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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刚刚发动，还在缓慢前行，避开停在附近的那些黑乎乎的车辆，转向灯在它们冰冷光滑的外壳上留下短暂的暗红光影，就像几朵炭火无声无息地滚落……音响里传来的低沉曲调让车里刚坐稳的几个人不免为之肃然……外面，四周的灯光散落，冷清的夜色露出某种古怪的坚硬，以至于道路两旁枝头空荡荡的法国梧桐看上去都有了金属的味道，是中空的，车子驶过带动的气流轻微拂过它们，发出空洞的回响，这声音透过密闭的车窗自然混入音乐的间隙里……而当开车的她随口说出“安魂曲”的时候，几个人才在黑暗中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名字总会变成一个让人放心的理由……车子上了高架，又从某个出口下来，前方不远处，十字路口的红灯引发了百十来簇红色的尾灯，看上去就像很远处送葬队伍里的火把，在湿冷的空气里浮动在伸入渺茫尽头的道路上……可能每天里的任一时段都会有某种死亡降临吧，人人都会需要安葬些什么……整个过程，或许只是持续不到几秒钟，或是几分钟，也可能更久些，总之会在某人的凝视中得以完成……寂静是美好的么？因为它会让人恍然间重新看到那些仍旧存在的面孔？就像漆黑高耸的楼群中某幢大楼的某个洗手间的小窗亮起金色温暖的灯光，就像寂静而饱满的果实中心的核中之仁儿，透露着微苦的清淡香味……人们惯于在安葬死者之后沐浴净身，任何怀念的方式或许只是为了让遗忘来得更为从容一些，就像弥漫的雾似的，平静地包裹着最后的名字，然后逐渐散去……要说还有更理想一些的方式，就是尾随着那些完成了葬礼的人们涌入那豪华的公共浴场，跟他们一起在喧哗中浸泡在热水池里，或是站淋浴头下，慢慢冲洗着近乎失聪的身体……人们仿佛沉浸在一个新的没有命名的节日里，不断地进入水里，再从水里出来，擦净身体，穿上可以循环使用的干爽浴服，簇拥到人声鼎沸的休息大厅里，在并不算明亮的略显凌乱的光线缭绕中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吃着丰盛而能刺激味觉的食物，喝着刚刚斟满的酒，刚从冰箱里取出的水，还有人把冰块直接塞到嘴里大声咀嚼着……不论老少，似乎每个人都在说个不停，又似乎没有人想听点什么，都只想尽情地说下去，就像在跟一个看不到的人在争论着什么……就这样，他们的密集声音把这一天的最后时段完全遮蔽了，就像机枪扫射一样，无数的子弹蜂拥而去，在装饰粗糙的板墙表面留下密密麻麻的黑色孔洞，而那些孔洞里竟然还会透出炸鱼的味道，真是喜剧啊……那两个人，就像河底安静光滑的石头，散漫地穿过那些带着各种暗影不断走动的人们，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平静地躺着，把软绵绵的躺椅调到一百六十度，在各自前方闪烁的屏幕光亮的遮蔽下，以一种松缓的低音随意聊了起来，关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他们的莫名焦虑与分离的可能，还有无法分析的日渐模糊的秘密迹象，究竟是来日方长，还是所剩无几呢？
那天的凌晨两点多，忽然收到鲁毅
的短信，你有看到罗伯-格里耶去世的消息吗？当时还在网上，马上就搜了一下，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消息。然后又用罗伯-格里耶的法文名字搜了一下，这回有了，是法新社的，转发的是法兰西学院的消息。是真的，我告诉鲁毅，老头确实去世了。发完短信，我有些空落落的感觉，觉得周围空气里的橙色光线忽然都变成了金属丝，绷得紧紧的，随便变换一下身体的姿态都会引发某种空荡冷清的回响。
以前我们谈起他的时候，鲁毅喜欢时不时地用“老头”来称呼他，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我们都很喜欢他的作品。阿兰·罗伯-格里耶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常常就意味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新小说的艺术或者说作为艺术的小说。几年前，因为要出版老头的新作《反复》的关系，鲁毅跟陈侗
曾去法国到布洛涅树林旁边他的住宅里做客。我看过他们拍的一些现场照片，知道那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宁静所在，其中有一幅照片是罗伯-格里耶在厨房里切奶酪的场景，橱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光洁的各种餐具，老头是个很爱干净的人……鲁毅还说起老头带着他们到附近的湖中划船的事，说老头其实真的是一个挺特别而又可爱的人。尽管鲁毅并没有作过多的描述，但在电话的间隙里，我还是能够自然地浮想起那些场景，就像我自己也在场似的，说实话，我实在是有些羡慕鲁毅他们能有这个机会去看看老头。
陈侗写了很多关于罗伯-格里耶的随笔，让我间接地看到了老头在日常生活里的某些侧影。比如他喜欢穿那种暖灰色调的圆领针织毛衫，他家里有个“至少有三十年历史的红色绒布沙发”，对面的墙上有一幅名叫“一只猫挡住了另一只猫”的线描裸女画……后来在老头的《我喜欢，我不喜欢》里，我又知道了另外一些东西：他喜欢红葡萄酒，不喜欢苏格兰威士忌，他喜欢小姑娘，尤其是漂亮的小姑娘，他喜欢猫，不喜欢狗，他不喜欢电话，不喜欢汽车，喜欢坐火车长途旅行，他喜欢小巧的东西，喜欢纽约的街道，还有美国西部的辽阔风景，他不喜欢浪费，不喜欢报纸上的胡言乱语，喜欢惹人生气，但不喜欢被人烦扰，他还不信任精神分析学家，但喜欢快乐的人群，不喜欢吵闹，喜欢温和湿润的秋天……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信息，但实际上日常生活中的罗伯-格里耶对于我仍旧是个很陌生的人。那么对于他在文学里的形象我又了解多少呢？平心而论，虽然可以说很喜欢，但到目前为止，所了解的也还是比较有限。有语言上的巨大距离，也有思维上的悬殊差距，总体上还是近乎盲人摸象的感觉。我现在开始怀念这个人，这种怀念的感觉很遥远……1996年的冬天，我从博尔赫斯书店邮购的罗伯-格里耶的《重现的镜子》到了，就是陈侗编的那套白色封面的“实验艺术丛书”中的一种，实际上此前已经有他的《嫉妒》和《去年在马里安巴》，但是没看懂。可是这本《重现的镜子》我看懂了。而令我惊异的不只是“自传还可以这样写？”还有那些碎片编织成的“传奇故事”里所透露出来的一个异乎寻常的新的开放式叙事空间，在这里呈现的只有过程和可能，而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讲述自己的过去会比虚构一个故事更可靠而且真实么？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现在的这个有些偶然的点，过去与未来，对于这个点来说有着异常相似的特征，并不可靠的语言与同样不可靠的想象会使得它们获得那种近乎虚构的本质。其中隐含了很多空白与有意无意的陷阱，时间在这里也不是一条可靠的直线，而是随时都可能重叠并置的，甚至是倒错的。所谓的记忆，其本身也是包含着某种虚构性的。
“我说过，我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但也不是一个虚构的人，说到底这是一码事。我属于一种坚定果断的、装备粗劣的、轻率冒失的探索者，他不相信在他日复一日地开辟着一条可行的道路的领域里先前存在的一切，也不相信这种存在的持久性。我不是一个思想大师，但是个同路人，是创新的伙伴，或是幸而能做这项研究的伙伴。我不过是贸然走进虚构世界的。”
（《重现的镜子》pp.14-15）
从这段自白中我们既可以看得出罗伯-格里耶对于真实与虚构的看法，也能感觉得到他的那种独特的坦白与自信。他总是很厌恶那些看上去“一贯正确的陈词滥调”。而对于我来说，从看到《重现的镜子》开篇部分的“我历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因为发自内心，所以他人根本觉察不到。幸好如此。”就开始感到诧异了。你甚至立即就联想到他在写下这两个句子时眼睛里闪过的某种狡黠的笑意。他随手就调侃了那些拿着“写物的”、“客观主义的”帽子不断扣他的评论家们，同时也暗示了所谓的主观与客观原本就是界限暧昧不明的说法而已。我喜欢他的那些锋利的句子：“意识形态总是戴着面具，所以很容易改变面目。……我不相信真理，真理只是对官僚主义有用，也就是对压迫有用。一种大胆的理论一旦在激烈的论战中得以肯定，成为教义，就会迅速失去其魅力、力量及动力；它不再会是自由的和创新的因素，倒是会乖乖地、不由自主地去为现成秩序的大厦加砖添瓦。”
老头去世的消息，给我带来的是一种过于寂静的感觉。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和形容这种寂静。前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先到的北京，鲁毅说要是你想见他就赶紧去吧，不然以后再想见就难了。我听了有点兴奋，就给正在北京陪同他的陈侗打了电话，问了一下他的日程安排，说是比较紧密，但也还是有机会见一下的。我就去了北京，但在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我放弃了见面的想法。后来在陈侗的文章里得知，老头这趟中国之行真可谓是遭了很多场面上的罪，差点心脏病就犯了。当人们好奇地期待着他发表精彩演说的时候，他说出口的，只是“我累了……”这话听着会让人心里不由自主地抽紧一下。联想到2004年他被法兰西学院接纳为院士的事，就觉得老头真的是要走到尽头了。去年他携新作《伤感小说》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时候，媒体们又一次开始了与20世纪60年代非常相似的嘲讽与挖苦，如有评论将《伤感小说》描述为“明显是写给青少年看的色情小说，当中让人恶心的残暴描写，简直难以名状，跟萨德有一拼”。而有当地媒体将这本书视为“行将入土的法国‘新小说’棺木上的最后一个钉子”。这种激烈抨击的论调说实话很令人兴奋。这说明老头还活着，而且活得很有劲，让你一下子忘了他的高龄。在出人意料地发出这激发了媒体的恼怒情绪的最后一响，并让你对他的能量又开始有所期待之后，现在他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安息了。昨晚，正在广州陪菲利浦-图森
拍电影的鲁毅在电话里对我说，“老头走了，而图森正在拍的这部短片的名字，竟然是《活着》。世界上的事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地对应着的。”
2008年2月20日
淮海西路，我们在路口等他们。天黑下来，风很有力，吹得橙色的路灯光线凉森森的。实际上，我的脑子里有两个图森的形象：1996年《浴室-先生-照相机》中文版封底的，头发明显开始秃顶的年轻人；2004年《迟疑-电视-自画像》中文版封面上的，光头的中年人，姿势是一样的，他略微侧着头，似笑非笑，眼光安静，右手捏着上衣领子搭在了肩上。
看他那张光头照，你会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多少有些发胖了。他跟陈侗从路口转过来的时候，你发现实际上他并没怎么胖，只是面部皮肤开始有些松弛。他太高了，走起路来有些轻微而不经意的摇摆，穿着很休闲的深色衣裤，光头很醒目地反映着路灯的光亮。他微笑，眼睛里闪动着那种容易好奇的光泽，仿佛眼前的所有人与物都可能是未来小说里的因素，总归是有趣和神秘的；他伸出右手，我握住了它，出乎意料地柔软，而且可以想到，他的整个身体也是这种感觉的，一种温暖的柔软，只有眼睛才是例外的，保持着他小说里所特有的那种结晶体状态的坚硬。
图森的柔软，在日常状态下，就是随和，像深海水母，至少看上去是柔软得可爱。陈侗跟他说话都是中文掺杂着法语单词，一些熟悉的中文出现时他会马上做出回应，用不顺畅的中文，而遇到生词生句时，陈侗会反复慢慢地说几遍，他跟着重复，感觉差不多弄懂了，他就会拿出一个小本子，认真地记下刚才所学的中文的发音，然后很开心地笑一笑，左右看看大家。我们叫他图森先生，他并不习惯。陈侗说，应该叫他让·菲利浦，或者菲利浦，都可以。可我们一张口还是图森先生。
图森喜欢中国菜，基本能用筷子稳当地夹起他喜欢吃的鱼。我们带他去酒吧喝酒。他喜欢青岛啤酒。他爱玩色子，跟着我们一起用中文吆三喝四。他总是随身带着相机，把我们喝酒的场面拍下来，他喜欢拍人物。对于他来说，似乎所有可以拍下来的人物在被镜头捕捉并凝固的那一瞬间就充满了虚构的意味与可能。透过他结晶体式的目光，可以弄明白为什么他喜欢把小说与数学放在一起，并着重把抽象作为他的思维和创作的切入点，任何视觉的东西只有通过他的手转化成抽象的文字，才能构成另外一个世界。他的眼神里偶尔还会流露出某种孩子气的感觉，而明年，他就是五十岁的人了。
相对于罗伯-格里耶那种新小说理论家的锐利气质和某种距离感，以及同辈名家艾什诺兹的半隐居式的神秘感，图森似乎显得过于平民化了。他喜欢旅行，喜欢看足球，喜欢跟人随意地交流，能够很配合地按照媒体记者的要求，摆出各种造型，让那些专业镜头不断地闪动在他的面前。去机场的路上，他想起在多伦现代美术馆六楼斜顶玻璃下被反复拍照的事，自嘲地说，当时觉得自己很像戛纳电影节上的明星，有点累，但也挺过瘾。对于他来说，这既是矛盾的，又是自然的，正像他在北京时对中央美院的学生们所说的那样，“想了，就去做，不要顾及太多。”然而，他还有另外一面，有距离感的，内向的，沉默的，甚至是孤僻的。
平静的时候，他说，其实我还有另外的方面。明年，他想了想说，我不会旅行了，回去以后，要写新书，新的作品。他说的回去，指的不是巴黎，也不是布鲁塞尔，而是科西嘉，在那里，他可以安心写作，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如果要接电话，就得走十多分钟，到镇子中心才行。
2006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