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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1］ 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2］ 是后主 ［3］ 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①
①“即”，手稿作“其”。手稿此句后还有两句：“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 （原也“温飞”二字） ，人工之词也。”
［1］《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2］《汉书·景十三王传》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颜师古注：“哀公与孔子言也。事见《孙卿子》。”
［3］后主：李煜。
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 人间词话讲疏》 （1937年）第180页（成都古 籍出版社1983年）
案此“赤子之心”，谓童心也。与孟子所谓“赤子之心”不同。此说可以王氏他篇之文证之：《静庵文集·叔本华与尼采》篇引叔本华之《天才论》曰：“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盖人生之七年后，知识之机关，即脑之质与量，已达完全之域，而生殖之机关，尚未发达。故赤子能感也，能思也，能教也，其爱知识也，较成人为深；而其受知识也，亦视成人为易。一言以蔽之曰：彼之知力盛于意志而已。即彼之知力作用，远过于意志之所需要而已。故自某方面观之凡赤子皆天才也，又凡天才自某点观之，皆赤子也。昔海尔台尔（Herder）谓格代（Goethe）曰巨孩，音乐大家穆差德（Mozar）亦终生不脱孩气。休利希台额路尔谓彼曰：彼于音乐，幼而惊其长老，然于一切他事，则壮而常有童心者也。”
佛雏《“境界”说辨源兼评其实质——王国维美学思想批判之二》 （《扬州师院学报》1964年第1期）
王氏的“赤子之心”并不脱胎于老子、孟子，而是本于叔本华所谓“天才的童心” （Child like character）。叔本华认为“在儿童期，我们的整个生活诉诸知力远过于诉诸意志”。天才与儿童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天真与崇高的单纯上”。每一位天才都是一个“大孩子” （big child） ，“他深入这个世界就像深入某种奇异的事物中一样，寻找一种游戏，也正因此，他具有纯客观的兴趣”。王氏所谓“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就是指的儿童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所谓“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就是类似小孩寻找游戏的那种“纯客观的兴趣”。在他看，李后主、纳兰容若等人的长处就在他们是个“大孩子”。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第298-29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
即如《人间词话》评李后主词称其“不失赤子之心”是“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又称“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以为与二人之“胸襟”有关。像这些品评就并不是盲目地以人格之价值与作品之价值混为一谈，而只是就作者人格性情之某些特质与其风格之某些特质间的关系来立论的。即以后主之词论，其风格之自然真率的一面，与其为人之纯真便确实有着相通之处。而东坡为人之超旷与稼轩之豪健，与他们词中所表现的“旷”与“豪”的风格，当然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像这种品评如果用之得当，则往往可以自“诗”与“人”的浑然合一中，直探诗歌中感性之生命的源流与命脉之所在，这乃是中国文学批评中极可重视的一种宝贵的传统。
周煦良《〈人间词话〉评述》 （《书林》1980年第1期）
“不失其赤子之心”不是李煜的形象，指贾宝玉倒有点相近。更不能是艺术家和词人的条件。
佛雏《〈人间词话〉三题》 （《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所谓“赤子之心”，就是指的儿童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所谓“为词人所长处”，就是类似儿童寻找游戏的、超乎个人利害关系之上的那种“单纯”的自由的心境。
静安的“赤子之心”说，实隐伏着某种跟封建思想桎梏相对立的个性“自由”、艺术“自由”的要求。这跟儒、道、禅三家的“赤子”内容比，毕竟有其自己的时代特色。在辛亥（1911）东渡日本以前，静安的取自西方的个性解放、艺术独立等思想，跟他固有的封建伦理观念，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曾大声疾呼：“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他引据康德的伦理学名言：“当视人人为一目的，不可视为手段”，主张“人之对人”、“对学术”、文艺，均应如此（ 《论近年之学术界》 ）。他极力推尊屈原及其楚辞“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 《屈子文学之精神》 ）。可见，静安“赤子之心”说，颇受“西学”的浸染，它跟诗人及其创作挣脱封建束缚而获得的某种“独立”和“自由”，断断不能分开。
佛雏《“境界”说的传统渊源及其得失》 （《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 1982年）
与“诗人之眼”相应，他又要求诗境的主体具有“赤子之心”：“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这一观点本于康德所谓天才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性”，以及叔本华所谓天才都是“大孩子”的理论，但亦有其传统渊源。老子取“赤子”的“柔”、“厚”（ 《老子》 ），孟子取“赤子”的本然的“善”（ 《孟子·离娄下》 ），后来李贽取“赤子”的“绝假纯真”（ 《童 心说》 ）。王氏则在上述道、儒、禅三家之外，取“赤子”的一个自由的“自我”——也即他所要求的感情的“真”。如云：“‘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适如其自家怀抱，自由自在地豪无扭捏地吐出之，此中有个极端真率的“自我”在。故人们忘其为“淫鄙”，而反觉其美。一个处于自由状态的“自我”，这就是“赤子之心”也即王氏所谓“真感情”的标志。显然，这已逸出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疆界，而进入个性解放的领域了。那些“意竭于模拟”的诗词作者，惟其“自我”不存，故其感情也往往不“真”或不够“真”。
黄志民《〈人间词话〉“境界”一词含义之探讨》 （《台湾学者中国文学 批评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王氏所谓的“赤子之心”，似乎是一种纯依知力不受意志左右，纯依主观不受客观影响，纯依直观不杂概念的心理状态；就艺术而言，唯有天才具备此种心态。
具备此种纯真无染的赤子之心，则诗人词人，就能“以自然之眼观物”，以直观去领受这个世界，做到“妙手造文，能使纷沓之情思，为极自然之表现，望之不啻真实之暴露”，而修辞的自然，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不待追琢锤炼的了。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第44-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李后主如果没有长期宫廷生活的经验，固然写不出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为他只有宫廷生活的经验，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词题材境界都较狭窄。这怎么能说是词人之长处呢？
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第131-132、1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2年）
又正因优秀诗人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心血创作，所以他们必须具备一颗赤诚的心，王国维一再倡导赤子说，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他译引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首部之一的“灵魂如何而变为骆驼，又由骆驼而变为狮，由狮而变为赤子”的“灵魂之三变”说，接着又译引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部“天才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者也”，“故自某方面观之，凡赤子皆天才也。又凡天才自某点观之，皆赤子也”（ 《叔 本华与尼采》，拙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62-64页 ）。在《人间词话》则作为自己的观点，正面提出：“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词人所长处。”后半则静安作了自己的发挥，我已于前论及，此不重复。王国维读的叔尼著作之英译本，“赤子”一词英译文作childlike character，现在一般中译为“童心”，静安用“赤子”一词，前已言及可能本于《老子》：“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孟子认为“大人”者具“赤子之心”。以厚德、善心为赤子之秉性。当然更赞同尼采所说赤子是纯洁和无私——一定程度上即没有心机，和叔本华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王国维主张诗人要心地纯洁真挚，不计利害地直抒胸臆，对人事和自然、宇宙都能做到“忠实”也即真实赤诚，最后要达到真、善、美，他认为这样才能创造出有境界的大文学。他说过：
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赤子的最大特点是真，王国维对文学的最高要求之一也是真。
至于“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一语大受今人批判，更是冤枉。对比贾宝玉，他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有一股清气，其意实认为女人是纯洁、温柔、善良的化身。宝玉的这个观点极受今人赏识。如果挑剔地看，不要说普天下的女子，即使荣宁二府和大观园内的女人，也有凤姐这样“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的辣子，王夫人这样昏庸、刚愎的贵妇，赵姨娘这样卑俗、偏狭的浊物，等等，等等。男人也并非皆如宝玉所看轻的浊物，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柳湘莲就不是。但宝玉的偏激之论中确有真理，相对来说，女人一般比男人更纯洁、温柔、善良些，因为女人至少心肠更软些，有时还多一些广义的母爱。故而当代研究家和作者曹雪芹一样，对宝玉此论颇为赞赏。曹雪芹甚至认为：
因他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
古近代中外文学大师实际上多持这种观点。屈原本人即用香草美人来彪炳高尚纯洁的品格。意大利但丁将贝尔德丽齐作为引导自己灵魂升入天国的向导，歌德也在《浮士德》中高唱：“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上升。”康德甚至说，“多亏有了妇女，我们才能识别人性中美的品德和高尚的品格”。（ 转引自瓦西列夫《情爱论》 ）曹雪芹的伟大即体现在将以上观念作生动艺术体现，也颇将宝玉描写成生于深院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宝玉为人臣所短处，亦即为封建社会叛逆者之长处。与此相比较，即显出王国维此论的深刻性和独到性。正因李煜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他缺乏政治家的权谋机变，不懂什么封建政治，是远不够格的封建君主，但他同时也不懂人世中的狡诈、虚伪、恶浊，保持着一颗纯正的童心、善心，并以此观察和体会宇宙人生；没有也不懂有束缚，故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对李煜的分析评论与曹雪芹《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宝玉形象十分相似，我们固然没有证据可说他直接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但静安不仅读过《红楼梦》，而且是位杰出的红学家，因此他至少在潜意识中已无形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当然也包括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
孙维城《对王国维“隔”与“不隔”的美学认识》 （《文艺研究》1993 年第6期）
而人心的“真”也不是指人的喜怒哀乐 （那只是浅表层次的） ，而是指排除了一切欲念，复归“赤子之心”，“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 （王国维《文学小言》） 。
刘锋杰、章池《人间词话百年解评》 第90-91页（黄山书社2002年）
此则词话借评李煜提出了词人的创作心胸问题。“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强调诗词创作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只有排除世俗的欲念，达到无利害的审美状态，才能创造出审美的艺术品。“赤子之心”，类同李卓吾的“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童心说》） 。因其未被世情所染，不计功利，只说真话不说假话，故有赤子之心者能够放言无忌，裸露本我，满足创作要真诚要真实的条件。相反，一个词人若是人世过深，并被世情所牵，以世俗之眼观世，以世俗之心写作，那就难免见利忘美，重个人得失之表现而失对人类全体之描写，他就做不成一位爱美求美的词人。李煜身为人君，本是利禄中人，但由于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而对社会人情、国家大事不甚了然，这显然制约了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却因此而使他超然世外，更深入地体验自我，体验人性，毫无顾忌地倾诉自己的忧愁与悲伤，成就了创作上的辉煌。特别是后期，由一国之君而成阶下囚，情感更其纯粹，创作更加个人化，作品也更其杰出。李煜之成功，是顺境葆有赤子之心，逆境也葆有赤子之心的结果。
不失赤子之心的主张，体现了王国维的纯美思想。他说过：“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益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 《红楼梦评论》 ）又说：“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 《文 学小言》 ）
赤子之心与同说审美心胸的虚静有别。赤子之说强调的是情感的自然状态，是人的真情的源发，故活泼泼的；虚静强调对人的情感进行净化处理，是人的情感的提炼，虽然也能达到审美的境地，但却显得过于沉寂一些。一个是少年人的心理状态，一个是中老年人的心理状态。由虚静说向童心说、赤子之心的发展，正好开启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到来时的个人主义思潮。
参见汇评中《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的引文。又：
王国维对于李“长于妇人之手”给以高度评价，因此还受到有些学者的批评。我在《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中作了批驳，见汇评中的引文。我再另举一例来说明。因《百年孤独》而荣获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长于妇人之手”的杰出作家，他本人对此作了极高评价，并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认识角度作了重要阐发。当新闻记者门多萨问他：“在你的这本书（ 指《百年孤独》 ）里，狂热昏聩的总是男子（ 他们热衷于发明、炼金、打仗而又荒淫无度 ），而理智清醒的总是妇女。这是否是你对两性的看法？”
马尔克斯回答：“我认为，妇女们能支撑整个世界，以免它遭受破坏，而男人们只知一味地推倒历史。到头来，人们是会明白究竟哪种做法不够明智的。”
又说：“如果不充分估量妇女在我的生平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不能如实地了解我的一生。我是由我外祖母和许多姨妈抚养长大的，她们轮流着照料我；抚养我的还有那些女仆，在我的童年，是她们给了我许多幸福的时光，因为比起我们家的其他妇女来，她们不说是心眼儿没那么褊狭，起码也要不同得多。我还记得，教会我读书的是一位容貌端丽、举止文雅而又聪明绝顶的女老师，是她促使我萌发了上学的浓厚兴趣的。其实，说实话，我去上学只是为了能看到她。我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仿佛总有一位女性拉着我的手，在混沌的现实中摸索前进，她们只需借助少许光亮便能辨清方向而认识这种现实，和她们比较起来，男人就大为逊色了。我的这一看法最后竟变成了一种情感，也可以说，几乎成了一种迷信了：只要我置身妇女中间，我就感到我不会发生任何坏事。妇女使我产生某种安全感，而如果没有这种安全感，我这辈子所做的美好的事情是一件也做不了的。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我尤其不可能进行写作。当然，这也就是说，我和妇女比和男子相处更为融洽。”（ 《番石榴飘香》 第119-120页，三联书店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