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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人给后人留下的另一个典型的番僧形象是一种凶狠跋扈、狡诈贪婪、不知餍足的恶僧形象。元代来内地的番僧依仗元帝室的宠信，骄横霸道，不可一世，深为汉族士人痛恨，故对其之诟病亦至深至切。《佛祖历代通载》中记载：“时国家尊宠西僧，其徒甚盛，出入骑从，拟迹王公。其人赤毳峨冠岸然自居。诸名德辈莫不为之致礼。或磬折而前，抠衣接足丐其按顶，谓之摄受。”偶然有五台山大普宁寺弘教大师了性讲主这样的大德，路遇番僧，“公独长揖而已”，即有人指其为傲。 [78] 同样的故事亦发生在著名学者孛术鲁翀（1279-1338）身上，据载：“帝师至京师，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马郊迎，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惟翀举觞立进曰：‘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帝师笑而起，举觞卒饮，众为之栗然。” [79]
元代西番僧的跋扈，或可推元初著名的三位敛财权臣之一桑哥及与其表里为奸的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珈为典型，其中尤以杨琏真珈发宋陵寝最为汉族士人所不齿。直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桑哥一直被视为畏兀尔人。Petech先生于《汉藏史集》找出了桑哥的一份传记，才还其番僧的本来面目。 [80] 桑哥无疑是元代藏人中地位最高的行政官员，在其政治生涯的巅峰时，“以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兼宣政院使，领功德使司事”，可谓权倾一世。于藏族史家笔下，桑哥因识汉、蒙、藏、畏兀尔等多种语言而为译史，复因得八思巴帝师赏识而步步高升。他推奉佛法、整顿吐蕃站赤，减免站民负担，又整肃元代财政，打击受贿贪官，健全俸禄制度，是一位有智慧、有才干，于西藏、于元朝均有大功德之良臣。对他最终因受蒙古怯薛的嫉妒而受迫害致死一事，藏族史家亦给予无限的同情。然而于汉族史家笔下，桑哥却是一位祸国殃民的奸臣，其传记即被列入《元史》的《奸臣传》中。其云：他曾为“胆巴国师之弟子也。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番译史。为人狡黠豪横，好言财利事，世祖喜之。及后贵幸，乃讳言师事胆巴而背之”。得专政后，肆行钩考、理算，暴敛无艺，人称其“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甚至“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直至“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 [81] 最后在以近臣彻里、不忽木等弹劾下，忽必烈命御史台勘验辩论，桑哥伏罪被诛。
桑哥遭汉人痛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卷入了杨琏真珈发宋陵寝的恶行中。虽然杨琏真珈实际上是河西唐兀人，但因与其背景相仿之权臣桑哥结为党羽，又担任江南释教都总统，故时人视其为“西僧”“番僧”或“胡僧”。 [82] 杨琏真珈依仗桑哥于朝中的支持，于其出任江南释教都总统时，无恶不作。 [83] 其中最伤天害理者，莫过于发掘南宋诸帝攒宫。据宋濂《书穆陵遗骼》所记，杨氏发陵的经过大致如是：“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江南总摄杨辇真伽与丞相桑哥，相表里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请如二僧言，发诸陵宝器，以诸帝遗骨，建浮图塔于杭之故宫。截理宗顶，以为饮器。” [84] 另据《南村辍耕录》记载：“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匣，焚其胔，弃骨草莽间。”“越七日，总浮屠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视”。 [85] 当时有义士唐玉潜闻之痛恨，遂毁室捐赀，仗义集俦，邀里中少年若干收遗骸葬别山中，植冬青为识，遇寒食则密祭之。复有宋太学生林德阳故为杭丐，以银两贿赂西番僧，得宋高宗、孝宗两朝遗骨，为两函贮之，归葬于东嘉。 [86]
可想而知，杨琏真珈对宋陵所采取的这种墨毒残骨，鞭尸刖骸的恶行，对当时正处在异族统治下的汉族士人的民族自尊心之伤害是何等之巨，所谓“嗟乎！谈宋事而至杨[西！]浮屠，尚忍言哉？当其发诸陵，盗珍宝，珠襦玉匣，零落草莽间，真惨心奇祸，虽唐、林两义士易骨潜瘗，而神魄垢辱，彻于九幽，莫可雪涤已”。 [87] 正如顾炎武所称：“此自古所无之大变也。” [88] 有宋文丞相军门咨议参军谢翱为托叟词，作《冬青树引》，后代忠臣义士读之无不同声相应。 [89] 清朝乾隆时代文人蒋士奇甚至将围绕杨氏发陵所发生的种种传奇故事演绎成一出颇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历史剧，题为《冬青树》。 [90]
杨琏真珈挖人祖坟的行为引发了汉族士人的切齿痛恨。《南村辍耕录》载轶事一则，谓“杭玛瑙寺僧温日观，能书，所画蒲萄，须梗枝叶皆草书法也。性嗜酒，然杨总统饮以酒，则不一沾唇。见辄骂曰：掘坟贼，掘坟贼！云。” [91] 这种痛恨甚至于几百年之后亦无稍减。嘉靖二十二年（1543），杭州知府陈仁贤“击杨琏真伽等三髡像于飞来峰，枭之灵隐山下”。时传杭州“飞来峰有石人三，元之总浮屠杨琏真伽，闽僧闻、剡僧泽像也。盖其生时，刻画诸佛像于石壁，而以己像杂之，到今三百年，莫为掊击。至是，陈侯见而叱曰：‘髡贼，髡贼！胡为遗恶迹以蔑我名山哉？’命斩之，身首异处，闻者莫不霅然称快。” [92] 清初著名文人张岱游灵隐，也是一面走，一面口口骂杨髡。“见一波斯胡坐龙像，蛮女四五献花果，皆裸形，勒石志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诸蛮女，置溺溲处，以报之。” [93] 虽然被他们推倒、打碎的并不见得真的就是杨琏真珈的塑像，可他们对杨琏真珈之痛恨之深，于此则表现得淋漓尽致。
杨琏真珈的恶行不只发宋陵一项，传说他是一个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的恶僧。发宋陵的动机除了是秉承其蒙古主子的旨意对南宋亡灵采取的魇胜之法外， [94] 也是他对财富不知餍足的贪欲。对此《元史·释老传》中有相当具体的记载，其云：番僧“为其[指帝师]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唐、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 [95] 此外，杨琏真珈还肆意毁坏汉族文化传统，扩展番教势力。至元二十八年（1291），江淮行省榜文中称：“杨总摄等倚恃权势，肆行豪横，将各处宫观、庙宇、学舍、书院、民户、房屋、田土、山林、池荡，及系官业产，十余年间，尽为僧人等争夺占据。既得之后，不为修理爱护，拆毁圣像，喂养头疋，宰杀豕羊，恣行蹂践。加之男女嘈杂，缁素不分。蔑视行省、行台，欺虐官民良善，致使业主，无所告诉。又民间金玉、良家子女，皆以高价赎买，以其赀财有余，奢淫无所不至。由此南方风俗，皆为此曹坏乱。” [96] 贪财似也不只是杨琏真珈的个人行为，而更是番僧之通病。史载“必兰纳识里[以畏兀儿人而为帝师之徒者]之诛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银货贝钱币、邸舍、书画器玩，以及妇人七宝装具，价直钜万万云。” [97] 还有：元延祐年间，“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莽斋，所需非一，几费千万，较之大德，不知几倍”。 [98]
杨琏真珈通常被称为杨髡、贼髡，是古今第一号的西番恶僧。 [99] 若说胆巴国师曾是神僧形象的原形，那么，杨琏真珈无疑是汉族士人笔下西番恶僧形象的最佳典型。然而杨琏真珈显然不是唯一的恶僧，飞扬跋扈是元代文人笔下番僧之共同特征。关于番僧的凶狠跋扈，《元史·释老传》中还列举了许多其他的故事。例如：
又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摔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复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剌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时仁宗居东宫，闻之，亟奏寝其令。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不报。 [100]
元代番僧常为人诟病者还有其干预词讼、无限度地释放重囚一项。有关西僧假祈福以释囚的记载，屡见于《元史》中，如云：“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犊出宫门释之，云可得福。” [101] 或云：“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释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宪，辄营求内旨以免罪。” [102] 复有云：“又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如阿里，阃帅如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夤缘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敕以为布施，而任其人，可谓滥矣。凡此皆有关乎一代之治体者，故今备著焉。” [103] 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所以也被穆斯林作家记载了下来。拉施特著《史集》中记载道：在铁穆儿合罕时，朝廷许多著名的异密和宰相、平章（包括答失蛮、脱因纳、撒儿班、亦黑迷失、帖可平章）等在向商人们购买宝石和装饰品时发生了受贿舞弊的行为。此事被人告发，这些大臣们被投入监牢，并且有旨全部处死。他们的妻子和亲友前往阔阔真哈敦处[请求]讲情。她竭力营救他们而未遂。在此之后，他们请求胆巴·巴黑失保护。恰好前几天出现了“扫帚星”，以此之故，胆巴·巴黑失派人去请合罕来，要求祈祷扫帚星。合罕来到了，巴黑失说，应当释放四十个囚犯，接着他又说，应当再宽恕一百个囚犯，他们就因这件事而获释。 [104]
于番僧而言，这类免囚活动或可理解为以慈悲为怀之善举，藏文史书中也有提及元朝皇帝如何接受西番上师之劝解而用忍戒杀之事迹，并以此作为修佛之功德而加以标榜。然于汉族士人而言，如是有乖政典之释囚行为分明是番僧在元帝室姑息、纵容之下胡作非为的又一例证。它不仅为当时人诟病，元代历朝皆有建言请罢此弊政者，而且也被明初史臣总结为元朝刑法制度之主要缺点，所谓：“而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至于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哑而饮恨。识者病之。”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