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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标”的问题

罗家伦君近来在南京演说,题目是《大学教育之危机》,话语很繁多。开头说,要在大学教育的短短四年中间,把已经陶冶成功一个范畴的青年性情加以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接着他指斥大部分的中学实在办得太坏;这几年来他大约考过二万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发现现在中学生的缺点太多,尤其基本知识的训练太过贫乏。以下便举实例:国文写作通顺的很少;外国文程度坏到不能看原版书籍;讨厌数学几乎成为一般的倾向;史地知识荒唐到无以复加。罗君自己在办理大学教育,他见收来的学生程度不好,便回转头去责备中等教育。办理中等教育的人又何尝不能回转头去责备初等教育?办理初等教育的人更可以责备幼稚教育以及生育子女的父母;这才推车撞了壁。所以要说太坏,那是一连串的太坏,绝不该让中等教育单独负责。而这一连串的太坏必然有它的因由。依我们想,大半的因由当在对于教育的一般社会意识。我们曾屡次说过,一般社会意识把现在的教育和从前的科举认为名异实同的两件东西:教育的目标差不多只是分数和文凭。教育要和每人的整个生活发生交涉呀,教育要为生产劳动而设计呀,这些都被看作几个教育论者的梦呓。这样的意识支配着教者和学者,即使教得好、学得好,其成绩也不过像从前那样,造成一些“八股”的好手和“五言八韵”的名家罢了。何况现在的各种学科如果远离生活而加以研习,便会见得比“八股”和“五言八韵”麻烦得多,结果非达到像罗君所举实例那样的情形不可。

《中学生》一九三四年三月号 iIREhq501bXXWpx1Vb8tT2o6QGFYmbGkm1cP6kT//zCbDRijoO3PERnP8x8sd8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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