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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先生把解开的纸包授给我，说：“这里是先生的薪水，20元，请点一点。”
我接在手里，重重的。白亮的银片连成一段，似乎很长，仿佛一时间难以数清片数。这该是我收受的吗？我收受这许多不太僭越吗？这样的疑问并不清楚地意识着，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通过我的全身，使我无所措地瞪视手里的银元，又抬起眼来瞪视校长先生的毫无感情的瘦脸。
《薪工》
课既毕，（校长）梦冈授余以所领得薪金。接而囊之，乃增种种之思念。以为余家贫，所入苟倍此数亦未嫌其多。然利之生由于有裨益之劳动行为，而余之为教师，学生果受其益乎？一虑及此，更将惶愧无地。且教育事业虽云间接生利，决非提倡直接生利者所嘉许。以口齿之微劳，而虚糜二十番佛（当时使用的墨西哥银元），思之复难以自为解嘲。以此两者而并以前之一端，则为教师受薪金，方且以为莫大之侥幸，然余复视此中为至苦。甚矣，余之愚非唯不合时宜，且更不近人情矣。
1912年6月3日日记
大学教师任课如是其少，而取酬高出一般水准，实同劫掠。于往出纳课取钱时，旁颇有愧意，自思我何劳而受此也！
1938年11月29日给上海诸翁的信
我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士兵同胞，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盟军。
我愧对挟了两个拐棍，拖了一条腿，在东街西巷要人帮忙的“荣誉军人”。
我愧对筑公路修飞机场的“白骨”与“残生”。
我愧对拿出了一切来的农民同胞。
我愧对在敌后与沦陷区，坚守着自己生长的那块土地，给敌人种种阻挠，不让他们占丝毫便宜，同时自己也壮健地成长起来的各界同胞
。
《“胜利日”随笔》
余家居北屋，三间，为全屋之精华。与其他房屋均不能比。因而显见其特殊，余往日之不欲居此，即以是故。地板，前后玻窗，有洗浴室，盖上等之家屋也。
1949年8月28日日记
昨日部中（教育部）嘱往购蔬菜，老高往，得西红柿、黄瓜、蓬蒿菜而归，皆暖房中之产品。今日社中（人民教育出版社）送来白菜五十斤、带鱼四斤。此皆因余患浮肿，特殊为之照顾，感之。其实余之浮肿并不严重，不久当可就痊。
1961年1月25日日记
人生不过如此，多活几年就要多做些事情。做什么样的事情？事情无论大小，只要脚踏实地，不说空话，或者尽可能少说空话，对于咱们社会，对于咱们新中国，总有点儿好处。多活的几年，当然要多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摆起架子，说我要培养人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好像太严重了；能否降低一点儿说，就是给几个人有点儿好的影响。
到了古稀之年，总要对于一两个或更多的人，给他们好的影响。影响并不是一定要他像我，我是说经过我的影响，尽可以超过我，胜过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假使大家都这样做，算起总账来就很有意义。假如一个人到了古稀之年，能给一人来一点儿好的影响，算起总账来不亏本；假如使两个人超过我、胜过我，就有盈利。假如更多的人受我的影响，盈利就大得很了。到了古稀之年的人，大家都作这样打算，我看是要得的。我愿意用这样浅薄的话自勉，也与诸位同志共勉。
1982年6月16日在民进六届二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
午后，国管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周处长来送春节补助1500元。我受之有愧，享受特权，是不应该的。
1987年1月10日日记
至善满子至美至诚姚澄共览：关于后事，我以为杨东莼先生处理得很好，我就照他办。不过有一点跟他不同，我要在《人民日报》自费登个广告，告知相识的人，说我跟他们永别了。
补充说三句：非但不要开追悼会，别的什么会也不要开。像我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人，为我开无论什么会都是不适宜的。务望依我，更无他嘱。
如有医学院校需要，把尸体赠与。如果火化，骨灰不要捡回。
第一节写于1979年12月11日，第二节写于1980年12月21日，第三节写于1984年2月12日
这几年眼看不清，耳听不明，通向外界的这两个窗口几乎关闭。作为主席不能参加民进的活动，是“不能容许的失职”，恳求这次代表会议免去我的主席职务，希望能得到各位代表的谅解。
1987年6月5日给民进全国代表会议的书面请求
“承蒙诸位知道我的实际情况，接受我的恳求，解除了我的主席职务。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找不到什么语言来形容对诸位的感谢。”他用《礼记·大学》中的两句话“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语教育、文化、出版界同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勤勉从公，多做实事。
1987年6月9日在民进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
1979年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座谈会（右为严文井）
叶圣陶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87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