花瓶旁燃香，免得闻不到你如此精心培育的自然芳香；呷茗，最好是不分季节地在花前，还不要与朋友阔谈；如果你喜欢在赏花时酩酊大醉，最好在妓院里这样做。 这些劝告，被看作是上层鉴赏家与其模仿者间的区别标识。

雅趣指南书的流行，是商品化带给十六七世纪中国文化若干微妙变化的象征。尽管旧上层的情趣仍然被确立为效仿的标准，但现在于闲暇时忙着掸去花瓣上浮土的不断增加的人们，既来自非官员家庭，也来自官员家庭。无论是旧的有钱人家，还是新的暴发户，都在享受着先前所无法比拟的富足，这种富足使他们能够更细致地关注每天带给其生活乐趣的家内陈设，在室内设计、世俗消遣、装饰艺术品上，追逐一茬又一茬的时尚。这一点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私人化的另一个方面，这一点在论述家刻时已间接谈及。在一个崭新的超城市文化的标题下，将这一给予世俗乐趣的实用性和放纵归类，并不意味着我提出旧的士大夫文化是不受这些发展影响的，或新旧文化是没有冲突的。我的兴趣更在于商业化生产的指南著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及在传播这一新文化中书商所拥有的广泛交易网，及其顾客更加多样的社会基础。这种新的超城市文化在与旧文化衔接的同时，在空间和定位上也更加多样和包容性更强了。 ⁴⁷

除了在空间维度上包含了地方和世界，书商带来的这一文化的第二个特性，是商业与学术追求或金钱与文化的交汇。书商有着跨立于两个世界的自信，这一点由一位南京书商的自我介绍生动地传递出来，这一自我介绍出自孔尚任（1648—1718）的戏剧《桃花扇》：“在下金陵三山街书客蔡益所的便是。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这位成功的商人带着对各类学人的熟知，炫耀着他丰富的藏书：“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其专长所得到的回报是多方面的：“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诗书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进士举人，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

这位书商在生意上的精明，将他带入了官僚政治的中心。他不仅必须与投考者的政治命运保持一致，而且在宣传流行的文学形式和哲学上，他也起着引领作用：

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对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

既是藏书家、生意人、文学领潮人，也是自我推销者，这位书商为读者大众文化确立了基调。虽然这位南京书商是一位想像出来的人物，但当反观如上所介绍的余象斗这样的坊刻家的生涯时，他在学者书斋和无情商海中的灵活性，听起来都是真实的。他们除了有着将看来水火不容的金钱与知识的关心混合在一起的能力外，在将个人感触传达给日益增长的非个人化产业方面，如余象斗那样的书商也毫不逊色。实际上，他们做这些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使大规模生产的书籍，成为狂热追求个人间亲密关系的具有反讽意义的载体。 ⁴⁸

个性摹写与人际交往

生产线上的产品，一种典型的商业出版书籍，有着一种单调的、规模生产的外貌，它与宋元版书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的每一卷都是一件艺术品，带着制版和装订等艺术家的个性标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散落着机械化文字的大规模生产的书籍纸页上，人际交往真诚的理想和个人间的亲密关系开始广泛散播。这一内心事务的首要位置，便是读者大众文化最重要的特征。

牟复礼和朱鸿林描绘了16世纪时，规模生产如何使一部书的书体变得一致：

以前，我们可以识别出如“颜体”或“欧阳体”或“晁体”，明中期的印刷者则取而代之地开始使用均匀的书体，我们可以泛称为“宋代风格”。通过普通工匠对这些木版的重复使用，这种很难归类的书法开始被称作“匠体”。工匠的这样一种控制，表明了中国书法走向单一标准的广泛潮流，显示了一种全面的同一性，一如机械化生产的西方字母铅字；随之，个性化的生气和表达越来越少……即使这些书变得更易读了，但它们失去了其更多的风貌和个性。

然而似乎为了补偿这种单调，坊刻者开始在书的正文前，印刷个性化的书法摹写作品：

不管在那个年代的书中，插入摹写的序言和后记是否为一种明显的骗术，它给读者带来的视觉印象则是个性特征之一——通过与众不同的书法看出个性。 ⁴⁹

这一由摹写复制技术推动的“个人特征视觉印象”，成为自然、真诚交往理想的缩影，这些理想通过其时的一些时髦词语表现出来：情、真、契。在小说、散文和诗作中，内心的真诚被赞为人类存在的基础；感情的狂潮是如此的猛烈，它甚至对准了年久的等级制度。印刷出来的纸页本身是以一种媒介的身份出现的，通过它，陌生人发展出了亲密关系；通过远方之人的加入，阅读和写作创造出了新型的社会现实。

令人好奇的是，恰恰是对内心事务和个性特征视觉表现的助推，创造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作为一种自主动因的个体化自我的新建构，在中国，这一所谓“个人主义”的可能性从未像在早期现代欧洲那样被开掘出来。不是将阅读视为一种私人或个人行为，中国的读者大众从开始就为阅读所引起的社交和交流的可能性所迷住。尤其是，印刷出来的纸页成为造就三类个人关系的竞技场：出版者和读者、作者和读者及读者和读者。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将探讨后两者在受教育妇女中的引入，这些妇女构成了读者大众；在这里，我集中关注的是出版者与读者的关系程度，这一关系是由出版者的头像插图传递出来的。

在翻开一部小说或类书的封面，而看到出版者正用眼睛看着他或她，就好像他是读者最好的朋友时，没有读者会感到意外。正如上文所提及的，福建书商余象斗喜欢将自己的肖像置于其出版的类书或小说之中。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金陵书商唐少村将其紧握书卷的肖像，置于一部他于1615年出版的《楚辞集解》中，并附有这样的推销广告：“先知我名，现见吾影，委办诸书，专选善本。” 这样的一种个人号召力，首先出现在元后期印刷的书籍中，但直到明后期，它才成为惯例。在一个创造性的广告年代里，实际上出版商是使 他自己 成为正在推销的商品。这种亲密关系的表象，用广告人的脸所给予的看似真诚的形式表达出来，它掩盖了出版者和其消费者间首要的经济和非个人的交换本质。

在出版世界之外，这种自我绘画表现也同样流行。在士大夫圈子中，作为友谊的象征，绘制和交换个人肖像是一种习惯。虽然，或因为，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人与人充满着不和及争斗，所以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和有着共同心理的个人间的共鸣，就成了期待着的理想。在我对情迷的讨论中，我将回到这些理想的社会性别意义。 ⁵⁰

不仅出版者力图在个人层面上与读者对话，读者也从作者那里期待着同样的热诚。当一位读者拿起一个剧本、一本小说或一部诗集时，他不仅是被引导着的，也在与作者进行着对话，甚或在做着将自己投身于虚拟世界的努力。我将在如下诸章中，考察女读者与其作者间的情感介入；这里，我思考的是为这种作者兼读者的亲密关系，而将摹写技术的引入。通过邀请读者直接参与，明末清初插图书籍的时髦，帮助改变了阅读的特定含义。在插图书籍的页面上，文本和视觉的混合是读者大众浮世的另一特征。

17世纪上半叶见证了中国木刻印刷的黄金时代。由木刻套印的彩印是明代的一项发明，以这种技术生产出了优美的文选和地图，它们都是收藏者的藏品。在市场的较低层面中，各种风格的书籍——它们是小说、剧本、百科全书、家用类书、训诫之书或识字课本——至少含有一张或两张黑白插图。 插图成为时尚，以至于1625年版的《牡丹亭》的杭州出版者，似在为下面的情况辩解：“戏曲无图，便滞不行，故不惮仿摹，以资玩赏，所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 ⁵¹

文字与图画的共存，是设计出来以拨动读者心弦并逐渐灌输一种个人参与意识的，它意味着读者大众中的一种新的欣赏口味。这批新的书籍消费者较少受到迎合科举考试的传统教育的浸染，他们规避过分修饰的文学形式和抽象的思索。代之而是的是，实用性、立刻的满足和情感表达成了当时的风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女读者的需求被凸显出来，她们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大文化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按照旧的社会性别陈规，妇女不仅应该是较少受教育的，她们至多只能按图识字，而且她们还被认为是性情中人，居于被自然情感支配的私人世界中。换言之，无论是对插图书籍的狂爱，还是情感亲密关系所表达的首要位置，在那些赞同社会性别陈规之人的心目中，妇女的情趣和关注点现在得到了传播并且开始普及。

很长时间以来，插图书籍就与妇女教育结合在一起。妇女经常被与“无知大众”相提，因此给她们图画和白话是合适的。毫不奇怪，最早的木刻插图书籍之一便是针对妇女的女教书《列女传》，它大致是在元朝由福建的余氏家族所生产。在刘向（公元前79—公元前8）所写的好、坏女性事例的传统文本基础上，这些插图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明、清两朝的插图小说和剧作刻版家都在模仿它的风格。 ^[2] 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插图版《列女传》和其他女训著作，是明末清初充斥市场的畅销品。

这样一种女读者与图画的对等关系，是一种想像出来的意识形态建构，它遭到了明末清初江南社会发展的破坏。女性受教育的扩展和多产女作家的公众能见度，都使女性是无知大众的形象失去了效力。同时，女性也不是画书的惟一消费者：男性也同样是《列女传》和其他插图文本的热心读者。但两种旧的社会性别成规——女性是无知的和感性的人——是很难消亡的。在第二章对“情”迷的讨论中，我将考察这些社会性别成规对女性自我认识的含义；这里一个积极的发展——在新的城市文化中女性的公众能见度——更加与此相关。明末清初对插图书籍的狂爱，关注到了女读者的不同需求；它还溢出向对女性的能力、与男性的差异和她们于社会中的角色定位的更全面的讨论。简而言之，在一个由坊刻带动的新环境中，女子特性的特定定义和社会性别差异正在被接合起来。这一关于女子特性的新话语，导致了一个更复杂和多元的理想女性形象，这也是第四章将要探讨的主题。

在插图书籍纸页上培育的人类间交流的首要位置，部分应归之于女性读者兼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下一章中，我将探讨女性如何看待作者兼读者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是“情”迷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里，我分析的是真诚和情感狂热所带来的最重要发展：女作家正面形象的起源。在一个重视感情自然流露的年代里，一些文人开始承认女性被排斥在科场之外是一件幸事。没有被期待遵从习俗，并且还受到儒家老套经典的宽容，女性仅仅是作为真实自我的表露，而自由地创造着文学。因此，对男性文人追求的风格化和程式化的八股文和诗句来说，女性的作品起到了一种矫正作用。女性文字的边缘化、与任何官方政治权力的要求无关，是其文学拯救作用的特定来源。女作家不仅有别于男作家，而且她还更出色。 ⁵²

这一对女性作家的推助，是建立在旧有的“男女有别”的基础上的。吴国辅这位男性文人，为一位职业女作家王端淑（1621—约1701）的诗集《吟红集》写了一篇绪言，强调了女性被排斥于男性公共领域之外，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体系所导致的结果：“至于闺阁丽媛，绝不闻科制事，誉非所望也，故其言真；亦不与兴亡数，骚非所寄也，故其言冷。间有所怀疑，不过谢妪柳絮词思伯飞蓬句耳，何足当辞坛之再瞬也。若吾乡闺秀映然子更有异者。” 另一位文人徐野君（士俊；1602—1681），强调了作为生物结果的女性的特点。在一本书信集中，他有一篇文章代表女性进行辩护，他言简意赅地宣称：“夫女子之异于男者，徒以其形质耳。”

但徐野君接着强调，对于女性的道德和智力潜能而言，这样一种生物学的差异是第二位的：“若夫书盘织绵之才，挽车举案之操，断臂投崖之节，突围讨叛之勋，何一甘出男子之下？”他接着指出了女性的潜在优势，并再次指明，这植根于她们与男性公众领域的分离：“又况尺璧碎金，如区区鱼笺雁帛乎？吾当谓女子不好学则已，女子而好学，定当远过男子。何也？其性静心专，而无外务以扰之也。” 尽管徐野君没有质疑内在于女性道德的不平等，如忠诚和贞操，但通过赞美女性的意志力和成功地完成了加于其身的费力要求，他实际上是在说明女性是能够赶得上男性的。如果给予机会学习，女性是有着与男性同样的智力和道德能力的。 ⁵³

以一种现代女权主义的视角看，无论是徐野君还是吴国辅都是有问题的，他们都是在以男性所取得的成就作为衡量女性的标准。这种男性中心的偏见，反映了其时社会性别体系的排他本质。尽管我们应当承认个人和体系中的偏见，但对我们来说，承认他们对其同时代女性的观点具有积极影响也同样重要。深信女性可以成为值得投入精力的有智力的人类，促使这些男性去推动女性的教育和编辑、出版女性的文字。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明末清初时，坊刻促使人们对女性诗集的兴趣激增。这些书卷通常是由像吴国辅和徐野君这样的男性编辑、出版的，他们不仅意识到了女性诗歌表达的市场价值，也意识到了其文学价值。这一对女诗人的推助，在女读者中促成了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它也在拿起笔的女性的著作中得到了回应。鼓励无数女性坚持阅读和写作——这一推助是由坊刻所引发的社会文化交流的最具深远意义的遗产。

女性读者：道德消费与娱乐消费

当反观受教育女性在保守的儒家传统中颇成问题的地位时，对女诗人推助的新奇和意义就变得更加显著。十六七世纪受到鼓励的女读者和作者，不得不在自己没有位置的学问传统中，勉强维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存在。儒家的“男女有别”规范把男性、文学和政治权力归之于公众领域，而将女性、生育和家务劳动归之于家内领域。因为对儒家传统著作的阅读和知识构成了通向官员任命的途径，因此，政治权力、阅读和写作就被看作是男性独有的特权，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女性对这一学术传统的贡献至多是次要和间接的，尽管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母亲，她生育儿子，指导他们的早期教育，还要不停地纺纱织布以供养他们的学业。作为妻子，她要提供家庭的日常需要，以使其丈夫能够全身心集中于他的公众追求。 ⁵⁴

为了训练女性符合母亲身份和家务管理要求，从刘向《列女传》开始，若干女诫文本在几个世纪内被写成并被流传下来。如果说儒家教育包含了两个要点和目标——道德修养和文化教育——男性无疑在两者上都是胜出的，而女性则仅致力于前者。换言之，保守的儒家传统承认适度的女性教育；但无论在内容和目的上，这一教育都是与男性教育有区别的。女性通过特别为她们写作的训诫之书这种方式，来培养她们的道德；因为儒家经典、历史和文学需要太多的时间和努力去掌握，所以对女性的社会需求如自我牺牲的母亲和妻子而言，它们就被认为是与之无关的，即使并不是有害的。

但在对待女性与知识的关系上，儒家传统充满了内在矛盾。在知识传统中，女性名义上的边缘化存在状态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体现，即她们应读的书被这样清晰地界定了——只是《女四书》，除了名字，它与《四书》这一儒家经典毫无关系，而未带标识的《四书》，是被理所当然地视作面对男读者的。 ^[3] 但就专门针对女性的书籍而言，它承认在对理想准则的严格阐释中，有一条必然的鸿沟，它在字面上告诫阅读并不是女性的职责，以及能够阅读和写作的女性是令人生厌的。但综观历史，极为博学的女性不但精通女诫著作，而且也精通儒家经典和史书。实际上，一些为女性所写的训诫著作是出自女作家之手的。她们的公众能见度和很高的声望表明，现实中的女性与儒家学问传统的关系，远比理想准则所展现的要复杂多重。

不仅博学的女性在官修史书中得到了歌颂，而且偶尔也允许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学术传统的男性传承中，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最著名的例子是历史学家和内宫之师班昭（公元41—约115），在其父、兄死后，她编纂了官修断代史书《汉书》中的若干部分。另外，作为流行的女训文本《女诫》的作者，班昭在儒家传统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4] 尽管班昭是以其男性亲属的代理人而展示其文学和学术功绩的，但对女读者而言，不管官方如何限制女性接受文学和经典教育，班昭不容置疑的声望，还是证明了这一体系的灵活性。 ⁵⁵

这些儒家传统中经年已久的不协调，在十六七世纪时变得愈发突出。不仅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使女性置身于儒家经典教育中成为平常之事，而且男性和女性也开始直接探讨这些不协调，以支持给女子以适当的文学和文化教育。他们经常引用班昭的名字，以证明即使以儒家的标准来看，阅读和写作于女性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天职。 在一个带有为女性道德教育服务标记的书籍失去其特定的社会性别和特定目标含义的时代里，她们的天职就具有了意义。毫无疑问，女性既读《女四书》，也读她们不应读的《四书》，及其他所有市场上能够找到的历史著作、戏剧、小说和诗集。相反，男人恰恰迷恋为女性所写的书。当理想准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变得愈加明显时，为男性服务的书籍与为女性服务的书籍间的界限，如训诫之法、实用知识和娱乐之间的界限一样，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

在浮世文化世界中，准则与现实及女性道德多重含义之间是存在着不一致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应当试着去理解十六七世纪女诫之书传播的含义。这些书籍的流行是不可否认的。虽然许多书是由利欲熏心的出版商仓促制作而成的，但一些有着至美插图的则成为收藏家的藏品。即使是现存抄本的数量和种类也是巨大的。 如1587年，南京的一位印刷商发行了一本全插图的《列女传》；著名的歙县黄氏接着于1606年又发行了一本；一位一流的苏州印刷商也重印了一个据说是宋代的版本。 其他畅销品还包括一个插图本的《女范》，由一位黄氏插图家于1602年创作，及一本于1600年发行的双色插图《闺范》，这个版本非常流行，以至于在1612—1615年间的某个时候被重印。 1618年，这部作品的另一个插图本在徽州被一位文人出版商印出。当地各界集资赞助1220部之巨的印刷费，以助女教，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与实际印制的抄本数目相符。

女诫文本的广泛流通本身，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训诫被很好地接受了。浮世文化的特征是流动性，它充分反映到了这些书籍的纸页上。金钱和道德、小说和历史、训诫和娱乐之间的界限经常被混淆。当《列女传》一再被以白话的方式讲述及以《列女传演义》之名的插图本小说的形式发行时，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就变成了虚构的英雄。 儒家女训历史在这里逐渐演变成了通俗的娱乐物。 ⁵⁶

即使没有这种风格上的质变，女性道德教育书籍的流行也带有一个双重矛盾。首先，因为具有理想美德的女性是不应有文化的，所以市场上大量的此类书籍，不能不使人看到如上所讨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脱节。而且，因为道德是被视作物质利益对立面的，所以女诫之书于商业上的成功，就使其与传统道德训诫的关联性失效了。但对成长于矛盾、变化之中的读者大众来说，如上矛盾只能使这些故事更具诱惑力。

女诫之书大规模生产和流行背后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在一项对明后期插图本道德指导书籍的研究中，柯丽德指出，与读者的目的一样，这些女诫书籍的编者、资助者和出版者的动机也是多种多样的。吕坤，这位非常流行的《闺范》一书的编者，是一位以训育女性和文盲大众道德为己任的士大夫。但坊刻出版商们是否与他有着共同的忠诚道德信念，则是值得怀疑的。尽管他们基于不同的目的而利用了对女性美德故事的兴趣，但无论是道德教育者，还是利益驱动的出版商，都意识到了对一个浮动和颓废的社会而言，忠诚理想的感染力。根据万志英对明末江南地区五通神的研究——五通神的信徒相信他是喜欢年轻处女的，万志英认为，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女性是有着与金钱相似的属性的：“流行的财富观念，因此与女性的惯常形象有了惊人的相似之处，迷人但又前后矛盾、反复无常，蕴藏着破坏力量。” 一些男性发现了财富的短暂无常，一如肉欲快感一样的惹人烦恼的渴望，对这些男子而言，女性执着于道德故事，无疑对他们是双重的满足。

商品社会中，矛盾关系最明显地表现在地方宗族对组织和资助出版女诫之书的兴趣上。因村长让位而造成的地方领导权的中断，促使宗族组织承担了更多的现行政治角色。这些宗族寻求利用士绅的文化威望，促进本地区的自豪感，并加强他们自己在邻里组织中作为领导的地位。三个最有权势的徽州宗族参与了地方对《闺范》的印制，这一点非常引人注意。如柯丽德所说，它集中体现了金钱、道德和地方自豪感间的引人兴趣的关系：

女性的美德被很严肃地对待……社会上不少人呼吁要把它复兴。这些努力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并且为出版而进行的捐赠，将这一地方的不同人结合在了一起：男和女、地方上拥有科考头衔之人、商人及和尚。因此金钱是用来资助一种新的地方产品……通过呼吁一种美德，以巩固地方的和谐，徽州在这点上是很成功的。 ⁵⁷

徽州这一合作出版训诫之书的努力，服务于商品社会的众多需求。当金钱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等级时，这个出版计划为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提供了重整的切入点，这一社会组织包括了各色出身的富有资助者。这一浮动社会中的宗族组织力量，通过他们对资金筹集活动的慷慨贡献得到充分证明。在一个书籍、人和思想穿越地区和社会界限的世界性年代里，出版的书籍本身，证明的是徽州的地方自豪感和特性。

一如这些书籍的出版商一样，读者对这些女训之书的用途也是多方面的。一位明末清初的文人顾自俊从江南迁居到了北京，以寻找赞助人和职业，他为一个《列女传》的抄本，写信给一位杭州的朋友：“有便人入都，《列女传》幸捎一部，盖以胸中，未尝多贮古今女子，无能作闺阁应酬诗，得此便可‘莲花落’一曲，惟道兄爱我。” 《莲花落》是乞丐唱的民谣。这个文人在这里用这个词取笑自己，将写社交性诗歌与讨饭等同。《列女传》对这一追求的用途，证明了它的流行和非训诫用途。女性道德的特定主题，已成了一种消遣应酬的内容。

对外在表现的时代精神来说确是这样的，道德与消遣的这一合流，被强烈地表现在插图书籍的纸页上。柯丽德发现，为一个《列女传》版本所制作的图画刻版，又被同一个书坊用在了另一个戏剧中。而且，一个为女诫之书刻版的插图画家，为浪漫剧本所创作的刻本更多，而浪漫剧本并不像女诫之书那样虔诚，因此在同样的面貌和同样的场景下，一位节妇则以患相思病的女士形象出现。 不知当时的读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区别，或到底插图与文义有什么关系。

不仅道德和消遣开始变得越来越难区分，而且道德教育和实用指南也在插图本的日用类书的封皮下合流。一本18世纪名为《坤德宝鉴》的手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此书的前半章节通过贞妇的故事，来鼓吹家务生活和驯顺；另一半章节则是对家庭杂务的指导，诸如如何洗花色衣服、如何避免丘疹、如何准备大蒜以避免引起口臭及如何将一个女胎变为男胎。这一类书包括了大量的处方、刺绣图案及做鞋帽的方法。 这本家用类书以口语编写而成，并且是以有着大量插图的版式印刷的，它是为不必有太高文化的家庭主妇而发行的。 ⁵⁸

比训诫与小说和实用指导合流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它与诗歌的合流，而这被最刻板的教义看作是对女德发展有害的。道德与诗歌难以理解地并置在了一起，它的一个例子便是一部女性诗歌选集《名媛玑囊》，其编者的真名不得而知，只知其笔名为池上客。这位编者只相当简单地谈了从古代到明代女性诗歌的选择，并附录了《女论语》。虽然他没有谈到其初衷，但通过草率制作的卷册及其商业上的成功判断（至少通过不同的刻版印制了两个版本，一个在1592年，另一个在1595年），女诫的附录是想，也确实达到了增加销售的目的。

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一再版中，《女论语》的作者——一位唐代名为宋若昭的女性，被错写为了班昭。池上客接着为班昭写了一个正式的传，他甚至指导他的读者正确读班昭的荣誉称谓，“曹大家”（“家”应读姑）。 班昭所写之书实际应为《女诫》。是不是池上客太急功近利，以至于他的记忆出现了问题？亦或是他非常机敏地意识到，班昭的名字比宋若昭更具市场价值？两种解释似乎都有道理。 在任何情况下，在女性诗歌封面下出现的道德说教都昭示出，女性文字的商品性已将训诫和诗歌合而为一，它们虽是为阅读，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为消遣。

女训文本的明显激增——与消遣、实用指导和诗歌的合流——因此就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现象。同样，将女读者置于由男性支配的学术文化中，是有着同样矛盾含义的。在浸染于儒家正统观念的男性眼中，许多新的女训是令人焦虑的。女诫之书的广泛传播，推动了诸如家庭生活和贞节等美德的流行，但也存在着冲淡训诫含义及相关作用的危险。因此，即使如吕坤这样有远见及务实的士大夫，一方面在抱怨市场上太多的书籍所招致的灾难，但同时又试图通过口语化的女诫之书，利用大规模出版的力量。 他的矛盾，实际上也是吕坤身处的儒家道德、学问和社会思想领域面对坊刻的矛盾。 ⁵⁹

女作家：清物与清玩

如果相较于理想道德妇女，女读者形象看起来是棘手的话，那么更成问题的则是一个女人挥动着一杆写作的笔——因之名扬于外。但在明、清时的江南，妇女不仅是以读者而且也是以作家和出版者的身份，参与进了繁荣的出版业中。由妇女自己创作的作品甚至比道德女性故事更具投资价值，它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不单有不少诗歌选集非常畅销，而且其他文体，如书信集和戏剧，也同样找到了它们的出版途径。

并不是所有妇女作品的发行都是为了利润。出版和销售有两个独特的汇聚点，尽管对资金和所印抄本数量等细节问题仍知之甚少。如果说商业出版者是从市场需求出发，个别才女的结集作品则通常由她的家庭发行，仅为小范围的流传，以纪念家内的某一幸事或见证家庭的文化优越地位。家庭出版计划的例子将在以下诸章中讨论；我在这里集中探讨的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女性著作。表2列举了现存的女性诗、文选集，尽管并不是详尽无遗，但它具体地呈现了明末清初印刷文化中女性作家的一个侧面。 ⁶⁰

注：列出的选集符合下列标准：所有都是总集，而不是单个作家或家庭的作品集；都包含着至少十位妇女的作品；都是出版了的著作，而不是私人手稿；包含的主体内容都是明或清妇女，而不是宋元作品的重印；都专注的是妇女作品。关于所引之书的完整情况，参见本书附录。

a 我还没有看到这部书，这一消息来自二手材料。

b 女性编者。

男性文人对女诗人的推助，或将女性声音等同于真诚、自然和真实，是女性诗集繁荣背后的一个主要动力。男性文人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可以从两个角度进一步探讨：女性诗词的商品化，及其在明末清初文学改革运动中所扮演的必不可少的角色。

16世纪末前后，男性文人开始认识到女性作品的文学和市场潜力。以文学史的视角看，这一对女性作品的关注，乃是反对风格上教条沿袭的一种反映，台湾学者曹淑娟将这次运动称为“性灵文学”，它从隆庆年间（1567—1572）繁荣至明末（1644）。受哲学家李贽“童心”概念的影响，这一运动服膺一个原则，即好的文学是人的内心自我的真实表达。 光是引经据典，或盲从附和既定的流别之风，都是不合时宜的。如陆云龙在《叙袁中郎先生小品》中说：“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即其不受一官束缚，正不蔽其趣，不抑其性灵处。” 女诗人的作品，尤其“不受一官束缚”，因此受公安三袁、竟陵钟惺和谭友夏推崇，也就不足为奇了。 ⁶¹

尽管短小的随笔和小品——以前因太过私人化和琐碎而没有受到重视——因而获得了地位，但还是诗歌最好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宇文所安已陈述说：“全盛时的中国抒情诗，是以与别人交谈的最高形式构思出来的。”换言之，诗歌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交的。“也就是说，诗歌是社交的一种基本途径，借此文人雅士不仅与在场者交谈，而且也可跨越时间建立一个活动的社交圈。” ^[5] 在后面的诸章中我们将看到，明末清初时，受教育女性是如何充分开掘诗歌的个性表现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情况。直感的表达和风格中的情感特性，都暗合了女性是私领域中的情感生物这样一种社会性别陈规的强调重点。所以有如此多的女诗人是不足为奇的，她们的作品对读者大众有一种特殊的号召力也不足为奇。

韵律、抒情和女性的联系在“词”这一文体中表现特别强烈，词是一种长短句的形式，它被认为更富于表达，因此较律诗也更女性化。孙康宜注意到，许多明、清批评家强调词本身是阴柔抒情的文体，在风格上与女性气质吻合，他们因而认为女性能够成为更好的词人。晚明这一风格的复兴，因此也就与女性诗人的流行及备受推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此二者都是建立在“情”迷基础上的。 ^[6]

女性诗人最热心的倡导者是钟惺（1574—1624），他是晚明最著名的选集《名媛诗归》编者。在这一包罗广泛的集子中，36卷中的1/3都给了明代女性，而其他的2/3，则涵盖了以前历朝的女性诗人。在序言中，作为文学竟陵派领头人的钟惺，认为才女居性灵文学之首。其论点的根据是这样的一种对立，即一方面是妇女、性情和私领域，另一方则是男性、人文传统和公领域。在他的观点中，不仅真正的诗作源于前者，而且它还特别体现了女性的纯真和敏感。

“诗也者，自然之声也，”钟惺宣告说，“非假法律模仿而工者也。”作为自然表达的一个标志，他然后引证《诗经》这部儒家经典，并且相信《诗经》的很大部分是由女性所写，“三百篇自登山涉阻，唱为怀人之祖，其言可歌可咏，要以不失温柔敦厚而已，安有所为法律哉”。在对曲解了诗歌本质的当代男性诗人提出批评后，钟惺将诗人的成长与女性心理的发展进行了类比：“今夫妇人始一女子耳，不知巧拙，不识幽忧，头施绀幂以无非耳。”然而当她长大后，纯真让位于一种直觉经验。一位青春少女慢慢开始意识到“世事不无反覆，而于时喜则反冰为花，于时闷则郁云为雪，清如浴碧、惨若梦红，忽而孤邈一线，通串百端，纷溶箾篸，猗旎草歙，所自来矣”。换言之，灵感的直觉是一种内心的自然和本能的显现，它不可能由有目的学习或模仿原则所促追而成。“故凡后日之工诗者，皆前日之不能工诗者也。” ⁶²

不仅因为女性较少受到人为学术传统的浸染，更因为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诗歌的体现，所以她们天赋自然是更好的诗人。“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然后，钟惺谈出了一个与吴国辅一样的观点：女性被排斥于男性的公领域和政治奋斗之外，实属一件潜在的幸事。此外，钟惺还对男性世界的物质性与女性世界的虚幻性和心理本质，进行了一个饶有意义的对比：

盖女子不习轴仆舆马之务，缛苔芳树，养丝熏香，与为恬雅。男子犹借四方之游，亲知四方，如虞世基撰十郡志，叙山川，始有山水图；叙郡国，始有郡邑图；叙城隍，始有公馆图。而妇人不尔也，衾枕间有乡县，梦幻间有关塞，惟清故也。

钟惺深信清静构成了诗歌的真正本质，这种认识促使他去出版女性的诗歌，以作为走入歧途的男性的榜样。这种对女性声音的推助，颠倒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等级；令人诧异的是，男女有别这一概念本身则变得更加牢固了。男和女之间的区分，被认为是植根于心理上的。女性仍是直觉和感性的性别，而男性则继续被认为是知性和理性的。与此同时，钟惺承认女性凭文学想像可以构建一个超然物外的现实，这是一种极为敏锐的观察。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女性读者兼作者单凭想像力便能超越闺阁，身虽在内，心志却驰骋在外，身心分离是一种策略，也成了性别越界的最佳武器。

钟惺将女性、诗歌与自发性间的联系接合在了一起，但却没有明言第四个最要紧的环节：金钱。钟惺编辑、再版及搜罗天下名家出合集的成功，都给了其他出版商以灵感。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主要女性作品集《古今女史》，是一位杭州坊刻出版家赵世杰的作品，他的利润动机更为明显。为了在一个蜂拥而上的领域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赵世杰的方法是既收诗歌，也收散文，开掘出大量过去被视作男性特权“公”领域的文类，如赋、文、序、传、疏、表、上书、状、启、笺、诏等等。女性文字的有利可图，也促使了一些评论的出现，这些评论来自那些担心女诗的清静在坊刻竞争下可能荡然无存的人们。甚至连为宣扬其“性灵文学”而出版《名媛诗归》的钟惺，也受到了另一编辑的指责：“名媛诗归书虽略备，似出坊贾射利所为，收采猥杂。”这位谴责者名叫徐树敏，是一个29位士大夫和文人小组的头儿，他们编辑了一本珍贵的、收集广泛的词集《众香词》。尽管他表示这部书的出版要归功于四位赞助人，但这些赞助可能是作为投资，并不表示这事业完全没有受到利润目的的影响。 ⁶³

为制作出部头更大、选材更新的女性诗歌而进行的竞争，使搜寻秘而不宣的手稿工作持续不断。如苏州的胡抱一，挨家爬梳了印刷商的书店、亲朋好友的书斋以及书商存放女性诗歌的货栈，在其夫人和门人的帮助下，对它们进行注释，并出版了一本选集。本书的绪言包含了他的家庭住址，并且鼓励“四方名媛如有不吝赐教、有琼章见贻者，幸邮至苏郡府学前凤池门胡抱一舍下，以便续刊”。投资的商业目的由其最后的严厉警告暴露出来：“版藏凌云阁，倘有翻刻，千里必究！” （凌云阁是胡抱一的书斋，同时也是其坊刻事业的招牌。）这种如见其人的个人调子，使人联想到了出版人通过印制自己头像而作的广告宣传。

许多流向市场的诗文集都有续集发行——如果第一集卖得好的话，然后这些利润就可以资助出版下一集，如此延续。来自出版商对读者的征稿请求，因此就是实际上的广告。一个成功的例子是邓汉仪，他是扬州文坛的领头人及《诗观》的编者。与45位女性的诗作一起，他插入了自己的评论，他模仿的是一个世纪前田艺蘅在《诗女史》中的作法。没有比邓汉仪在结尾处对读者的呼吁更具私人色彩了：“是编行后，即谋二集，鸿章赐教，祈寄至泰州寒舍，或寄至扬州新城夹剪桥程子穆倩大东门外弥陀寺巷华子龙眉宅上，其京师则付汪子蛟门，白门则付周子雪客，邮寄最便。” 六年后他出版了一本包含33位女性作品的续集。 ⁶⁴

对更新、更大规模女性文字选集的要求，不仅令一些已传世的才女更广为人知，更促使从未见经传的女诗人得以渐为人知。就出版商及读者而言，遍寻尘封档案与手稿征集，都带有一种偷窥癖的味道。但结果却是提高了大量女性诗作的公众能见度，否则这些诗作有可能遗失于历史中。不仅诗人的数量因此高涨，而且她们的地理和社会位置也愈来愈多样化。早期诗文集一般是以江南出身的作家为主，通常都是被编者个人所知或与编者直接有关系的女性，但当进入明末清初时，来自边远地区甚至外国如朝鲜的作家都变得很常见了。到了乾隆时期，农民诗人也首次露面，尽管其中最知名的贺双卿的真实性仍存疑。

在商业上和文学上，像钟惺、胡抱一和邓汉仪这样的文人对女性诗歌的兴趣，促进了女性的教育和女作家的积极形象，它较之哲学说教更具说服力。他们，及为这些集子作序的有着同样想法的文人，并没有提出关于两性平等的观点，也没有公开拥护女性的教育。但他们因其感情的直接和自然的流露而对女性诗歌很欣赏，这就是对女性创造力的公开承认。女性诗歌的流行促使更多父母相信，使他们的女儿会读、会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男性出版商的推动帮助，为文学女性，特别是诗人，在江南的城市文化中创造了一定的地位。

文学女性也有着自己的思路，并开始着手编辑女性的诗歌，以服务于她们自己的目的——构筑跨越时空距离的女性社团。在下面的诸章中，我将回到两位这样的编者——沈宜修（1590—1635）和王端淑——的生活中，及她们保存和传递女性著作的历史使命。

女诗人和女读者日渐增多，女性出版商则非常稀少，但也并不是没有。如，一位杭州才女梁瑛（1707—1795）的诗作便是分别由两位印刷商的妻子出版的。其中王夫人是湖州印刷商吴砥澜的妻子，她在湖州发行了梁瑛的诗歌。李夫人是一个扬州书坊主人吴果堂的妻子，她于1730年以非常精美的形式出版了梁瑛的诗歌。现代学者胡文楷曾看到过这一《字字香》卷本，按照他的看法，不论是版刻还是印刷都是一流的，是传世中质量最好的女性著作集之一。 ⁶⁵

梁瑛的丈夫黄树谷（1701—1751）对其写作生涯多有帮助。黄树谷是杭州女族长和知名诗人顾若璞（1592—约1681）的五世后人，是顾若璞将梁瑛引入了一个有着女性作家和诗歌圈子的家庭传统中。作为文人的黄树谷曾漫游江南以寻求资助，他曾于18世纪30年代早期，留居于扬州商人吴轶容的庄园中。 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吴轶容与发行梁瑛诗作的印刷商是否有关系，但很有可能是黄树谷在扬州时安排了其夫人著作的出版。他还邀请了两位好友为她写序。如我们将在以下诸章所看到的，黄树谷是著名女诗人的男性亲属参与其著作出版的典型。

阅读、写作、编辑和出版，作为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明、清江南的受教育女性开始参与进了写作文化中。无论是印刷文化还是她们自己的生活，都因而走进一个新纪元。

浮世中的社会性别关系

一个女作家和读者批评群体的出现，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对社会性别关系而言，这一出现也承载着诸多的矛盾含义。正是那些有目共睹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掩盖了其潜在的引人争论的本质。

公众能见性是城市印刷文化及维持它的货币经济的本质。新的有钱家庭忙着“摆阔”式的消费；女性读者兼作者从其隔绝中走出而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对其时和后代的所有明眼人而言，印刷文化的新奇之处是非常清晰的：大量的书籍呈现在读者眼前——充满了错误的书籍，有图画的书籍，出版商和艺术家的肖像在亲自对读者说着什么，节妇故事被以不同的风格重复讲述着，女性诗作被收入一系列出版物中。形象化表现年代要求隐藏的文字曝光，新奇之处以夸张耀目的时尚形式突出。

但这些变化的含义生来是具有矛盾性的，因为它们的评价是好是坏，仰赖于观察者的价值观及立足点。某士大夫会担心坊刻发达带来社会性别界限的侵蚀，他的妻子却可能会乘机拓展视野。与此同时，她也可能与他一起悲叹社会秩序混乱、人心不古。没有任何综括表述，能够涵盖这一变化时代的复杂性。同一个人，往往会前后矛盾，既同情又反对女人写诗。 ⁶⁶

评估这些变化给女性带来的冲击，因此便是相当困难的。学者们指出，新的城市文化播下了更为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的种子。如罗溥洛就将18世纪描绘成一个“旧有文化”与“新兴文化”的战场。“旧有文化”是指正统的儒家思想，它有着对女性日益严格的规范；“新兴文化”兴起于江南的城市和商业中心，在这里，小说家描述了有知识的女主角和男性文人对妾媵和缠足的反对。 ^[7] 费侠莉也论证说，一种“豪放不羁的反主流文化”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对家庭中家长的权威形成了威胁，但是她也告诫说，那些反主流的艺术家依靠的是旧的精英赞助体系，他们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 两位学者都赞同商品化为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我对江南印刷文化中的女性的研究，是建立在这些前辈的研究基础上的。但关于这一文化的定位及其对社会性别关系的意义，我的评价是不同的。首先，将这一浮世称作“新兴文化”或“反主流文化”，是在儒家传统与明后期江南出现的城市文化之间，画了一条太过刻板的界限。如本章所指出的，这一文化不是一种变态；反而它是在“主流”儒家文人学士文化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并且进而转变了儒家的价值和表现。而且，对于个人情感表达这样一种审美情趣的欣赏，是触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与市镇中的交易、风月场的私通、大众化宗教派别的号召力及文学和文学批评流派中的交往模式一样，上层家庭卧室中的私人事情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影响。阅读大众文化应被视作明末清初中国大文化中的一个主流。

我的第二个异议针对的是对更大的社会性别平等而言，这一印刷文化中的女性的浮现，并不意味着男女因此平等或同步。城市印刷文化的冲击是非常自相矛盾的。在个人层面上，一些女性在学问和文学的世界中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在体制层面上则恰恰相反，对女性作家的推崇，反而强化了社会性别区分即“男女有别”这一前提。而这一矛盾同时明显地表现在妇女教育的传播和对妇女诗歌的颂扬上。

通过给文化教育以合法地位，明末清初的印刷文化改变了女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但妇女识字率的提高，并没有减弱儒家道德的控制。实际上，宣扬儒家意识形态的媒介物，从未像现在这样的强有力和具有渗透性。道德榜样故事通过形象的插图和白话故事方式表达出来，比干巴巴的说教更生动，它们进入到了更多的家庭。更厉害的是才女们自身对儒家道德的拥护，她们编写诗、歌以教授其他女性忠诚的美德。换言之，女性读者兼作者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强化，而不是它的消亡。受教育女性将其新的文化资源，服务于她的母性和道德守护天职。在博学的母亲和教师的支持和推动下，社会性别体系的基础甚至变得比以前更牢固。 ⁶⁷

对女性诗歌的表扬也同样是矛盾的。因为这个，更多的女性被鼓励去追求教育和献身写作。虽说读书写作传世一直是男人的特权，才女们无疑是开始踏足男人的世界，但这一踏足并没有助长男女平等，反而更加深了男女间的差距。在“好诗=清物=女人”这一方程式下，才女的才华愈受肯定，她们愈被等同于阴柔、情绪化和闭隐的异性。面对社会经济变化的剧烈冲击，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不但没有瓦解，而且证明自己是颇具弹性和生命力的。

简而言之，明末清初的江南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瞬息万变的世界。它给受教育女性以前所未有的空间，去创造性的表达和情感上得到满足，但因与家庭背景紧密相连，这些机会并不对所有的女人敞开。古老的社会性别陈规很难消亡，经常与对女性更具同情心的思想并存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听到了个别女性的声音，但明末清初中国的妇女还没有明确表达她们的共同抱负。在这样的一个浮世中，最重要的故事是个人每天的具体生活内容。正如以下诸页所显示的，这些故事中的每一个都交织着自己的酸甜苦辣，是希望与挫折、自由与限制、友谊与孤独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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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岸本美绪（Kishimoto）《历年记》（ Rekinenki ），71—72页。对明末清初江南无赖的研究，参见上田信（Ueda）“江南都市的‘无赖’”（“Kōnan no toshi no‘burai’”）。清政府鼓励垂直的集团，但视平行的集团如文人结社是具破坏作用的。

[2] 肖东发，“建阳余氏”，第一部分，231—238页；第三部分，239—240页，247页注6。依其序言，许多学者将这部著作的出版年代定为1063年，但肖东发认为，序言日期并不代表印刷时间。肖东发在研究中将其定为更具说服力的元代，是从余氏家谱中推知的。关于刘向的《列女传》，参见下见隆雄（Shimomi），《刘向<；列女传>》（ Ryū Kyō “ Retsujoden ”）。

[3] 参见M.特里萨·凯莱赫（M.Theresa Kelleher），“《女四书》”（“ The Nü ssu-shu ,or, FourBooks for Women ”），新儒学讨论会提交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87年4月3日。关于绘画源出于这些训诫之一的历史，见孟久丽（Julia Murray）“对妇女的说教艺术：《女孝经》”（“Didactic Art for Women: The Ladies'Classic of Filial Piety ”），收入韦德纳（Weidner），《盛开在阴影中》（ Flowering in the Shadows ），27—53页。

[4] 关于班昭传记及其作品选编翻译的情况，参见斯旺（Swann），《班昭》（ PanChao ）。关于《女诫》的一个注解本及其于明清时期再版的一览表，参见山崎纯一（Yamazaki），75—106页。

[5]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中国传统中的诗歌”（“Poetry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载罗溥洛（Ropp），《中国的遗产》（ Heritage ofChina ），295—296页。

[6] 孙康宜（Chang），“明清诗集导论”（“Guide to Ming-Ch'ing Anthologies”），141页；关于情迷与晚明词体复兴的关系，参见孙康宜（Chang），《陈子龙》（ Ch'en Tzu lung ）。

[7] 罗溥洛（Ropp），“变化的种子”（“Seeds of Change”）；同作者，《异己思想》（ Dissent ）。 KyHZxceEbT6yA5ieWsH72xjXl8gfftUTfgLhIy34FqC4fhxh1eQ4Icy7zMZmlt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