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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庸人不仅忽视所有自身之外的生活条件，而且他还要求其他人步其后尘，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
——歌德
斯特德先生曾经问：“玛丽·科雷利
走红的秘密是什么呢？”他得出的答案是：“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物以类聚）。因为那些阅读她小说的约翰·史密斯，生活在玛丽·科雷利为他们创造的世界中，认为她是他们生活、活动和存在的世界的最权威的诠释者。”玛丽·科雷利对于英国的约翰·史密斯们而言，就如同亚瑟·史密斯牧师之于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
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的人的区别正在于此。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想读那些能告诉他关于事物的真理的书，而半受教育的人宁愿读那些能满足他对事物的想法的书，他内心的虚荣感促使他希望事物理该如此。在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非常想成为优于中国人的人，而尊敬的亚瑟·史密斯牧师就写了这么一本书，证明那些在中国的约翰·史密斯，是比中国人更高等的人。因此，尊敬的亚瑟·史密斯牧师是那些在中国的约翰·史密斯的至爱，而亚瑟·史密斯牧师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就成了约翰·史密斯们的圣经。
不过，斯特德先生说：“现在正是约翰·史密斯以及他的邻居们统治着大英帝国。”因此，我近来专门去读了那些灌输给约翰·史密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的书。
早餐桌上的独裁者
将人的头脑分为算术型和代数型。“所有经济和实用的智慧，”他评述说，“都是‘2加2等于4’这种算术等式的扩展或变化形式。每一个哲学命题，都具有‘a加b等于c’这种表达式的一般特性。”约翰·史密斯整个家族的头脑，绝对属于“独裁者”所说的算术型头脑。约翰·史密斯的父亲，老约翰·史密斯，又被称为“约翰牛”，就用“2加2等于4”这个简单的等式赚得了财富。“约翰牛”来到中国销售他从曼彻斯特运来的货物，并且，他和中国人约翰
相处得很融洽，因为他和中国人约翰双方都理解并完全认同“2加2等于4”的等式。但是，现在统治大英帝国的小约翰·史密斯来到中国，满脑子是连他自己都不理解的“a加b等于c”，而且他不再满足于出售曼彻斯特货物，还想教化中国人，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要“传播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结果是：约翰·史密斯与中国人约翰的关系变得非常糟糕。更糟糕的是，在约翰·史密斯的“a加b等于c”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教化影响下，中国人约翰不再是曼彻斯特货物忠实、可靠的好顾客了，他丢下自己的生意，跑到张园去庆祝立宪，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疯狂、狂热的改革者。
近来，我从帕特南·威尔
写的《远东新调整》和其他书籍中得到启发，尝试编过一本关于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问答集，供中国学生使用。结果，到目前为止，只有以下的这些东西：
1.人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人最主要的目标是使大英帝国更荣耀。
2.你信仰上帝吗？
是的，当我去教堂的时候。
3.当你不在教堂时，你信仰什么呢？
我信仰利益——可以赢利的东西。
4.信念的理由是什么？
相信每个人都为自己。
5.工作的理由是什么？
把钱装入你的腰包。
6.天堂是什么？
天堂就是能住在百乐门大街
，并且能驾着四轮折篷马车。
7.地狱是什么？
失败就是地狱。
8.什么是人的完美状态？
罗伯特·赫德爵士在中国海关的工作。
9.什么是亵渎？
说罗伯特·赫德爵士不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人物就是亵渎。
10.什么是十恶不赦的罪恶？
阻碍英国的贸易。
11.神为什么创造了四万万中国人？
为了让英国人卖东西给他们。
12.当你祈祷时，你祷告什么？
感谢你，上帝，我们与邪恶的俄国人和残暴的德国人不一样，我们不想瓜分中国。
13.在中国，谁是盎格鲁-撒克逊观念伟大的传道者？
《泰晤士报》驻北京的通讯记者马礼逊博士。
如果说上文是对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真实陈述，或许有诽谤的嫌疑，但是，任何不怕麻烦，愿意去读一读帕特南·威尔的著作的人，就不会否认，以上描述确实代表了帕特南·威尔先生和他的读者——在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的观念，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
这件事最奇怪的地方是，约翰·史密斯的这种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确实在中国产生了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中国人约翰现在也想使“中华帝国”更荣耀。精通八股文的中国旧式文人虽然虚伪，却无害。但是外国人吃了亏后就会发现，那些在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影响下，叫喊着要立宪的中国新式文人，才会造成无法承受的危害。最后，我恐怕，“老约翰牛”不仅发现他的曼彻斯特货物卖不出去了，而且他还得支付另外一笔费用，好派一位戈登将军或者基希勒勋爵去射杀他那可怜的老朋友——中国人约翰，而中国人约翰正是在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影响下才变得精神错乱
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我想在此简明扼要地说一下。在我看来，那些外国人满脑子装的都是在书中读到的、关于中国人的荒谬论调，他们来到中国后，如果还能同与其打交道的中国人友好相处，那可真是一个奇迹了。我们从亚历克西斯·克劳斯的《远东：历史与问题》一书中举一段为例：
影响在远东的西方列强的问题症结，在于理解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东方人不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于西方人，而且他们的整个思路和推理方式也与西方人不同。在亚洲人身上根植着一种与我们天生被赋予的感知功能所不同的独特知觉。
在读完最后一句话后，在中国的英国人，如果听从了胡言乱语的克劳斯先生的建议，那么当他需要一张白纸时，他就该对他的男仆说：“伙计，去给我拿一张黑纸来。”我认为，在中国，那些务实的外国人是值得称赞的，他们在实际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能够不听信所有那些关于“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的胡话。事实上，我相信，那些与中国人相处融洽的外国人，在中国最成功的人，都是坚持“2加2等于4”理论的人；同时也是把关于东方精神本质的“a加b等于c”理论丢还给约翰·史密斯和克劳斯先生的人。确实，当人们想起在以往的那些岁月里，在尊敬的亚瑟·史密斯牧师写出《中国人的性格》之前，大英帝国公司的老板或大班
，比如查顿和马地臣
，他们与中国买办
之间的情分一直很深厚，而且代代相传。当有人想到这一点时，他就很可能问，聪明的约翰·史密斯关于东方精神本质的“a加b等于c”的理论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究竟对中国人或是外国人有什么好处？
那么，吉卜林的那句名言“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就没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当你处理“2加2等于4”这样的问题时，东方和西方只有很小的差异或者说没有差异。只有当你要处理像“a加b等于c”这样的问题时，东方和西方之间才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如果能解决东西方之间“a加b等于c”这一等式，一个人必须要具备高等数学的真正能力。但当今世界的不幸在于，东方和西方在远东“a加b等于c”这一等式的解决方法，掌握在约翰·史密斯手中，他不仅统治着大英帝国，还与日本结盟，而且约翰·史密斯甚至连代数的基本原理都不懂。东西方之间关于“a加b等于c”这一等式的解法，是非常复杂和棘手的。因为，其中有许多未知的变量，不仅有诸如孔子的东方、康有为先生的东方，以及端方总督的东方，而且还有莎士比亚、歌德的西方，以及约翰·史密斯的西方。的确，在你完全解开了“a加b等于c”的等式时，你会发现其实孔子的东方与莎士比亚、歌德的西方之间的差异非常小，而在学者理雅各博士的西方与亚瑟·史密斯牧师的西方之间却存在巨大的不同。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尊敬的亚瑟·史密斯牧师在谈论中国历史时说：“中国的历史（记载）是古老陈旧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试图回到荒蛮的原始时代去找寻起点，也表现在那股冗长、缓慢而混浊的洪流，这洪流不但夹带着过去时代的巨大植被，而且还有沿路的木头、干草和断株。只有相对永恒的种族能编写或者读懂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那种超大容量的记忆才能将它们储存起来。”
现在，让我们听听理雅各博士对同一主题的论述。理雅各博士在谈到中国二十三个正统朝代的历史时说：“没有其他民族有这样彻底贯通的历史，总体而言，它是可信赖的。”
说到另一部伟大的中国文学集时，理雅各博士说道：“就像我曾经料想的一样，这部著作并不是由皇家权威部门出版的，而是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督办和资助下（还有其他官员的资助下），于道光当政的第九年，即一八二九年出版的。一部如此大型的著作能够由中国的官员支持出版，表明这些中国官员极具公益精神和对文学的热心，光这一点，也让外国人无法轻视他们。”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巨大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东方和西方之间，也存在于西方与西方之间，即存在于那个能欣赏和赞美热心于文学的中国官员的理雅各博士所代表的西方，和那个被在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所热爱的亚瑟·史密斯牧师所代表的西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