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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校长）袁希洛先生
胡（胡石予）先生未来，袁先生代课讲法制，讲人民与臣民之分，云：“臣民者，服从人之民，而人民之权利有不能尽享者也。吾人三百年来，代代做臣民，故亦习惯而不以为怪，然大有弊在。苟一旦人瓜分我，而心中生一同一为臣民之心，则完矣。必心中有一必为人民之心，苟有不令我为人民者，我仇之，我杀之；我人苟有一人在，则必不令人臣民我，如是方无负为人之天职也。”此段余以为精论，故志之。
1911年6月5日日记
（晨）拜礼毕后，监督曾述其至简略之训话，大旨劝吾侪剪指爪去发辫也。盖此二者为我国之特点，颇超然自异于世界，而亦即我国物质野蛮之表显，毅然去之，固其宜也。如余者，指爪则自有生以来未曾留过，不自知觉，居然得比于文明之列；而此垂垂一条豚尾，不知何日得并州剪刀以割去之也。
1911年9月22日日记
闻袁先生适自南京归。先生为参事会中江苏代表，现正议订宪法，异常忙碌。大致不日即去也。
1912年1月8日日记
袁先生谓：“近日议订宪法。有一般人专欲以种种特权加之总统。余竭力反对，盖以宪法中有数字之未当，同胞即永远受无量之亏也。”苦心争持，乃至吐血，若袁先生可谓为同胞出力者矣。又，一般人主张以某君为内阁总理，先生独不以为然，谓某君徒有所作为于文字之间，而未必能处实事也。旋有人举先生为教育部次长者，先生毅然不应，曰：“余既知人之无才以为内阁总理，则能知人也，能知人者亦当知己，教育部次长余不胜其任，肯即因被人举而应之乎？”则先生干事既能尽其力，又不肯不量力，而强为其名较高者，先生诚可云人杰也。观其奔走筹算，于此两三月间鬓发蓬茸，面苍颜憔，顿增老态矣。
1912年1月9日日记
（晨）怀兰来，谓袁先生昨自南京归，今日须进谒之。乃同之至校中，则先生外出未归，只得在校午膳。至四句钟（点钟的旧称）时才归，乃同怀兰入其室，道恳求事。先生谓：“南京政府中殊无位置，且深不愿尔等之任此等事也。将来地方上举行之事必多，任此种事，尔等为宜。余如小学教师亦可也。”余又云：“我等之势在急于得一位置，先生所言皆非即时者。”先生谓：“即时之事实鲜。总之必代为想法也。”乃辞而出。
1912年1月24日日记
晨至怀兰处，与之偕往校中。袁先生适自沪上来，因进谒之。先生谓：“今晚将访吴讷士
先生之家，必为尔等竭力衬托也。”
1912年2月4日日记
饭后至校中，企巩、蓉初适在，因与之闲谈。旋怀兰来，与之至观前，啜茗于新民小憩，则慰萱、笙亚、仲川、遹骏皆在。遹骏谓余诸人云：“我父有言，今晚请君等至我家，以有语见告也。”茶散后先至校中小憩，封伯适来，为谈书画、文学等事甚伙，约有一句钟。五人随遹骏至其家时，讷士先生尚未归，乃小坐以待。天既夜矣，先生才归。接晤之后，知笙亚任高小英文，书玉任高小历史、地理，怀兰任高小图画，慰萱、中新及余任初等小学教员。余所教之学校在言子庙焉。岷原亦曾托讷士先生谋事，今亦得初小教员之职。是任初小者，同学中及余共四人，互相研究，或当可以少谋教育之进步也。
1912年2月6日日记
公立第一中学堂
（晨）达草桥母校，入之，阒无人。新治校园有菊秧数畦，芳兰一架，杂卉无数。袁俶畬先生癖花，此皆其手蓺也。
1914年4月5日日记
教国文的胡石予先生
清末肆业于苏州公立中学五年，受业于介生夫子者三年。所受科为国文，而七十余年间自省，受用者乃远越于国文。盖夫子崇德笃行，布衣疏食，其不言之教，当时门弟子莫不敬而慕之，且以律己。夫子耽吟咏，与南社诗人唱和，喜画梅，咏梅诗续出而不已，绍钧尝恭录之
。
1983年为胡先生遗稿所作的“序言”
我所以有这一天，离不开胡先生的亲切教诲，先生教我的学问，我用了七十年还未用完。
1983年给胡先生后人的信
今日胡先生讲朱酉生作《吴中风俗利病记》，言及今之婚丧庆吊以及育子生男皆有酬应，且极其奢华。在富者为之固无碍，而家道稍差者为之牵制矣，盖不如是恐为人看不起也，遂致借债以办事。其弊可谓烈矣。救之之法，须富而显者为之提倡，专以俭约为主，使家道稍差者见之，以为彼且如是，我当更省。则民力可苏而财用稍裕矣。此言殊当。
1910年12月22日日记
忆昨日胡先生续讲朱酉生《吴中风俗利病记》，言及今之僧道尼为数甚多，亦属游荡之民，且潇然方外，以无室家之忧，因而无国家种族之思想。况所谓僧者，先出世而后入世之人也，今则徒为人做佛事而已。然所居则乔岳名山，产则良田万顷，受人之施，以终其身。国中有此许多分利之人，其何能富裕。措置之法，宜就其寺院，令之习艺，使其有识者为之领袖，则亦可以生利，而自食其力。男女婚嫁亦人伦之大，何得国有怨女旷夫，故必令僧道尼相为配合，俾成家室。有家室，然后有国家种族之念，其经籍则不可毁灭。以其理之妙，实不可思议，而用亦颇广，不妨定为科学，供人研究。此说颇为切实，然如此大改革，亦非易事也。
1910年12月27日日记
胡先生言：“英雄有多种，有逍遥尘纲之外不肯一进藩笼者；有愿进牢笼以得一舒其志，作枉尺直寻之想者。”然一则心虽高蹈，终属无补；一则稍负瑕疵，其实有益于世。推而进之，则不受笼络，未尝不可施为。竖起脊梁，振作血性，转移也，改革也，何事不可为，只在我耳。此则非所大英雄乎？
1911年2月27日日记
胡先生说：“春秋时最耻城下之盟，即兵临城下，必抵死以守，可想见当时民气之为如何矣！”今之民气不知何往矣？何外患日逼而优游嬉戏者之纷纷也。呜呼，其或积习由渐而致然欤，抑君主以天下为私产而致然欤？虽然而今而后，君主虽以天下为私产，我却不得不认之为全国人之公产。既为全国人之公产，我有一份在焉；既有一份，能不起而保守之。且非特此也，苟其不能保守，丧产之外，尚且灭我种绝我子孙，则心虽有惰意者，能不亦惊心勉力，奋起而保守之。起乎，起乎，中国人其起乎！四万万民气，足哈倒全世界也。
1911年3月28日日记
第三课汉文，胡先生讲及近事，谓扫除恶朽，改造神州，本属大英雄之事，若其人者，当顶礼膜拜之。而或有不逞之徒乘机淆乱，则大英雄之信用名誉将为所玷污，而众同胞之身家性命且转辗沟壑矣。一再思之，势殊可危也。噫，是实大可虑，不知彼大英雄者其有以补救之乎？
1911年10月13日日记
胡先生上课时讲及读书，谓读书之味无穷，在各人之识见境地而得其各殊之进步。或竟一人而专读一书，少年时之领悟如是，中年而更读之，其会意异于少年时矣，老年而更读之，则又异。而其领悟，其会意，皆进步也。欲练身救世者，读书一层可不亟亟乎哉！
1911年10月25日日记
晨间方起身而颉刚来，出胡先生诗稿授余，盖君昨日假自先生者也，略谈数语即去。因读先生诗，见其近作《秋风诗》
十六首，详志近事，低徊咏叹，弥多趣致。既而亦成七律一首，志昨日之事，即誊之稿中。
1911年11月6日日记
（胡先生来）示余以《秋风诗》，盖自八月十九武汉起义以来而至近日之纪事诗也。诗凡数十首，纪事弥详，尚未有尽数。每首皆有笺注，诚伟著也。
1911年12月9日日记
昨向胡先生假得其《秋风诗》卷，即振笔抄之，终日而尽，凡60首，兼有细注，故费时多也。
1911年12月23日日记
1912年1月，叶圣陶（右二）与同学顾颉刚（左二）、王伯祥（右一）、王彦龙（左一）参加社会党后摄
晨起身后即至校中，胡先生适自乡间至，余告之将为小学教师。先生遂训余曰：“小学之善否，全视教师之经验如何，初任其事，自不甚得手，能细心研究，则其中至味不难得也。浅而言之，当先求学童之明晓学科，则可以坚各童家庭之信心；信心既坚，则可由学童以转移夫家庭。数十家既脱离乎恶习惯，其余之家亦从而效之，其责洵非轻浅也。”先生之言如是，特做到如此已非易易矣。既而岷原来，乃偕至慰萱家，中新亦旋来，于是四人同至南仓桥谒吴讷士先生。先生告我侪以初等学校中一切杂务应若何办法。语既竟，先生往民政署，我四人亦径往。所见仍为讷士先生，而各小学校之教师来者约三四十人。先生所语大致亦如适间所云。时丁梦冈亦在，为指引钱君选青（柏荫），乃各相见致问答焉。诸人既散，径自归家。饭毕至校中，与岷原、慰萱、中新、笙亚闲谈，皆以为我侪初志断不在初等小学，希望之中恒谓未可限量，今乃若此矣。虽此职之责亦非轻细，然已难耐，唯其难耐，更当于此之寻乐趣也。午晚即归。
1912年2月12日日记
教国文的伯南先生
伯南先生夜间来闲谈。彼说懒于酬应，心虽非傲人，终觉冷待于人，大是开罪于人处。说我亦深有此病，以后当戒之。又于无意中谈及今之人皆精明。彼说精明人最是不精明，此语殊深于阅历。
1910年11月3日日记
伯南先生来，彼对我说：终不要写古里古气之字，以不适于用，字须要飘逸秀媚，盖以彼适见我署书头之字也。然余下笔总是如此，欲其改之，大费功夫。彼又说古帖却又不可不看，摹其笔意，而不摹其笔迹，乃为上上。又说熟读四书，作文自然灵活，阅历之言定当不谬，故志之。
1911年1月4日日记
夜翻《芥子园画谱》，见其总论中《去俗》一则有语云：“宁有稚气，毋有滞气。”彼论画也，而于行文亦大有用处。伯南先生深赞蒋企巩之文，虽有稚气，而有灵活之思、多致之语。盖稚气可以学而弃之也，若一有滞气，出语笨重，终身无进矣。
1911年1月25日日记
教兵操的魏旭东先生
小一年和中学第一年的体操是徒手操和器械操，中学第二年第五年全是兵操。器械操用木哑铃、铁哑铃、棍棒、长干双木球棒（双木球装在棒的两端）之类。兵操个人有一支一响的后膛枪，一条皮带，皮带上附有两个子弹匣，一把刺刀挂在左边。
教兵操的是魏旭东先生，现在我记不得他是湖南还是湖北人，军道出身，什么级别我也说不清，苏州人几乎全都知道他，课程中有兵操的学校都请他，大伙儿称他“魏教习”。他教我们从“托枪”“枪放下”开始，直到“预备放”“跪倒，预备放”“卧倒，预备放”，要求相当严格。有时候他要检查枪管，看我们擦枪的功夫怎么样。有好些同学真肯下功夫，把枪管里擦得乌蓝发亮，来复线清清楚楚。我擦枪挺随便，用通条带着布条插进去擦几下就了事，从没有受到魏先生的赞许。再说那一排子弹，既然拿到手，总要把它消费了才称心，于是选定一天去打靶。打靶的结果，五枪全中的占极少数，中一两枪的居多数，我一枪也没打中。
开始时班级少，只能操小队教练。后来班级多了，人数够了，就操中队教练。我在本班里年纪最小，身子又不高，无论小队教练中队教练，我总是排尾。一响后膛枪已经高过我的肩膀，如果上了一尺有余的刺刀就高过头顶不少，自己想想也好笑，而且感到分量重。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兵操挺有兴味。队形有多种变化，步子有正有快有跑，上刺刀、下刺刀、举枪敬礼、散兵线、野外搜索，上了刺刀喊着“杀”冲锋，冲上高墩是占领了敌人营地（当时苏州砖瓦泥土堆很多，叫作“高墩”，高的与楼房相等，是太平天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全都觉得可观乐。到1910年全校到南京去旅行，参观南洋劝业会，到南京下了火车，成四行，扛着枪，开着正步，初次踏上南京的街道，同学们都有不可一世的自豪感。
《略述我的健康情况》
我当中学生的时代在清朝末年，那时候厉行军国民教育，所以我也受过三年以上的军事训练。现在有想起来，旁的也没有什么，只那掮枪的生活倒是颇有兴味的。
我们那时候掮的是后膛枪，上了刺刀，大概有七八斤重。腰间围着皮带。皮带上系着两个长方的皮匣子，在左右肋骨的部位，那是预备装子弹的。后面的左侧又系着刺刀的壳子。这样装束起来，俨然是个军人了。
一年的乐事，秋季旅行为最，旅行的时候也用军法部勒。一队有队长，一小队又有小队长。步伐听军号，归队和散队听军号，吃饭听军号，早起夜眠也听军号。我有几个同级的好友是吹号打鼓的好手，每逢旅行，他们总排在队伍的前头，显耀他们的本领。我从他们那里受到熏染，知道吹号打鼓与其他技艺一样，造诣也颇有深浅的差异，要沉着而又圆转，那才是真功夫。我略能鉴别吹奏的好环，有几支军号的曲调至今还记得。
旅行不但掮枪束子弹带，还要向军营借了粮食袋和水瓶来使用。粮食装挂在左腰间，水瓶挂在右腰间，里面当然充满了内容物。这就颇有点累赘了，然而我们都欢喜这样的装束，恨不得在背上再加一个背包。其时枪也擦得特别干净，枪管乌乌的，枪柄上不留一点污迹……
《掮枪的生活》
旅行到了目的地，或者从轮船上起岸，或者从火车上下来，我们总是排成四行的队伍，开着正步，昂然前进。校旗由排头笔直地执着，军号军鼓奏着悠扬的调子，步伐匀齐，没有一点儿错乱。人家没有留心看校旗上的字，往往说“哪里来的军队”。听了这个话，我们的精神更见振作，身躯挺得更直，步子也跨得更大。有一年秋季旅行，达到目的地已经是晚上八点过后，天下着大雨，地上到处是水潭。我们依然开正步，保持着队伍的整齐形式。一步一步差不多都落在水潭里，皮鞋完全灌满了水，衣服也湿透了，紧贴着皮肤。我们都以为这是有趣的佳遇，不感到难受。又有一年秋季，到南京去参观南洋劝业会，正走进会场的正门，忽然来一阵点儿很大的急雨。我们好像没有这回事，立停，成双行向左转，报数，搭枪架，然后散开，到各个馆去参观。第二天《会场日报》刊登特别记载：某某中学到来参观，完全是军队模样，遇到阵雨，队伍绝不散乱，学生个个精神百倍，如是云云。我们都珍重这一则新闻纪事，认为这一次旅行的荣誉。
《掮枪的生活》
苏州中学较优秀者之概况
我与应千同学始于丁未。是岁苏州公立中学校创办，建校舍于草桥，春季开学，乃相识。入学之后复举行甄别，程度较优者为二年级生。应千与王伯祥、吴宾若尚有其他数人来自唐家巷中西学堂，皆入二年级。二年级不足二十人。我为一年级，与应千非同级。甄别之举未知何所据，似颇有识见，迄庚戌年终而察其罅漏。按章程中学肄业五年，可得科举时代举人之称，而丁未入学时为二年级生者，庚戌岁终虽毕五年之业，肄业则仅四年，不合于章程，尚须补习一年乃得为举人。于是有不顾而去者，有愿留一年者。应千不之顾，辛亥即入上海南洋公学。留而补习者才数人，辛亥秋举国革命，清朝运绝，举人卒未之得。
览应千此十三册日记，大略可见当年苏州中学生较优秀者之概况，作诗词，作画，刻印章，游西郊诸山，而常入茶馆吃茶，同学间畅谈无禁，往往至数小时，尤为今人所弗晓。时做玄想，好谈国外新事物，颇受上海报章杂志之影响，古诗文与新译作并为课余良伴。
《〈汪应千日记〉序》
读英文激发起了文学的兴趣
中学里读英文，用的本子是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和古德斯密（戈德史密斯）的《威克斐牧师传》，在当时几乎是英文的必读书。……那富于情趣的描写，那看似平淡而实有深味的叙述，当时以为都不是读过的一些书中所有的，爱赏不已，尤其是《妻》《睡谷》《李迫大梦》以及叙述圣诞节和威斯明司德齐的几篇……华盛顿·欧文的文趣（现在想来，就是“风格”）很打动我。我曾经这样想过，若用这种文趣写文字，那多么好呢！这以前，我也看过了好些旧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都曾看过好几遍，但只是对故事发生兴趣而已，并不觉得写作方面有什么好处。
《过去随谈》
我写小说，并没有师承，十几岁的时候就喜欢自己瞎摸。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读了些英文的文学作品，英文没有读通，连浅近的文法都没有搞清楚，可是文学的兴趣起来了。这是意外的收获。当然，看些翻译作品也有关系。
中学时代写的日记
《〈叶圣陶选集〉自序》
创办年级小报《课余丽泽》
我从书塾中“开笔”，一直到进了中学，都按期作文。这种作文是强迫的练习，不是自动的抒写，不能算写作。自动抒写的开始是作诗。记得第一首诗是咏月的绝句，开头道：“纤云出时一轮寒”，以下三句记不起了。那时我在中学里，大概是二年生或三年生，升到五年级（前清中学五年毕业）的时候，和几个同学发起一种《课余丽泽》
，自己作稿，自己写钢板，自己印发，每期两张或三张，犹如现在的壁报；我常常写一些短论或杂稿，算是发表文字的开始。
《文艺写作经验谈》
与同学王伯祥、顾颉刚的交谊
（1）伯祥五十初度 [1] （摘录）
论交逾卅载，远别且二年，
五十君已至，觞祝嗟无缘。
忆从丁未始，草桥忝随肩。
讲舍
纵谈笑，书林
恣流连。
城西丘壑美，时时陟翠巅。
五岁倏而
逝，小成
颇欿然
。
《叶圣陶集》第8卷
（2）题《石湖棹歌百首》稿本
石湖百首许君歌，
写作俱佳劫不磨。
小印悉工笺亦雅，
刚翁玩赏乐如何？
百咏于今德不孤，
或题诗笔或留图。
眼明最爱从周绘，
如此烟波洵石湖。
因诵斯篇忆幼年，
嬉春爱上上坟船。
石湖想象成沧海，
柳坞桃村望若仙。
中学时期三人行，
石湖来去脚边程。
桥头塔畔留珍忆，
山色波光证友情。
《叶圣陶集》第8卷
（3）题颉刚兄手录辛癸贻我书十五通 [2]
贻书十五通，纪年为辛癸，
今距七十载，重读感靡已。
原书未保藏，君乃抄存此，
于焉见友情，我愧良多矣。
抒怀如面语，记游详无比，
挥写最勤时，一月寄五鲤。
此情逾弟兄，其味甘且旨，
回想青年乐，仍为此时喜。
七十年间事，据书可比较：
津浦三日程，如今半日到；
京津三等车，兀立货环绕；
门设而不关，直冒寒风啸；
如今以语人，人将摇头笑。
京中故宫殿，园囿并寺庙，
当时颇寥落，远客独凭吊，
今皆焕然新，增修益美好，
游人纷如潮，欢声兼笑貌。
卓见君夙具，随时存史料，
微物亦足珍，账单或戏票，
念此十五书，史料实居要。
京中观戏剧，语我京沪比：
沪是引人易，凭借三者是，
巨幅刊广告，剧评时称美，
台上设布景，新鲜令人喜；
京中悉无之，唯凭功夫耳，
观者内行多，入微辨宫徵，
一调偶或乖，倒好随时起。
此言至堪味，可入戏剧史。
沪上听评弹，语我诸名氏，
胥属苏名家，苏人瑰宝视，
乃皆离苏去，弹唱洋场里。
由今想当年，世运固如此。
君尚有遗文，追叙曩时谊，
作于抗战期，当日未相示，
今始读存稿，历历忆往事：
幼岁同窗读，继之同校肄，
共游玄妙观，徘徊旧书肆，
共登西郭山，流连诸山翠。
时与伯祥偕，三人盖同气。
迄于壬子岁，二君为媒至，
我得妻墨林，最满平生意，
只惜先我去，历年已廿四。
摘举焉能尽？掩卷欲堕泪，
此卷并贻书，死生交情系。
《叶圣陶集》第8卷
（4）《艺兰要诀》跋
春间购兰一握植诸盆，尚含蕊焉，色绿而苞明。复十数日且花矣。会结伴泛西子湖，亦六七日，短桨轻打，一舟容与。辄念家中兰，此时当幽香盈屋。及归。乃大不然。六七日前之荣荣窗下者，竟同秋后草，花未开而先萎矣。噫。可惜矣。走访颉刚
，则出《艺兰要诀》，曰：戚属吴公
著也。披阅之，乃恍然悟。盖艺兰固有其方，而余兰之萎，实由于余之未得之也。夫兰之所产，非山隈岩角乎，其生也以天，其萎也以天，天道一岁而往复，兰亦一岁一荣枯。然卒未闻兰有枯而不复荣之一岁。盖不生于他处，而自然生于山岩，则兰之性必宜乎此矣。今乃欲以宜乎山岩之性，而强之亦宜乎盆盎，则非顺其初性不可。所谓顺之者，即所谓艺兰之方。使地易而性仍，其发为荣者，亦必复所旧有。则欲求见兰于盆盎之道，固非未谙于方者所可言也。以余之不知治兰，乃生春间兰萎之感，同余之怀者几人，以此篇砭之也可。辛亥八月望叶绍钧识。
《叶圣陶集》第18卷
[1] 叶圣陶1939年4月10日致王伯祥信云：“兄今年五十矣，寿辰何日，忘之，乞告。回思卅年交情如兄弟，不可不作诗为寿，俟其成篇，即当飞寄。”又，7月15日致王伯祥信云：“寿兄诗已完篇，别纸录呈，毫无祝寿之意，唯叙兄与弟之交情而已。兄读之，回溯曩游，或饶兴味。诗实在作不好，其故在读书太少，诗才太薄，无可如何也。”“初度”：初生之日，亦指生日。五十初度，即第五十个生日。
王伯祥（1890-1975）：原名钟麒，字伯祥，史学家，江苏苏州人，与叶圣陶为中学同学，在吴县第五高等小学、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均为同事。“八·一三”事变后，王伯祥困居上海租界内，叶圣陶举家西迁，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
[2] 叶圣陶1981年10月19日日记：“湜华来共午餐。渠从顾家带来颉刚辛亥至癸丑致余书十五通之自录稿。六十余年之后得重读颉刚当时来书，自极可喜。此诸书余未保存，而颉刚自存之，愧对故友矣。拟就此十五通书作诗，表纪念之意。”
10月24日日记：“上午看毕颉刚辛癸贻书十五通，摘记其大要。据来书揣测，民国元年北上，盖与陈翼龙、孙几伊同行。在京仅留二月。所叙皆游览与看戏，又叙种种观感。绝未言及社会党之事。”
10月25日日记：“今日作诗，题颉刚早年寄余书十五通，将以答颉刚夫人之殷嘱。拟作五言古四首，今日成一首有余。”
10月25日日记：“续作题颉刚贻余书之诗，到晚成第三首。再作一首，可毕事矣。”
10月30日日记：“上午作纪念颉刚之诗第四首，即此为止。将缮写交去，备编入纪念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