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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杏枝头春意闹” ［1］ ，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 ［2］ ，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1］宋祁《玉楼春》 （春景） ：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2］张先《天仙子》 （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 ：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王达津《批判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学根据》 （《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 第2期）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意境全出”，但我们不能仅仅在闹上欣赏徘徊，因为宋祁的词“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并非超现实，而恰恰是写出诗人对季节变换的体验，同时下阕“浮生长恨欢娱少”也正和这种体验相对照相联系，并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作者在欢娱少的处境下，对生活的体验。
钱锺书《通感》 （《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宋祁和苏轼所以用“闹”字（ 按指苏轼《夜行观星》“小星闹若沸” ），是想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绘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他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的语言来说，这两句都是“通感”（Synaesthsia）或“感觉移借”的例子。……通感的各种现象里，最早引起注意的也许是触觉和视觉向听觉的挪移。……不过，诗人对事物往往突破了一般经验的感受，有更深刻、更细致的体会，因此也需要推敲出一些新颖、奇特的字法，例如前面所举宋祁和苏轼的两句。
金开诚《〈人间词话〉的“境界说”》 （《古典文学论丛》第2期，陕西人 民出版社1981年）
“红杏”一句能使读者联想到整个繁华的春色，连同面对这种春色的人们心头的春意；“云破”一句则使读者联想到整个静美的夜色，连同面对这种夜色的人们心中的幽思。而在王国维看来，词句产生如此巨大的魅力却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也不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无迹可求”到“有迹可求”，从“不著一字”到“著一闹字”、“著一弄字”，毫无疑问是向着抒情诗创作规律的可知性迈出可喜的一步。
吴调公《关于古代文论中的意境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红杏枝头，本来无所谓“闹”，然而由于她的妩媚鲜艳的颜色带来春意，冲破了绿杨烟外的晓寒，这就增加了自然生机和诗人往东城寻春的情趣。照影花枝，本来无所谓“弄”，然而由于原来蔽月的夜云移去，清辉笼罩下的花枝便在微风吹拂和月光移转时婆娑蠕动。月色窥花，花枝弄影，不仅促使诗人把他对穿云之月和照影之花的关切倾注到眼前景物之上，也更成为诗人化身为月和花的情趣。
佛雏《“境界”说的传统渊源及其得失》 （《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 1982年）
如王氏举出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著一“闹”字而“春意”盎然而生，全句进入了“质变”，由一般的“赋”而与“兴”结合了，于是境界呈现了。
王文生《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初探》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7辑，1982 年）
这里所说的“能感之”，就是指作者特别具有的感受力和观察力；所说的“能写之”，就是指的作者特别具有的表达能力。这是构成有境界的作品不可或缺的条件。所谓“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 （《人间词话》） 就是指的这种表达能力而言的。
冯友兰《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 六册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
所谓意境，正是如那两个字所提示的那样，有意又有境。境是客观的情况，意是对客观情况的理解和情感。……如果只写“红杏枝头”、月下花影，那就是有境而无意，“闹”字和“弄”字把意点出来了，这才出来了意境，这就成为这件艺术作品和它的作者的意境。
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 第3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我们必须承认，“情”的彻底“物化”，不着主观臆造之痕迹，作品的境界反而更为豁目，“‘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闹”字与“弄”字，实有作者感情隐含于内，读者直观是见物不见情，可是这两个字又实在是作者对审美对象之动态感受，这一直观感受使审美对象有了活泼的生机。“情”不露任何痕迹的物化而使“境界全出”，对于鉴赏者来说，反而容易得“意境两忘”的妙趣。
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第198-1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王国维对境界的构成的主要内容提到了三个方面。
其二是用词用语。他举例说： （本则引文略）（按，其一、其三见第六、 第四二则汇评） 。“闹”、“弄”两字分别是原词原句的“词眼”，犹如画龙点睛，使全句“活”了起来，使静态的画面变成动态的画面，或转化成有声的画面，真实、自然地反映了景物和景色之美，符合“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和“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的最高标准，故而用此两词而“境界全出”了。
文字语言是文学的基础。王国维一贯重视作品中语言的作用，他后来在戏曲美学理论中也极其强调元曲的语言之成就。“其词脱口而出”作为境界的三大标准之一，也充分可见其极端的重要性。在语言的高要求中，还包括前节论及的“隔”与“不隔”之说。他批评“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隔，赞赏“语语如在目前，便是不隔”。
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 第105页（三联书店1999年）
王国维之所以看重“红杏枝头春意闹”和“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的“闹”和“弄”这两个动词，就是因为它们极富表现力地把大自然的欲望和意志活生生地写了出来，这就揭示了各自的本质，因此，王国维击节叹赏：境界全出。
参见汇评中《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的引文。又：
此则中举例的“闹”字、“弄”字的运用，贯彻了中国古代美学“生气贯注”的创作原则，写出了“红杏”和“花”的生气，写出了天然的情致，生动的景象，故而境界全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