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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热望和追捧之风气于西方世界之形成和弥漫远早于今日之中国。与此相应，西方学术界对“想象西藏”这一现象的警觉和批判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揭露和批判西方人自己设计和创造的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西藏”和千姿百态的“西藏形象”，一度曾经是后现代西方学术界开展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特别是开展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之批判的最典型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早在1989年，正当西方的“西藏热”踊跃走上前台的时候，Peter Bishop先生的一部题为《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和西方对圣地的创造》（ The Myth of Shangri-la：Tibet，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的著作应运而生，它从文学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揭露了西藏如何被西方人塑造成为一个圣地（香格里拉神话）的过程。作者指出，及至18世纪中期，对西方世界而言西藏还近乎“只是一个谣言”（a mere rumor），对其知之甚少。然而在紧接着的工业化世纪中，西藏却渐渐地演变成为一个维多利亚浪漫主义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差不多就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块圣地，集中了以往所有人类曾经历过的传统圣地所拥有的那份神秘、力量和暧昧。在这部可称经典的作品中，Bishop先生通过对大量西方人的西藏游记的阅读和分析，追溯了这个神话般的圣地的创造、圆满和衰落的轨迹，由此说明“旅行并不发现世界，而更是构建了世界”。Bishop站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无意识”理论的立场上，揭示西方出现的“在每一个时代的各种表述（现）中的每一个西藏（形象）都是无意识作用下的创造，这种想象的实践则被理解为真实，而真实又可以被重复不断地修正。每一代作家均借助他们对西藏的设计[和想象]将无意识化为有意识，表露他们自己的各种最热切的关注、未遂的心愿，以及恐惧和希望等等。”通过追寻西方传教士、士兵、外交官、商人、探险家、神秘主义者和诗人们留下的踪迹，Bishop揭露了西方之“西藏想象”的深层结构，标明了它在“西藏神话”形成过程中的转化。
毫无疑问，Bishop先生的这部著作对读者了解西方人构建的有关雪域的神话，以及这个神话在形成西方对于东方之理解或者成见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不管就其批判性的态度和其理论深度，还是就其对于西方西藏游记的全面掌握和细致阅读而言，《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和西方对圣地的创造》都是一部极有启发意义的优秀作品，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但是，其写作和出版之时，正是西方之“神话西藏”开始走向全盛之日，当时人们还更多地陶醉于对香格里拉的向往和迷恋之中，尚缺乏对这种神话作集体反思和批判的意愿和能力，而且Bishop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地和对当时的“西藏想象”的批判联系起来，所以他的这部作品并没有在学界之外产生更多的影响力。
西方学术界首次大张旗鼓地集体反思和批判“神话西藏”或应当开始于1996年春天在德国波恩召开的一场题为“神话西藏”（Mythos Tibet）的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好像是德国的“西藏年”，不但达赖喇嘛频频到访，而且德国各地纷纷举办了与西藏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如在当时还是德国首都的波恩之新落成的联邦艺术馆（Bundeskunsthalle）中举办题为“智慧与慈悲：藏传佛教艺术一千年”（Weisheit und Liebe：1000 Jahre Kunst des tibetischen Buddhismus）的大型藏传佛教艺术展，在法兰克福举办了西藏电影节等等，把德国民间已经十分高涨的“西藏热”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举办“智慧与慈悲”藏传佛教艺术展的波恩联邦艺术馆中同时举办了这场名为“神话西藏”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藏学家，如美国最有名的两位藏学家Jeffrey Hopkins和Robert Thurman，其中也包括多位著名的流亡藏人学者，如波恩大学的察雅活佛等，齐聚一堂，旗帜鲜明地与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唱起了反调。他们以权威的姿态，以学术的形式，开始无情地解构和清算由西方传教士、启蒙思想家、殖民侵略者、神智主义者、遁世主义小说家、嬉皮士和西方藏学家们联手创造出来的“神话西藏”，明确指出这个“神话西藏”是西方人自己的设计和幻想，它与西藏的历史和实际无关，西藏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思想或者行动的自由主题”，西藏并不如今天的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从来都是一个和平、慈悲、智慧和环保的人间净土。这次学术会议的论文结集《神话西藏：感知、设计和幻想》（ Mythos Tibet：Wahrnehmungen，Projektionen，Phantasien ，Köln：DuMont，1997）大概是西方学术界第一部集体批判和清算西方“神话西藏”中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的学术著作。可惜，这部论文集最初以德文出版，它的英文版《想象西藏：现实、设计和幻想》（ Imaging Tibet：Realities，Projections，and Fantasies ，Boston：Wisdom Publications，2001）延迟到了2001年才在美国出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影响力的发挥。
对西方“想象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最系统、最令人激奋的揭露和批判，并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当首推Donald Lopez Jr.的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 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Lopez先生不但是一位资深的藏传佛教研究专家，而且也是一位西方学术和文化批评家，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就专注于对东方主义及其他对西方认知西藏和藏传佛教之影响的研究，他将他对殖民、后殖民时代文化研究的深刻领会十分巧妙地应用到了他对西方“想象西藏”之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和批判之中，贡献出了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作品。Lopez选择了“喇嘛教”、《西藏生死书》《第三只眼睛》、六字真言、唐卡、美国的藏学研究和作为香格里拉之囚徒的达赖喇嘛七个最具代表性的西藏文化符号（cultural icons）作为他的研究的切入点，借助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揭露了西藏如何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化盗用、学术误导和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大合唱中，最终失去其历史、地理、时间、宗教和现实的根基，沦为一个精神的、虚幻的、非人间的香格里拉的过程，对西方人的“神话西藏”和他们在构建这个神话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作了痛快淋漓和入木三分的揭露、刻画和解构。Lopez的这部《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名噪一时，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国际西藏学界，不但成了西方后殖民时代文化批评领域内的一部十分显眼的作品，而且也对西方世界普遍发烧的“西藏热”泼了一瓢冷水。从此往后，不管你愿意承认与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已经摆在了全世界的西藏发烧友面前：“你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
除了以上这三部作品以外，与批判“神话西藏”相关的西方学术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比较著名的专著类作品就至少还有Orville Schell的《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 Virtual Tibet：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0）、Martin Brauen的《作为梦幻世界的西藏：西方幻影》（ Dreamworld Tibet：Western Illusions ，Bangkok：Orchid Press，2004）和Dibyesh Anand的《地缘政治的异国情调：西方想象中的西藏》（ Geopolitical Exotica：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等等，它们从通俗文化、大众传媒和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不同角度，对西方之西藏形象的塑造及其背景、影响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和研究，加深了人们对西方“想象西藏”这一持续不断的思想建设工程的历史源流以及它对现实的西藏事务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