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家住苏州》，是出版社陈雪春女士和濮敏伟先生约我选编的。书稿选自圣陶先生的文章、书信和日记，很多内容是首次公开发表，读者一定会感到很新鲜。

圣陶先生诞生于苏州城内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叶钟济（字伯仁）职业是账房，为一位姓吴的地主家管理田租，苏州称这种职业叫“知数”。母亲朱氏料理家务。圣陶先生在《略述我的健康情况》一文中介绍说：

我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二位续弦，生我的那一年，我母亲三十岁，我父亲四十七岁了。我生后第三年又生了妹妹，再过四年生了第二个妹妹。大妹妹十三岁时病故。

叶钟济晚年得子，望子成龙之心犹为急切。圣陶先生三岁时就开始识字，写描红纸，到1900年进私塾时，识字已有三千左右，字也写得秀丽。进私塾之后，父亲对他的要求更严了，每天都督促他温书、背书，还立过“（背书）弗熟不得进膳”的家规。与此同时，叶钟济受到“不识字好过，不识人难过”等世俗观念的影响，在敦促爱子熟读圣贤书的同时，又注重引导他去熟悉社会，认识社会上的种种人和事。富家子弟整日关在书房里念书，除了给“先生”“老伯”拜年或到“郎中”家里看病，是从不作兴出大门的。圣陶先生则从小就跟着父亲到酒肆喝酒，到书场听书，到亲戚朋友家拜年、贺寿、听昆曲、吃喜酒，清明节到乡下上祖坟，秋天到乡下看收租子，甚至帮助他料理收租。他回忆说：

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像《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像《三国志》《金台传》《水浒》《英烈》，都不止听了一遍，最多的到三四遍。（叶圣陶《说书》）

我幼年常“听书”，历十几年之久，当年的名家，现在记得的有王效松、叶声扬、谢品泉、谢少康、王绶松、魏钰卿、朱耀庭、朱耀笙、薛筱卿等人，二十岁以后就不听了。（作者于1985年3月14日访圣陶先生）

我从八九岁时就开始喝绍兴酒。当时我父亲每天傍晚到玄妙观前街老万全酒店喝酒，我从书塾里放学出来常常跟着去。他规定喝十二两，我喝四两，合起来是一斤。（叶圣陶《略述我的健康情况》）

这些特殊的经历，使圣陶先生从小就受到苏州文化的熏陶，看到苏州社会的人间百态。

圣陶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中华民族日益觉醒的年代。他出生那年，1894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1895年，清政府割地赔款，与日本讲和；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沙俄逐步控制了我东北三省；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1898年，英国租占威海卫，清廷发生戊戌政变；1899年，法国占领广州湾；1901年，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十一国代表订约赔款讲和……庸懦腐朽的清朝统治着的中国到了19世纪末，承受不住列强帝国的包围侵略，摇摇欲坠了！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尤其是敏感而猛进的青年，面对满目疮痍的江河大地，内心只有一股爱国狂热。1906年春，圣陶先生考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教师有苏州留日归来的章伯寅、朱遂颖等。他回忆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已经摆开。章伯寅先生教育我们说：“地不离人，人不离事。欲论人事，必先知地理，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史地、名人伟业；要爱国就得先晓得我国的自然地理、历代英杰。”这番话对圣陶先生的影响很深。直到1982年秋圣陶先生还跟我说过：“我受两位先生（章伯寅、朱遂颖）的教育只有一年，可是得益极大，一辈子受用。他们谢世已久，我永远敬爱他们，忘不了他们。”

1907春，圣陶先生越级考入新创办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草桥中学）。草桥中学监督（校长）袁希洛是著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国文教师胡石予是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国文教师孙伯南治经学及小篆，深谙金石、精于书法，在这几位名师的教诲和影响下，圣陶先生对“乡土”爱得更深，而“园林”就成了热爱“乡土”的课堂。圣陶先生说他从能走路开始，就跟着长辈们到各处园林游玩，进入小学和中学后游园的游兴更高。他在1983年7月写的《从〈扬州园林〉说起》中说：“苏州最好最著名的园林拙政园、沧浪亭、怡园、留园、网师园，几乎可以说每棵树、每道廊、每座假山、每个亭子我都背得出来。”除了园林，去得最多的是茶馆。每逢礼拜天和节假日，圣陶先生总与章元善、顾颉刚、王伯祥等同窗好友或聚于园林，或集于茶馆，谈苏州的人物地理和民风习俗，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圣陶先生在写给王伯祥的诗中说：“忆从丁未始，草桥忝随肩。讲舍纵谈笑，书林恣流连。城西丘壑美，时时陟翠颠。五岁倏尔逝，小成颇欿然。”又说：“想童时，常与窗侣嬉游，踪迹遍山径楼廊汀岸。”在《题颉刚兄手录辛癸贻我书十五通》中说：“幼岁同窗读，继之同校肄，共游玄妙观，徘徊旧书肆，共登西郭山，流连诸山翠，时与伯祥偕，三人盖同气。”在《题〈石湖棹歌百首〉稿本》中说：“因诵斯编忆幼年，嬉春爱上上坟船。石湖 想象成沧海，柳坞桃村望若仙。中学时期三人行，石湖来去脚边程。桥头塔畔留珍忆，山色波光证友情。”“一水溶溶似玉壶”，堪称江南绝境。圣陶先生把距离苏州市区十里之遥的石湖说成是“寻常”的“脚边路”，游览的兴致之高可见一斑。

江南风光好，青山秀水、烟霞泉石、亭台楼阁，为全国之最。徜徉其间，既领略到山川风物之美，观赏到灿烂的文化，又能目睹田夫野叟的耕作或舟行之劳，接触民众的日事生活，谙知民间乡土风情。当他触景生情，有了好的思绪，就把它记在随身带的纸头上，回家后再写入日记或诗集中，1913年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这些见闻和记忆也就都成了创作的素材。1919年，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苏州社会诸如委靡不振的风气，就催促出了圣陶先生要改革社会、教育革命的热望，并付诸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中国革命的进程，圣陶先生对苏州的关注越来越多，不仅写了许多以苏州社会为背景的小说、散文和诗歌，还在1926年专门办了一份意在激励苏州社会改革的小报《苏州评论》。1937年苏州沦陷前夕，圣陶先生举家入川，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1949年初“北上”，从此一直住在北京。但他对苏州的亲朋好友以及苏州的山山水水常念常新，利用旅游和视察的机会多次到苏州参观访问，走亲会友。最后一次回苏州是在1977年，这一年圣陶先生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了，像他这样热爱家乡、思念家乡的人也真不多，所以这本《家住苏州》就显得很珍贵，是圣陶先生最诚实的自叙，也是苏州社会近百年来的一个侧影；是最真实的史料，也是最鲜活的文献，值得珍藏和玩赏。

商金林
2021年3月9日于北京大学肖家河教工住宅三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