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一）

不久前，一个传教士团体引起了许多笑话，因为他们在一些严肃刊物的封面上自称“宿儒”（即著名的学者）。这种想法真是可笑至极。可以肯定，在整个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用“儒”这个汉字来称呼自己，“儒”意味着一个学者或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尚的品质。但我们却听到一个欧洲人被称为汉学家。在《中国评论》的宣传语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教士团中的汉学家，修养极深，且刻苦勤勉。”之后，就是一串撰稿人的名字，然后宣称：“所列出的这些人士都非常知名，对其所研究的学科，了解全面，学识渊博。”

那么，要想评估这种在中国的传教士团体中辛勤培养的高级学问，大可不必拿像德国人费希特在其演讲集《论文人的使命》，或者美国人爱默生在《文学伦理学》中提出的至高标准来衡量。前美国驻德国公使泰勒先生，是一位公认的了不起的德国学家，不过，这位驻德公使泰勒先生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人，读过几本席勒的剧本，向杂志投过几首海涅的诗歌译稿，在他的社交圈内他可能被称为德国学家。但是泰勒先生绝不敢让自己的名字冠以“德国学家”的称谓出现在印刷品上。可是，在中国的欧洲人，只要在其出版的书中收录了用几省方言写的几句对话，或是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那么这个人就立即被冠以汉学家的称谓。当然，光是一个称谓倒也没有什么要紧；根据治外法权的条款，即便一个英国人在中国自称孔子，他也不会受到惩罚，只要他高兴。

有些人认为，对中国学的研究，已经跨越了或者说正在跨越早期的初创阶段，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学研究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字典编辑或类似的单调辛劳工作，而要致力于撰写专著，或翻译中华民族最完美的文学作品。而且他们以理性的推理和论据，对那些在中国文学殿堂里应该最受崇敬的名字妄加评论，甚至还要给他们最终定论。现在，我们来考察一番。第一，考察在历经了这种变化的欧洲人中间，他们的中国学知识究竟掌握到了什么程度；第二，在中国学方面已经做了什么工作；第三，当今中国学的实际状况怎样；第四，要指出我们设想中国学应该到什么样的程度。据说，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得比巨人更高大。尽管如此，必须承认的是，侏儒具有位置上的优势，当然会看到更加宽广、更加辽阔的风景。因此，我们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纵览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且，在我们的尝试中，如果最终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前人的意见，那么，我们希望这些意见不要被理解成我们有意在炫耀自己的优越性，我们认为只是我们在位置上占有优势。

首先，说到欧洲人对中国知识的掌握已经发生了变化，似乎只是在习得语言知识方面，语言知识中的大部分难点已经被解决了，但也只是这种程度。“人们原来都相信，”翟理斯博士说，“中文口语很难学，中文的方言更难学。这种认识早就只存在于历史小说中了。”确实，即使在书面语言方面，一个英国领事馆的新译员，在北京住上两年，并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之后，就能轻松地看懂一封普通信件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怀疑，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对中国知识的掌握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如果说变化很大，我们就无法认同了。

继早期的耶稣会士之后，马礼逊博士著名的辞典得以出版，这部辞典被公认是所有已完成的中国学著作的新起点。这部辞典的确可以算得上是早期新教传教士认真、热诚和尽责精神的一座不朽的丰碑。继马礼逊之后，是以约翰·戴维斯爵士和郭实腊博士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戴维斯爵士根本谈不上真正懂中国知识，而他自己也坦白地承认这一点。他当然能讲官话，并且也许阅读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中文小说也不太困难。但是他那时所具备的知识，在今日几乎不足以担当任何一个领事馆的译员之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你会发现，即使到了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关于中国的概念，仍然是从戴维斯爵士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中获得的。郭实腊博士也许比戴维斯爵士知道的中国知识多一点，但是，他却佯装自己了解的不止那些。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先生曾把郭实腊博士的虚饰公之于众，还有其他这样的人，如传教士古伯察和杜赫德。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布尔杰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中国历史》一书中竟把这些人引为权威。

在法国，雷慕沙是在欧洲所有大学中第一位获得中文教授职位的人。对于他的工作，我们不便发表什么看法。但是他有一本书引人注目，那就是小说译本《双堂妹》。利·亨特读过这本书之后，将它推荐给了卡莱尔，卡莱尔又推荐给了约翰·斯特林，他们饶有兴致地阅读了这本书，并且说此书肯定是一个天才所写，只能是“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所写。这本书的中文名是《玉娇梨》，是一本读起来让人很愉悦的书。但是即使在二流文学作品中它也占不到前列。不过，源于一个中国人头脑里的思想和想象的故事，竟让像卡莱尔和利·亨特这样的人津津乐道，想到这一点总是让人觉得有趣。

继雷慕沙之后的汉学家是儒莲和博迪耶。德国诗人海涅认为，儒莲有一个绝妙且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博迪耶先生根本不懂中文。而博迪耶先生也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即儒莲先生完全不懂梵语。不管怎样，这些作者的开拓性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拥有一种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那就是他们都是自己本民族语言的大师。另一个可以被提到的法国作家是德里文先生，他对唐诗的翻译是对中国文学一个分支的突破，在此前这是没有人做过的事。

在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博士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书名为《满族》（Die Manchurei）。像所有用德文写成的著作一样，这是一本十分可信的书。显然，这本书主要是讲述清王朝在中国的起源史。但是，这本书的后面一部分包含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信息，我们知道，这在用欧洲语言所写的其他任何书中都无法找到。和它相比，像卫三畏博士的《中国总论》（Middle Kingdom）这样的著作，简直就像是儿童故事书。另外一位德国的汉学家是施特劳斯，他以前是一个日耳曼小公国的大臣，这个小公国在一八六六年被普鲁士吞并。这个老大臣在隐退后以研究中文自娱。他出版了一本《老子》的译本，并且最近出版了《诗经》的译本。广东的花之安先生说他译的《诗经》中的一些译文是相当完美的，绝不比其所译的《老子》差。据说他翻译的诗赋也非常精彩。不幸的是，我无法寻到这些书了。

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学者被认为是早期的汉学家，最早的汉学家可自马礼逊博士字典出版之时起算起。第二时期以二权威著作问世为标志：一是威妥玛爵士的《语言自迩集》，二是理雅各博士译的《中国经典》系列。

对于前者，那些汉语知识已经不只局限于官话的西方人，可能会有些不屑，但是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部杰出的著作——就其所论述的内容而言，在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语言的英文书籍中，它是完美的。而且，这本书也是为响应时代的需要和呼唤而写。时代正需要这样的书籍，此书一出版，真可谓适逢其时。

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必然也要做，这也是时代的需要，理雅各博士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成果是一打巨大而笨重的书卷。先不论它的质量如何，就他完成著作的数量而言，实在惊人。在这些浩繁的书卷面前，我几乎都惊讶得不敢讲话了。然而，必须承认，这些著作并不能让我们完全满意。正如巴尔福先生公正的评价：“这些经典的译文，很多用词是译者所自造的。”我认为，理雅各博士的译文用词，是生硬、拙劣、不恰当的，而且在某些地方几乎是不合乎语言习惯的。以上那些，我是就形式而言的。而就内容而言，我不想冒昧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想用广东的花之安牧师的话来代我表达。他说：“理雅各博士关于孟子所做的评注，表明了理雅各博士对孟子之言并不理解。”可以肯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若理雅各博士不能用心完全理解孔子的教义和学说，若他不能从整体上理解孔子的学说的要义，他根本无法读懂也无法翻译孔子的著作。然而，理雅各译文的特别之处在于：无论是在注释中，还是在论述中，都没有漏译过一词一句，以表明他对孔子的整个教义和学说完全理解。因此，总而言之，理雅各博士对于这些经典著作的评价，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定论。而中国经典的译者仍将继续涌现。自从上面提到的两部著作出现后，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不断问世。的确，有些书确实具有真正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我认为，还没有一部能够表明中国学已经到达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首先，有一本是伟列亚力先生著的《中国文学札记》。但是，此书仅仅是一本目录，根本没有任何文学见解。另有一本是已故的梅辉立先生著的《汉语指南》。当然，无论从哪种角度上讲，这本书都无法堪称完美。然而，它仍算得上伟大之作，因为在所有关于中国的书籍中，此书是最诚实、严谨和质朴的。而且，它的实用价值也仅次于威妥玛爵士的《语言自迩集》。

其次，另一位汉学家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与其他早期的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先生令人羡慕的优点是其文笔清晰、有力和优美。他所译之文，无不自然流畅、清晰明了。但是在其所有译作中也有一两个败笔。他在选择有翻译价值的原文时并不十分幸运。一个例子就是《聊斋志异》的翻译，尽管此译文可以看作“中译英”的一个典范。《聊斋志异》是一部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但它还不能算作中国文学里的一流作品。

继理雅各博士之后，巴尔福先生最近译了庄子的《南华经》（即《庄子》）。这部译著肯定是一部他寄予厚望的作品。我承认，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部译作发表时，所怀有的期待与兴奋，是听说一个英国人进入翰林院的消息时也没有的。《南华经》被公认是中国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之一。该书自公元前二世纪问世以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孔子的学说及其著作；而《南华经》对之后的历代诗歌、浪漫主义文学语言与精神所产生的影响，就像“四书”“五经”对中国哲学作品的影响一样无可替代。不过，巴尔福先生的译作根本就不是翻译，那简直就是乱译。必须承认，巴尔福先生翻译这部作品一定耗费了多年的心血，对于我们来说，做出这样的评价，也感到心情很沉重。但是我已经冒昧地评价其译本，并希望能够证实我的判断。我相信，如果我提出关于庄子哲学释义的疑问，那么巴尔福先生几乎不可能来参加我的讨论。在此，我想引用林希冲在新版的《南华经》的中文序言里的话：“阅读一本书时，先要弄明白每一个字的意思；明白字义后，才能理解句义。接着，你才能领悟段落布局，而最后，你才能掌握整个篇章的中心要义。”那么，在巴尔福先生翻译的作品里，每一页上都留有错误的痕迹：要么没懂字义，要么没理解句义，或者不知段落布局。如果以上我所假定他的误译能够被证实的话——因为只要看看语法和句法规则，就很容易证实这一点——那么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巴尔福先生没有掌握整篇作品的中心要义。

但是，在当今所有中国学研究者中，我更喜欢把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摆在首位。我并不是觉得花之安先生的作品比其他人的著作更具有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但是我发现，他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体现了他对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把握，这在当今的其他中国学研究者中是很难得的。而关于文学和哲学，我设想了哪些原则呢？这个问题，我不得不留到本篇的下一部分再讨论了，到时候，我希望能够尽数阐明中国学研究的方法、目的和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