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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 ［1］ 置诸温、韦之下， ［2］ 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3］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4］ ！《金荃》、《浣花》 ［5］ 能有此气象耶！ ①
①手稿此句作“能有此种气象耶！”
［1］周介存：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江苏荆溪 （今宜兴） 人。嘉庆进士，官至淮安府学教授。清代词人、词论家。
［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3］李煜《相见欢》（ 一作《乌夜啼》 ）：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4］李煜《浪淘沙令》：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5］《金荃》：《金荃集》，温庭筠词集，佚。后人辑本有《金荃词》一卷。《浣花》：《浣花集》，韦庄词集，其弟韦蔼编，是最早的词家专集。
唐圭璋《李后主评传》 （《读书顾问》创刊号，1934年3月）
中国讲性灵的文学，在诗一方面，第一要算十五《国风》。儿女喁喁，真情流露，并没有丝毫寄托，也并没有丝毫虚伪。在词一方面，第一就要推到李后主了。他的词也是直言本事，一往情深；既不像《花间集》的浓艳隐秀，蹙金结绣；也没有什么香草美人，言此意彼的寄托。加之他身为国主，富贵繁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繁华消歇，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极点。正因为他一人经过这种极端的悲乐，遂使他在文学上的收成，也格外光荣而伟大。在欢乐的词里，我们看见一朵朵美丽之花；在悲哀的词里，我们看见一缕缕的血痕泪痕。王元美的《艺苑卮言》说：“《花间》犹伤促碎，至李王父子而妙矣！”这大概是讲他欢乐时候的言情作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这大概是讲他亡国后的感旧作品。他二人皆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赏鉴家。在后主之后一百多年，有女词人李易安；五百多年有纳兰容若。他们二人词的情调，都类似后主。
夏承焘《唐宋词选》 第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但他悲叹的是失去了故国和一个国君所拥有的一切，内容与民间作品有很大的距离。但跟《花间集》里的词比起来，他能够从涂饰浮艳的词风中自拔出来，用清丽的语言，白描的手法，高度的概括力，让词走上了抒情的道路。在词的发展史上看来，李煜是一位突出的作家。
林雨华《试论王国维的唯心主义美学观》 （《新建设》1964年第3期）
李煜的词，扩大了词的表现力，加深了词的感慨，他把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经历了一次由“俗”到“雅”的改造和制作。然而，李煜的词并不是一种没有阅历的感慨，而恰恰相反，正是他那帝王生活的变更，引起他的情感的变化。“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同他怀恋“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的帝王生活是密切相连的。
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第129-1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王国维认为士大夫之词区别于并远高于伶工之词的地方，即眼界大，感慨深。李煜则为此中第一词人。他以温、韦之词作比较。温庭筠《金荃》词温香软玉，脂粉气重，多写个人恋情艳遇，格局颇小。韦庄词清丽优美，也以刻画个人幽微深邃的感情为长。他的《菩萨蛮》等唱叹：“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虽举“洛阳才子”，却并非指洛阳才子的群体，而是指自己这个洛阳才子的个体，因此他下面又咏叹“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感慨的是“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迷恋的是江南一带“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抒发的还是小我的感情。李煜则不然，他从小我的悲痛出发，联想到普天下的世事沧桑和人生痛苦，前者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后者为“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将封建社会中的历史变迁和人事变幻概括殆尽，天上人间，江河长东，涵盖万古史事，广袤宇宙，眼界之广，感慨之深，的确罕有人及。静安在李煜之前深许李白之词，其评价为：“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人间 词话》一〇 ）范仲淹的千古名篇《渔家傲》是开两宋豪放词先声的边塞词，其首句即云：“塞下秋来风景异”，用“羌笛悠悠霜满地”的充塞时空的音韵来表达数千年“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凉、悲壮情调，慷慨苍凉振人心弦。“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情调与之相同，而气象则远胜范词，犹如汉朝的气象远胜北宋一般。但与李煜的“天上人间”、江“水长东”相比，显然又远差一大截，甚至不能以道里计。李煜的描写范围与寄托的感慨已至时空之绝顶，达到数学上的所谓“无穷大”，前不见始，后无尽期。
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 第8-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为什么“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氏认为，原因首先是李煜“不失其赤子之心”，“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故又谓：“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很明白，王氏判断李煜的第一着眼点，仍是从人类精神方式的类别角度发出的，正因为其“赤子之心”乃属非功利的审美气质，它不适应朝廷政治之亟须，却倒是孕育诗性“天才”之胚胎。但事情并没完。因为混迹宫闱者多矣，不见得个个皆出落为李煜。再说李煜若日子很好过，未遭人生跌宕，从国君沦为阶下囚，他大概也不会“感慨遂深”的。这就是说，胸怀“赤子之心”者虽可写出幽美小诗，“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但想写出“眼界始大”的李词，则无血泪淋漓的人生感悟，恐难矣。这亦即说，人生感悟之遥深虽以“赤子之心”作基石，但基石还不是纪念碑。天真少儿无所谓“感慨遂深”，若遇灾变，号啕大哭而已，只有饱经风霜的真性情者才能从生命逆境中悟出真谛。于是，王氏在强调李词为“天真之词”同时，又申明李词为“以血书者也”，并拿宋道君《燕山亭》词作比较曰：“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伽、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这无非点明李词虽涉“身世之戚”，但由于感悟甚深，这就使其词境越出了个体性自怜自悯，而赢得更为阔大隽永的艺术气象，即升华为人类体悟生命厄运时的一般诗哲符号。
陈鸿祥《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 第45-4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王国维宣称“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而不喜《花间》”，（ 《〈人间 词话〉附录》二九 ），这从他青年时期“一灯荧然，玩古人之作”，填其《人间词》以来，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而他之所以特“喜李后主”，也不是出于“印象式”的欣赏，实乃基于他对李煜词独具特色的开创性价值的认识，这就是“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也即是说，词到了李后主，视野开阔，感慨的内容浑厚，因此就将代妓女立言的“伶工之词”变为言情述志的“士大夫之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就是验证。李煜的传世名作，多写于亡国之后。他在《相见欢》这首词中，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写出了他叹惜一国之尊的帝王豪华生活很快结束及留恋故国家园的哀伤；以“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写出了他没法抗拒南唐灭亡的命运，流露了他责怪自己怯懦无能的悲凉心绪；以“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写出了他对往年好景不再而不堪回首的凄楚；最后，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写出了他的亡国之恨有如滔滔东流的江水无休无止，透出他难以抑制的悲愤。全词将春残花谢、风紧雨骤、江水奔流等景象融入情中，以情布景，构成了沉哀高远的意境，传达出了词人国亡家破、人生兴衰的万千身世之感，显得阔大雄深。他在《浪淘沙令》这首词中，又写到“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将自己的绝望之情、凄凉之境完全道破。他从昔日之帝王变成了今日之囚虏，觉得只有在虚幻的梦中才会忘掉自己的这个身份，才能重温一下旧日的欢乐。梦中越是欢乐，就越反衬出现实的凄苦，于是他孤独地凭阑远眺，一声“无限江山”，饱含着多大的痛苦与悔恨！“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破阵子》 ），由江山已经易主，想到金陵城陷，被俘北上，匆匆一别，再见到故国是很难了，于是慨叹：“流水落花春去也”，水不会倒流，“落花”亦一去不复返了。“春去也”，一腔留恋之情，洋溢纸上。今昔对比，如“天上人间”，感到“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 《浪淘沙》 ），似闻词人凄怆悲哭，这分明是一首以低沉的调子弹奏出来的亡国之君的哀歌。
综上所述，可见李煜作词，确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 ）。其眼界之开阔与感慨之深沉，表现在词里，就成了王国维所谓“太白纯以气象胜”的“气象”，给人的感觉是空间的广阔和时间的悠长。有的词论家说“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 谭 献《谭评词辨》 ），并非过誉。王国维所谓“《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不正是由此而来的吗？
不过，也必须指明，王国维认为周济将后主置于温、韦两人之下，是颠倒了黑白，即认为有意压低了李煜的地位，实系误解。周济说后主之词“粗服乱头”，不掩国色。也就是纵然不事修饰，美人资质未减，实驾温、韦之上。王氏所谓“神秀”，其实正是周氏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之意。 （周溶泉）
参见汇评中《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的引文。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1］ 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2］ 是后主 ［3］ 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①
①“即”，手稿作“其”。手稿此句后还有两句：“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 （原也“温飞”二字） ，人工之词也。”
［1］《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2］《汉书·景十三王传》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颜师古注：“哀公与孔子言也。事见《孙卿子》。”
［3］后主：李煜。
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 人间词话讲疏》 （1937年）第180页（成都古 籍出版社1983年）
案此“赤子之心”，谓童心也。与孟子所谓“赤子之心”不同。此说可以王氏他篇之文证之：《静庵文集·叔本华与尼采》篇引叔本华之《天才论》曰：“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盖人生之七年后，知识之机关，即脑之质与量，已达完全之域，而生殖之机关，尚未发达。故赤子能感也，能思也，能教也，其爱知识也，较成人为深；而其受知识也，亦视成人为易。一言以蔽之曰：彼之知力盛于意志而已。即彼之知力作用，远过于意志之所需要而已。故自某方面观之凡赤子皆天才也，又凡天才自某点观之，皆赤子也。昔海尔台尔（Herder）谓格代（Goethe）曰巨孩，音乐大家穆差德（Mozar）亦终生不脱孩气。休利希台额路尔谓彼曰：彼于音乐，幼而惊其长老，然于一切他事，则壮而常有童心者也。”
佛雏《“境界”说辨源兼评其实质——王国维美学思想批判之二》 （《扬州师院学报》1964年第1期）
王氏的“赤子之心”并不脱胎于老子、孟子，而是本于叔本华所谓“天才的童心” （Child like character）。叔本华认为“在儿童期，我们的整个生活诉诸知力远过于诉诸意志”。天才与儿童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天真与崇高的单纯上”。每一位天才都是一个“大孩子” （big child） ，“他深入这个世界就像深入某种奇异的事物中一样，寻找一种游戏，也正因此，他具有纯客观的兴趣”。王氏所谓“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就是指的儿童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所谓“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就是类似小孩寻找游戏的那种“纯客观的兴趣”。在他看，李后主、纳兰容若等人的长处就在他们是个“大孩子”。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第298-29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
即如《人间词话》评李后主词称其“不失赤子之心”是“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又称“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以为与二人之“胸襟”有关。像这些品评就并不是盲目地以人格之价值与作品之价值混为一谈，而只是就作者人格性情之某些特质与其风格之某些特质间的关系来立论的。即以后主之词论，其风格之自然真率的一面，与其为人之纯真便确实有着相通之处。而东坡为人之超旷与稼轩之豪健，与他们词中所表现的“旷”与“豪”的风格，当然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像这种品评如果用之得当，则往往可以自“诗”与“人”的浑然合一中，直探诗歌中感性之生命的源流与命脉之所在，这乃是中国文学批评中极可重视的一种宝贵的传统。
周煦良《〈人间词话〉评述》 （《书林》1980年第1期）
“不失其赤子之心”不是李煜的形象，指贾宝玉倒有点相近。更不能是艺术家和词人的条件。
佛雏《〈人间词话〉三题》 （《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所谓“赤子之心”，就是指的儿童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所谓“为词人所长处”，就是类似儿童寻找游戏的、超乎个人利害关系之上的那种“单纯”的自由的心境。
静安的“赤子之心”说，实隐伏着某种跟封建思想桎梏相对立的个性“自由”、艺术“自由”的要求。这跟儒、道、禅三家的“赤子”内容比，毕竟有其自己的时代特色。在辛亥（1911）东渡日本以前，静安的取自西方的个性解放、艺术独立等思想，跟他固有的封建伦理观念，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曾大声疾呼：“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他引据康德的伦理学名言：“当视人人为一目的，不可视为手段”，主张“人之对人”、“对学术”、文艺，均应如此（ 《论近年之学术界》 ）。他极力推尊屈原及其楚辞“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 《屈子文学之精神》 ）。可见，静安“赤子之心”说，颇受“西学”的浸染，它跟诗人及其创作挣脱封建束缚而获得的某种“独立”和“自由”，断断不能分开。
佛雏《“境界”说的传统渊源及其得失》 （《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 1982年）
与“诗人之眼”相应，他又要求诗境的主体具有“赤子之心”：“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这一观点本于康德所谓天才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性”，以及叔本华所谓天才都是“大孩子”的理论，但亦有其传统渊源。老子取“赤子”的“柔”、“厚”（ 《老子》 ），孟子取“赤子”的本然的“善”（ 《孟子·离娄下》 ），后来李贽取“赤子”的“绝假纯真”（ 《童 心说》 ）。王氏则在上述道、儒、禅三家之外，取“赤子”的一个自由的“自我”——也即他所要求的感情的“真”。如云：“‘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适如其自家怀抱，自由自在地豪无扭捏地吐出之，此中有个极端真率的“自我”在。故人们忘其为“淫鄙”，而反觉其美。一个处于自由状态的“自我”，这就是“赤子之心”也即王氏所谓“真感情”的标志。显然，这已逸出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疆界，而进入个性解放的领域了。那些“意竭于模拟”的诗词作者，惟其“自我”不存，故其感情也往往不“真”或不够“真”。
黄志民《〈人间词话〉“境界”一词含义之探讨》 （《台湾学者中国文学 批评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王氏所谓的“赤子之心”，似乎是一种纯依知力不受意志左右，纯依主观不受客观影响，纯依直观不杂概念的心理状态；就艺术而言，唯有天才具备此种心态。
具备此种纯真无染的赤子之心，则诗人词人，就能“以自然之眼观物”，以直观去领受这个世界，做到“妙手造文，能使纷沓之情思，为极自然之表现，望之不啻真实之暴露”，而修辞的自然，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不待追琢锤炼的了。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第44-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李后主如果没有长期宫廷生活的经验，固然写不出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为他只有宫廷生活的经验，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词题材境界都较狭窄。这怎么能说是词人之长处呢？
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第131-132、1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2年）
又正因优秀诗人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心血创作，所以他们必须具备一颗赤诚的心，王国维一再倡导赤子说，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他译引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首部之一的“灵魂如何而变为骆驼，又由骆驼而变为狮，由狮而变为赤子”的“灵魂之三变”说，接着又译引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部“天才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者也”，“故自某方面观之，凡赤子皆天才也。又凡天才自某点观之，皆赤子也”（ 《叔 本华与尼采》，拙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62-64页 ）。在《人间词话》则作为自己的观点，正面提出：“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词人所长处。”后半则静安作了自己的发挥，我已于前论及，此不重复。王国维读的叔尼著作之英译本，“赤子”一词英译文作childlike character，现在一般中译为“童心”，静安用“赤子”一词，前已言及可能本于《老子》：“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孟子认为“大人”者具“赤子之心”。以厚德、善心为赤子之秉性。当然更赞同尼采所说赤子是纯洁和无私——一定程度上即没有心机，和叔本华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王国维主张诗人要心地纯洁真挚，不计利害地直抒胸臆，对人事和自然、宇宙都能做到“忠实”也即真实赤诚，最后要达到真、善、美，他认为这样才能创造出有境界的大文学。他说过：
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赤子的最大特点是真，王国维对文学的最高要求之一也是真。
至于“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一语大受今人批判，更是冤枉。对比贾宝玉，他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有一股清气，其意实认为女人是纯洁、温柔、善良的化身。宝玉的这个观点极受今人赏识。如果挑剔地看，不要说普天下的女子，即使荣宁二府和大观园内的女人，也有凤姐这样“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的辣子，王夫人这样昏庸、刚愎的贵妇，赵姨娘这样卑俗、偏狭的浊物，等等，等等。男人也并非皆如宝玉所看轻的浊物，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柳湘莲就不是。但宝玉的偏激之论中确有真理，相对来说，女人一般比男人更纯洁、温柔、善良些，因为女人至少心肠更软些，有时还多一些广义的母爱。故而当代研究家和作者曹雪芹一样，对宝玉此论颇为赞赏。曹雪芹甚至认为：
因他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
古近代中外文学大师实际上多持这种观点。屈原本人即用香草美人来彪炳高尚纯洁的品格。意大利但丁将贝尔德丽齐作为引导自己灵魂升入天国的向导，歌德也在《浮士德》中高唱：“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上升。”康德甚至说，“多亏有了妇女，我们才能识别人性中美的品德和高尚的品格”。（ 转引自瓦西列夫《情爱论》 ）曹雪芹的伟大即体现在将以上观念作生动艺术体现，也颇将宝玉描写成生于深院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宝玉为人臣所短处，亦即为封建社会叛逆者之长处。与此相比较，即显出王国维此论的深刻性和独到性。正因李煜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他缺乏政治家的权谋机变，不懂什么封建政治，是远不够格的封建君主，但他同时也不懂人世中的狡诈、虚伪、恶浊，保持着一颗纯正的童心、善心，并以此观察和体会宇宙人生；没有也不懂有束缚，故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对李煜的分析评论与曹雪芹《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宝玉形象十分相似，我们固然没有证据可说他直接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但静安不仅读过《红楼梦》，而且是位杰出的红学家，因此他至少在潜意识中已无形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当然也包括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
孙维城《对王国维“隔”与“不隔”的美学认识》 （《文艺研究》1993 年第6期）
而人心的“真”也不是指人的喜怒哀乐 （那只是浅表层次的） ，而是指排除了一切欲念，复归“赤子之心”，“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 （王国维《文学小言》） 。
刘锋杰、章池《人间词话百年解评》 第90-91页（黄山书社2002年）
此则词话借评李煜提出了词人的创作心胸问题。“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强调诗词创作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只有排除世俗的欲念，达到无利害的审美状态，才能创造出审美的艺术品。“赤子之心”，类同李卓吾的“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童心说》） 。因其未被世情所染，不计功利，只说真话不说假话，故有赤子之心者能够放言无忌，裸露本我，满足创作要真诚要真实的条件。相反，一个词人若是人世过深，并被世情所牵，以世俗之眼观世，以世俗之心写作，那就难免见利忘美，重个人得失之表现而失对人类全体之描写，他就做不成一位爱美求美的词人。李煜身为人君，本是利禄中人，但由于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而对社会人情、国家大事不甚了然，这显然制约了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却因此而使他超然世外，更深入地体验自我，体验人性，毫无顾忌地倾诉自己的忧愁与悲伤，成就了创作上的辉煌。特别是后期，由一国之君而成阶下囚，情感更其纯粹，创作更加个人化，作品也更其杰出。李煜之成功，是顺境葆有赤子之心，逆境也葆有赤子之心的结果。
不失赤子之心的主张，体现了王国维的纯美思想。他说过：“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益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 《红楼梦评论》 ）又说：“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 《文 学小言》 ）
赤子之心与同说审美心胸的虚静有别。赤子之说强调的是情感的自然状态，是人的真情的源发，故活泼泼的；虚静强调对人的情感进行净化处理，是人的情感的提炼，虽然也能达到审美的境地，但却显得过于沉寂一些。一个是少年人的心理状态，一个是中老年人的心理状态。由虚静说向童心说、赤子之心的发展，正好开启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到来时的个人主义思潮。
参见汇评中《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的引文。又：
王国维对于李“长于妇人之手”给以高度评价，因此还受到有些学者的批评。我在《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中作了批驳，见汇评中的引文。我再另举一例来说明。因《百年孤独》而荣获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长于妇人之手”的杰出作家，他本人对此作了极高评价，并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认识角度作了重要阐发。当新闻记者门多萨问他：“在你的这本书（ 指《百年孤独》 ）里，狂热昏聩的总是男子（ 他们热衷于发明、炼金、打仗而又荒淫无度 ），而理智清醒的总是妇女。这是否是你对两性的看法？”
马尔克斯回答：“我认为，妇女们能支撑整个世界，以免它遭受破坏，而男人们只知一味地推倒历史。到头来，人们是会明白究竟哪种做法不够明智的。”
又说：“如果不充分估量妇女在我的生平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不能如实地了解我的一生。我是由我外祖母和许多姨妈抚养长大的，她们轮流着照料我；抚养我的还有那些女仆，在我的童年，是她们给了我许多幸福的时光，因为比起我们家的其他妇女来，她们不说是心眼儿没那么褊狭，起码也要不同得多。我还记得，教会我读书的是一位容貌端丽、举止文雅而又聪明绝顶的女老师，是她促使我萌发了上学的浓厚兴趣的。其实，说实话，我去上学只是为了能看到她。我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仿佛总有一位女性拉着我的手，在混沌的现实中摸索前进，她们只需借助少许光亮便能辨清方向而认识这种现实，和她们比较起来，男人就大为逊色了。我的这一看法最后竟变成了一种情感，也可以说，几乎成了一种迷信了：只要我置身妇女中间，我就感到我不会发生任何坏事。妇女使我产生某种安全感，而如果没有这种安全感，我这辈子所做的美好的事情是一件也做不了的。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我尤其不可能进行写作。当然，这也就是说，我和妇女比和男子相处更为融洽。”（ 《番石榴飘香》 第119-120页，三联书店1987年 ）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 ① 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 ② 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 ［1］ 是也。
①手稿无“多”字。“阅世”原作“知世事”。
②“必”原作“可”，“阅”原作“知”。
［1］李后主：李煜。
黄昭彦《重读〈人间词话〉》 （《文艺报》1959年第15期）
李后主之所以能写出一些忧愤深广、动人肺腑的词来，还不是因为他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假如他真正一辈子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岂能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语？王国维也认为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试问“不多阅世”的“主观诗人”，怎能有这样深切的感情？揆诸前说，岂不是自相矛盾？
脱离现实生活，或者对现实生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采取超然旁观的态度，恰恰正是一个艺术家的致命伤。《红楼梦》里面有两句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诗人无“主观”、“客观”之分，都必须以“多阅世”为当务之急；反对“多阅世”，光凭“主观精神”作为万应灵符，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的。
周煦良《〈人间词话〉评述》 （《书林》1980年第1期）
主客观诗人的区别既站不住，那么以阅世浅深作为主客观诗人的区别或者条件，当然也不能成立。至于“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一语则是把生活经验看成是闭智塞聪了，谬甚。然古今中外作此谬论者有大哲学家、大宗教家在内，王氏并不是首创者。
姚全兴《略谈〈人间词话〉的艺术论》 （《读书》1980年第4期）
首先，他强分诗人为“客观之诗人”和“主观之诗人”，是不恰当的。因为是诗人都应该重视客观现实，又必须发挥艺术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主客观的高度统一。其次，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等等，更是荒谬。因为诗人不阅世，哪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情？李后主恰恰因为是亡国之君，阅世很深，所以有真切感受，写出了颇“有境界”的传世名篇。再如他把“政治家之眼”和“诗人之眼”截然分开也是不对头的。因为诗人首先是要有政治家之眼，理解和分析眼前的现实生活，从而才能有诗人之眼，“通古今而观之”，不立足于现实的诗人，断断不可能有洞察千秋的慧眼的。
佛雏《〈人间词话〉三题》 （《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至于“客观之诗人”，指的是史诗、戏曲、小说作家。
也正因“阅世”过浅，这样的葆有“天真与崇高的单纯”的“主观之诗人”，在艺术中可以成为“词中之帝”（ 王鹏运称后主语 ）。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不免要吃尽苦头。叔氏说过：“一个诗人（ 按指抒情诗人 ）可以对人类认识得最深最透，而对于具体的人们却可以只有一种极不完全的知识。他很容易被诓骗，他是狡黠者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对后主来说，情况也颇相像。后主当然说不上什么“崇高”，但确乎具有“天真”与“单纯”的艺术家气质。试看他在归宋后，一味哀叹“眼泪洗面”，“玉楼瑶殿”之深悲，“一江春水”之长恨，乃至“悔杀潘佑、李平”之公开表白，根本不识“忌讳”为何物。比之“乐不思蜀”的安乐公刘禅，以及“愿得执梃为诸降王长”的刘鋹（南汉后主）之流，在“阅世”这一点上，他的确是“浅”而又“浅”了。然而，在静安看，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倒玉成了这位词学史上的彗星式人物，艺术家——“大孩子”。
在静安，“主观之诗人”，并不意味着，在挥毫时一味凭恃其主观；相反，就审美与创作的态度而言，就抒情内容所具有的普遍性而言，“主观之诗人”及其感情倒应该具备充分的客观性。这从静安把那位也属“大孩子”型的“主观之诗人”、据传是后主“后身”的纳兰容若，称为“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可证明。“自然之眼”者，“纯客观”之“眼”也。（ 叔本华曾给艺术天才下了一个界说：“天才只不过是最完全的客观。” ）这样的“主观之诗人”，最能摆脱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等等的羁勒与奴役，而“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因而独能客观地深窥人类和事物的内在本性；他把自己强烈的“主观的感情”同这种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他所抒发的感情就往往具有“人类之感情”的性质，虽然是高度“个性”化了的。
袁行霈《论意境》 （《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其实，不论“客观”或“主观”之诗人，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都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文学创作当然要出自真情，但这性情是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的，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性情的真伪则取决于诗人的写作态度，诗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艺术、忠实于读者，就有真性情的表现，这同阅世深浅并无关系。
陈鸿祥《〈人间词话〉三考》 （《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2期）
看起来，他对“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同等推崇；然而，他又把阅世之深浅，与性情之真伪完全对立：愈深而愈伪，愈浅而愈真。这样，所谓“理想派”之“造境”，就完全成了无本之木的幻影；“主观之诗人”的“有我之境”，也完全成了空中楼阁。王国维，作为一位严谨渊博的学者，在史实之考证上，是尊重客观的；解释上，又往往是主观的。他是在哲学上把主观与客观视为“此亦一是，彼亦一是”，各有道理的二元论者（ 《静庵文集·论性》 ）。结果使他顾不上这样一个完全不必“寻他千百度”，而已经“站在阑珊处”的事实：无论是他推崇的“主观之诗人”李后主，或是李清照，他们真正“性情愈真”的“有境界之作”，恰恰产生在亲“阅”了国破家亡之“世”以后。
尚永亮《辨〈人间词话〉之“真”》 （《江汉论坛》1983年第2期）
以王氏之论推之，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性情愈真则赤子之心愈纯，赤子之心愈纯则愈可产生好词章。设使此说得以成立，则后主最为感人之作不当出于被虏之后，而当出于被虏之前；后主赤子之心经臣虏生活后必当破损，其全真之时定为养尊处优之日。然“词话”论及后主词的十余处中，其意所指似皆为后主囚后之词，正是这些佳制，博得了王氏的盛赞。对此，王氏将何以解之？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 下册第5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这里的“客观之诗人”，某种意义上指叙事诗作者，或“写实派”。他们愈深入考察社会生活，收集材料愈丰富多样，这自然是对的。但他们在阅历世事时难道就不需要怀着真诚之心么？“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文学小言》评《诗经》中“燕燕于飞”（ 《邶风·燕燕》 ）等句云：“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即指出作者的情感对于观察事物的作用。
王氏所谓“主观之诗人”，某种意义上指抒情诗作者，或“理想派”。“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所以特别强调了词人须要有一颗真挚的心，即明人李贽所说的“童心”。阅历既广，世故也深，佯啼谄笑，全失天真，这种情况自然也是有的。但是个人性情的“真”“伪”与阅世的“浅”“深”并不一定成比例，而至性流露常在于身世变故之际。“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李煜词的感慨深沉正是与眼界扩大有因果关系的。王国维所倾倒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乌夜啼》 ）等名句，都是李煜“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生活经历了急剧变化后的痛苦呻吟，假使他一直安处于深宫之中而不识干戈，便不可能产生这样“以血书者”一往情深之作。王氏所举的创作实例暴露了他自己这方面理论的缺陷。
周锡山《论王国维及其美学思想》 （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王国维文 学美学论著集》前言，《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2-3期）
客观诗人系指叙事体文学的作家，主观诗人系抒情诗作者。……杰出的抒情诗人多为阅世尚浅，但对事物敏感，感情丰富而真挚的年轻人，而叙事体文学（ 戏剧、小说 ）的伟作巨著往往出之于阅历丰富、洞察世情的中、老年文豪。
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第122-1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王国维（ 在《文学小言》第一七则 ）将小说戏曲等叙事体作家称为“专门之诗人”，在《人间词话》（ 第一七则 ）中又称为“客观之诗人”：（ 引文略 ）。
此则说主观之诗人即抒情诗人“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太绝对，有偏颇之处。其本意是指抒情诗人都有纯洁、天真的一面，阅世深了，如果受到虚伪、势利的世态的污染，性情便难真纯，诗就写不好了，尤其是历经曲折、挫折之后，对光明的憧憬、幸福的向往大受抑制，抒情诗所需的奔放的热情，大打折扣甚至丧失殆尽，以至连诗兴也一去难返了。但同时必须看到，“阅世愈浅”并非不“阅世”，只是与客观诗人比较起来显“浅”而言。“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则从一个特定的也是主要的角度更深入地解释他前已说过的“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的论点。而王国维这段客观、主观诗人的比较，又揭示出中外文艺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抒情诗人多阅世不多的青年男女，而戏剧、小说的成熟作品多出自历经沧桑，洞察世情的中、老年文豪。因此王国维此言在阐发上虽略有缺陷，但总结出一条文艺人才规律，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刘锋杰、章池《人间词话百年解评》 第98-89页（黄山书社2002年）
客观诗人主观诗人一说，是王国维对诗人类型的划分。依据是：“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 《文学小言》 ）故知客观诗人，以描写客观社会现实为主，主观诗人，以抒发主体的思想感情为主。何以客观诗人不可不多阅世？因为描写反映较为广阔的社会现实，求物之多之真，特别显得重要，具有深广的生活阅历，熟悉民情世态，且能洞幽察微，无疑会为描写世俗人情提供题材上的保障。而主观诗人以抒写胸中郁积、表达强烈情感为目的，对情之真切与纯粹的要求远比客观诗人更直接更重要。为了不破坏心中纯情而能任性而发，阅世相对少些，无甚大碍，相反，被世俗污染同化，尤其不利于主体真诚品格与率真感情的培养。李煜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恰恰为其成为一位主观诗人提供了隔离作用，使其回到自我，过一种更加体验化的内心生活成为事实。但应看到，王国维说主观诗人不可多阅世，不是说绝对的不阅世。这表明阅世多少只是相对而言的。李煜词作特别是后期词之所以动人，与其经历了沧桑巨变而成为亡国之君的身世遭遇有关联。这说明，在本质上，只要是诗人就离不开阅世，这是创作的底线，无人能够突破它。主观诗人的阅世，只是没有破坏他的纯真之情罢了。
参见汇评中拙文《论王国维及其美学思想》和拙著《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的引文，又：
对于这段言论争论评批者众多，争论激烈。
司各特和巴尔扎克做生意破产，尽管他们在作品中洞察世情，在实际生活中却天真并缺乏城府，缺乏管理能力，缺乏市场经济中遨游的素质。《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也阅世很少。很少不等于没有，有的论者将原文改作“不”阅世再作批评，犯了增字解经的大忌。王国维的这个观点的基本意思并没有错，请参看汇评中收录的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