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罪与罚》译序

俄国伟大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1821年11月11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1843年毕业于彼得堡高等军事工程学院。早在中学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阅读了大量的俄国和外国文学名著，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司各特、席勒等人的代表作品他都爱不释手。在高等军事工程学院，他不仅继续大量阅读俄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对果戈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自己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两部历史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鲍里斯·戈杜诺夫》。毕业后，他正式进行文学创作。1846年，他发表书信体中篇小说《穷人》，受到诗人涅克拉索夫和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一举成名，在文学界引起了注意。后因参加俄国最早的进步知识分子革命组织——彼特拉舍夫斯基（1821~1866）小组，于1849年被沙俄政府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临行前几分钟获得沙皇的赦免，改为流放——先是在鄂木斯克要塞监狱服苦役四年（1850~1854），接着被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七常备营当了五年列兵（1854~1859）。1859年12月，获准回到彼得堡。回彼得堡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办报刊和文学创作之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1881年1月28日因病去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创作成果颇丰，重要作品有：《穷人》（1846）、《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死屋手记》（1860~1862）、《地下室手记》（1864）、《罪与罚》（1866）、《白痴》（1869）、《群魔》（1871）、《少年》（1875）、《卡拉玛卓夫兄弟》（1879~1880）、《作家日记》（1873~1881）等。

对于我国广大读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并不陌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新青年》1月号发表周作人所译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及译者按语，使中国读者首次了解了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至今他的重要作品已大多被介绍过来了，而且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种他的多卷文集和一套全集。我国介绍与研究他的著作也为数不少，比较重要的有：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刘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李春林的《复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何怀宏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新华出版社，1999年）、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彭克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冷满冰的《宗教与革命语境下的〈卡拉马卓夫兄弟〉》（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杨芳的《仰望天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及论文集《当代中国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外国研究陀氏及其作品的重要著作并被译成中文的则主要有：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谢列兹尼奥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海燕出版社，2005年；黑龙江人民社；1992年)、苏珊·李·安德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华书局，2004年）、多米尼克·阿尔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波诺马廖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商务印书馆，2011年）、马克·斯洛宁的《灵与肉的炼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华夏出版社，2009年）、舍斯托夫的《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漓江出版社，1992年；又见于其《思辨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叶尔米洛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赖因哈德·劳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东方出版社，1996年）、罗赞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华夏出版社，2002年；2007重出时，改名为《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莉莎·克纳普的《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伊琳娜·帕佩尔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尼娜·珀利堪·斯特劳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马尔科姆·琼斯的《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安德烈·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安德烈·纪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索洛维约夫等的《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乔治·斯坦纳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罗扎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启示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是作家完全走向独创性的一个成熟的标志。从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对之进行考察，可以说，这是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是作家多年酝酿、苦心经营的艺术结晶。早在1859年10月9日写给其兄长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宣称，打算创作一部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而且相当自信地认为：“这部忏悔录将会确立我的名声”。1860年底，在阅读法国的刑事案件汇编时，其中19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塞内尔（1800—1836）诉讼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触发了他的灵感：一个准备从事法律研究的青年，为了抢钱，杀死了一个老太婆，被捕后他在狱中创作了一些诗歌，并写了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解，宣称自己不是普通的罪犯，而是与社会的不公正作斗争的勇士，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普遍的不公道复仇，结果变成了“社会的牺牲者”。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办的《当代》杂志上发表了这一案件的审判记录汇编，并且亲自写了按语：“在这件诉讼案中，涉及的是一个罕见的、神秘的、令人感到可怕而有趣的人的个性。卑劣的天性和对贫困的畏惧，使他变成一个罪犯，而他竟把自己说成是自己时代的牺牲品”，并且认为它“比各种各样的长篇小说还要吸引人，因为这类诉讼案照出人的灵魂的黑暗面，艺术是不喜欢触及这些黑暗面的，而假如触及了，也只是用插曲的形式顺便一提……”于是，他结合自己对俄国社会现实的观察以及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对这一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和艺术虚构，让这个故事发生在俄国的首都彼得堡，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构思与创作过程，在1866年最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欧洲近代长篇小说，产生于16世纪至17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相当成熟和繁荣。纵观这几百年间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认为它经历了从情节小说到人物小说再到心理小说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情节小说是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长篇小说刚刚产生时期的一种形态，由于它受到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和中世纪骑士传奇等的影响，更注重描写离奇的情节和一系列变化多端的事件，情节是压倒一切的，甚至主宰着人物的性格，而且叙述的是异乎寻常、介于真实与幻想之间的人和事，人物性格则往往是简单的、概念化的，一出场就已定型，其代表作品是法国拉伯雷（1494？~1553）的《巨人传》（1532~1564）、西班牙的骑士小说、塞万提斯（1547－1616）的《堂吉诃德》（1605~1616）。

17世纪以后的小说，逐渐转变为人物小说——法国小说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39）的代表作《克莱芙王妃》（1678）首开纪录，到18世纪这类小说趋于成熟。人物小说不再过多关注异乎寻常的带幻想色彩的人和事，而把普通的甚至是平庸的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让主人公的活动与性格起主导作用，而情节则成为人物逼真的活动背景和场所，人物是独立的、有血有肉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同时人物与情节开始融合起来。不过，异乎寻常的尤其是具有惊险色彩的事件仍有一定的市场（18世纪后期的哥特小说尤其如此，19世纪西欧不少作家，如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的作品中依旧还有这种痕迹）。代表作家和作品有：法国勒萨日（1668~1747）的《吉尔·布拉斯》（1715~1735）、英国笛福（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等。

心理小说虽然最早的当推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但到18世纪末的感伤主义小说才产生颇大的影响，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繁荣的局面。心理小说在人物小说追求逼真的情节与环境的基础上，更注重在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种种冲突中揭示人的内心情感与灵魂深处，它适当地简化了人物小说对环境与事件过分详尽、逼真的描写，而把笔墨主要集中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一种从外化到内化的转折，直接通向了20世纪的现代小说尤其是现代主义小说。

作为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罪与罚》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都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

从文艺复兴至陀氏创作《罪与罚》时的欧洲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弘扬人的个性，歌颂个人为维护各个方面的权利（追求个人发展、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社会政治方面的平等和作为等等）而进行的各种斗争，揭露或控诉不平等的社会对有才华有追求的个性的扼杀。

《罪与罚》则在此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与创新，它既肯定了个人追求自由、捍卫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但更深刻地揭穿了过分追求个性自由、个人权利从而发展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实质。而这是对西方长篇小说在主题上的创新、推进与深化。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受西方思潮及拿破仑等的影响，形成了类似于后来德国哲学家尼采“超人”哲学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芸芸众生人为地分为“非凡的人”和“平凡的人”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也就是说，可以称之为仅仅是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具有天赋和才干，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新见解的人。”后一类人不仅能提出新见解，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新见解，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杀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他哪怕踩着尸体，踏过血泊，那么，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良心上，依我看，是可能会允许自己踏过血泊的”。为了实践这一理论，他挑选了一个放高利贷的穷凶极恶的老太婆作为实验对象，并且又被迫杀死了正好发现他杀人的老太婆的妹妹——极其善良的莉扎薇塔。杀人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生活便堕入烦乱、焦躁和煎熬之中，三种来自不同方向的审判紧紧抓住了他。一种是代表法律和社会力量的波尔菲里，一种是代表上帝之爱的索尼娅，一种则是来自拉斯科尔尼科夫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道德谴责。这三种力量都使他深感自己犯了罪，但他又一时难以放弃自己那“非凡的人”的理论，千方百计试图逃避法律的惩罚。因此，小说的绝大部分细致生动地揭示了主人公的灵魂在善与恶、罪与罚两极之间的苦苦挣扎与激烈斗争。

较之西欧小说更为深刻的是，《罪与罚》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与对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现实性、哲学性、宗教性三者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的原型是法国的一桩刑事案件，但作家有意识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俄国当代的犯罪故事，并以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中心，广泛反映了俄国社会的真实现状，思考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人的出路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本是学法律专业的大学生，由于家境贫寒（仅靠老母亲那一年一百二十个卢布的养老金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被迫辍学。他的妹妹杜涅奇卡为了支持哥哥读完大学，先是到地主斯维德里盖洛夫家担任家庭教师，饱受侮辱，继之被迫试图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一倍的极端自私自利者——颇为富裕且拟在彼得堡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市侩卢仁 。主人公结识的退职九等文官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由于没有收入，难以养家糊口，三个幼小的孩子啼饥号寒，饥肠辘辘，大女儿索尼娅被迫当了妓女，以卖身的钱来养活弟妹。而主人公在街上碰到的被欺骗玩弄的年轻少女，以及他的大学同学拉祖米欣的贫困，也无一不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中人们的普遍贫穷。主人公正是深感人们的普遍不幸和贫困以及社会的不公正，才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形成了自己那把人按非凡与平凡两分的理论，并最终在多种现实环境力量的冲击下，去杀人以实践自己的理论。

然而如果仅此而止，那么这部小说与西欧小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司汤达的《红与黑》，也是对法国1827年《法院公报》上的一桩家庭教师枪击女主人的刑事案件的艺术加工与再创造，但它通过主人公于连的遭遇，反映的只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复辟势力的猖獗，人们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封建等级观念已告破产，大革命确立的自由、平等、自由发展的原则已深入人心，更主要的是，它生动深刻地描写了在不平等的等级社会里，有才华的个性如何扭曲自己以求发展并且最终遭到扼杀的悲剧，而很少触及人的灵魂）。这部小说的新颖与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贫困与无奈，更进一步以此为基点，从哲学与宗教的高度，思考了人的出路与归宿问题。

首先，从哲学的层面来说，小说思考了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文化冲击，在俄国个人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便高扬起个性自由的旗帜，启蒙运动更是为这一个性自由奠立了全面而理想的哲学与社会政治基础。然而到19世纪中后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却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这种个人主义已发展为一种极其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完全无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甚至成为整个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之一。在西欧思想与文化的冲击下，俄国也开始出现类似于西欧的情况（小说中的卢仁、拉斯科尔尼科夫即为显例）。那么，个人究竟该以何种方式与途径发展自己的个性呢？这就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俄国学者弗里德连杰尔指出：“小说家通过对个别人的命运的分析把我们引导到有关过去与当代的全部文明的实质上来，而这种文明是建立在不平等和不公正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一个人想靠肉体和道义上的暴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意愿上的。” 作家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杀人抢钱以及犯罪后心灵深处激烈的善恶交战、最终的投案自首，彻底否定了他这种建立在西欧个人主义理论基础上的“非凡的人”的哲学（尽管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并非西欧观念的再版，如他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试图拯救穷苦大众的思想，他试图杀死一个百无一用而且危害人间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以她一人的死换来成百上千人的生，详见第一章第六节），从而认为个人的发展不可能建立在自私自利、无视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

进而，作家从宗教的高度开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处方。

作家生动地写道，拉斯科尔尼科夫虽然有一种类似于“超人”哲学的理论，并且在社会现实多种因素的刺激下把它付之于行动，但他犯罪后良心不安，被他蔑视的道德规范暗暗地惩罚着他的灵魂，他噩梦连连，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几次打算到警察分局去投案自首。这样，这部小说所写的真正惩罚就是道德与良心的惩罚，它所描绘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内心深处的道德和心理斗争。弗里德连杰尔精辟地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主人公所犯下的罪行不仅触犯了社会法律，而且首先是触犯了那条最高的法律。这条法律的体现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就是人民群众。这条法律已由永恒的不可磨灭的符号写在主人公的心上。所以，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时候，正如我们知道的，犯下了双重罪行：不仅杀死了她，而且也杀死了‘自我’，用‘剪刀’剪断了自己与周围人们和全人类的联系。拉斯科尔尼科夫犯下了双重罪行，所以也为之受双重的惩罚——刑事法律的惩罚和刻在他个人心上的道德法律的惩罚。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起诉人不是侦查员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而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主人公与包含在他自身的、即他良心上的道德法律的斗争决定了小说的情节和结构。”

个人的出路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的出路与归宿问题，一直是作家关注的中心问题。早在1860年9月，他就在《当代》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后来被称为“土壤派”（一译“根基派”、“根基主义”） 宣言的声明。在声明中，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族，它的任务是建立一种本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于自己的“土壤”（或“根基”）——人民精神和人民大众。“我们本来活动的特点应该真正是全人类性的，俄罗斯思想也许会把欧洲各个民族以顽强意志和勇敢精神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融合起来，那些思想中一切敌对的因素也许会同俄罗斯民族性协调起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让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因为俄国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笃信宗教，温顺谦恭，逆来顺受，富有博爱精神，具有极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道德的表率。可在俄国历史上，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只有过一次结合，那就是1812年的抗法卫国战争。当前，在西方思潮与文化的冲击下，俄国知识分子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一起推行各阶级和睦相处的宗法制田园生活，这既与欧洲先进的社会思想相接，又植根于俄国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在《罪与罚》中，作家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等的形象，把自己声明中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了。

在小说中，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由于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一度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然而在索尼娅的影响下，他终于克服了自己内心的矛盾，主动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并在宗教中找到了新生。索尼娅是作家塑造的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她实际上是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美好代表：她虔信宗教，温顺柔和，逆来顺受，而且具有突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博爱的化身，她的继母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曾当众指出她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广的爱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她为了济人之难会脱下自己身上的最后一件衣服，光着脚去把它卖掉，再把钱送给你们。”她为了继母的三个孩子，不惜作出了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莫此为甚的自我牺牲——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换钱养活他们。正是在索尼娅这种极强的忍耐和高度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拉斯科尔尼科夫曾为此向她下跪）及其虔诚信仰的感召下，拉斯科尔尼科夫抛弃了西欧思想的影响，而回归到俄国人民与宗教之中，并且与索尼娅相爱了。这就是作家为俄国探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开出的药方——回到人民群众之中，信仰宗教，信奉人民的道德，温顺谦恭，胸怀深广的爱，具有高度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

由上可见，作家的确在主题思想方面颇有创新，并且大大推进、深化和丰富了欧洲小说的主题。与此同时，这一主题又具有极其浓厚的俄罗斯特色。

俄罗斯文学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关注当前社会现实问题，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心理奥秘的揭示来反映并思考这一问题，同时又与道德尤其是宗教的内容、与对人性的探索结合起来，因而又具有了超越性——由当前的现实功利性上升为普遍性、永恒性。可以说，俄罗斯学是一种既具当前现实功利性又相当具有人类性的极其难得的文学，它面向现实，但又颇具超越性；它关注彼岸，但又把根子深深地扎入俄罗斯劳苦群众的土壤。因此，这一文学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强烈的民族激情。它具体表现为关心俄罗斯民族与俄国的前途与命运。这一点，仅从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人物——“多余人” 、“新人” 、“忏悔的贵族” 等等——上即可一目了然，他们无一不表现了作家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对俄国前途与命运的关注与思考。《罪与罚》植根于这一传统之中，但又有新的突破——“多余人”、“忏悔的贵族”关注的是占少数的上层贵族的命运，“新人”虽有突破，但毕竟只是一些出类拔萃的平民知识分子，陀氏的主人公则是普普通通的城市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他们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后是绝大多数，也更具有普遍性，他们的命运与出路直接关涉到俄国的命运与前途，作家满腔热情地对此加以关注，更是体现了他那相当强烈的民族激情（从前述作家写的声明中已可略见一斑）。可以说，正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俄国文学才真正转向了城市广大的普通民众，完全以他们为描写对象，深刻而全面地表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及出路问题。

其次，是独特的道德体系（道德内省与道德理想主义）。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10世纪末，弗拉基米尔大公从拜占庭直接接受了基督教。拜占庭基督教中希伯来文化的强烈的原罪意识，被俄罗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此后，由于被蒙古长期征服，这种原罪意识与苦难意识交融，在民族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浓郁的罪孽意识，这种意识在俄罗斯人的心中渐渐扎根，使他们注重道德的修养，注重忏悔，并在灵与肉的冲突中肯定前者，否定后者，进而形成一种超越意识，一种执著于精神追求的理想主义和一种强烈的殉道精神。因之，形成了一种重视道德内省的民族传统。

最早奠定俄罗斯文学重视道德这一基础的是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他在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高举起俄罗斯式的道德旗帜，对当时相当流行的弘扬个性与自由，作出了独到的反思。他认为，弘扬个性与自由是必须的，但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责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个人在维护个性、追求自由时，必须意识到自己对自己、尤其是对他人的责任，妥善处理好为我与为他的关系。在诗体小说中，他对小说的男主人公奥涅金在采取行动时有无责任心，态度十分鲜明。当奥涅金以负责的态度，拒绝了达吉雅娜的求爱之后，普希金对其言行大加赞赏，不惜亲自站出来“现身说法”，并指出人们对他的不公：“我的读者，您一定会赞成，/ 说在伤心的达吉雅娜面前，/ 我们的朋友有着可爱的言行；/ 他并非在这里才初次表现/ 他的心灵中正直的高尚，/ 尽管人们由于存心不良，/ 对他丝毫也不宽宥……”而对奥涅金杀死自己的朋友连斯基的不负责任的举动，诗人则满腔义愤，痛加谴责。首先，他写到一个人为了些微小事而杀死自己的朋友该有何等难受的感触，接着，他展示了连斯基作为诗人可能建立的功勋——“他的竖琴原可能铿锵几千年”，最后忍不住深深感叹，愤怒声讨：“唉！读者啊，沉思的幻想家，/ 这位诗人和多情的少年，/ 已经死在他的朋友的手下！”更重要的是，他塑造了达吉雅娜这一美好的女性形象作为俄罗斯道德的理想化身。在诗体小说中，达吉雅娜的个性被置于具有崇高道德意义的地位上面。在她身上，那种严肃慎重地对生活以及对他人的态度，那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深刻责任感，那种将生活视为高尚道德事业的特点，使她成为典型的“俄罗斯灵魂”。她在道德上不可动摇的坚定性和责任感，远远超出了家庭生活的范围，它独特、深刻地表现了甘愿作出自我牺牲的一代人的崇高理想，体现了俄罗斯民族传统的道德理想，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巨大的道德力量，对此后的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的俄国小说对此进行了深化。小说家们更多地从人的道德内省或内心的善恶冲突中来表达道德的主题，高扬道德的旗帜。屠格涅夫极其强调人的反省意识的意义：“在每一个活人身上存在着否定、‘反省’的精神要素，这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特点。‘反省’——这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弱点，是我们的毁灭，也是我们的生路……按照我们俄国的说法，反省意谓‘反思自己心灵的意识’。” 并且，在小说中大量描写了人的反省意识。托尔斯泰刚登上俄罗斯文坛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写了评论其《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集》的文章，指出其创作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心灵的辩证法”，一个是纯洁的道德情感。其实，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纯洁的道德情感往往是通过不断进行的自我观照与自我反省来体现和达到的，这贯穿于托翁的整个创作之中，在著名的《复活》中尤为突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托尔斯泰深入细致地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如何从动物式的人和麻木不仁中复活，升华到崇高的道德境界——不仅怜悯他人、爱他人，而且能为所爱的人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聂赫留朵夫为了重新爱玛丝洛娃，也为了赎罪，愿放弃一切，并陪同她走上了漫长的流放远方之路；而玛丝洛娃则在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之后，为了他的名誉与前途，拒绝了他的求婚，而嫁给别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把握和领会了普希金开创的这一重视道德理想的传统，并且以独特的创新予以深化。他从抽象的伦理道德原则出发，把人的心灵看作善与恶、上帝与魔鬼展开连续斗争的场所，因而，他十分善于展示人的灵魂中善恶两极的交战。他的作品总是描写人的心灵善恶两极的激烈交战，从早期的《双重人格》一直到最后的作品《卡拉玛佐夫兄弟》莫不如此。《罪与罚》真正奠定了他的这一思想体系。小说一方面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西欧思想的影响下，试图无视“平庸”的道德规范，证明自己的确是“非凡的人”，可以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杀死对社会和人们有害无益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另一方面杀人后又受到良心的谴责，深感痛苦。小说生动而震撼人心地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决定杀人后的内心矛盾冲突，特别是杀人后灵魂中善恶两极的激烈争斗。最终，他在虔信宗教、为了他人勇于牺牲自己的索尼娅的影响下，善战胜了恶，主动投案自首了。这一作品早于托尔斯泰的《复活》（1889~1899）20多年，它在俄国文学史上比较早地把普希金式的人的外在道德冲突转到人自身的内心深处，让人的心灵成为善恶交战的道德战场，真正奠定了俄国文学中人的内心道德内省与善恶交战这一传统的基础。

再次，浓厚的宗教色彩。俄罗斯民族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宗教情感，不少学者因而称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虔信宗教的民族。对俄罗斯人影响深远的是其国教——东正教。东正教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它的神秘主义，一是它的人道主义。神秘主义与本文关系不大，此处不赘。东正教较多地保留着早期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主要表现为：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爱上帝、爱邻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人人是兄弟”的精神、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与怜悯。东正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俄罗斯人的人道主义传统，这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尤为明显，他们关心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极力追求无限、永恒。这样，他们一方面有一种现实的对人间的不幸与苦难的同情与怜悯，另一方面更有一种终极的追求——竭力探寻人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关心人的灵魂能否进入永恒，最终能否得救。这二者的典型体现，一表现为19世纪后期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人民大众过分极端的负罪感乃至“民粹派”发起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一表现为俄罗斯的“最高纲领主义” 。

每一个俄罗斯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正教的影响。但真正奠定俄罗斯文学这一宗教传统并使之影响深远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北京大学的任光宣教授在其《基辅罗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俄国文学与宗教》一书中颇为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托翁和陀翁的文学创作与宗教的关系，归纳了其宗教思想体系。他指出，托尔斯泰是一位笃信基督的俄国作家，他一生都在寻找“正确的”宗教信仰，寻找上帝，最后终于找到了爱的上帝，爱的精神。爱的法则成了他救世的灵丹妙药，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和真谛。基督教的原始教义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他基于这个教义创造了自己的新的宗教哲学——托尔斯泰主义。这是一种福音书与东方宗教哲学相结合的新宗教，其核心思想是勿抗恶和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把渗透着基督精神、表现基督意识、思想和观念的俄国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从人和神人、受难之路与爱的力量、人的自由之路、双重人格——善恶本性的嬗变探讨了人性及人的出路问题，但陀氏的宗教观虽来自基督教，又与之有所不同。他的宗教观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神。他的宗教和他的文学创作都以人为中心。他所创作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的善恶本性，表现人的“上帝”与“魔鬼”的搏斗，灵与肉的分裂所形成的双重人格；写出神人和超人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启示世界和魔幻世界；展示人为了达到人格的完美和统一，为了达到精神的复活而走的一条痛苦的受难之路；写了人对基督的反叛后又向基督的皈依，也写了那些与神性的自由割断联系而不能得到复活，而导致个性的毁灭的人。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揭示“人的秘密”，展现出融于他的艺术世界中的全部宗教意识和形象体系 。

当然，这些特点不少在《罪与罚》中还不太明显，而主要体现在这部作品以后的一些重要作品，尤其是《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罪与罚》的浓厚的宗教色彩，首先表现为皈依宗教，在温顺、忍耐和爱别人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拉斯科尔尼科夫早年在母亲的影响下信教，读大学时受无神论及其他思想的影响，不再信教，走上了反叛基督的道路，为此他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并且犯了杀人之罪，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惩罚下备受折磨，最终，在虔信宗教、温和恭顺、极其关爱别人甚至为了别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索尼娅的影响下几经挣扎（如小说第四章第四节相当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卖淫女和一个杀人犯共读《圣经》的情景，以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感动与抵触），逐渐觉悟，终于又皈依了基督（在小说的尾声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主动向索尼娅要来《圣经》，枕在枕头底下，并且在心里认为，索尼娅的信仰已成了他的信仰，索尼娅的希望和感情也成了他的感情和希望，这就意味着，他也像索尼娅一样，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温顺地对待一切，同时深深地爱别人）。小说的宗教色彩还体现为东正教式的人道主义——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与怜悯。小说中所有下层人的不幸遭遇以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反抗行动，都表现了作家本人对社会不公的抗议。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读书时尽管自己并不宽裕，依然用自己那点微薄的钱支援一个贫苦的、患有肺病的同学，后来，在极端贫困中，依然把身上仅有的钱倾其所有地资助马尔梅拉多夫的遗孀，充分表现了对贫穷的不幸者的同情、怜悯和帮助。而索尼娅在得知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杀人犯并且他极其痛苦时，马上宣布他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并且用拥抱和亲吻去安慰他，同时宣称要永远爱他，永远不离开他，愿意跟随他到天涯海角（详见第五章第四节），这更是只有东正教才有的一份极其深广的对罪人的同情与爱。

在艺术形式方面，《罪与罚》也充分体现出，它是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

如前所述，欧洲小说从16世纪至19世纪大约经历了情节小说、人物小说、心理小说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在《罪与罚》创作与发表的前后，西欧更主要的是人物小说，尽管它较之18世纪的人物小说已有较大的发展——它受到自然科学较大的影响，更注意环境的逼真性和反映生活面的广泛性，具有较明显的纪实色彩，在这方面，巴尔扎克、左拉是典型代表。当然，西欧也有心理小说，但它们还只是初创阶段较为原始的心理小说。感伤主义的心理小说，大多以自述或书信的形式揭示人物的心理，如英国理查生（1689~1761）的《帕梅拉》（1740~1741）、《克拉丽莎》（1747~1748）、法国卢梭（1712~1778）的《新爱洛伊丝》（1761）、《忏悔录》（1781~1788）、德国歌德（1749~1832）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等，其功绩在于使小说由重视客观、外部的描写转向注重主观、内心的展示，但其揭示内心的方法是比较原始、简单的类似内心独白的方法。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司汤达（1784~1842）由于在心理小说方面的创新，被一些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这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红与黑》（1831）之中。该小说的心理描写确实独特而深刻。作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心理。一种是心理分析，它主要由作家进行，往往通过风景、建筑、摆设、肖像、服饰、对话、动作等外部细节的描写来提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分析人物的欲望、观念的细微变化，解剖矛盾复杂的内心运动。一种是内心独白，它往往与个性特征、典型环境紧密结合，表现一个人物从强烈欲望的产生到行动所经历的内心运动过程。但由上可见，这两种方法依然是比较传统的，只是较之感伤主义心理小说更为灵活、深刻而已，而且，司汤达还极其重视环境的描写与情节的曲折性。书中刻意安排了于连一生经历的三个由小到大、从低至高的环境：唯利是图的外省小城维利叶尔市、阴森虚伪的省城贝尚松神学院、阴谋腐败的都城巴黎木尔侯爵府，同时精心设计了于连的两次恋爱及失败、两次预言性场面等等，小说的结尾还颇具传奇色彩地描写了玛特尔小姐对于连头颅的独特安葬，这一切，都使这部小说与人物小说乃至情节小说关系密切，显得颇为传统。

《罪与罚》则是一部真正的心理小说，并且其创新之处还直接与20世纪的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的文学相通。

这部小说主要是一部揭示人物心灵道德冲突、善恶交战的心理小说。如前所述，这部小说的主要篇幅是用于揭示拉斯科尔尼科夫心灵的道德冲突与善恶交战，因而它是一部真正的心理小说。这在艺术上，具体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淡化西欧小说的逼真的环境与人物描写，缩小描写的空间范围，以便集中笔墨深入细致地揭示主人公的心灵冲突。尽管早在中学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十分喜爱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其创作也受到他们较大的影响，但在艺术形式方面他又大大地突破和超越了他们。

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喜欢连篇累牍、细致入微地逼真描写人物所生活的环境，对人物肖像的描写也是尽可能逼真入神，这在他们的代表作《高老头》（伏盖公寓外观与内部的描写）、《巴黎圣母院》（巴黎中世纪的街道、圣母院的建筑写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以致有评论家认为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是“巴黎圣母院”）中尤为突出。同时，他们还喜欢也善于描写广阔的生活画面：巴尔扎克自称要当法国历史的书记官，恩格斯认为他的《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并且说，“我在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与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泰纳更是称他的作品为“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都场景众多，反映的生活面极广。而这些，也是西欧19世纪所有小说家的一大具有时代特色的特点。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胆地超越了以上这些，他大大地淡化了小说的环境与人物描写。这部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彼得堡，但关于彼得堡的特点与民俗风情我们从小说中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们看到的只是在当时俄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都能见到的一般性的简单描写：“街上酷热难当，而且又闷又挤，到处是石灰浆、脚手架、砖头、灰尘，以及夏天特有的那种臭气……在城市的这一段区域，小酒馆特别多，从这些小酒馆里飘出一阵阵闻之欲呕的臭味，再加上虽然在上班时间也会不断碰到的那些醉鬼，给这幅画面添抹了最后一笔令人厌恶的阴郁色彩”。而小说中一再提到的干草市场，其环境描写更是简单：“当他经过干草市场时，刚好是九点钟左右。所有摆摊的、挑担的、开大小店铺的商贩们正纷纷在关门落锁、捡货收摊，像他们的买主一样，各自回家。在楼房底层开设的那些小吃铺附近，以及在干草市场上那些房子的臭烘烘、脏兮兮的院子里，特别是那些小酒馆旁边，拥挤着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和穿得破破烂烂的穷人。”

对于人物的描写也是如此，例如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外貌，作家根本就没打算浓墨重彩地加以细细描写，而只是相当简明扼要地粗粗提了一下他有一张清秀的脸庞，同时“顺便说一下，他长得俊秀，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深褐色的头发，身材中等以上，修长而匀称”。小说的另一重要人物索尼娅的肖像描写同样简单：“在这顶轻浮地歪带着的圆草帽下面，露出一张瘦条条、白煞煞、惶惶不安的小脸，嘴巴大张着，两只眼睛因惊吓而直瞪瞪的。索尼娅身材纤小，大约十八岁，人虽瘦弱，却是一个长着一双美妙动人的浅蓝色眼睛、相当好看的金发女郎。”其他人物如拉祖米欣、卢仁、斯维德里盖洛夫等等的肖像描写，也无一不是简洁而特色不多的。杜涅奇卡的外貌描写，在小说中可以说是最为细致的了，但与西欧的小说相比，却依然稍嫌简单了些：“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丽质天成——身材高挑，体格十分匀称，健壮有力，而且相当自信——这种自信在她一颦一笑、举手投足的每一姿态中都流露出来，不过这丝毫也不损害她举止的温柔和风姿的优美。她的脸庞很像哥哥，甚至堪称美人儿。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比她哥哥头发的颜色稍浅一些；眼睛近乎黑色，亮晶晶的，颇为高傲，同时又时常偶尔变得异常善良。她肤色白皙，但并非那种病态的苍白；她的脸蛋容光焕发，红润健康。她的嘴略微小了些，鲜灵灵、红嘟嘟的下嘴唇和下巴一道微微向前突出——这是这张秀美的脸上唯一的不足之处，但它也赋予这张脸庞一种特别的个性，顺便说说，仿佛使这张脸庞具有了一种傲慢的神情。她脸上的表情往往严肃多于欢快，总是在冥思苦想；然而，这张脸是多么适宜于微笑啊，欢快、青春、无忧无虑的笑容对于她来说，是多么适宜啊！”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尽可能地把描写生活的面集中到一个比较小的空间，这部小说虽然也写到外省的人物，如斯维德里盖洛夫、杜涅奇卡等等，但他们在外省的活动是通过书信和回忆交代出来的，而后来作家干脆让他们来到彼得堡。因此，这部小说的空间和场面较之西欧小说狭小得多，主要集中于彼得堡的下层区域。小说的时间也主要高度集中在短短的几天里。

作家简化环境与人物描写、使时空高度集中的目的，是为了集中笔墨深入、细致地揭示人物的心灵（杀人只用一章来写，杀人后内心的善恶交战则写了五章）。在这方面他作出了独特而深刻的贡献，并且对20世纪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处仅拟从主人公的双重人格和潜意识心理的揭示方面简单地谈一谈。

在整个欧美文学中，最早描写人的双重性格的是德国作家霍夫曼（1776~1822）和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霍夫曼在其名篇《斯居戴里小姐》（1819）中描写了一个金器首饰匠，他白天是一个文质彬彬、技艺高超的手艺人，晚上则变成杀人劫财的强盗；在其长篇小说《魔鬼的迷魂汤》中较早采用了分身人手法。爱伦·坡在其小说《威廉·威尔逊》（1839）中也采用了“分身人”的手法来描写人的双重性格。此外，爱伦·坡还在《黑猫》、《反常之魔》等小说中较早地描写了人的潜意识中的善恶交战。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霍夫曼和爱伦·坡的作品非常熟悉，并写过介绍、评论他们的文章，他的小说继承了他们描写双重人格的传统，但又加以推进和发展。1846年他曾直接效仿他们，以“分身人”的方式创作了中篇小说《双重人格》，尽管这部小说奠定了此后作家题材与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艺术上却由于缺乏独创性，而未获成功，也为作家自己后来所否定。从《罪与罚》开始，作家以新的方式来描写人的双重人格，这就是全面、深刻、细致入微地写出人身上天使与魔鬼共存的特性，展示人的灵魂深处善与恶的交战。

这部小说在这方面写得最精彩的是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善与恶以奇特的方式统一在他身上。一方面，他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善的一面，他心地善良，极富同情心，并且乐于助人，毫不考虑自己，如前所述，他在自己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尽其所能地帮助患肺病的贫困同学，在这位同学死后又去照顾他那体弱多病的父亲，在这位老人生病时把他送进医院，在他死后又为他办了丧事；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烈火熊熊的房子救出两个年幼的孩子，以致自己被烧伤；在自己痛苦不堪、极其贫困的情况下，依旧慷慨解囊，把所有的钱都用于资助与自己仅一面之识的死者马尔梅拉多夫的遗孀。但另一方面，他心中的恶也颇为活跃，他那“非凡的人”的理论本身就是对普通大众的蔑视，而认为“非凡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可以杀人流血，更是极不人道的观念，这种理论最终导致了他在行动上的杀人作恶。在小说中，作家还通过一些小事，从细处写了主人公一些细小隐秘的作恶心理，如他曾两次十分残酷地向索尼娅揭穿其可能遭到的最大的不幸，使她备受折磨，痛苦不堪，而他则从她的痛苦中得到一种恶意的快感（详见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

小说对人物心灵的揭示还表现为对主人公潜意识的描写。这种潜意识主要是一种病态乃至变态的心理深层，包括幻觉、梦呓、梦境。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潜意识是人的深层心理，较人的意识更能体现人的灵魂的本质。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身患热病，且时常发作，同是又饱受贫穷的折磨、深感社会的不公，心灵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因此他的心理既是病态的也是变态的，小说生动细致地描写了他的这种心理。此处限于篇幅，仅拟通过主人公的三个梦境，来简单分析一下小说如何用潜意识来揭示人物的心理。

一个梦境出现在主人公杀人之前。此时，他的内心善恶交战已比较激烈，他既想实践自己的理论去杀死老太婆，又受到良心和道德的制约，试图放弃这一杀人的计划。他喝了点酒，非常疲乏地躺在一片灌木丛中的草地上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尤其是梦见了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庄稼汉在强逼一匹瘦弱不堪的小母马拉动只有高头大马才能拉动的大马车和众多的乘客，小母马竭尽全力也无法拉动马车，庄稼汉们拿起各种器械照准它狠狠抽打，可怜的小母马被打得倒在地上，依旧试图站起来拉动马车，但它终于被活活打死了（详见第一章第五节）。这个梦境内涵相当丰富，它揭示了拉斯科尔尼科夫颇为复杂的隐秘的内心情感。首先，这匹小母马是全体不堪重负、尽心尽力而又饱受欺凌与压迫的贫苦无助的俄国人民的象征，主人公在心灵深处同情他们，试图帮助他们（他之所以要杀死老太婆抢夺她的钱财，就是有一种朦胧的愿望，想用她的钱来救济上百成千个需要救济的穷人）。他的这种心情幻化为梦境，生动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其次，这匹小母马也是主人公自身的象征。尽管他雄心勃勃，要成为拿破仑，要杀死老太婆以证明自己确实是“非凡的人”，但他毕竟从小深受东正教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小说中多次写到主人公自己激励自己采取行动），因此，一方面是雄心和计划在拼命鞭策他不顾一切地向前，另一方面，他又的确不堪良心和道德观念的重负，随时可能在它们的鞭打下倒下。最后，这个梦境还可以理解为，拉斯科尔尼科夫要么像那匹瘦马一样任人驱赶，被折磨致死；要么成为那匹马的鞭打者、压迫者、统治者，也就是说真正超越“平凡的人”，而成为“非凡的人”。

另一个梦境出现在杀人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被下意识支配，又来到被杀的老太婆家，向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工人打听老太婆被杀时的那滩血迹，引起了怀疑，结果后来被一个他不熟悉的小市民冷不丁钻出来称他为杀人凶手，他那本已疑神疑鬼的心灵顿时如遭雷击，他以为自己真的被人发现了，在极度的惊慌不安中昏昏入睡了，结果做了这一个梦。他梦见又遇到了那个小市民，于是一路跟踪，最后进入了一幢大楼，来到了老太婆的屋里。老太婆并没有死，她坐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低垂着脑袋，拉斯科尔尼科夫拿起斧头就砍，但老太婆不仅没有砍死，反倒垂着头在偷偷地笑，卧室里也有窥视者的笑声和窃窃私语声。拉斯科尔尼科夫气得发疯，使劲用斧头砍老太婆，谁知每砍一下，卧室里的笑声和私语声就越大，而老太婆甚至哈哈大笑起来。拉斯科尔尼科夫吓得拔腿就跑，结果发现到处是人山人海，人们已把他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在观看他，也都在默默地等待着（详见第三章第六节）。这个梦境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主人公隐秘的心态：原以为杀死了老太婆即实践了自己的理论，成了“非凡的人”，然而道德和良心却把这件事无可磨灭地刻在了他的心上，并使得他惶恐不安，随时担心被人发现。杀不死的老太婆和水泄不通的围观者，把他那因小市民而惊起的极度担忧被发现的隐秘心态，形象生动而又入木三分地揭示出来了。一方面，梦境细腻、真实地重现了主人公杀人犯罪时的心理体验；另一方面，充分反映了他保存自我的潜意识再次诱惑他走向毁灭。但梦境的再现也使他备受精神的煎熬，在内心经历着与自己的理论、道德、良心的斗争，形成一种极其复杂、反复纠缠、变化无常、难以捉摸的心理冲突。

第三个梦境出现在主人公流放西伯利亚之后。拉斯科尔尼科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十分痛苦，因为他不但肉体上受到惩罚（服八年苦役），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自己是个罪人，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生病了，梦见全世界遭到瘟疫袭击，人一旦传染上就会发疯，痛苦不堪。于是，社会大乱，人们惶恐不安，相互争斗、残害，只有几个纯洁的特殊人物才能获救，只有他们才能担当繁衍新人种和创造新生活的使命。这个梦是幻想与受压抑的愿望产生的下意识活动。梦中“少数能获新生命之人”在某种程度上影射主人公自己。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尼娅到西伯利亚后，他接受心灵的洗礼，开始悔过，以赎别人认为的罪，这表示他接受了惩罚，想以教徒的驯服来忍受一切，以换取精神上的获救。这个梦是在复活节那个星期做的，这相当巧妙而含蓄地反映了主人公下意识里渴求复活和新生的愿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对人的潜意识的揭示，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开拓，对20世纪文学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世界文学》一书对此有一定的论述，详见该书《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加缪（关于法国认识〈罪与罚〉的历史过程的记载）》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二十世纪德语小说》两部分中的有关论述。

第二，为了更好地集中笔墨揭示人物的灵魂深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上还独具匠心地采用了戏剧化的手法。

运用戏剧的方法于小说创作，在西欧并非没有先例。巴尔扎克早年曾钻研过古典主义戏剧，并创作过戏剧，后来他的小说创作借用了戏剧的一些方法，如他的代表作《高老头》就是显例，其结构安排严谨而富有戏剧性。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拉斯蒂涅的堕落，一条是高老头的悲剧，两者由拉斯蒂涅与高老头同住伏盖公寓并相识而连接起来，相互映带。由这两条线索，又引出鲍赛昂夫人的被弃和伏脱冷的被捕两条次要线索。四条线索主次分明，以拉斯蒂涅的见闻与经历绾合起来，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交织，使全书线索虽多而脉络分明。在这严谨的结构中，小说又善于以戏剧性的方式来表现主题、组织矛盾冲突，如伏脱冷对拉斯蒂涅的开导，高老头临死前的长篇大论，都像是戏剧中的独白，而伏脱冷的被捕、鲍赛昂夫人的告别舞会、高老头的惨死等等，又像是最精彩的戏剧场面。但整部作品对戏剧手法的运用也仅此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创之处在于，他完全以戏剧的方法来结构小说，安排人物，展开情节，揭示心灵。季星星先生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一书中，从紧张、对白、淡化、集中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可以参看。此处，拟稍稍分析一下季先生未曾论述或谈得不那么透彻的两个方面——锁闭式结构和叙事方法。

《罪与罚》在结构上采用了西欧戏剧中最典型的锁闭式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往往运用因果倒置的叙事手段，从故事接近高潮的前夕进入情境，然后直奔高潮，走向尾声，展示事件的结果，而把事件的起因用追叙或插叙的方法交代出来，这样既能造成悬念，吸引观众，在写法上也既经济又集中，很能增强戏剧效果。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这种方法则是为了更集中深刻地揭示主人公的心灵。《罪与罚》正是从接近高潮的时候写起的。小说一开始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去试探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并侦察她家里的情况，他打算去干一件事却又犹豫不定。他打算干的究竟是怎样一件事呢？他为什么要去干呢？他又为什么要犹豫呢？一系列悬念吸引着读者读下去。然后在几经周折后，他终于杀死了老太婆。故事开始进入高潮。杀人后他内心的善恶交战较之杀人前更为激烈，同时也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他被迫与侦查科长波尔菲里进行了三次心灵上的较量。在这较量的过程中，通过言谈、争论，以回忆的方式，介绍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的原因及他的“非凡的人”的理论。最后在索尼娅的感召下，拉斯科尔尼科夫投案自首。在尾声中，交待了他开始皈依宗教并与追随他到西伯利亚的索尼娅正式相爱的情况，也交代了其他一些人的结局。由上面的介绍可以知道，小说的情节是相对简单的，中心事件只有一个——杀人，杀人后的内心斗争，最终投案自首。因而，这种结构方式的确可以更集中深刻地表现主人公内心深处的善恶交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小说采用了戏剧式的结构，但它毕竟不是舞台艺术，它的写作自由度远远大于戏剧，因此，小说在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同时，又写了马尔梅拉多夫一家、拉祖米欣、卢仁与列别贾特尼科夫等几条线索，从而反映了较为宽阔的生活。

在叙事手法上，这部小说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第一，在叙事系统方面，西欧小说主要以人物、情节、环境为主，《罪与罚》则已主要转到人物心理方面，具有不少现代小说的特点，这是它的一个创新，但要注意的是，它毕竟还是19世纪的作品，因此其显著特点是把对外部生活的叙述与对心理的揭示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前所述，小说不仅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非凡的人”的理论形成的前因后果，而且描写了马尔梅拉多夫、卢仁等的生活与活动。第二，在叙事视点上，多角度、多声部地揭示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与自己、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他人的冲突。在这方面，前苏联学者巴赫金在其名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已有经典论及，此处不赘述。

陀思妥耶夫斯基上述的艺术创新也是俄罗斯式的，并且对俄国小说也有极大的推进。

俄罗斯文学有一种刻画心理、表现心理、分析心理的传统，起始于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继续深化之，前苏联学者弗赫特把这种文学现象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的奠基者是普希金，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像西欧小说一样，主要通过书信和内心自白来展示人物的心理。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在这方面有所发展——通过多角度的方式（多个人谈论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揭示人物心理，尤其善于通过人物的自我分析揭开心灵的秘密。屠格涅夫则更多地受西方影响，注重通过行动和行为的结果揭示人物的心理 。托尔斯泰在俄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一大贡献是，把此前作为说明人物行为的心理动机的心理描写，变成观照和开掘人生的一种方法，并且独创了展示人物心理的独特方法——“心灵辩证法”，善于深入细致地描写连接心理两极的环节，尤其是善于描写心灵发展的隐秘过程，其中的一些描写，还达到了意识流的高度（如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对安娜自杀之前的一系列心理描写）。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他的小说中，外部世界只是引发人物内心活动的一个条件，而且，他不仅善于描写一般的人物心灵世界（如早期小说《穷人》），他更擅长的是，展示人物的带有某种病态性质的心灵状态，特别是那种意识近似精神分裂而又具有双向转化的心灵状态，在艺术手法上则善于运用幻觉、梦呓甚至某些隐微的潜意识来揭示人物的心灵的深层，更善于运用复调小说的形式，通过多声部的对话、辩论、抗衡，展示复杂幽秘的内心世界。为了表现这种复杂隐微的内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变西方和俄国此前小说的时间性叙事为空间性叙事，以便更好地聚焦于人物的心灵世界，从而使其小说成为一种共时性存在的空间体小说，并且，在艺术结构上更多地采用一种戏剧式的结构方式，甚至运用了一些戏剧手法，从而使小说戏剧化了。

总括来看，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方面颇具俄罗斯特色的创新与推进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心理描写方面，从此前的单一性走向多角度。在保留突出的内省性（主人公的自我分析、自我解剖）的同时，进而展示人物心灵的自我斗争，最终发展为多声部和挖掘深层心理；第二，在文体特征方面，从此前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诗与散文的结合（人与自然的结合、抒情）走向戏剧化；第三，在叙事方法方面，则表现为把对外部生活的叙述与心理的揭示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叙事系统和由定点到多角度的叙事视点。

综上所述，《罪与罚》的确是一部俄罗斯式的全新的长篇小说，它完全实现了作家自己预期的目的，不仅在俄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确立了他作为伟大作家的名声，奠定了他极其重要的文学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

本书译自1984年莫斯科“俄语”出版社出版的《罪与罚》，这个本子是俄罗斯人为外国读者出版的一系列俄国文学经典名著中的一种，全书的每一个单词都标有重音，并且附有详细的注释——不仅说明了书中涉及到的俄国和外国的一些历史、文化背景，而且介绍了俄罗斯的某些风俗民情，更对一些难以理解的词、句进行了简要的注析，这对更准确、深入地理解该作品有着极大的帮助。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张铁夫教授（1938~2012）十年前在本书初译时曾把他珍藏多年的这一版本慷慨惠借给译者，2012年临终前又嘱咐把他的俄文书籍和资料全部赠送译者，作为他的学生，只能努力工作，做出更好的成绩，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深挚、永久的怀念，以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在翻译本书时，译者曾参考了国内出版的若干个译本，受益匪浅。在此，谨向各位前译者表示感谢。由于能力有限，本译本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很可能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这个译本是十年前翻译的，出版后颇受欢迎，反响不错。这次利用重新出版的机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核对俄文原文，对前五章进行了细致的校对和一定的修改；为保持作品语言风格的统一，对原来朱宪生先生翻译的第六章和尾声全部进行了重译。2012年6月，译者在圣彼得堡时，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过的地方以及《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所住的公寓等处进行过实地考察，这对作品的理解、修改和翻译大有助益。

201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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