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学家

当你努力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时，

记得要做一个理性的君子；

不要变成一个愚蠢的傻瓜。

——《论语》

我最近阅读了翟理斯博士的《翟山笔记》，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想起另一位英国领事霍普金斯先生的一句话：“当在中国的外国人称一个人是汉学家时，他们通常是指他是一个傻瓜。”

翟理斯博士是一位极负盛名的汉学家。考虑到他的巨大的工作量，他也不算浪得虚名。但是，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对翟理斯博士的作品质量和真正价值进行正确的评估了。

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具有一项其他汉学家所不具有的优势——文学天赋，他能写出优美且合乎语言习惯的英文。但是另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完全缺少哲学洞察力，而且有时候甚至连常识都没有。他能够翻译中文的语句，但不能解释和理解其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翟理斯博士具有和中国文人相同的特征。孔子说：“当人受的教育或者学到的知识压制了他们的天性时，他们就成了学究。”

对于中国的学究来说，书籍和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写书的资料，而且他们因此得以一本接一本地著书立说。他们生活、行动、存在于书的世界中，与人类实际生活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在真正的学者看来，书籍和文学作品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一种用以研究从而使他们能够解释、评价和认识人类生活的手段。而这一点，中国的学究从不明白。

马修·阿诺德说过：“正是通过对所有文学作品——人类精神的完整历史——的理解，或者把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当作一个有关联的整体来理解时，文学的力量才能被感知。”但是在翟理斯博士所有著作中，没有一个句子能表明翟理斯博士曾经考虑或试图把中国的文学当作一个有关联的整体来考虑的迹象。

正是由于翟理斯博士身上缺乏哲学的洞察力，他在书中对材料的安排才显得如此茫然。以他的大字典为例，那根本就不是一部字典，它仅仅是翟理斯博士翻译的一部汉语词汇和汉语句子的汇集，完全没有经过任何选择、编排和整理。作为一部供学者使用的字典，翟理斯博士的这部字典的价值绝对赶不上卫三畏博士所编的那部旧字典。

翟理斯博士的那部《中国名人谱》，必须承认，是一部工作量巨大的著作。但是在这部著作里，翟理斯博士又一次显出他完全缺乏常识的一面。在这样一部著作中，人们期望能看到的只是对真正著名的人物的短评。

这里有一群为祖国在战争中受伤的人，

另一些在世时则是圣洁的祭司，

有的是虔诚的诗人，说出无愧于费布思之言，

有的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使生活丰富多彩的艺术家，

还有些人留下了使人们怀念的业绩。 ^[1]

但是，我们发现，在这部字典中，古代的圣贤与英雄和神话中虚构的人物并列在册，陈季同将军、辜鸿铭先生、张之洞总督和吕文经船长也被列入册中，最后一位得以列入册中，是因为他常常以无数香槟酒来招待他的外国朋友。

最后，我担心翟理斯博士最近出版的书《翟山笔记》，不会提高翟理斯博士作为一位有判断力的学者的声望。其中所选的绝大部分主题，都没有实际的意义或者人文价值。翟理斯博士不辞劳苦地写这些书，似乎不是为了告诉世界关于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学的任何情况，而是为了展示翟理斯博士是一个多么有学问的汉语学者，以及他如何比其他任何人更了解中国。此外，翟理斯博士，在这本书里与在其他书里一样，表现出一种苛刻而好斗的教条主义，既缺乏哲理性，又不符合一个学者的风范，令人不愉快。恰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言，正是翟理斯博士这类汉学家的这些特征，致使在远东那些务实的外国人中，汉学家和中国学研究者这种称呼，成了笑柄，并被人嘲笑。

在此，我将从翟理斯博士最近出版的那本书中选择两篇文章，并且借此说明，如果迄今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的学问和中国的文学这些主题的著作都没有人性价值的或者实际的意义，那么这种错误并非中国的学问和中国的文学本身的问题。

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何为孝”。这篇文章主要解释两个汉字的意思。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何为孝？”孔子说：“色难。”

翟理斯博士说：“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在引用并排除了本国和外国学者的所有解释和翻译之后，翟理斯博士理所当然地宣称，他发现了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为了让诸位看清翟理斯博士那苛刻而没有学者风度的教条主义风格，在此我将引用他宣布他的发现的原话。翟理斯博士说：

在上述议论之后，要宣布它的内涵像印花税票一样外露，也许，有些专断，但是，所有你必须做的事，就像这首诗所说的，应该是：

弯下腰，它就在那里，

探寻它，它就在眼前。

当子夏问孔子“何为孝”时，后者简单地答道：“色难，‘色’就是详细说明它，‘难’就是困难。”这是极易懂且恰当的回答。

在此，我不想讨论精确的中文语法来证明翟理斯博士的错误。我只想说，如果翟理斯博士的假设是正确的，即把汉字“色”当成动词，那么在正确的合乎文法的中文里，这句话是不会说成“色难”的，而是用“色之维难”来形容它。如果汉字“色”在这儿被用作动词，那么这里的非人称代词“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但是，除了不符合准确的语法之外，翟理斯博士对孔子的回答所给出的翻译，放到整个上下文中来看时，根本就是既无重点，也无意义。

子夏问：“何为孝？”孔子答曰：“难的是做事时的态度。仅仅是有事需要做的时候由年轻人去做，有酒食时让家中的长辈先享用，你真的认为那就是孝吗？ ”上文的重点就在于此——重要的不是你对父母履行了什么义务，而在于你如何——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态度履行那些义务。

我想在此说明，孔子的道德教义的伟大与真正功效，恰恰在于翟理斯博士未能理解的这个要点，即在履行道德义务时，孔子强调的重点不是做什么，而是如何去做。这正是所谓的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区别，是道德导师的道德行事准则与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有感染力的教义之间的区别。道德的导师只是告诉你，什么样的行为是有道德的，而什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真正的宗教导师不止告诉你这些。真正的宗教导师，不仅谆谆劝导人们外在的行为做法，而且强调行为方式的重要性，即行为的内在性质。真正的宗教导师教导说，我们行为的道德与不道德，并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去做。

这就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基督在他的教义中使用的方法。当一个可怜的寡妇给了他一点点钱时，基督提醒他的门徒注意的是，不是她给了什么，而是她给时的态度。道德家们说：“不许做通奸之事。”但是基督说：“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谁，在他带着淫念去窥视一个女人时，他就已经犯了奸淫罪。”

同样，孔子时代的道德家们说，孩子们必须为他们的父母砍柴挑水，把家里最好的食物和酒让给父母享用——那就是孝。但是孔子却说：“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并不只是表面上服侍父母。真正的孝是我们怎样服侍父母，即以什么方式、什么态度履行这些责任。孔子说，难的是做事的态度。我最后想说的是，正是通过孔子教义中的这种方法，审视道德的内在性质，他才成为一位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像一些基督传教士所说的，仅是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

为了进一步阐释孔子教义中的那种方法，我将以中国现在的改革运动为例。那些所谓进步的清朝官吏，受到了外国报纸的热烈欢迎，正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他们甚至想去欧洲和美国，试图在那里找到适合中国的改革方案。但不幸的是，拯救中国不是依赖于这些改革派官吏采取了什么改革措施，而是依赖于这些改革措施实施的方式。不过很遗憾，这些进步派官员跑到欧洲和美国去研究宪法，而不是待在国内好好研究孔子。因为在中国，这些官吏只有领会了孔子教义的核心和方法，并在这次改革运动中专心于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改革的内容，才能使混乱、不幸与苦楚从目前的改革运动中消失。

我将简要讨论一下翟理斯博士《翟山笔记》中的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四阶层”。

日本人末松男爵在一次会见时说，日本人把人民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对此，翟理斯博士说：“将‘士’翻译成‘士兵’是不对的，那是后来衍生出来的意思。”翟理斯博士进一步解释说：“‘士’这个字最早的含义，是指‘文士’。”

不过，事实恰恰相反。“士”这个词最早的含义，是指中国古代的君子，颇似现今欧洲穿制服的佩剑贵族。此后，军队里的官兵才被称为“士卒”。

古代中国的文官阶级，都被称为“史”（clericus）。当中国的封土建国制度被废止（公元前二世纪），打仗不再是君子的唯一职业，文士阶层崛起并日益重要，他们成为立法者，形成了穿长袍的贵族阶级“史”，以区别于原来的佩剑贵族阶级“士”。

湖广总督张之洞先生有一次曾问我，说外国领事是文职官员，为什么穿制服的时候要佩剑。我回答说，因为西方的“士”，不是中国古代那种文“士”，而是佩剑贵族，是要配武器并在军队中服役的兵士。总督先生表示赞同，并于次日下令，让武昌学堂所有学生都换穿军用制服。

因此，翟理斯博士提出的汉字“士”到底是指“文士”，还是指“武士”的这个问题，现实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将来中国是独立自主还是受外国统治，都依赖于中国究竟是否会拥有强大有效的军队，而且这个问题又依赖于中国那些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究竟是否会恢复“士”字的真正的本义——不是文士学者，而是指肩负武器、有能力保卫祖国不受侵略的从武君子。

[1] 原文为德文：
Hic manus ob patriam pugnando vulnera passi,
Quique sacerdotes casti, dum vita manebat,
Quique pii vates et Phoebo digna locuti,
Inventas aut qui vitam excoluere per artes,
Quique sui memores aliquos fecere meren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