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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飞卿 ［1］ 之词，句秀也。韦端己 ［2］ 之词，骨秀也。李重光 ［3］ 之词，神秀也。
［1］温飞卿：温庭筠。
［2］韦端己：韦庄。
［3］李重光：李煜（937-978），字重光，五代南唐后主，世称李后主。著名词人。
唐圭璋、潘君昭《论温韦词》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
应该指出，温词一向被称为“句秀”，即是被认为在篇章结构方面显得脉络不够分明，然而却时有佳句，这类佳句往往自成一境，像《菩萨蛮》：
“水精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 其二 ）
前面两句自成一境，后面两句又自成一境；前面写富丽的闺帏，是居人的处境，后面写凄寂的江天，是离人的处境，两两对照，非常警动，但中间并没有虚字勾勒。温词大抵用实字写实景实物，构成境界，表达情意，正因为他不用虚字划清脉络，所以就显得深隐含蓄，不易理解。
至于韦词，则是以“明白吐露”见长，直抒其情，一气呵成。试以《女冠子》为例：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其一 ）
词中写少女对爱人的追忆和别后的心情，先是追忆去年今日离别时节黯然魂销之情，由此接下去描叙了自己在别后魂牵梦萦，无人得知而又无法抑制的相思之情。少女的内心特征，在此流露无遗，而且十分细腻生动。
可以看出，韦词多直抒胸臆，在篇章结构方面，则由于不一味刻画实景实物，不用大量辞藻堆砌，词意连贯，上下一气，所以显得脉络分明，层次清楚，这就是他的词被称为“骨秀”的缘由，这也是韦词胜过花间词的地方。
汤大民《王国维“境界”说试探》 （《南师学报》1962年第3期）
鲜明的艺术境界的创造，体现在不可分割的两方面：一曰创意，二曰创辞。创意要体现在辞的创造上。但是创意毕竟是开拓新的艺术境界的最主要标志。因而，王国维认为创意是诗人独创性的灵魂，辞语、格调、韵律等的创新必须服从于意境的要求。所谓“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正是因为“闹”字能传出景物的音、色、形组合的生动气韵。他推崇李后主，固然有其阶级偏见，然而所谓“李重光之词，神秀也”，从艺术表现上看，却是一语中的。因为李煜的艺术笔锋最善于深入到人的心灵最深处，而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那种抽象的、可感而不可说的感情，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完成抒情诗人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第285-28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
飞卿之所谓“句秀”，自当指其词句之华美如“画屏金鹧鸪”之“精艳绝人”。端己词之所谓“骨秀”，则当是指其本质上的内容情意真挚之美而言，至于辞藻一方面则端己词但以本色自然为美，绝不同于飞卿词之藻绘修饰，故称之为“情深语秀”而以“弦上黄莺语”拟之。不过端己之以情意真挚之本质取胜者，虽曰“骨秀”，然而其情意却又不免过于落实。至于李后主词则其眼界之大、感慨之深，以及气象之广远，有时竟然可以不为其所写之现实情意所拘限，而有着以精神之生动飞扬涵盖一切之意，故曰“神秀”也。所以按照《人间词话》的例证来看，则所谓“句秀”当是指词句藻饰之美，所谓“骨秀”是指情意本质之美，而所谓“神秀”则当是指精神之生动飞扬足以超越现实而涵盖一切的一种美。
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第1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第三段谓温词句秀，认为其词句华美，情、义不深，不如韦庄词有刻骨铭心之深情，而李煜（重光）则巧夺天工，多神来之笔，罕有人及。
静安认为韦庄词犹如“弦上黄莺语”，赞其清丽婉转而一往情深，故又曾批曰：“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谢优劣论可知矣。”（ 《人间词话附录》六 ）
参见汇评中《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的引文。又：
在领会王国维评论韦庄词时，我们必须了解这位作者的全人。韦庄是一位罕见的具有时代责任感和文学家良心的伟大诗人。
僖宗广明元年（880）至中和三年（883），他因应科举，居京洛一带，正值黄巢攻陷洛阳、长安并称帝之时，黄巢于中和三年（883）撤离长安，李克用等入长安，大掠。韦庄于此年离开洛阳，漂泊江南，客居越中。此年他在洛阳创作千古伟作、长篇叙事诗《秦妇吟》。
《秦妇吟》长达238句，共一千六百六十六字，是现存唐诗中篇幅最长的诗篇。此诗假托被黄巢部队俘虏，在军中度过三年之久的一个女郎的自述，描写黄巢攻占长安后与官军反复争夺这个京城的战况和京洛一带战乱中老百姓所受的苦难。诗中通过东畿老翁的哭诉，描写当时的惨状。这首诗结构精密，叙述生动，写出历史真相，大受读者欢迎，韦庄因此而被誉为“秦妇吟秀才”，但韦庄惧怕此诗惹祸，集中不收，又戒子孙秘勿外传。但此诗当时流传甚广，一千余年后的20世纪初，有两种写本在敦煌石窟中被发现，遗憾的是两本都被西方国家劫走，现分别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和伦敦博物馆。大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对此诗评价极高，他们向外国学者要来录本，互校后，公之于世，此诗才回到故国。王国维还郑重地写了两篇跋文：《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和又跋（ 收入拙编《王国维集》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012年，和《王国 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 ）。
自王国维之后，陈寅恪先生又给《秦妇吟》以极高的评价。他自述：“戊辰（1928）之春，俞铭衡 （俞平伯，字铭衡） 君为寅恪写韦端己《秦妇吟》卷子，张于屋壁。八年以来，课业余暇，偶一讽咏，辄若不解”，研读八年之后，郑重作《韦庄秦妇吟校笺》，予以详尽考释，并予艺术评论。他一再赞誉称颂“此诗为端己平生诸作之冠”，在揭露黄巢军罪恶之同时，也揭露了官军的罪恶，描写的都是真实的景象。“造语既不晦涩，用意尤为深刻，信称佳构”、“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他又考证史料，指出：“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间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戒子孙，禁其传布者。”因为前蜀王建是这批官军中的将领之一。“文革”后期，俞平伯在陈寅恪文的基础上，再写文章评论此诗（ 收入《论诗词曲杂著》，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韦庄还有一些诗歌记录战乱时代的惨况：“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 《睹军耕者》 ）“昨日屯军还夜遁，满车空载洛神归。”（ 《睹 军回戈》 ）官军只会当逃兵，逃兵只会抢劫欺负妇女（ 洛神，指美貌的少女 少妇 ）。韦庄忧国忧民，写出历史真相；官兵和“（ 起 ）义军”，都是害民的盗贼。
韦庄在成都时曾居杜甫草堂故址，所以诗集名为《浣花集》。郑振铎独具只眼地称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 二册第4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因为他以诗人的良心写出当世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