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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
“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张爱玲这句话说得不错。这本小书就像锦瑟一样，一弦一柱，都在追忆我所见过的“美的身体”，我所听到的或是读到的“美的思想”。这是我对李商隐诗第一联的注解。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钱钟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的这番话就是“美的思想”，但是我却反其意而用之，用来写回忆录了。回忆录可以是自传，也可以是别传，如果记下了一代人的梦想和心思，那甚至可以说是合传。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代的梦想，多是考入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的梦想，多是出国留学；而留学回国后的梦想，多是成名成家。这一代人的心思，青年时代多是读书交友；大学时代更要谈情说爱，留学之后就要成家立业了。李商隐诗第二联的“庄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望帝”是情人的典型；“蝴蝶”自由飞翔，恋花采蜜，既可以象征读书之乐，也可以隐射爱情之欢；“杜鹃”送春归去，泣血悲鸣，则可以暗指时光流逝之快，生离死别之苦。总之，无论是庄生或望帝的自传也好，蝴蝶和杜鹃的别传也好，回忆的都是悲欢离合之情。
如果把自传和别传中人物的优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就可以写出一个圣人；如果把自传和别传中人物的缺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又可以写出一个魔鬼。钱钟书先生笔下的魔鬼，并没有集中人的缺点；他《围城》中的人物，也没有体现书中“美的思想”。因此，对同一个人物、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写法。如李商隐诗第三联，可以看到沧海遗珠，也可以看到珠海交辉；可以看到过眼烟云，也可以看到蓝田美玉。因此，对一些大人物的小事情，或小人物的大事情，既可以像《围城》一样看到它的反面，也可以像本书一样写出它的正面，使海上美人鱼的眼泪，在月光下凝成珍珠；使烟云缭绕的蓝田美玉，呈现出雾里看花的朦胧美。
关于雾里看花，白居易写过一首朦胧诗：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这首诗可以作为李商隐诗第四联的注解，说明“追忆”之情，“惘然”之感，有如雾中之花，因为朦胧隐约，反而显得更美。而“追忆”的逝水年华，“来如春梦”，“去似朝云”，反而会发出永不消逝的青春光辉。
我一生出了三四十本书，写了五六十篇文章。回忆起来，最难忘的还是从大学时代到留学时代这十二年。而这十二年中，最值得回忆的，却是别人的轶事，真是别传成了自传。一个人的一生，值得留下来的是多么少！
回顾我这一生，小学上的是全市最好的小学，中学是全省最好的中学，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不过我在这些最好的学校里，只是一个不上不下、时高时低的中等人物，也就是“人中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天下第一中学”任教，在世界第一流的、培养过罗曼·罗兰和居里夫人的巴黎大学研究，认识了不少“人上人”，自然就不免“见贤思齐”了。
回国之后，我这种向上看齐的思想，被说成是“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每年都要受到批判。而在五十年代，“一三五七九，运动年年有”，我又自然成了“运动健将”。不过我是“口服心不服”，因为我认为批“名利思想”应该批的是“名不符实”，或是“名高于实”，而不该是“名符其实”；如果批判“名实相符”，那岂不是要人“有实无名”吗？如果“有实”的人都没有名，那“有名”的人岂不都是“无实”的吗？无怪乎后来会出现“武大郎开店，不许比我高”的现象了！
幸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知识分子才算开始翻身，但是经过“武大郎”三十年来的压制，知识分子大多成为“有名无实”的了。无怪乎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看看中国的外文界、翻译界，真正名符其实的名家寥若晨星。在我看来，英译中要达到杨必《名利场》的水平，法译中要达到傅雷译作的水平，才可以算是翻译文学，译者才可以算是名家，因为他们的译作可以和创作并列于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一般人认为译作比起创作来，总是要低一等，不能平起平坐的；我却认为这种看法方向不对，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历史是铁面无情的。试想当年的诗词歌赋，都曾被当作雕虫小技，戏曲小说也不过是稗官野史。但在今天看来，有什么作品比《西厢记》和《红楼梦》更能“以美悦人”的呢？国外也是一样，莎士比亚生前不如波芒
出名，巴尔扎克没有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托尔斯泰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但在今天看来，哪个院士和得奖人能比得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呢？看到今天文学创作的地位，就不难预见到二十一世纪翻译文学的地位了。
英国诗人济慈说过：“美就是真，真就是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更说过：“最高级的善就是美，最高级的乐趣就是美的创造。”如果能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成为全世界的美，那不是最高级的善，又是最高级的乐趣吗？而翻译文学正是为全世界创造美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