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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 ① 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 ② 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 ［1］ 是也。
①手稿无“多”字。“阅世”原作“知世事”。
②“必”原作“可”，“阅”原作“知”。
［1］李后主：李煜。
黄昭彦《重读〈人间词话〉》 （《文艺报》1959年第15期）
李后主之所以能写出一些忧愤深广、动人肺腑的词来，还不是因为他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假如他真正一辈子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岂能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语？王国维也认为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试问“不多阅世”的“主观诗人”，怎能有这样深切的感情？揆诸前说，岂不是自相矛盾？
脱离现实生活，或者对现实生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采取超然旁观的态度，恰恰正是一个艺术家的致命伤。《红楼梦》里面有两句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诗人无“主观”、“客观”之分，都必须以“多阅世”为当务之急；反对“多阅世”，光凭“主观精神”作为万应灵符，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的。
周煦良《〈人间词话〉评述》 （《书林》1980年第1期）
主客观诗人的区别既站不住，那么以阅世浅深作为主客观诗人的区别或者条件，当然也不能成立。至于“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一语则是把生活经验看成是闭智塞聪了，谬甚。然古今中外作此谬论者有大哲学家、大宗教家在内，王氏并不是首创者。
姚全兴《略谈〈人间词话〉的艺术论》 （《读书》1980年第4期）
首先，他强分诗人为“客观之诗人”和“主观之诗人”，是不恰当的。因为是诗人都应该重视客观现实，又必须发挥艺术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主客观的高度统一。其次，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等等，更是荒谬。因为诗人不阅世，哪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情？李后主恰恰因为是亡国之君，阅世很深，所以有真切感受，写出了颇“有境界”的传世名篇。再如他把“政治家之眼”和“诗人之眼”截然分开也是不对头的。因为诗人首先是要有政治家之眼，理解和分析眼前的现实生活，从而才能有诗人之眼，“通古今而观之”，不立足于现实的诗人，断断不可能有洞察千秋的慧眼的。
佛雏《〈人间词话〉三题》 （《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至于“客观之诗人”，指的是史诗、戏曲、小说作家。
也正因“阅世”过浅，这样的葆有“天真与崇高的单纯”的“主观之诗人”，在艺术中可以成为“词中之帝”（ 王鹏运称后主语 ）。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不免要吃尽苦头。叔氏说过：“一个诗人（ 按指抒情诗人 ）可以对人类认识得最深最透，而对于具体的人们却可以只有一种极不完全的知识。他很容易被诓骗，他是狡黠者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对后主来说，情况也颇相像。后主当然说不上什么“崇高”，但确乎具有“天真”与“单纯”的艺术家气质。试看他在归宋后，一味哀叹“眼泪洗面”，“玉楼瑶殿”之深悲，“一江春水”之长恨，乃至“悔杀潘佑、李平”之公开表白，根本不识“忌讳”为何物。比之“乐不思蜀”的安乐公刘禅，以及“愿得执梃为诸降王长”的刘鋹（南汉后主）之流，在“阅世”这一点上，他的确是“浅”而又“浅”了。然而，在静安看，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倒玉成了这位词学史上的彗星式人物，艺术家——“大孩子”。
在静安，“主观之诗人”，并不意味着，在挥毫时一味凭恃其主观；相反，就审美与创作的态度而言，就抒情内容所具有的普遍性而言，“主观之诗人”及其感情倒应该具备充分的客观性。这从静安把那位也属“大孩子”型的“主观之诗人”、据传是后主“后身”的纳兰容若，称为“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可证明。“自然之眼”者，“纯客观”之“眼”也。（ 叔本华曾给艺术天才下了一个界说：“天才只不过是最完全的客观。” ）这样的“主观之诗人”，最能摆脱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等等的羁勒与奴役，而“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因而独能客观地深窥人类和事物的内在本性；他把自己强烈的“主观的感情”同这种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他所抒发的感情就往往具有“人类之感情”的性质，虽然是高度“个性”化了的。
袁行霈《论意境》 （《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其实，不论“客观”或“主观”之诗人，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都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文学创作当然要出自真情，但这性情是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的，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性情的真伪则取决于诗人的写作态度，诗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艺术、忠实于读者，就有真性情的表现，这同阅世深浅并无关系。
陈鸿祥《〈人间词话〉三考》 （《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2期）
看起来，他对“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同等推崇；然而，他又把阅世之深浅，与性情之真伪完全对立：愈深而愈伪，愈浅而愈真。这样，所谓“理想派”之“造境”，就完全成了无本之木的幻影；“主观之诗人”的“有我之境”，也完全成了空中楼阁。王国维，作为一位严谨渊博的学者，在史实之考证上，是尊重客观的；解释上，又往往是主观的。他是在哲学上把主观与客观视为“此亦一是，彼亦一是”，各有道理的二元论者（ 《静庵文集·论性》 ）。结果使他顾不上这样一个完全不必“寻他千百度”，而已经“站在阑珊处”的事实：无论是他推崇的“主观之诗人”李后主，或是李清照，他们真正“性情愈真”的“有境界之作”，恰恰产生在亲“阅”了国破家亡之“世”以后。
尚永亮《辨〈人间词话〉之“真”》 （《江汉论坛》1983年第2期）
以王氏之论推之，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性情愈真则赤子之心愈纯，赤子之心愈纯则愈可产生好词章。设使此说得以成立，则后主最为感人之作不当出于被虏之后，而当出于被虏之前；后主赤子之心经臣虏生活后必当破损，其全真之时定为养尊处优之日。然“词话”论及后主词的十余处中，其意所指似皆为后主囚后之词，正是这些佳制，博得了王氏的盛赞。对此，王氏将何以解之？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 下册第5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这里的“客观之诗人”，某种意义上指叙事诗作者，或“写实派”。他们愈深入考察社会生活，收集材料愈丰富多样，这自然是对的。但他们在阅历世事时难道就不需要怀着真诚之心么？“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文学小言》评《诗经》中“燕燕于飞”（ 《邶风·燕燕》 ）等句云：“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即指出作者的情感对于观察事物的作用。
王氏所谓“主观之诗人”，某种意义上指抒情诗作者，或“理想派”。“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所以特别强调了词人须要有一颗真挚的心，即明人李贽所说的“童心”。阅历既广，世故也深，佯啼谄笑，全失天真，这种情况自然也是有的。但是个人性情的“真”“伪”与阅世的“浅”“深”并不一定成比例，而至性流露常在于身世变故之际。“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李煜词的感慨深沉正是与眼界扩大有因果关系的。王国维所倾倒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乌夜啼》 ）等名句，都是李煜“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生活经历了急剧变化后的痛苦呻吟，假使他一直安处于深宫之中而不识干戈，便不可能产生这样“以血书者”一往情深之作。王氏所举的创作实例暴露了他自己这方面理论的缺陷。
周锡山《论王国维及其美学思想》 （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王国维文 学美学论著集》前言，《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2-3期）
客观诗人系指叙事体文学的作家，主观诗人系抒情诗作者。……杰出的抒情诗人多为阅世尚浅，但对事物敏感，感情丰富而真挚的年轻人，而叙事体文学（ 戏剧、小说 ）的伟作巨著往往出之于阅历丰富、洞察世情的中、老年文豪。
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第122-1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王国维（ 在《文学小言》第一七则 ）将小说戏曲等叙事体作家称为“专门之诗人”，在《人间词话》（ 第一七则 ）中又称为“客观之诗人”：（ 引文略 ）。
此则说主观之诗人即抒情诗人“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太绝对，有偏颇之处。其本意是指抒情诗人都有纯洁、天真的一面，阅世深了，如果受到虚伪、势利的世态的污染，性情便难真纯，诗就写不好了，尤其是历经曲折、挫折之后，对光明的憧憬、幸福的向往大受抑制，抒情诗所需的奔放的热情，大打折扣甚至丧失殆尽，以至连诗兴也一去难返了。但同时必须看到，“阅世愈浅”并非不“阅世”，只是与客观诗人比较起来显“浅”而言。“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则从一个特定的也是主要的角度更深入地解释他前已说过的“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的论点。而王国维这段客观、主观诗人的比较，又揭示出中外文艺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抒情诗人多阅世不多的青年男女，而戏剧、小说的成熟作品多出自历经沧桑，洞察世情的中、老年文豪。因此王国维此言在阐发上虽略有缺陷，但总结出一条文艺人才规律，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刘锋杰、章池《人间词话百年解评》 第98-89页（黄山书社2002年）
客观诗人主观诗人一说，是王国维对诗人类型的划分。依据是：“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 《文学小言》 ）故知客观诗人，以描写客观社会现实为主，主观诗人，以抒发主体的思想感情为主。何以客观诗人不可不多阅世？因为描写反映较为广阔的社会现实，求物之多之真，特别显得重要，具有深广的生活阅历，熟悉民情世态，且能洞幽察微，无疑会为描写世俗人情提供题材上的保障。而主观诗人以抒写胸中郁积、表达强烈情感为目的，对情之真切与纯粹的要求远比客观诗人更直接更重要。为了不破坏心中纯情而能任性而发，阅世相对少些，无甚大碍，相反，被世俗污染同化，尤其不利于主体真诚品格与率真感情的培养。李煜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恰恰为其成为一位主观诗人提供了隔离作用，使其回到自我，过一种更加体验化的内心生活成为事实。但应看到，王国维说主观诗人不可多阅世，不是说绝对的不阅世。这表明阅世多少只是相对而言的。李煜词作特别是后期词之所以动人，与其经历了沧桑巨变而成为亡国之君的身世遭遇有关联。这说明，在本质上，只要是诗人就离不开阅世，这是创作的底线，无人能够突破它。主观诗人的阅世，只是没有破坏他的纯真之情罢了。
参见汇评中拙文《论王国维及其美学思想》和拙著《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的引文，又：
对于这段言论争论评批者众多，争论激烈。
司各特和巴尔扎克做生意破产，尽管他们在作品中洞察世情，在实际生活中却天真并缺乏城府，缺乏管理能力，缺乏市场经济中遨游的素质。《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也阅世很少。很少不等于没有，有的论者将原文改作“不”阅世再作批评，犯了增字解经的大忌。王国维的这个观点的基本意思并没有错，请参看汇评中收录的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